一
在什麽意义上可以说俄国革命具有国际意义？
无产阶级在俄国夺取政权（1917年10月25日，即公历11月7日）后的最初几个月，人们可能觉得，由于落后的俄国同先进的西欧各国有巨大的差别，西欧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同我国的革命将很少有相似之处。现在我们已经有相当丰富的国际经验，它十分明确地说明，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所具有的意义，不是局部地区的、一国特有的、仅限于俄国的意义，而是国际的意义。我这裡所说的国际意义不是按广义来说的，不是说：不仅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而且所有基本特点和许多次要特点都具有国际意义，都对所有国家发生影响。不是的，我是按最狭义来说的，就是说，所谓国际意义是指我国所发生过的事情在国际上具有重要性，或者说，具有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性，因此必须承认，具有国际意义的是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
当然，要是夸大这个真理，说它不限于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那是极大的错误。如果忽略另外一点，同样也是错误的，那就是：只要有一个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就很可能发生一个大变化，那时，俄国很快就不再是模范的国家，而又会成为落后的（在“苏维埃”和社会主义的意义上来说）国家了。
但在目前历史时期，情况正是这样：俄国这一模范向所有国家展示了它们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发生某些事情，而且是极重大的事情。各国先进工人早就懂得了这一点，而在更多的情况下，与其说是懂得了这一点，不如说是他们凭着革命阶级的本能而领悟到了这一点，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苏维埃政权以及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原理和策略原理具有国际的“意义”（按狭义来说）。第二国际的“革命”领袖们，如德国的考茨基、奥地利的奥托．鲍威尔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之流不懂得这一点，因此他们成了反动分子，成了最坏的机会主义和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的辩护人。例如，1919年维也纳出版的一本没有署名的小册子《世界革命》（《Weltrevolution》）（《社会主义丛书》伊格纳茨．勃兰德出版社版第11册），就异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些人的整个思路和整套思想，更确切些说，表明了他们的困惑、迂腐、卑鄙和对工人阶级利益的背叛，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这一切又都是用“捍卫”“世界革命”的思想作幌子的。
但是，对于这本小册子的详细评论，要等以后有机会时再说了。这裡我们只想再指出一点：在很久以前，当考茨基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叛徒的时候，他曾经以一个历史学家的态度看问题，预见到可能会有一天，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将成为西欧的模范。这是1902年的事，当时考茨基在革命的《火星报》上写了一篇题为《斯拉夫人和革命》的文章。他是这样写的：
“现时〈与1848年不同〉可以认为，不仅斯拉夫人加入了革命民族的行列，而且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的重心也愈来愈移向斯拉夫人那裡。革命中心正从西向东移。19世纪上半叶，革命中心在法国，有时候在英国。到了1848年，德国也加入了革命民族的行列…… 揭开新世纪序幕的一些事变使人感到，我们正在迎接革命中心的进一步转移，即向俄国转移…… 从西欧接受了这麽多的革命首创精神的俄国，也许现在它本身已有可能成为西欧革命动力的源泉了。轰轰烈烈的俄国革命运动，也许会成为一种最强有力的手段，足以铲除在我们队伍中开始蔓延的萎靡不振的庸俗习气和鼠目寸光的政客作风，促使斗争的渴望和对我们伟大理想的赤诚重新燃起熊熊的火燄。俄国对于西欧来说早已不再是反动势力和专制制度的堡垒了。现在的情况也许恰恰相反。西欧正变成支持俄国反动势力和专制制度的堡垒…… 俄国的革命者如果不是同时必须跟沙皇的同盟者──欧洲资本作战，也许早就把沙皇打倒了。我们希望，这一次他们能够把这两个敌人一起打倒，希望新的‘神圣同盟’比它的前驱垮得更快一些。但是不管俄国目前斗争的结局如何，那些在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不幸的是，牺牲的人会很多很多）所流的鲜血和所受的苦难，决不会是白费的。他们将在整个文明世界中培育出社会革命的幼苗，使它们长得更茂盛、更迅速。1848年时，斯拉夫人还是一股凛冽的寒流，摧残了人民春天的花朵。也许现在他们注定要成为一场风暴，摧毁反动势力的坚冰，以不可阻挡之势给各国人民带来新的幸福的春天。”（卡尔．考茨基《斯拉夫人和革命》，载于1902年3月10日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报纸──《火星报》第18号）
卡尔．考茨基在18年前写得多好啊！
在苏维埃政权下，会有更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人鑽到你们的和我们的无产阶级政党裡来。他们将鑽进苏维埃，鑽进法院，鑽进行政机关，因为我们不用资本主义所造就的人才，就不能建设也没有别的人才可用来建设共产主义，因为我们不能赶走和消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应当战胜他们，改造他们，重新陶冶和重新教育他们，──正像应当在长期斗争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也重新教育无产者自一样，因为无产者不能用神术，不能遵照什麽圣母的意旨，不能遵照口号、决议、法令的意旨，一下子就摆脱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偏见，而只有对广泛的小资产阶级影响，展开长期的艰苦的广泛的斗争，才能摆脱这种偏见。反议会派现在这样趾高气扬地、这样目空一切地、这样轻率地、这样幼稚地想一挥手就抛开的那些任务，在苏维埃政权下，在苏维埃内部，在苏维埃的行政机关内部，在苏维埃的“法律辩护员”当中会重新遇到（我们在俄国废除了资产阶级的律师制，这是做的很对的，可是它在“苏维埃的”“法律辩护员”的名义下，又在我国复活起来）。在苏维埃的工程师当中，在苏维埃的教员当中，在苏维埃工厂内享受特权的，即技术最熟练、待遇最好的工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所固有的一切弊端都在不断地复活着，我们只有用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作再接再厉的、坚持不懈的、长期的、顽强的斗争，才能逐渐地战胜这种祸害。
