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英国“左派”共产主义者

     英国现在还没有共产党，但是工人中间出现了一种崭新的、广泛的、强大的、迅速增长的、令人感到极有希望的共产主义运动；有几个政党和政治组织（“ 英国社会党”、“社会主义工人党”、“南威尔士社会主义协会”、“工人社会主义联盟”）希望成立共产党，并且正在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在“工人社会主义联盟”的机关报《工人无畏舰》周刊（1920年2月21日第6卷第48期）上刊载了该刊主编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的一篇文章：《向建立共产党的目标前进》。这篇文章叙述了上述四个组织谈判的经过，谈判的内容是：在加入第三国际、承认苏维埃制度（而不是议会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共产党。原来，不能立刻成立统一的共产党的主要障碍之一，是它们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分歧在于要不要参加议会以及新成立的共产党要不要加入旧的、行业性的（大半由工联组成的）、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工党”。“工人社会主义联盟”以及“社会主义工人党”[1]都反对参加议会选举，反对参加议会，反对加入“工党”，在这方面它们和英国社会党全体党员或多数党员意见不一致，在它们看来英国社会党是英国“各共产主义政党中的右翼”（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的上述文章，第5页）。

  这样看来，基本的分野同德国是一样的，虽然分歧的表现形式（同英国比较起来，德国的表现形式更接近“俄国的”表现形式）以及其他许多情况有很大差别。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左派”的论据。

  关于参加议会问题，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引証了同一期周刊上威．加拉赫（W. Gallacher）同志的一篇文章，加拉赫同志以格拉斯哥“苏格兰工人委员会”的名义写道：

  “本委员会明确反对议会制度，而且得到了各种政治组织的左翼的支持。我们是苏格兰革命运动的代表，这个运动力求在全国产业部门〈在各个生产部门内〉建立革命组织，并且以各社会委员会为基础建立共产党。长期以来我们同官方的议员们进行争论。我们过去认为没有必要向他们公开宣战，而他们也害怕向我们展开进攻。

  然而这种状况不会长久继续下去。我们正在全线节节胜利。

  苏格兰独立工党的广大党员对议会愈来愈反感，几乎所有地方组织都讚成Soviets〈俄语“苏维埃”一词的英语音译〉或工人苏维埃。当然，这对于那些把政治视为谋生手段〈视为职业〉的先生来说，是极其严重的事情，因此他们用尽一切办法来说服他们的党员重新投入议会制度的怀抱。革命的同志们不应当〈所有黑体都是原作者用的〉支持这伙匪帮。我们在这方面的斗争将是很艰巨的。在这场斗争中，最糟糕的就是那些关心个人利益胜过关心革命的人将会叛变。对于议会制度的任何支持，都只会有助于使政权落到我们不列颠的谢德曼和诺斯克之流的手裡。韩德逊和克林兹（Clynes）之流已经反动透顶。正式的独立工党愈来愈处于资产阶级自由党人的支配之下，资产阶级自由党人在麦克唐纳和斯诺登之流的先生们的阵营中找到了精神上的安乐窝。正式的独立工党极端仇视第三国际，而群众则支持第三国际。无论用什麽方法来支持机会主义的议员，都不过是为上述这些先生效劳。英国社会党在这方面不起任何作用…… 这裡需要一个健全的革命的产业〈工业〉组织和根据清楚的、明确的、科学的原则去行动的共产党。如果我们的同志能够帮助我们建立这两种组织，我们会欣然接受他们的帮助；如果不能帮助，而又不愿意靠着支持反动派来出卖革命，那麽，看在上帝的份上，就请千万不要干预此事；这些反动分子正热心猎取‘光荣的’（？）〈问号是原作者加的〉议员称号，正渴望証明他们能够像‘主子’那个阶级的政治家一样有成效地实行统治。”

