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互联网亟待“国进资退”

2021-10-05 15: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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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亟待“国进资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一系列重大突破和资本驱动下快速推广应用，最近30多年的时间里，它以突飞猛进的姿态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但是，当一个事物产生巨大的影响，自然引起人们的警惕和反思。

一、国内外对互联网影响的反思

万维网（World Wide Web）发明者蒂姆·伯纳斯·李认为网络受到来自政府、企业影响力的越来越多的攻击，需要新的规则来保护“开放、中立”的系统。在接受披露棱镜门事件的《卫报》访谈中，他表示美国不能在运行如此非国家的东西方面拥有全球地位，但我们不能将网络变成了一系列的国家孤岛。这番话表达了对互联网的良好愿望也给人一厢情愿的感觉。他迎合了西方媒体对棱镜门事件的避重就轻式的解读及对网络隐私权的炒作。事实是，棱镜门揭露美国对其西方盟国领导人的长期监控，撼动了西方联盟自二战结束以来相对稳固的互信基础，对美国的全球战略构成严重威胁。西方媒体刻意虚实颠倒既是对其一贯鼓吹的新闻自由的莫大讽刺，也暴露了它们背后的权力意志的真实意图。伯纳斯·李的吁求甚至具有迷惑性。要改变美国主导的国际互联网的不均衡、不公正的现状，并不能将希望寄托于新网络乌托邦。恰恰相反，只能在另一端形成民族国家或民族国家联盟强大的干预以达成独立和平衡。

贝尔纳·斯蒂格勒是当代有关数字技术影响方面最重要的哲学家。他把“技术”问题当做哲学的核心要素，认为科技可能会变得像魔鬼一样，因为它就像爱比米修斯那样，总是很晚之后才觉察到他的行为所造成的不可控制的后果。（1）在他看来，自互联网从美国兴起，以数码为代表的认知资本主义，正在发展到彻底的无产阶级化阶段，即资本主导的技术体系对人的知识与技能的替代和剥夺的第三阶段。网络远程存在的本质已经转换为客体性的数据分析，这将导致社会主体创造性和选择性功能上的无知性的系统愚昧。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全面的心灵麻木，形成所谓的“自动的牧群效应”。（2）很清楚，斯蒂格勒的所谓的无产阶级化就是精神的奴隶状态，一种与古代身体禁锢的奴隶制相对应的现代形式。这也正是新自由主义强力推进的“历史终结”的图景。

斯蒂格勒提出一系列“解药”，希望通过技术自身的解药性克服技术带来的问题。在垄断集团强势目标（他称之为超人类主义，并在实践层面将它与新自由主义归为同类）愈发清晰之时，与不少西方有识之士一样，他将目光转向了中国。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他应该注意到了欧洲地缘和文化因素所致的难以整合的弱点，也意识到西方民主体制对大众的长效的致幻性和精致的阴暗面，因此，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危机感让他将希望寄托于中国，而落脚点正是强大的国家权能。但这一观点似乎并没有得到我们的重视。斯蒂格勒去世前两年在一系列中外访谈中，反复谈到中国。（3.1-3）直言希望在中国发现战胜市场力量的可能性，他认为在中国的市场力量也很强大，甚至有时比西方还强大，但这不是关键，关键在于中国有限制市场的力量。而在西方却没有控制市场的力量，中国有责任去改变这种情况。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力量，也可能变成科技力量最强的国家，但不应一味地重复或模仿美国。几十年来，我们国人已经习惯了一种向内的视角，不知不觉中淡化了原本重任在肩的世界使命。斯蒂格勒的赞许同时也是一个警示，让我们惊觉这几乎从未经历的尖峰时刻与角色。

斯蒂格勒重视技术，试图通过重塑互联网给人类社会带来活力，消除资本驱动下的技术危机。他既属于传统左翼和人道主义，又是技术救世论者。他并不完全否定市场经济而主要是反对美式资本主义——严格说是美国垄断集团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希望看到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模式之外的可能性。这位真诚的伟大思想者将希望寄存于有着强大主权的崛起的东方。

