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会议指控高岗、饶漱石进行反党分裂活动并通过决议，把高岗、饶漱石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此前，1954年8月17日，高岗在被监管时服用过多的安眠药不幸离开人世，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明年将是高岗诞辰120周年，饶漱石逝世50周年。在当今风云诡谲、危机四伏之时代，高饶案确已到了无法回避的问题，而其核心无疑聚焦于高岗身上。

 

高岗是优秀的社会主义实践派、实干家。他贴近人民群众，体恤农民，曾为他们争取减负，倡导了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他主动出面制止极左的“抢救运动”（参考附注）。为东北解放、抗美援朝以及新中国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彭老总说他聪明能干，林彪元帅亦给予极高的评价。（1）李力群认为“高岗事件就像一块沉重的政治巨石，压在我们党的身上。。。。高岗的问题不解决，我们党的许多历史时期发生的事情无法客观描述。。。而这些史实对于我党总结执政的历史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具有深远的意义。”（2）这些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也引起了一定的重视。对此中央实际上采取渐进的、调和的方式处理。李力群称：2004年6月初，中央派了中组部常务副部长赵洪祝同志和中纪委副书记张惠新代表组织来看我，赵洪祝副部长说：“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对重新审理高岗的问题很重视，组织力量用了三年左右的时间，查阅各个历史时期的500余份档案资料，对高岗同志的一生有了更多的、新的认识”，“高岗同志为党和国家做了大量的工作和许多重要贡献，我们看了很受教育和鼓舞”。他还告诉我：今后提到高岗，一律改称“同志”。不再提“反党联盟”……之事。他们还说到：1955年的决议还不宜纠正。因为现在党内还有不同意见，时机还未到，请我耐心的等待。（3）

 

二十年又过去了，事实表明，高岗问题的疑难不仅在于对历史史实的检审，还需要从理论上进行再认识，需要政治大视野。一个无可避讳却可能被忽视的要点是，如何看待国际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如何看待斯大林？进一步，如何理解今天的新型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关系？新型社会主义有没有敌人以及它是谁？如果我们不能从理论上澄清认识，那么这将直接影响中国正面对的全球性挑战。高岗的正式平反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对理论的反思推动解决历史问题，历史问题的公正处理进一步促进对理论的厘清和创造性思考。

 

这里我们提出一个分析思考的开端，即以科学态度回归真实世界，将理论聚焦于实践的社会主义。我们可以看到斯大林创造性地缔造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创造性地开启真正可复制的革命道路。西方资产阶级预见了十月革命，甚至准备好利用冒进的“不断革命”绞杀社会主义，却没有预见强大的苏联和中国革命。因此可以设想，两位伟人的英灵在反对教条主义上绝对是惺惺相惜的。这一理论视角超越了历史枝节的纠缠与模糊不清，也超越了任何政治人物都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另一方面，应充分理解，没有国际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不仅对中国如此，对苏联也是如此（如快速实现核武装）。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而言，斯毛不可分。我们有多大程度尊重毛泽东，就必须至少同样程度上尊重斯大林。斯大林在属于他的时代是国际社会主义的当之无愧的最高领袖，如果他有足够时间思考社会主义理论（这正是他的政治遗言），他将发现毛泽东应是他的真正继承人。

 

历史就是如此奇妙，国际垄断集团预判并制导了苏联的崩溃，却未能预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崛起。中国事实上已成为新时代的苏联，那么中国打算拒绝新型国际主义吗？斯大林曾指着高岗对毛泽东说，现在我们有了一位真正的国际主义者。（4）斯大林的意思很明显，国家本位多一点还是国际主义多一点都不是问题，尽管国际主义总是更高尚更符合理想。另一层面理解，斯大林以特殊方式推了一把高岗，随着他突然去世，高岗也突然陨落。斯大林以杰出的社会主义者的平常心看待现实政治，但可能在一些人看来，这就是高岗不能平反的理由。然而，如此一来，这种思想意识中社会主义成分恐怕就没剩多少了。这里，理论思维展示其穿透力，以至于那些历史细节变得不那么重要，包括领袖特定时刻的只言片语也必须纳入整体思想及其内在逻辑加以考量。（5,6）

 

考虑到斯大林对高岗的的众所周知的赞赏和信任态度，以下具体理由支持为高饶案彻底平反或存在内在的相关性。

 

第一，改革创新与守护革命传统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关系，失去社会主义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成为无根之木。苏联否定了斯大林，最终崩溃了。中国四十年来能够挽狂澜于既倒，归根到底是维护了毛泽东思想传统。在日趋严峻国际新形势下，中国必须恢复斯大林思想和国际主义传统。重塑国际形象，团结世界人民抵抗自由主义这一波来势汹汹的全球征服或“历史终结”运动。以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抵制极端民族主义，确保（新）社会主义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多元思想和政治运动中的绝对领导地位，避免世界重犯历史错误而导致无法挽回的后果。

 

第二，绝大多数的所谓路线斗争都是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具体思想和方法上的分歧，而非目标、基础理念的争斗。为路线斗争的失败者平反，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精神。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共同价值观代表新时代国际主义核心理念，体现基本目标下多元、包容的思想内涵。没有执政党的团结就不会有社会的团结一心。平反路线斗争旧案将成为极好的、必要的政治范例，有力推动这一理念深入人心。大和解、大团结，这将是执政党又一次解放思想，有利于深入挖掘内部不同观点的思想共性，促进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有利于振兴中华和复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