     据我看，这封给编辑部的信出色地表达了年轻的共产主义者或刚刚开始接受共产主义的做群众工作的工人的情绪和观点。这种情绪是极其可喜、极其可贵的；应当善于珍视和支持这种情绪，因为没有这种情绪，英国以及任何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没有希望的。对于善于表达群众的这种情绪、善于激发群众的这种（往往是朦胧的、不自觉的、下意识的）情绪的人，应该爱护，应该关切地给以种种帮助。但同时应该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单凭情绪来领导群众是不够的；即使是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人所要犯的或正在犯的这样那样的错误，也会给革命事业带来危害。从加拉赫同志给编辑部的这封信中，无疑可以看到德国“左派”共产党人目前所犯的和俄国“左派”布尔什维克在1908年和1918年犯过的那种种错误的苗头。

  写信人对资产阶级的“阶级的政治家”满怀着最崇高的无产阶级的憎恨（这不仅是无产者，而且是一切劳动者，即德国人所说的一切“小人物” 都能理解和有同感的一种憎恨）。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代表所表达的这种憎恨，实在是“一切智慧之本”，是一切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及其成功的基础。可是，写信人看来没有考虑到：政治是一门科学，是一种艺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费力是掌握不了的；无产阶级要想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造就出自己的、无产阶级的“阶级的政治家”，而这些政治家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比起来应该毫不逊色。

  写信人透彻地了解到，达到无产阶级目的的工具不是议会，而只能是工人苏维埃，凡是至今还不了解这点的人，哪怕他是最有学问的人、最有经验的政治家、最真诚的社会主义者、最渊博的马克思主义者、最诚实的公民和家庭成员，他也必定是一个最恶毒的反动派。然而写信人甚至没有提出，更没有想到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让“苏维埃的”政治家进入议会，不从内部去瓦解议会制度，不从议会内部去准备条件，使苏维埃能够顺利完成它所面临的解散议会的任务，那麽，要使苏维埃战胜议会是否可能呢？而同时写信人却提出了一种完全正确的意见，他说英国共产党必须根据科学原则来行动。而科学首先要求估计到其他国家的经验，特别是其他同样是资本主义的国家正在经历或不久前曾经经历过的那种非常类似的经验；其次，它要求估计到在本国内部现有的一切力量、集团、政党、阶级和群众，要求决不能仅仅根据一个集团或一个政党的愿望和见解、觉悟程度和斗争决心来确定政策。

  说韩德逊、克林兹、麦克唐纳、斯诺登之流已经反动透顶了，这是对的。说他们想把政权抓到自己手裡（其实，他们宁愿同资产阶级联合执政），说他们想按照资产阶级的那一套老规矩来“实行统治”，说他们一旦当权，就一定会跟谢德曼之流和诺斯克之流一样行事，这也是对的。所有这些全都不错。但由此得出的结论，决不是说支持他们就是背叛革命，而是说工人阶级的革命家为了革命利益，应该在议会方面给这些先生以一定的支持。我现在拿英国目前的两个政治文件来说明这个意思：（1）劳合─乔治首相1920年3月18日的演说（根据1920年3月19日《曼彻斯特卫报》的报道）；（2）“左派”共产主义者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在她的上述文章中所发表的议论。

  劳合─乔治在他的演说中同阿斯奎斯（此人曾接到出席会议的特别邀请，但他拒绝了），同那些不愿意跟保守党人联合而想接近工党的自由党人进行了论战。（在加拉赫同志给编辑部的信中，我们也看到他指出了自由党人转入独立工党的事实。）劳合─乔治証明自由党人必须同保守党人联合起来，而且要紧密地联合起来，否则，工党──劳合─乔治“喜欢称之为”社会党──就会取得胜利，而这个党是力求实现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这位英国资产阶级的领袖向他的听众，向那些至今大概还不了解这点的自由党议员通俗地解释道：“这在法国叫作共产主义，在德国叫作社会主义，在俄国叫作布尔什维主义。”劳合─乔治说，这是自由党人所根本不能接受的，因为自由党人从根本上说是拥护私有制的。这位演讲人声称：“文明正处在危险之中”，因此自由党人同保守党人必须携起手来……