伴随“蚂蚁”和“滴滴”事件，批评互联网平台垄断声音明显增强。这些观点主要强调监管，甚至对欧洲已酝酿实施的数字税国内讨论还并不多。赵燕菁教授旗帜鲜明提出国有化问题，他认为对平台经济的讨论，除了垄断，更要关注产权。对平台垄断只采用被动监管是一种方向性错误。他从数据产权归属和服务公共性等角度对互联网平台的新“公私合营”进行论证（4.1-2）。我们认为，对互联网平台私人垄断性质及负面影响的判定与评价是有充分根据的，实行混合所有是合理出路。但在我们看来，互联网影响远不止于此，从事新闻传播、内容创制等文化事务的数字媒体、社交网络有着更为紧迫和深远的影响，它涉及平台、寡头企业乃至中小网站。当前国际政治形势前所未有严峻。一方面，为实现所谓的世界新秩序和“历史终结”，美俄对抗公开化，西方阵营大有临门一脚、最后一击之势。另一方面，借助思想文化渗透进行颜色革命或和平演变是依托军事技术的战略制衡格局下主要甚至唯一颠覆手段，垄断资产阶级有意识战略布局并赢取主导权的国际互联网则是其达成目标的主要工具。不夸张地说，互联网事实上已成为东西两大阵营对决的主战场之一。中国该领域现行的间接管理模式能否应对不断增强的挑战？需要进行认真审察。

二、互联网传媒乱象渐酿危机

长久以来我们的互联网媒介存在两种倾向。一是商业化自身对大众文化观念的长期影响。二是资方主权下的管理与编辑方针自觉不自觉地强化自身思想意识。二者存在错综复杂的交叠，同时管理操作与技术紧密相连，如流量、检索等的控制、软件程序化处理，外部很难了解。商业化对大众文化有强大的腐蚀作用，催生利益导向的互联网文化，为流量不择手段如标题党、内容低俗、迎合满足个人欲望的自由主义倾向等等。它们本质上都是对社会主义文化的侵蚀。久而久之，必然形成分裂的民族精神。口头上的集体主义，骨子里的个人至上。在这样的基础上，不可能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为人类正义而战斗的集体主义胸怀和意志。然而，我们不得不将注意力集中到更为紧迫的方面。社交、传媒等互联网媒体从生长到壮大，有大量西方资本参与，资本霸权的意涵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商业利益问题，而是切入到文化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曾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很明显，“在其现实性上”的限定，意味着这一表述不是关于人的抽象本质，而更多体现政治意涵，即决定人或人群的意识和行为的基础不是其自然性（如民族归属）而是其社会性（如阶级和经济联系），这一点对我们理解中国互联网企业有特别的重要性。

诸多案例与经验显示，主流互联网利用其垄断优势及国家管理体系的不完善在法律和政策之外制定和实施打压左翼言论及网站的潜规则。极大地影响了互联网舆情甚至国内政治生态。传统纸媒很少能达到今天互联网平台垄断及渗透程度，这样规模的网媒管控方面哪怕加上一点自己的“趣味”，整个社会文化环境就会失衡。从法律角度，互联网传媒有无权利制定管理“私规”？一般而言，一家网站可以有自己的编辑方针、倾向和规范，前提是不影响整体环境不同意见的竞争性。但对于垄断型的互联网平台（包括那些看起来存在竞争实际上资本属性相同的寡头型网站也应被视为协同垄断），订立“私规”（不管是公开还是隐晦的形式）将严重损害公共利益，背弃了垄断型公司不可推卸的社会义务。因此，互联网平台型网站等只能依据国家政策、法规而无权以自己的“趣味”进行言论管控。这方面不可模仿照搬西方。西方体系的欺骗性就在于借法制、政治体系等形式架构表面的制衡性，掩盖以大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依赖、协调一致。上次美国大选后爆出丑闻，扎克伯格下令脸书修改推送程序，故意纵容各种耸人听闻的谣言中伤希拉里，直接影响了大选结果。该严重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被当做技术性问题和私权看待，最多也只是道德问题，最后老板一番含糊其辞的道歉了事。这仅是现代技术被大资本操纵的司空见惯的一例，彰显技术为垄断资本控制后的“毒药性”。传统上基于统计学的舆论控制术，在数码科技时代它变成了流量操控。这正是马克思早已指出的，资产阶级自由的虚伪性。而我们互联网的问题除了自由主义暗流之外则在于增噪，用表面符合主体价值的伪社会主义、“口号爱国”实现统计学意义的消极影响。