当然，在资产阶级统治下，要克服我们自己党内，即工人党内的资产阶级习惯，是很“困难的”；要把那些为人们所熟悉的、被资产阶级偏见完全腐蚀了的议员领袖驱逐出党，是“困难的”；要使我们绝对必需的（相当数量的，即使是很有限的）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服从无产阶级的纪律，是“困难的”；要在资产阶级的议会裡建立真正无愧于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党团，是“困难的”；要做到共产党议员不玩弄所谓的资产阶级议会游戏，而能在群众中从事最迫切需要的宣传、鼓动、组织工作，是“困难的”。用不着说，这一切都是“困难的”，从前在俄国是困难的，现时在西欧和美国更是困难无比，因为在西欧和美国，资产阶级要强大的多，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等等要强大得多。
然而所有这些“困难”，如果同无产阶级为了争取胜利，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以及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终归必须完成的完全同样的任务比较起来，简直就是儿戏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必须重新教育千百万农民和小业主，数十万职员、官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他们都服从于无产阶级的国家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战胜他们中间的资产阶级的习惯和传统，──如果同这些真正巨大的任务比较起来，那麽，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在资产阶级议会裡，建立真正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共产党员，就是易如儿戏的事情了。
如果“左派”和反议会派的同志们，现在连克服这种小困难都学不会，那麽，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将来或者是没有能力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大规模地管理和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机构，或者是不得不仓促补课，而由于如此仓促，就会给无产阶级的事业带来巨大的危害，会比正常情况下犯更多的错误和表现得更软弱更无能，如此等等。
只要资产阶级没有被推翻，不仅如此，只要小经济和小商品生产没有完全消失，那麽资产阶级环境、私有者的习惯、小市民的传统，就会从工人运动的外部和内部来损害无产阶级的工作，这不仅在议会这一活动领域内是如此，而且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裡，在一切文化场所和政治场所也必然一无例外。在某个工作领域中，遇到一个“令人不愉快的”任务或困难，就打算退避、躲开，是极其错误的，将来一定要因此付出代价。应当学习并且学会毫无例外地掌握一切工作领域和一切活动领域，在一切场合，在每个地方，战胜所有的困难和所有的资产阶级风气、传统和习惯。除此以外，问题的其他提法都是很不严肃、很幼稚的。
1920年5月12日 五
在本书俄文版中，关于整个荷兰共产党在国际性的革命政策方面的行为，我说得有点不正确。因此，我趁这个机会把我们荷兰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封信发表在下面，并且把我在俄文版中所用的“荷兰论坛派”一词，改为“荷兰共产党的某些党员”。
尼．列宁
怀恩科普的来信
亲爱的同志：
承蒙您的好意，我们这些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荷兰代表团的团员们，在您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翻译成西欧各种文字出版以前，就有机会读到它。您在这本书中，对荷兰共产党的某些党员在国际性的政策上所起的作用，再三表示不能同意。
但是，您把这些人的行为的责任放到共产党身上，我们不能不提出抗议。这是极不正确的。而且，这是不公正的，因为荷兰共产党的这些党员很少参加或者完全不参加我们党目前的工作；他们还企图直接或间接地在共产党内推行反对派的口号，而对这些口号，荷共及其一切组织不仅过去，而且直到今天还在进行最坚决的斗争。
仅以荷兰代表团的名义，致兄弟般的敬礼！
戴．怀恩科普
1920年6月30日于莫斯科
附注
[1] 关于“左派”共产党人，即反议会派，将来同一般共产党人合併的问题，我还要提出如下一点。根据我对德国“左派”共产党人以及德国一般共产党人的报纸的了解，前者的长处是他们比后者更善于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工作。某种类似的现象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上也看到过不只一次，不过是在较小的规模上，在个别的地方组织裡，而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例如在 1907─1908年间，“左派”布尔什维克有的时候在有些地方鼓动群众，比我们更有成效。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在革命的时刻或在人们对革命记忆犹新的时候，採取“简单”否定的策略比较容易接近群众。然而这并不能证明这种策略就是正确的。有一点是绝对不容有丝毫怀疑的：一个共产党要想在事实上成为革命阶级的即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或先进部队，并且还要想学会领导广大群众，不仅是无产阶级的群众，而且包括非无产阶级的群众，被剥削的劳动群众，那麽它就必须善于用城市工厂区“市井小民”和乡村居民都最容易接受、最容易了解、最明白而生动的方式去进行宣传、组织和鼓动。
[2] 关于这一点，1920年3月28日和30日奥地利共产党杰出的机关报《红旗报》（1920年维也纳出版的《红旗报》第266号和第267号所载的L.L.《德国革命的新阶段》一文）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说得非常简明而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