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国后，在曾于西柏坡听过《解放了的堂.吉诃德》汇报演出的周总理指示下，32岁的李大爷成为了中央歌剧院的首席指挥，由此成为了中国第一红色指挥家。

抗美援朝基本胜利后，中苏关系空前友好，老大哥承诺帮助中国培养各种红色人才，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文化部特意让已经36岁的李大爷送往莫斯科音乐学院指挥系深造，投师著名音乐家阿诺索夫（Nikolai Anosov）教授名下，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个留学海外指挥系的研究生。1957年，毕业实习时，作为实习指挥，站在苏联国家交响乐团面前，若非导师坐在观众席里，李大爷手中的指挥棒哆嗦着都举不起来。

李大爷从苏联学成回国后，作为延安出身的红色指挥家，外加吃过洋面包的资历，李大爷当仁不让地担任了中央乐团交响乐队的首席指挥。

建国后，人民领袖在不同场合反复提出，文艺应该为广大民众服务，但内心崇洋的李大爷还是将他心目中的阳春白雪一次次地奉献给了那些追求西方高雅的听众。头顶中国第一红色指挥的桂冠，李大爷一次次地带领着为中央乐团及其他交响乐团，排练演出着德国贝多芬、俄国柴可夫斯基以及意大利普契尼等人的作品，力争让他心目中的高雅音乐成为中国音乐界的主流。每当人民领袖，特别是他那很懂艺术的夫人开始大力强调，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时，机智的李大爷马上又带领全团排练起红色作曲家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以及前辈李焕之的《春节序曲》等曲目。

十年动乱骤起，什么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及普契尼之流，皆成了封资修的文化。就在其他文化人乱作一团寻死觅活之际，机智的李大爷凭着儿时京剧的底子，随即又将八个样板戏改编成一个个革命的唱段，从《沙家浜》一路演绎到《红灯记》，乐此不疲，由此颇得文艺界老娘的好评。

十年动乱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始于两大事件，一是林彪出逃，二是基辛格密访。林大元帅出逃这事儿与李大爷不相干，但美国国务卿秘密访华这事儿，却和李大爷的人生有了交叉。一天外交部负责国核心机密的官员来到了中央乐团，并带来了总理的口信，鉴于国内只有你们乐团有过大量演出排练西方古典音乐的经验，因此请你们在最短的时间里排练几个西方古典室内乐曲目。至于给谁演出，何时何地演出，听候指示，最后特别交代，此事高度保密。

不久之后，李大爷突然接到通知，请他们几点几分前往人民大会堂。随后，令李大爷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敬爱的周总理陪同下，那个报纸上常常见到的邪恶美国政府要员国务卿基辛格竟然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随后在极其机密的情形下，几个中央乐团的室内乐小组为这位美国朋友演奏了特意准备的西方古典音乐。对中国政府的精心安排，客人由衷地表示了诚恳的谢意。

不久，美国总统尼克松亲自访华，两国元首在中南海亲切地见了面。随后1949年建国以来，长期对峙的中美关系开始极大缓和。尼克松访华后，日本首相，法国总统，澳洲总理，纷纷前来北京，无数的政府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随后建交。

十年动乱中，除了文艺旗手推出的八个样板戏外，什么交响乐，想都别想。见政治形势有所好转，李大爷趁机提出，再过两年就是红色音乐家聂耳四十周年，冼星海三十周年纪念日以及伟大的古典主义作曲家贝多芬逝世一百五十周年纪念日。得到上方首肯之后，中央乐团随即排练了《黄河大合唱》及西方古典音乐。

总之，十年动乱中除了那八个样板戏之外，正是在李大爷热心推动中，北京的文艺舞上终于听到了一些延安音乐家及西方古典大师们的乐曲。

十年动乱结束的第二年春天，为纪念贝多芬逝世150周年，60岁的李大爷带领着中央乐团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以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为主的西方古典音乐会。

不久之后，61岁的李大爷又带领着他的交响乐团，来到了当时北京最大的室内建筑北京工人体育馆里，举办了一场以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新大陆》为主要曲目的音乐会。

1979年初，借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春风，举国改革开放，以往种种政治与文化的禁锢纷纷打破，在此大好形势下，63岁的李大爷和美国著名小提琴家斯特恩（Isaac SternIn ）策划了一场莫扎特与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音乐会，李大爷的指挥艺术加斯特恩大师的精湛表演，受到了北京观众的极大好评。

1979年的夏天，当李大爷听说，在全球最牛的指挥家卡拉扬，带领全球交响乐近百年的柏林爱乐乐团，既然于秋天访华时，内心无比激动。

柏林爱乐的人，早早地将他们的行程及演出计划告知了中方。为了推动中德两国文化交流与外交友好，德方将为中国音乐爱好者前后举行三场演奏会。演出地点，北京工人体育馆。第一场曲目：莫扎特的《降E大调第三十九交响曲》及勃拉姆斯的《c小调第一交响曲》；第二场曲目：贝多芬的《降B大调第四交响曲》及德沃夏克的《G大调第八交响曲》；最后一场柏林爱乐与李大爷的中央乐团联合演出：贝多芬的《A大调第七交响曲》及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

正像当时尚未出生的郎朗后来所描述的那样，那段时间里，当听说在全球第一指挥卡拉扬的带领下，全球第一交响乐团将在北京演出三场音乐会时，中国音乐界集体地疯狂了。

而对李大爷来讲，由卡拉扬指挥的柏林爱乐前后录制了多套西方古典音乐大师们的节目，已经不知听过多少了，可亲眼观看大师的指挥艺术，平生是第一次。当年，他在苏联留学时，现场听到演奏水平最高的，也就是穆拉文斯基指挥的列宁格勒爱乐乐团的演出。