我们的互联网管理的运行模式也存在弊端。原则上，我国对于互联网言论的实施双重管理。除了国家管理部门直接干预外，各类网站成为被委托方，管理不善则将被主管部门追责。这种模式产生两个效果完全相反的结果。对于资金实力有限的中小网站尤其是公益性站点，缺乏足够的人力物力施行监管，容易出现乱象致网站受罚。因而限制了它们的发展，甚至砍掉正常的功能。而对于大型网站以及平台它们则有足够的能力以代理监管的名义夹带私货，尤其是借助外部很难察觉与作为的技术手段。双重监管的权责模糊、程序复杂，为推卸责任提供了方便，平台滥用监管权用户还难以追责。原本用以抑制马太效应的宏观干预反而加剧了运营和影响力的两极分化。反映主体政治的国有网媒以谨慎持重为本，将包容性灵活性让渡出来。在事实上抓小放大管理模式下，自由主义吸收了全部红利，并反噬主体政治。原本滋养、扶助主体政治的左翼网媒被边缘化，并以教条主义方式求生存，如此也越来越丧失创新能力和对大众的吸引力。

深层的问题是，代表人民参与及创新潜力的中国互联网本应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载体。最近在一次研讨会上，汪晖教授和潘世伟同志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中国从没放弃社会主义，中国仍不断重新认识社会主义。（5）这种实事求是和真诚的态度有助于我们科学认识当前问题。中国社会主义探索的要素是创新，这一内涵决定了它不是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也不应简单地被视为国族主义而与世界割裂。社会主义乃至政治敌友逻辑派生的概念的外延，以及人类共同的历史文化，构成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土壤。只有在广大肥沃的土壤上，中国社会主义才能开花结果。因此，左翼思想和舆论应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基石，左翼网应构成抵制新自由主义的未来中国互联网的主体。根据当前现状，互联网改革需要两条腿走路，抓大放小，扶社抑资。

双重管理的明显不利格局，只能从产权维度加以解决。对垄断和寡头网媒实行“国进资退”，国家监管部门扩大自己的垂直管理系统，将全部权责集中起来，做到权责对等。对中小网站在推进完全实名制的同时，开放言路，确保言责自负。管理程序越简单、规则越透明，网络言论的环境也将越规范和健康。习主席指出：“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最可靠的力量源泉”，体现在互联网管理，就要该管的有的放矢去加强，该放的要相信群众的力量。社会主义的创新与开放的互联网，增强我们的大国自信，有利于在国际互联网舆论战中从被动防御转化为平等竞争。

三、创新、垄断与金融资本

人们已习惯于互联网企业与金融资本紧密相连的认知，甚至将它理解为一种经济规律。对此需要正本清源。这种偏见基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性表象（更来自媒体造势）而将互联网与私人属性，与所谓的“创新”联系在一起。今天的国际互联网（万维网）最早起源于欧洲核子研究组织，蒂姆·伯纳斯·李等核物理学家和工程师为研究交流而创设。其后美国国防部搞了APPA计划，受到美国国家基金会扶持向社会开放，最终发展壮大起来。值得注意的是，为互联网提供基础服务的网络建设运营被视为垄断和公用事业受到强监管，如出台“网络中立”法规。（6.1-2）中国的情形更加清楚，网络建设由国家或国有企业投资。与我们很熟悉的那些自由派关于“国企运营商垄断”之类的腔调相反，这些巨额投资搭台子，为互联网发展做了最大贡献。看看国际资本市场，基础设施企业与那些互联网新贵，几十年来的市场表现可以说是天壤之别，那么到底谁在体现社会价值？谁获取远超贡献的利益？从美国“网络中立”法规这样的案例我们能感受到大资本对政策法律的巨大影响。这种新型的、实际更具歧视性的政策“剪刀差”反映的是垄断资本特别是能以巨大杠杆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的金融资本的利益，显示了美国国家性质的特殊性。因此，我们看到的行业“发展规律”仅是认知上的“幸存者偏差”，暗藏国际金融垄断集团战略目的。华尔街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在全球的渗透和控制要远强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盲目效仿有严重危害。