 劳合─乔治说：“……如果你们到农业地区去，我相信你们一定会看到，那裡党派的划分仍然保持着原样。那裡离危险还远。那裡还没有什麽危险。可是，事态一旦发展到了农业地区，那裡的危险也会同今天的某些工业地区一样大。我国居民五分之四从事工商业，而从事农业的几乎不到五分之一。这是我每想到将来我们会遇到的危险时始终不忘的一种情况。法国的居民大都从事农业，在那裡，确定的观念有着牢固的基础，这种基础不会变动得很快，也不太容易受到革命运动的激盪。我国的情况则不然。我国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容易颠覆；如果它一开始动摇，那麽，由于上述原因，它将比其他国家崩溃得更厉害。”

  读者从这裡可以看出，劳合─乔治先生不仅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而且他还从马克思主义者那裡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们不妨也向劳合─乔治学习学习吧。

  我们还想指出劳合─乔治演讲之后在讨论过程中发生的如下一个插曲：

  “华莱士（Wallace）先生问：现在产业工人中间有很多是自由党人，我们从他们那裡得到了很多支持，请问首相，您认为您在工业地区对这些产业工人所採取的政策会得到什麽结果？可能的结果会不会使目前真心帮助我们的工人转过去大大加强工党的势力？

  首相答：我的看法完全相反。自由党人互相倾轧这一事实，无疑使很多自由党人感到绝望而倒向工党方面，现在已经有为数不少的很能干的自由党人参加了工党，他们在破坏政府的威信。结果无疑是社会上同情工党的情绪大大增强。现时社会舆论不是支持工党外的自由党人，而是支持工党，这是最近几次部分改选所表明了的。”

  附带说说，这段议论特别表明，连资产阶级中最聪明的人物也弄煳涂了，不能不干出无法补救的蠢事来。就凭这一点也会把资产阶级断送的。尽管我们的人也会做蠢事（自然，条件是这些蠢事不很大，而且能及时得到改正），但是他们终究会成为胜利者。

  另外一个政治文件是“左派”共产主义者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的下述一段议论：

  “……英克平同志〈英国社会党书记〉把工党叫作‘工人阶级运动的主要组织’。英国社会党的另一个同志在第三国际代表会议上把该党的观点表述得更加明确，他说：‘我们把工党看作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

  我们不赞同对工党的这种看法。工党党员虽然非常多，但很大一部分是无所作为和不关心政治的。这就是那些加入工联的男女工人，他们之所以加入工联，是因为他们厂裡的工友都是工联会员，是因为他们想领取补助金。

  但是我们认为工党所以拥有这样多的党员也是由这样一个事实造成的：工党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多数还没有摆脱的一种思潮的产物，虽然在人民的头脑裡正酝酿着巨大的变化，人民很快就要改变这种情况……”

  “……英国工党同其他国家的社会爱国主义组织一样，在社会的自然发展过程中，必然要上台执政。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聚集力量，以便推翻这些社会爱国主义者，我们在英国既不应当拖延这种活动，也不应当犹豫不决。

  我们不应当分散自己的精力去增加工党的力量；工党上台执政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创立起一个共产主义运动来战胜工党。工党很快就要组成政府；拥护革命的反对派必须准备好冲击这个政府……”

  总之，自由派资产阶级正在放弃那种历史上被数百年来的经验奉若神明的、对剥削者异常有利的“两党”制（剥削者的“两党”制），而认为必须联合两党的力量同工党作斗争。一部分自由党人好像覆舟时的老鼠，纷纷跑到工党方面去。左派共产主义者认为政权转到工党手中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承认现在多数工人都拥护工党。他们由此得出一个奇怪的结论，这个结论由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表示如下：

  “共产党不应当实行妥协…… 它必须保持自己学说的纯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为改良主义所沾污；共产党的使命是勇往直前，中途不停顿，不转弯，径直走向共产主义革命。”

