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注

[1]    《共产主义工人报》（1920年2月7日汉堡出版的该报第32号所载卡尔．埃勒《论解散政党》一文）上说：“工人阶级不消灭资产阶级民主，就不能摧毁资产阶级国家，而不摧毁政党，它就不能消灭资产阶级民主。”

  罗马语国家的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中间头脑最煳涂的人物可以“心满意足”了，因为那些显然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庄重的德国人（卡．埃勒和克．霍纳通过在上述报纸上发表的文章特别庄重地証明，他们认为自己是庄重的马克思主义者，可是同时他们又极其可笑地说出一些荒谬绝伦的话，暴露出他们连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知识都没有），竟也发表出这种极不恰当的议论。只承认马克思主义还不能保証不犯错误。这一点俄国人特别清楚，因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曾特别经常地成为“时髦的东西”。

[2]    马林诺夫斯基后来在德国被俘。他在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时回到俄国，立即被送交法庭审判，由我们的工人枪决了。孟什维克特别恶毒地攻击我们竟让一个奸细溷进了我们党中央的这个错误。可是当我们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要求逮捕杜马主席罗将柯并且将他提交法庭审判（因为他在战前就知道马林诺夫斯基的奸细活动，却没有把这事告知杜马中的劳动派和工人）时，同克伦斯基一起执政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没有支持我们的要求，因此罗将柯得以逍遥法外，自由自在地投奔邓尼金去了。

六：革命家应当不应当在反动工会裡做工作？

    德国“左派”认为对这个问题无疑应当作绝对否定的回答。他们以为只要对“反动的”和“反革命的”工会慷慨陈词，怒气冲冲地叫嚷一番（克．霍纳在这方面干得特别“庄重”，也特别笨拙），就足以“証明”，革命家、共产党人不需要甚至不容许在黄色的、社会沙文主义的、妥协主义的、列金派的、反革命的工会裡做工作。

  不管德国“左派”怎样确信这种策略是革命的，但实际上这种策略是根本错误的，它只是几句空话，毫无内容。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根据本文总的意图，先从我国的经验说起，因为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把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上和当今策略上普遍适用的、具有普遍意义和必须普遍遵循的原则应用到西欧去。

  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同工会的关系，现时在我国具体表现如下。专政是由组织在苏维埃中的无产阶级实现的，而无产阶级是由布尔什维克共产党领导的。根据最近一次党的代表大会（1920年4月）的统计，我们党有党员611000人。无论十月革命前还是十月革命后，党员人数的起伏都很大；以前，甚至在1918年和1919年，党员人数比现在少得多。我们担心党过分扩大，因为那些只配枪毙的野心家、刽子手一定会想方设法鑽进执政党裡来。最近一次我们敞开党的大门（仅仅是对工农），是在1919年冬尤登尼奇离彼得格勒只有几俄里、而邓尼金攻佔了奥廖尔（距莫斯科约350俄里）的时候，也就是苏维埃共和国危在旦夕的时候，这时候冒险家、野心家和刽子手以及一切不坚定的人，决不可能指望靠加入共产党飞黄腾达（倒可能预料到会因此上绞架或受拷打）。我们党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每1000个党员选代表1人参加），由大会选出19人组成中央委员会领导全党，而且在莫斯科主持日常工作的则是更小的集体，即由中央全会选出的所谓“组织局”和“政治局”，各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这样一来，就成为最地道的“寡头政治”了。我们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没有党中央的指示，都不得决定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

  党直接依靠工会来进行自己的工作。根据最近一次工会代表大会（1920年4月召开）的统计，现有会员已经超过400万。工会形式上是一种非党的组织，而实际上大多数工会的领导机构，首先当然是全俄总工会的中央机构或常务机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都由共产党员组成，执行党的一切指示。总之，这是一个形式上非共产党的、灵活而较为广泛的、极为强大的无产阶级机构。党就是通过这个机构同本阶级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阶级专政就是通过这个机构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的。如果没有同工会的极密切的联系，没有工会的热烈支持，没有工会不仅在经济建设方面，而且在军事建设方面奋不顾身的工作，那麽别说我们能管理国家和实行专政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不成。自然，要建立这种极密切的联系，实际上就要进行很複杂的各种各样的工作：进行宣传和鼓动，及时地和经常地与工会领导者以至一切有影响的工会工作者举行会议，还要跟孟什维克作坚决的斗争，因为孟什维克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信徒（虽然人数不多），直到现在还在教唆他们进行各种反革命勾当，从在思想上维护（资产阶级）民主，鼓吹工会“独立”（不受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约束而独立！），直到暗中破坏无产阶级纪律，如此等等。