为互联网大企业快速鲸吞市场形成垄断进行辩护，一个是基于效率的理由。将技术进步和应用归因于商业企业及商业模式。这显然倒因为果了，真相恰恰是私人资本攫取人类技术进步成果。其次，效率提高是以传统经济的毁灭、大量就业和财富损失而代价的。极大地加剧了社会财富的不平等。至于新经济业态对信息安全、环保等社会价值的负外部性，一直被排除在人们的视野之外。结果就是一个个虚拟世界的独角兽突破传统竞争法则而飞速壮大，金融垄断资本以造血的名义席卷了绝大部分既来自技术进步亦包含市场转型牺牲而产生的巨大的垄断利益。更重要的，获取了对于诸多重要领域的控制权。这些怪兽之怪，不仅在于商业上强大的侵略性，更在于其“生物基因”超乎寻常的变异，因而可能影响其政治经济属性。对它们已很难用传统的国家、民族甚至阶级的概念加以界定和分析。事关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生存，不能再等闲视之。

为数码资本主义垄断鸣锣开道的另一个理由是鼓励创新。对此，我们要避免肤浅的表面印象。通讯技术、互联网的发明应用首先源自公共部门，其后它们与软件业的发展创新大量来自分散的民间。金融资本的介入改变了原有的格局，将分散创新的竞争变成资本角力。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金融资本改变了商业游戏规则。利润、收入统统可以排除出互联网公司估值体系，成为以用户和流量为标的的烧钱竞赛。很明显这里并没有创新什么事，有的只是以资本衡量的权力！在推动内部创新、获取商业优势的同时，垄断资本实际也扼杀了很多可能是更有社会价值的创新。技术进步在不同制度体系下可能有不同的评价甚至不同的技术路线和应用，但在全球资本主义推动下人们只能看到一个结果，即使民族国家也很难抗衡。自由市场鼓吹者坚持知识资产的专有性并视为创新的前提。进一步，又以创新为理由纵容资本无节制的竞争和扩张，直至垄断。张五常宣称垄断是公平竞争的结果，是常态也是合理的。这种自定规则下的“公平合理”，不过是为金融垄断资本的机会主义式的代言。

创新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因此就具有多面性。对于资本垄断集团，利用创新无疑是它征服世界的工具：既表现在资本借技术创新的加速增值，更反映在对于新工具的控制上。因此垄断资本对于创新的态度是看它是否有利于自身的目的，合其目的则可以不择手段加以利用。比如Google并非成于创新，它更像是金融大资本看到了这一技术应用领域的战略价值（如对信息和新闻传播的控制）进行的强势切入。类似的情形很多，大众眼里的创新和商业竞争，背后其实是资本的逻辑。大资本在“后发优势”及金融退出机制护航下，创新变得可有可无，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才是真谛。当这样的故事一再呈现，意味着一个超国家人类利维坦已现雏形。

很多时候，技术成为撬开人性弱点的工具，于是资本得到它们“创造”出来的需求和随之而来的财富，大众得到肤浅的愉悦、廉价的快乐。互联网让这样的图景更为逼真。哲学家谈论异化已经很久，但人与技术（工具）的对立从没像今天如此具象——技术与垄断资本结合的全球政治版图，还有它的反抗者：囹圄中的阿桑奇、流亡的斯诺登。从根本上说，物质主义的创新思维让人忘记自身目的。那些真正能带给人类幸福的东西没有被再创造，人们反而抛弃了它宝贵的源泉——那些在孔子、柏拉图时代被视为正统的价值。如果说，今天的社会主义可以被定义为追求大众福祉和社会恒久价值的思想和政治运动，那么它就是唯一与正义、与真善美相一致的人类理想。我们已经看到，技术越是发达、越倾向垄断，技术的社会属性就越丰富越重要。互联网平台公司回归社会管控乃是社会主义的本分，也是当今民族国家生存与安全的保障。