  恰恰相反，既然英国多数工人现在还跟着英国的克伦斯基之流或谢德曼之流走，既然他们还没有取得跟这批人组成的政府打交道的经验，而俄国和德国的工人所以大批转向共产主义，正是因为取得了这种经验，那麽毫无疑义，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说，英国共产主义者必须参加议会活动，必须从议会内部帮助工人群众在事实上认清韩德逊和斯诺登政府所造成的结果，必须帮助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去战胜联合起来的劳合─乔治和邱吉尔。不这样做，就会增加革命事业的困难，因为工人阶级多数人的观点如果不转变，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而要实现这种转变，必须由群众取得政治经验，单靠宣传是永远不能奏效的。既然现在显然无力的少数工人知道（或者至少应当知道），要是韩德逊和斯诺登战胜了劳合─乔治和邱吉尔，多数工人经过一个很短的时间，就会对自己的领袖感到失望，转而拥护共产主义（或者至少会对共产主义者保持中立，而且多半是善意的中立），那麽这少数工人提出“不妥协，不转弯地前进”这样的口号，就显然是错误的。这很像1 万名兵士跟5万名敌兵交战，在应当“停顿”、“转弯”、甚至实行“妥协”以等待不能立即出动的10万援兵的情况下，却要去同敌人硬拼。这是知识分子的孩子气，而不是革命阶级的郑重的策略。

    一切革命，尤其是20世纪俄国三次革命所証实了的一条革命基本规律就是：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认识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这个真理的另一个说法是：没有全国性的（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危机，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要举行革命，第一，必须要多数工人（或至少是多数有觉悟、能思考、政治上积极的工人）充分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并有为革命而牺牲的决心；第二，必须要统治阶级遭到政府危机，这种危机甚至把最落后的群众都卷入政治活动（一切真正的革命的标志，就是在以前不关心政治的被压迫劳动群众中，能够进行政治斗争的人成十倍以至成百倍地迅速增加），削弱政府的力量，使革命者有可能很快地推翻它。

  顺便提一下，正是从劳合─乔治的演说中可以看到，在英国，这两个可以使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条件显然正在成熟。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错误目前之所以特别危险，正是因为有些革命者对这两个条件都抱着一种不够认真、不够重视、不够自觉、不够慎重的态度。既然我们不是一个革命的小团体，而是一个革命阶级的政党，既然我们要把群众争取过来（不这样，我们就有成为不折不扣的空谈家的危险），那麽，第一，我们就必须帮助韩德逊或斯诺登去打倒劳合─乔治和邱吉尔（更确切点甚至可以这样说，必须迫使前者去打倒后者，因为前者不敢去争取胜利！）；第二，我们就必须帮助工人阶级的多数根据切身经验确信我们是正确的，也就是确信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是毫不中用的，确信他们具有小资产阶级的和叛卖的本性，确信他们必然要遭到破产；第三，我们就必须促使这样一种时机迅速到来，即由于多数工人对韩德逊之流感到失望，可以有很大的成功把握一举推翻韩德逊之流政府，因为那个极其精明老练的、不是小资产阶级而是大资产阶级的劳合─乔治尚且表现得十分惊慌，并且由于他昨天同邱吉尔“摩擦”，今天又同阿斯奎斯“摩擦”而不断削弱自己（以及整个资产阶级）的力量，那麽韩德逊之流的政府就一定会更加惊慌失措了。

  现在我来更具体地谈一谈。在我看来，英国共产主义者应当根据第三国际的原则，在必须参加议会的条件下，把自己的四个党派（四个党派都很弱，其中有的非常非常弱）合并成一个共产党。由共产党向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提议达成“妥协”，达成竞选协议：共同反对劳合─乔治和保守党人的联盟，按照工人投给工党和共产党的票数（不是选票，而是另行投票）来分配议席，并保留各自进行鼓动、宣传和政治活动的最充分的自由。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当然就不能同他们结成同盟，否则就是背叛了；英国共产主义者绝对必须保持和坚持揭露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的最充分的自由，如同俄国布尔什维克曾经保持（1903─1917年的15年内）和坚持了揭露俄国的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即揭露孟什维克的最充分的自由一样。

  如果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同意根据这些条件跟我们结成同盟，那我们就得到好处了，因为议席的多少，对我们完全无关紧要，我们并不追求这个，在这一点上我们尽可以让步（而韩德逊之流，尤其是他们的新朋友们，也可以说是他们的新主子们，即那些转入独立工党的自由党人，对于猎取议席却最起劲）。我们所以得到好处，是因为正当劳合─乔治自己把群众“挑动起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群众中展开我们的鼓动工作，并且我们不仅能够帮助工党更快地组织起他们的政府，而且还能够帮助群众更快地了解我们的全部共产主义宣传，我们将毫无保留、毫不隐讳地去进行这种宣传来反对韩德逊之流。