 

第三，促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反思，重估伟大历史功勋以及实践创新的价值，特别是反对教条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的生死存亡的意义。恢复社会主义领袖的威望，将人民领袖的核心领导视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长期以来，西方敌对势力大肆诋毁斯大林，恶意歪曲两位革命领袖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关系，以达到分化瓦解之目的。这一策略成功地影响了东方国家的政治、思想、学术和教育，以至于谎言仿佛成了真理。事实上，斯大林、毛泽东具有相同的政治品格：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以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利益为重。继承这一品格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的法宝，也将是未来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因素。

 

第四，社会主义运动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化，从思想理念到实践有了崭新的特点，危难与希望并存，挑战与机遇共生。在这关乎生死的紧要关头，如果革命功臣不能得到令人信服的公正公开的历史评价，必然对当代人保卫社会主义江山的信心和热情产生消极影响。 今天越来越有必要将社会主义理解为开放的体系：传统社会主义和特色社会主义都是社会主义的一员，它们都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种探索，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和功能。同时，它们始终保持相互支持的关系。过于强调内部规则和纪律反而失去政治大标准，容易导致认识模糊或不科学，敌友不分，这是政治的大忌。各种分歧政争，除了内部潜伏之敌，左一点的或右一点，都是正常的。但对朋友对战友长期冷对冰封，对敌人无限宽容退让则是异常的、有害的。在当今特殊的国际氛围下，高饶案的解决无疑具有标志性意义。

 

2025年是高饶事件的纪念“大年”，我们应努力翻过历史这一页，开启新的篇章。

 

参考文献：

1，历史风云高岗自杀后，彭德怀林彪的表现令人感叹

https://www.163.com/dy/article/JCV67QT905560SQQ.html

2，李力群：“高岗生命中的最后五年”

http://www.htqly.org/zgsl/hyzl/NBjyeq.htm

3，高岗夫人李力群写给刘力贞、张光同志的信

http://www.htqly.org/zgsl/wxzl/6FRrYf.htm

4，关于“高饶事件”几个重要问题的研究与争论

https://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09/09/65424.html

5，赵家梁 张晓霁：高岗是否里通外国？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66548.html

6，赵家梁、张晓霁：对《毛泽东谈高岗事件》一文的几点意见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84466.html

 

附注：“抢救运动”以及之前的同样是康生主导的“肃托”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其实质很可能与效仿苏联大清洗这样的表面印象相反。康生常被称为中国的贝利亚，事实上，他类似叶诺夫。从常识推断，贝利亚忠实于斯大林，并因此被以卡冈诺维奇、赫鲁晓夫为首的反斯大林势力联合绞杀。而康生则与共产国际联系更为紧密。

 

苏东阵营及俄中史学界受赫鲁晓夫开始的反斯大林思潮、西方蓄谋的宣传以及自由主义影响，产生一种恶习，对于斯大林时期的诸多政治审判几乎全盘否定，像季诺维也夫这样的铁案都被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法院推翻。叶诺夫似乎是例外，他未能得到平反。他被看成表面无限效忠领袖，暗中利用大清洗破坏革命队伍的阴谋家，最终叶诺夫被认定为托洛茨基集团成员，阴谋杀害斯大林而被处决。

 

理解中共革命史不能离开苏联这个大背景，而苏俄政治复杂性被大大低估了。王明和康生是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很早就追随犹太人巴维尔· 米夫。后者实际是共产国际主管中国事务的重要人物。从季诺维也夫开始，共产国际云集着反斯大林势力，国人却往往把苏联对中国的错误政策归咎于斯大林。这是一种认知习惯错误，人们喜欢把领袖在人民中的威望等同于政治控制力。事实是，斯大林时期斗争极为尖锐、残酷，包括斯大林亲密伙伴基洛夫被刺杀、谢尔巴科夫上将涉嫌被“刑事治疗”、日丹诺夫医生案以及他本人突然神秘死亡，都表明这时期苏联政治始终暗流涌动。

 

从一般的线索和逻辑，米夫从属于季诺维也夫系统，然而在关键时刻他成功避开了苏共对后者的政治清算。但最终米夫还是在肃反运动中被定为政治反革命，1938年被处决（此时，苏联已开始纠正滥捕滥杀的错误，叶诺夫已经失势）。王明则迅速与自己的恩师撇清关系。在这方面，康生明显更高一筹，回到延安后，也许有高人指引，他正确预判了王明成不了气候，于是华丽转身，成功实现重大政治投机。因此，康生操盘的“肃托”和“抢救运动”更像是叶诺夫式的深层托派的破坏策略。文革时，这一幕又再次上演。

 

 

参见：于继增：共产国际解密档案：康生在延安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83578.html

延安“抢救运动”中的康生、毛泽东与周恩来（上）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zUwNTY3Mg==&mid=2247484555&idx=1&sn=df114bc4c31875bf7ec096368cf26aee&chksm=e8c6d96cdfb1507a114e2c1ebda0f6b2866b52dba00cf8e6af8b3efa60bc449722af3d9a3da4&scene=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