四、对策

不应再回避一个事实，即美国本质上是金融垄断集团控制的特殊政治实体，“占领华尔街”运动已彰显这一判断。依从它的规则卷入愈深，他者的机能就慢慢成为国际垄断集团的一部分。互联网经济影响巨大，但完全是按照美国制定的规则建立，从组织架构、投融资模式到实际的控制、管理。因此摆脱华尔街及其规则应进入当下的严肃思考和计划中。俄罗斯较早地意识到互联网媒介国际化控制的消极影响。以普京为核心的原强力机关官员和爱国实业家组成所谓的强力集团（siloviki）成功削弱了“新富”群体的影响力，首先从经济层面维护和发展了总统行政当局的权威。强力集团较早地控制了门户网站Mail.ru。其后通过强力影响和资本运作，完全收购了著名的社交网站VK。以扎实守住自己基本盘应对开放的互联网，给人一种深刻印象：有理走遍天下，但绝不允许将自家的地盘变成他人文化渗透的工具。

当前对垄断或寡头互联网公司进行产权改革应进入议事日程。基本方向是：一、海外上市互联网寡头拆除VIE架构，回归国内资本市场。让民族资本回归其本位。二、以协商或立法形式对互联网寡头企业国有化或混合经营，亦可考虑设立相应国有互联网平台创造竞争性环境，后者提示重置成本将成为国有资本赎买依据。中国大多数互联网巨头都是因政府保护而成功的复制模式，它们理应反哺社会。改革发展到今天，不能再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单纯理解为变革计划体制，对华尔街游戏规则的变革与创新同样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尤其在商业模式天然倾向垄断的领域，国家参与几乎就是它对人民的责任和义务。

由于涉及国际金融市场，实现上述思路将是极为复杂而长期的过程。可有一些具可行性的策略。一、应择时择机交错推进。引导市场预期，减少市场震荡。公开而广泛的讨论是有益的。二、市场的关注点与宏观政策视界并非完全一致，选择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且低估值公司先行运作，可提供较好的运作空间。三、双管齐下，国有公司引进民资，针对性开拓相关竞争业务。当然更多灵活与宽松的政策保护以及金融扶持是必要的。四、鼓励社会主义属性的互联网创新。对应于互联网资本主义模式，很多业务都有社会主义形态的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比如，阿里巴巴源自当地政府的企业黄页，如果我们理解互联网信息传递以及搜索的意义，就能够发现平台商业模式是被资本“决定”而非自然应有的样式，而且因为政府“缺位”而产生的私人平台未必真的有效率更遑论公平。互联网无论大社会还是小社群本质上与私人资本存在距离。这也是对斯蒂格勒关于数字科技“解药性”的具体阐释。以互联网为工具实现互助、共享等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这方面大有可为。

对于互联网传媒和社交平台，国有资本进入形成混合经营，实现直接管理与灵活性的有效结合。中小文化网站应加强资金来源和财务监管，防范西方资本曲线入侵。它们共同构成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互联网。在此基础上可逐步放宽国际互联网管控，向世界展示开放、自信的国家形象。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差异绝不是世界矛盾冲突的根本原因。习主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其内涵必然包含一个重要层面，即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价值观与世界是相通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只能在宽容与开放的信息文化传播环境中实现。人民越是理性自觉、越是行动主义，以实力国家为后盾，开放的互联网可能成为世界人民最终战胜垄断资本势力的有力工具。而如果没有人民公意（国家即是这种公意的代表）对新兴传媒垄断，那么人民将一盘散沙，沦为乌合之众。因此，互联网的开放与对抗是也只能是两种垄断对峙下的人民战争。孰将胜出，已不言而喻。

引文：

1.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3卷，p268-270，译林出版社，2012年5月第1版

2.参见张一兵：“心灵无产阶级化及其解放途径——斯蒂格勒对当代数字化资本主义的批判”，《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期

http://www.tsyzm.com/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6545

3.1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是解药，也是毒药，《解放日报》2018.04.28

https://www.sohu.com/a/229960975_701640

3.2专访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南方周末》，2018.06.07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351000354248639278041900

3.3采访贝尔纳尔・斯蒂格勒：如何避免世界灭亡？

https://www.douban.com/note/787420993/

4.1. 赵燕菁：平台经济与社会主义：兼论蚂蚁集团事件的本质

https://www.guancha.cn/zhaoyanjing/2020_12_31_57633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