  如果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拒绝根据这些条件跟我们结成同盟，我们就会得到更大的好处，因为我们可以立即向群众指明（请注意，甚至在纯粹孟什维主义的和十足机会主义的独立工党内部，群众也是赞成苏维埃的）：韩德逊之流宁愿自己靠近资本家，而不愿使一切工人联合起来。那时我们就可以立即得到群众的支持，因为这些群众特别在听了劳合─乔治的一番精彩的、高度正确的、高度有益的（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说明之后，都会支持全体工人联合起来去反对劳合─乔治和保守党人的联盟。我们所以能够立即得到好处，还因为我们可以向群众表明，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害怕战胜劳合─乔治，害怕单独取得政权，力求暗中得到劳合─乔治的支持，而劳合─乔治却公开伸出手去帮助保守党人反对工党。应当指出，布尔什维克在我们俄国1917年2月27日（俄历）革命之后所进行的反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即俄国的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的宣传，也正是由于同样的情况而得到好处的。那时我们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说：请你们撇开资产阶级而掌握全部政权吧，因为你们在苏维埃中佔多数（在1917年6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总共只佔代表总数的13%）。但是俄国的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却害怕撇开资产阶级而单独掌握政权；资产阶级很清楚，立宪会议一定会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这两个政党结成了紧密的政治联盟，实际上它们只代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获得多数[2]，因而一再拖延立宪会议选举，这时，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却不能毅然决然地同这种拖延行为斗争到底。

  要是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拒绝同共产主义者结成同盟，那麽共产主义者就可以立刻博得群众的同情，并使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威信扫地，即使我们因此而失去几个议席，那也完全无关紧要。我们只在极少数绝对有把握的选区内，即在我们提出候选人时不至于使自由党人战胜“拉布分子”（工党党员）的选区内，才提出我们的候选人。我们将进行竞选鼓动，散发宣传共产主义的传单，并且在没有我们的候选人的一切选区内，吁请选民投票选举“拉布分子”，不选资产者。如果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志和加拉赫同志认为这样便是背叛共产主义，或者是放弃对社会主义叛徒的斗争，那他们就错了。恰恰相反，共产主义革命事业无疑会因此得到好处。

 现在英国共产主义者甚至要接近群众，要群众听他们讲话，往往都是很困难的。如果我以共产主义者的身分出来讲话，请他们投票选举韩德逊而不选劳合─乔治，那他们一定会听我讲的。那时我不仅可以向他们通俗地说明，为什麽苏维埃比议会好，无产阶级专政比用资产阶级“民主”作招牌的邱吉尔专政好，而且还可以说明：我要投票支持韩德逊，这就像用绳索吊住被吊者一样；只要韩德逊之流很快地组织起他们的政府，那就会証实我是正确的，就会使群众转到我这方面来，就会加速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在政治上的死亡，这正像他们的俄国和德国的同伙所遭遇的一样。

  如果有人反驳我，说这种策略太“难以捉摸”，太複杂，不能为群众所了解，它会分散和分裂我们的力量，妨碍我们集中力量去进行苏维埃革命等等，那我便要回答这些“左派”反驳者说：请不要把自己的学理主义强加给群众吧！俄国群众的文化程度大概不比英国群众高，而是比英国群众低。可是他们却理解了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革命的前夜，即在1917年9月，曾提出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立宪会议）的候选人名单，而在苏维埃革命后的第二天，即在1917年11月，又参加了立宪会议的选举，这种情况不但没有妨碍布尔什维克，反而帮助了他们，1918年1月5日他们就把这个立宪会议解散了。