  我们认为通过工会来联系“群众”还是不够的。在我们的革命进程中，实践创造了一种机构，这就是非党工农代表会议，我们正在全力支持、发展和推广这种机构，以便考察群众的情绪，接近群众，答复群众的要求，从群众当中提拔优秀的人才来担任公职等等。最近颁布的关于把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改组为“工农检查院”的法令中，有一项法令就授权这种非党的代表会议选出国家监察委员来担任各种检查工作等等。

 其次，党的全部工作当然都是通过不分职业而把劳动群众团结在一起的苏维埃来进行的。县苏维埃代表大会这种民主机构，就是在资产阶级世界最好的民主共和国裡也是前所未见的；通过这种代表大会（党对这种代表大会极为关注），以及通过经常把觉悟工人派往乡村担任各项职务的办法，来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作用，实现城市无产阶级的专政，即对富有的、资产阶级的、进行剥削和投机的农民展开经常的斗争等等。

  “从上面”来看，从实现专政的实践来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总的结构就是这样。相信读者一定会明白，为什麽在俄国布尔什维克看来，在熟悉这种结构、观察过它是怎样在25年内从一些不合法的地下小组发展起来的布尔什维克看来，什麽“从上面”还是“从下面”，什麽领袖专政还是群众专政等等议论不能不是一派幼稚可笑的胡说，犹如争辩究竟是左脚还是右手对人更有用处一样。

  至于德国左派谈论什麽共产党人不能而且不应该在反动工会裡工作，说什麽可以放弃这种工作，说什麽应该退出工会，必须另外创立一种崭新的、极纯的、由极其可爱的（也许大部分是极其年轻的）共产党人臆想出来的“工人联合会”等等，这种煞有介事的、非常深奥的和极端革命的论调，在我们看来也不能不是一派同样幼稚可笑的胡说。

  资本主义必然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一方面是工人中间旧有的、长期形成的工种和行当的差异；另一方面是各工种的工会，它们只有十分缓慢地、经过许多年才能发展成为而且一定会发展成为规模较广而行会气味较少的产业工会（包括整个生产部门，而不仅是包括同行、同工种、同行当），然后经过这种产业工会，进而消灭人与人之间的分工，教育、训练和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和受到全面训练的人，即会做一切工作的人。共产主义正在向这个目标前进，必须向这个目标前进，并且一定能达到这个目标，不过需要经过许多岁月。如果目前就企图提前实现将来共产主义充分发展、完全巩固和形成、完全展开和成熟的时候才能实现的东西，这无异于叫四岁的小孩去学高等数学。

  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利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人才，而不是利用虚构的和我们特别造就的人才来着手建设社会主义。这当然是很“困难的”，不过，想用其他任何办法来完成这项任务都是异想天开，简直不值一提。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建立工会是工人阶级的一大进步，使工人由散漫无助的状态过渡到了初步的阶级联合。当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即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要是这个党不学会把领袖和阶级、领袖和群众结成一个整体，结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它便不配拥有这种称号）开始成长的时候，工会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某些反动色彩，如某种行会的狭隘性，某种不问政治的倾向以及某些因循守旧的积习等等。但是除了通过工会，通过工会同工人阶级政党的协同动作，无产阶级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从来没有而且也不能有别的发展道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向前迈出的一大步，这时候党更需要用新的方法而不单纯靠旧有的方法去对工会进行教育和领导，同时不应当忘记，工会现在仍然是、将来在一个长时期内也还会是一所必要的“共产主义学校”和无产者实现其专政的预备学校，是促使国家整个经济的管理职能逐渐转到工人阶级（而不是某个行业的工人）手中，进而转到全体劳动者手中所必要的工人联合组织。

  上面所说的工会的某种“反动性”，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是难免的。不懂得这一点，就是完全不懂得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条件。害怕这种“反动性”，企图避开它，跳过它，是最愚蠢不过的了，因为这无异是害怕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即训练、启发、教育工人阶级和农民中最落后的阶层和群众并吸引他们来参加新生活。另一方面，如果把无产阶级专政推迟到没有一个工人抱狭隘的行业观念、没有一个工人抱行会偏见和工联主义偏见的那一天才去实现，那错误就更加严重了。政治家的艺术（以及共产党人对自己任务的正确理解）就在于正确判断在什麽条件下、在什麽时机无产阶级先锋队可以成功地取得政权，可以在取得政权过程中和取得政权以后得到工人阶级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十分广大阶层的充分支持，以及在取得政权以后，能够通过教育、训练和争取愈来愈多的劳动群众来支持、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统治。