  关于英国共产主义者之间的第二种意见分歧，即是否要加入工党的问题，我在这裡不能多谈。关于这个问题，我手头的材料太少，而这个问题又特别複杂，因为英国“工党”的情况异常独特，它本身的结构和欧洲大陆上通常的政党大不相同。不过，第一，毫无疑义，即使在这个问题上，要是有人认为“共产党必须保持自己学说的纯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为改良主义所玷污；共产党的使命是勇往直前，中途不停顿，不转弯，径直走向共产主义革命”，并且根据这一类原则来制定革命无产阶级的策略，那麽他必然要犯错误，因为提出这一类原则无非是重犯法国布朗基派公社战士在1874年宣布“否定”任何妥协和任何中间站的错误。第二，毫无疑义，即使在这个问题上，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像在任何时候一样，也是要善于针对各阶级和各政党相互关系的特点，针对共产主义客观发展的特点来运用共产主义普遍的和基本的原则；要看到这种特点每个国家各不相同，应该善于弄清、找到和揣摩出这种特点。

  但是讲到这一点就不能仅仅联系到英国一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还必须联系到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有关的共同结论。现在我们就来讲这个问题。

附注

[1]    看来，“社会主义工人党”反对加入“工党”，但不是全体党员都反对参加议会。

[2]    俄国1917年11月立宪会议的选举，据悉有3600多万选民投票，结果布尔什维克得票佔25%，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各个政党得票佔13%，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以及同类的各小团体得票共佔62%。

十：几点结论

 1905年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显示了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异常独特的转变：在一个最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裡，罢工运动范围之广和力量之大在世界上第一次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单单1905年头一个月的罢工人数就等于以往十年（1895─1904年）平均每年罢工人数的十倍，而且从1905年1月到10月，罢工还在不断和急剧地发展。由于许多完全特殊的历史条件，落后的俄国第一个向世界不仅表明了被压迫群众在革命时的主动精神的飞跃增长（在一切大革命中都是如此），而且表明无产阶级的作用大大超过了它在人口中所佔的比例，表明经济罢工怎样和政治罢工结合，而政治罢工又怎样变成武装起义，表明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各阶级怎样创造出了苏维埃这种群众斗争和群众组织的新形式。

  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使苏维埃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后来又使它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中获得了胜利。不到两年功夫就显示出：苏维埃具有国际性质，这种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已经扩展到全世界的工人运动，苏维埃的历史使命是充当资产阶级议会制以及整个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掘墓人、后继人和接替人。

  不仅如此，工人运动的历史现在表明：在一切国家中，工人运动都必然（而且已经开始）经历一种斗争，即正在成长、壮大和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运动首先而且主要是同各自的（对每个国家来说）“孟什维主义”，也就是同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斗争；其次是同“左倾”共产主义的斗争（这可以说是一种补充的斗争）。第一种斗争看来已经毫无例外地在一切国家内展开了，这就是第二国际（目前事实上它已被击溃）和第三国际之间的斗争。第二种斗争则存在于德国、英国、意大利、美国（至少“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各派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坚持左倾共产主义的错误，虽然他们几乎普遍地、几乎绝对地承认苏维埃制度）和法国（如一部分过去的工团主义者对于政党及议会活动採取不正确态度，虽然他们也承认苏维埃制度），也就是说，毫无疑义，这种斗争不仅在国际这个组织范围内存在，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

  然而，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在取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之前虽然都要预先经过本质上相同的锻炼，但这一发展过程又是按各自的方式来完成的。在这条道路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大国走得比布尔什维主义快得多；布尔什维主义在历史上用了15年时间才使它这个有组织的政治派别作好夺取胜利的准备。第三国际在短短一年的时间裡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击溃了黄色的社会沙文主义的第二国际；而第二国际仅仅在几个月以前，还远比第三国际强大，还显得坚强有力，还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各方面的，即直接和间接的、物质上（部长的肥缺、护照、报刊）和思想上的帮助。