 其次，在那些比俄国先进的国家裡，毫无疑义，工会的某种反动性显得比俄国严重得多，这也是必然的。在我国，孟什维克过去在工会中所以得到支持（今天在很少数的工会中，也还得到部分支持），正是由于存在着行会的狭隘性、职业上的利己主义和机会主义。西欧的孟什维克在工会裡的“地盘”巩固得多，那裡形成的“工人贵族”阶层比我国的强大得多，他们抱有行业的、狭隘的观念，只顾自己，冷酷无情，贪图私利，形同市侩，倾向于帝国主义，被帝国主义收买，被帝国主义腐蚀。这是无可争辩的。同龚帕斯之流，同西欧的茹奥、韩德逊、梅尔黑姆、列金之流的先生们作斗争，要比同我国的孟什维克作斗争困难得多。他们完全是同一个社会类型和政治类型的人。但是必须无情地进行这种斗争，必须像我们过去所做的那样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一切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领袖丢尽了丑，从工会中被驱逐出去为止。这种斗争没有进行到一定的程度，就不能夺取政权（而且也不应该去作夺取政权的尝试）。不过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情况下，这个“一定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只有每个国家的深谋远虑、经验丰富、熟悉情况的无产阶级政治领导者才能正确地估计这种程度。（顺便提一下，在1917年10月25日无产阶级革命后几天，即1917年11月间所举行的立宪会议选举，就是衡量我国进行这种斗争胜负的尺度。在这次选举中，孟什维克一败涂地，只获得70万票，加上外高加索的票数，一共只有140万票，而布尔什维克却获得了900万票。见《共产国际》第7─8期合刊上我写的《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一文。）

  但是，我们同“工人贵族”作斗争，是代表工人群众进行的，是为了把工人群众争取过来；我们同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领袖们作斗争，是为了把工人阶级争取过来。如果忘记这个最浅显最明白的道理，那是愚蠢的。而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做的正是这种蠢事，他们由于工会上层分子反动反革命，竟得出结论要……退出工会！！拒绝在工会中工作！！建立新的臆想出来的工人组织形式！！这真是不可宽恕的愚蠢行为，这无异是共产党人给资产阶级帮大忙，因为我们的孟什维克正像一切机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考茨基主义的工会领袖那样，无非都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我们一向都是这样称呼孟什维克的），或者，按美国丹尼尔．德莱昂派使用的一个绝妙的极其中肯的说法，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Labor lieutenants of the capitalist class）。不在反动工会裡工作，就等于抛开那些还不够十分成熟的或落后的工人群众，听凭他们接受反动领袖、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工人贵族或“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参看恩格斯1858年写给马克思的论英国工人的信）的影响。

  正是这种主张共产党人不参加反动工会的荒谬“理论”最清楚不过地说明，这些“左派”共产党人在对待影响“群众”的问题上所採取的态度是多麽轻率，说明他们在高喊“群众”时是如何滥用这个字眼的。要想善于帮助“群众”，赢得“群众”的同情、爱戴和支持，就必须不怕困难，不怕那些“领袖” 对我们进行挑剔、捣乱、侮辱和迫害（这些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多半都直接或间接地同资产阶级和警察有勾结），哪裡有群众，就一定到那裡去工作。应该善于作出一切牺牲，克服极大的障碍，在一切有无产阶级群众或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机关、社团和协会（哪怕这些组织是最反动不过的）裡有步骤地、顽强地、坚定地、耐心地进行宣传和鼓动。而工会和工人合作社，恰恰就是（后者至少有时是）这种有群众的组织。据瑞典《人民政治日报》1920年3月10日所刊登的材料，英国工联会员，从1917年底到1918年底，已经由550万人增加到660万人，即增加了19%。1919年底，已达750万人。我手头没有法、德两国的有关材料，但是証明这两国工会会员也有大量增加的事实，是丝毫不容置疑的，是人所共知的。

   这些事实同其他千百件事实一样，也最清楚不过地証明，正好是无产阶级群众、“下层”群众、落后群众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要求组织起来的愿望日益迫切。当英、法、德各国的几百万工人第一次摆脱完全无组织的状态，进入初步的、低级的、最简单的、最容易接受的（对那些满脑子资产阶级民主偏见的人说来）组织形式即工会的时候，那班虽然革命但不明智的左派共产党人却站在一旁，空喊“群众”，“群众”！并且拒绝在工会内部进行工作！！借口工会的“反动性”而拒绝去工作！！臆想出一种崭新的、纯洁的以及没有沾染资产阶级民主偏见、没有行会习气和狭隘行业观念的“工人联合会”，一种将会（将会！）具有广泛性而只要（只要！）“承认苏维埃制度和专政”（见前面引文）就可以加入的“工人联合会”！！

  很难想象谁还会比“左派”革命家更不明智，给革命带来更大的危害！即使现时在俄国，在我们对本国和协约国的资产阶级取得空前胜利的两年半之后的今天，如果我们提出“承认专政”作为加入工会的条件，那我们也是在做蠢事，破坏自己对群众的影响，帮助孟什维克。这是因为共产党人的全部任务，就是要善于说服落后分子，善于在他们中间进行工作，而不是臆想出一些幼稚的“左的”口号，把自己同他们隔离开来。

  毫无疑义，龚帕斯、韩德逊、茹奥、列金之流的先生们是非常感谢这样一些“左派”革命家的，因为后者像德国的“原则上的”反对派（上帝保佑我们摆脱这种“原则性”吧！）或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某些革命者一样，鼓吹退出反动工会，拒绝在那裡进行工作。毫无疑义，机会主义的“领袖” 先生们一定会使用各种资产阶级的外交手腕，借助资产阶级政府、神父、警察和法庭的力量，来阻止共产党人进入工会，千方百计地把他们从工会中排挤出去，尽量使他们在工会中工作不顺心，并且对他们进行侮辱、攻击和迫害。我们应当善于对付这一切，不怕任何牺牲，必要时甚至可以採用各种巧妙的计谋和不合法的手段，可以保持缄默，掩饰真情，只求打入工会，留在工会裡，想尽方法在那裡进行共产主义工作。在沙皇制度下，1905年以前，我们不曾有过任何“合法机会”，但是当暗探祖巴托夫为了追捕革命者、同革命者进行斗争而召开黑帮工人会议、组织黑帮工人团体时，我们就派遣我们的党员到这种会议上和团体中去（我个人还记得其中有彼得堡的优秀工人巴布什金同志，他在1906年被沙皇的将军们枪杀了），同群众建立联系，巧妙地进行鼓动，使工人不致受祖巴托夫分子[1]的影响。当然，在西欧，由于合法偏见、立宪偏见和资产阶级民主偏见根深蒂固，进行这种工作要更为困难。但是这种工作能够进行而且必须进行，并且要经常不断地去进行。

  我个人认为，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应当公开谴责并建议共产国际下次代表大会也来谴责不参加反动工会的政策（详细说明这种不参加反动工会的政策是不明智的，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有极大害处的），还要谴责荷兰共产党的某些党员支持（不管是直接或间接地、公开或隐蔽地、完全或部分地支持，都是一样）这种错误政策的行动路线。第三国际应当同第二国际的策略决裂，对于难以解决的迫切问题不应回避、掩盖，而要直截了当地提出来。我们已经把全部真理公开地告诉了“独立党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我们也应当把全部真理公开地告诉“左派”共产党人。

附注

[1]    龚帕所、韩德逊、茹奥、列金之流，也就是祖巴托夫式的人物，他们和我国的祖巴托夫所不同的只是穿着欧洲的服装，具有欧洲的风度，在推行自己的无耻政策时採用一些文明、精巧和民主的粉饰手段。

七：参加不参加资产阶级议会？

  德国“左派”共产党人以极端鄙视又极端轻率的态度对这个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他们的论据是什麽呢？我们在前面的引文中已经看到：

  “……凡是回头再去採用在历史上和政治上已经过时的议会制斗争形式……都应当十分坚决地拒绝。”

  这话说得狂妄到了可笑的地步，而且显然是错误的。“回头再去採用”议会制！莫非在德国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恐怕还没有吧！那麽，怎麽说得上“回头再去採用”呢？难道这不是一句空话吗？