  现在全部问题就是要使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十分自觉地既考虑到同机会主义以及“左倾”学理主义进行斗争这个主要的基本任务，又考虑到这种斗争由于各国经济、政治、文化、民族构成情况（例如爱尔兰等）、所属殖民地以及不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特征而具有的并且必然具有的具体特点。现在到处都可以感到对第二国际的不满，这种不满正在蔓延和增长，这既是由于它推行机会主义，又是由于它不善于或没有能力建立一个真正集中的、真正能进行指导的中心，一个能在革命无产阶级为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而进行的斗争中指导无产阶级的国际策略的中心。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样的领导中心无论如何不能建立在斗争策略准则的千篇一律、死板划一、彼此雷同之上。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在每个国家通过具体的途径来完成统一的国际任务，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和左倾学理主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都必须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这就是一切先进国家（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在目前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争取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转向苏维埃政权而反对议会制度，转向无产阶级专政而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在这方面主要的（当然这还远远不是一切，然而是主要的）事情已经做到了。现在要把一切力量、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下一个步骤上，也就是说，要找到转向或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式；这个步骤看来似乎比较次要，并且从某种观点上说，也的确比较次要，但是在实践上却更接近于实际完成任务。

 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思想上已经被争取过来了。这是主要的。没有这一点，那就连走向胜利的第一步都迈不出去。可是，这离胜利还相当远。单靠先锋队是不能胜利的。当整个阶级，当广大群众还没有採取直接支持先锋队的立场，或者还没有对先锋队採取至少是善意的中立并且完全不会去支持先锋队的敌人时，叫先锋队独自去进行决战，那就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要真正使整个阶级，真正使受资本压迫的广大劳动群众都站到这种立场上来，单靠宣传和鼓动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这些群众自身的政治经验。这是一切大革命的一条基本规律，现在这条规律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德国都得到了十分有力而鲜明的証实。不仅没有文化、大都不识字的俄国群众，而且文化程度高、个个识字的德国群众，都必须亲身体验到第二国际骑士们的政府怎样懦弱无能、毫无气节、一筹莫展、对资产阶级奴颜婢膝、卑鄙无耻，亲身体验到，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必然是极端反动分子（俄国的科尔尼洛夫、德国的卡普之流）的专政，然后才能坚决转到共产主义运动方面来。

  国际工人运动中觉悟的先锋队，即各个共产主义政党、小组和派别的当前任务就是要善于引导广大的（现在大半还是沉睡、消沉、因循守旧、尚未觉醒的）群众採取这种新的立场，确切一点说，就是不仅要善于领导自己的党，而且要善于在这些群众走向和转向新立场的过程中领导他们。如果说从前不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彻底战胜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就不能完成第一个历史任务（把觉悟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争取到苏维埃政权和工人阶级专政方面来），那麽，现在不肃清左倾学理主义，不彻底克服和摆脱左倾学理主义的错误，也就不能完成已经提到日程上来的第二个任务，即善于引导群众採取能够保証先锋队取得革命胜利的新立场。

  以前的问题是（而现在在很大程度上也还是）把无产阶级先锋队争取到共产主义运动方面来，因而宣传工作就提到了第一位；这时候甚至那些带有小组习气种种弱点的小组，也是有益的，也能做出成绩来。但是现在是群众实际行动的时候了，是部署（假使可以这样说的话）百万大军，配置当今社会的一切阶级力量，进行最后的斗争的时候了，这时候单凭宣传的本领，单靠重复“纯粹”共产主义的真理，是无济于事的。这时候已不能像还没有领导过群众的小组的宣传员实际上所做的那样，以千来计算群众；这时候要以百万、千万来计算了。这时候我们不仅要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已经把革命阶级的先锋队说服了，而且要问，当今社会一切阶级（必须是一切阶级，一无例外）的起历史作用的力量是不是已经部署就绪，以至决战时机已经完全成熟，也就是说：（1）一切与我们敌对的阶级力量已经陷入困境，它们彼此进行溷战，而力不胜任的斗争已经使它们疲惫不堪；（2）一切犹豫动摇、不坚定的中间分子，即和资产阶级不同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在人民面前充分暴露了自己，由于在实践中遭到破产而丑态毕露；（3）在无产阶级中，群众支持採取最坚决、最奋勇的革命行动来反对资产阶级，这种情绪已经开始产生并且大大高涨起来。那时候，革命就成熟了；那时候，如果我们正确地估计到上面所指出的、所粗略勾画的一切条件，并且正确地选定了时机，我们的胜利就有保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