  议会制“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就宣传意义上来说，这是对的。但是谁都知道，从宣传到实际战胜议会制，还相距很远。早在几十年前，就可以而且完全有理由宣布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但是决不能因此就说不必要在资本主义基地上进行很长期很顽强的斗争。就世界历史来说，议会制“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这就是说，资产阶级议会制时代已经告终，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已经开始。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世界历史的尺度是以数十年为单位来衡量的。早10─20年或迟10─20年，这用世界历史的尺度来衡量，是算不得什麽的，这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无法大致估计在内的。正因为如此，拿世界历史的尺度来衡量实际政策问题，便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理论错误。

  议会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吗？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真是如此，那麽“左派”的立场就是稳固的了。不过，这需要十分严肃认真的分析来加以証明，而“左派”连这样做的门径都还摸不着。在《共产国际驻阿姆斯特丹临时办事处公报》第1期（《Bulletin of the Provisional Bureau in Amsterdam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1920年2月）上登载了一篇《关于议会活动的提纲》，这篇提纲显然是反映了荷兰左派或左派荷兰人的意向，其中的分析也是十分拙劣的，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就可以看到。

  第一，大家知道，同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这样一些卓越的政治领导者的见解相反，德国“左派”早在1919年1月就认为议会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大家知道，“左派”是错了。单单这一点就立刻从根本上推翻了议会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的论断。“左派”应该証明，为什麽他们那时的不容争辩的错误，现在却不成其为错误了。他们没有拿出也不可能拿出丝毫的証据来。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进而又教育和训练群众。德国的（以及荷兰的）“左派”没有履行自己的这一义务，没有极仔细地认真地严肃地研究自己明显的错误，这恰恰証明他们不是阶级的党，而是一个小组，不是群众的党，而是知识分子和沾染了知识分子恶习的少数工人的一个小团体。

  第二，在“左派”的法兰克福组织出版的同一本小册子裡，除了上面详细摘引的言论之外，我们还可以读到：

  “……数百万的仍旧跟着中央党〈天主教“中央”党〉政策走的工人是反革命的。农村无产者正在提供众多的反革命军队。”（上述小册子第3页）

  这些话显然说得太随便、太夸大了。但是这裡所叙述的基本事实却是不容争辩的；“左派”既然承认这个事实，便特别明显地証实了他们的错误。既然“数百万的”和“众多的”无产者，不仅仍旧讚成议会制，而且简直是“反革命的”，那怎麽能说“议会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呢！？显然在德国，议会制在政治上还没有过时。显然是德国“左派”把自己的愿望，把自己思想上政治上的态度，当作了客观现实。这对革命家是最危险的错误。在俄国，沙皇制度的压迫异常野蛮、异常残暴，从而在一个特别长的时期裡，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造就了各种派别的革命家，造就了无限忠诚、热情、英勇和坚强的革命家；在俄国，我们曾经对革命家所犯的这种错误，作过特别真切的观察、特别仔细的研究，我们对这种错误特别熟悉，所以对别人身上的这种错误也看得特别清楚。对于德国共产党人来说，议会制当然“在政治上已经过时了”，可是问题恰恰在于不能认为对于我们已经过时的东西，对于阶级、对于群众也已经过时。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又一次看到，“左派”不善于作为阶级的党、作为群众的党来判断事理，处理事情。你们决不应该把自己降低到群众的水平，降低到本阶级中落后阶层的水平。这是毫无疑义的。你们应该对他们说不中听的真话。你们应该把他们的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和议会制偏见叫作偏见。但是同时你们也应该清醒地注意到正是整个阶级的（而不仅是它的共产主义先锋队的）、正是全体劳动群众的（而不仅是他们的先进分子的）觉悟和准备的实际状况。

  即使不是“数百万的”和“众多的”，而是只有相当数量的少数产业工人跟着天主教神父走，只有相当数量的少数农业工人跟着地主和富农（Groβbauern）走，那麽根据这一点也可以毫无疑义地得出结论说，在德国，议会制在政治上还没有过时，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参加议会选举，参加议会讲坛上的斗争，其目的正是在于教育本阶级的落后阶层，正是在于唤醒和启发水平不高的、备受压抑的和愚昧无知的农村群众。当你们还无力解散资产阶级议会以及其他类型的任何反动机构的时候，你们就应该在这些机构内部工作，正是因为在那裡还有受神父愚弄的、因身处穷乡僻壤而闭塞无知的工人；不然，你们就真有成为空谈家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