这次卡拉扬前来中国，确实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只是当李大爷听说，卡拉扬走下飞机不到10分钟后，乐团里竟有三位演奏员里两个跌成骨折，一个吓出心脏病。知道内情的李大爷及中国音乐界高层，为此都感到极为尴尬与愤懑。

另外让李大爷与中国音乐界高层感到极为难堪与失望的是，由于很多中国观众根本不了解西方文明，因此在第一场首演即将开始时，现场总是有人在说话议论，有人走进走出。

最让李大爷愤怒的是，就在卡拉扬举起指挥棒准备演奏时，一个完全不懂礼貌的人，竟然带着很大的动静，大大咧咧地走进了音乐会现场。随后怒不可遏的指挥大师转过身来，用指挥棒不客气地指着那个人。

那一刹那，李大爷恨不得冲上前去，直接将那个迟到的家伙扔出门外去。

不知过了多久，最终大师再次举起了手中的指挥棒。

随即，柏林爱乐乐团那特有的美声立即响彻了整个场馆。演奏自始至终焕发着炽热如火的热情及美仑美奂的光辉。在大师的指挥下，柏林爱乐的演奏员们，一次次地把美妙音乐推向高潮。

随着卡拉扬先生完成了最后的休止动作，全场听众集体起立，一时热情的欢呼声与掌声，长达二十分钟未停。

卡拉扬早在来中国之前，就和中国的文化部门做过沟通，由于年龄的原因，每次演出只谢两次，不再加演。

接过礼仪小姐送来的花篮后，大师向欢呼中的观众浅浅地鞠了一个躬后，走进了大幕，随即扬长而去。

事实上，别说一般的中国观众了，就是柏林爱乐内部的人，对卡拉扬的傲慢也颇多微词。

这一点，很快就让李大爷感受到了。

为了与柏林爱乐合演贝多芬的《A大调第七交响曲》及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在李大爷的带领下，第三场参加演出的中国人，来到了柏林爱乐的排练场地。

大概是第一次排练时，中国人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结果卡拉扬一上来就说，不允许中央乐团的人在旁边观摩。文化部的翻译人员说，这些中央乐团的人是要和你们一起排练最后一场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卡拉扬这才像是想起什么似的，让45位中央乐团演奏员参加了进来。很多外国指挥家来华排练演出时，无论是意大利的阿巴多，还是日本的小泽征尔一般都用英语与中国人交流，毕竟一战二战后，由于战胜国的原因，英语已成世界语了。可偏偏卡拉扬坚持用德语指挥排练。既然是中德两国音乐家共同举办音乐会，那就应该是混合在一起排练演出方显友好。卡拉扬则不，在他的喝令中，中央乐团的人皆被安排在了末座。排练当中，卡拉扬总是训斥着中国人，并说他们的乐器发出的声音太轻，训到愤怒时，他竟然尖着公鸭嗓子说，8个中国乐手的音量也赶不上1个德国乐手的。

不管大师的态度如何，他说的是实情，与全球最牛的柏林爱乐的装备相比，中国的乐器实在太烂了。

在当晚卡拉扬访华的第三场音乐会上，铜管乐领奏全是柏林爱乐的乐手，中央乐团演奏者们使用的乐器根本出不了那种精彩的效果。这一点身为中方首席指挥的李大爷也无可奈何。

在李大爷的印象中，从飞机场出事的第一刻起，似乎卡拉扬对中国人的态度就不太友好。几天的行程中，只有一次，李大爷发现，卡拉扬脸上表现出极大的友善与兴奋，那就是在文化部安排的欢迎柏林爱乐代表团的宴会上，一个刚刚考上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的上海姑娘姜建华，为德国客人演奏了三首曲目，《流浪者之歌》、《二泉映月》与《江河水》。

听完《江河水》后，已经71岁的卡拉扬，一把就将年仅18岁的姜建华紧紧抱住，激动地说：你的每一个乐句都是真正用心来演奏的。

随后，卡拉扬与柏林爱乐的首席小提琴手施瓦尔贝先生找到了坐在不远处的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吴祖强说：姜今年才18岁，完全可以改学小提琴，相信我，今后她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小提琴家的。施瓦尔贝先生和我愿当她的导师，保证争取到奖学金，请她来我们柏林吧。

对于这次卡拉扬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访华演出活动，后来李大爷是这样表述的：

我知道卡拉扬的名字是在50年代，即他开始国际音乐活动后不久。当时我正在莫斯科学习。他从伦敦到维也纳和柏林，做了当时柏林爱乐乐团指挥富特文格勒的助手。富特文格勒去世后，他担任柏林爱乐乐团、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和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的首席指挥，几乎垄断了整个欧洲最顶尖的乐团，因而闻名于世。当时我只听过他指挥音乐的广播，因为条件差，我只是感觉不错，而不能准确说出究竟好在什么地方。回国后，再陆续听一些唱片，开始感觉到他指挥的理查.施特劳斯、勃拉姆斯、贝多芬、舒曼、马和谐勒、布鲁克纳和瓦格纳的作品，真可以称之为无懈可击。令我难忘的是，1979年秋卡拉扬率柏林爱乐乐团来中国演出，我去机场迎接，见到这位才华横溢的大师的情景。他当时腿已瘸了。记得有个插曲：由于那时我国还没有波音747型飞机，机场舷梯高度不够，临时接了一节。当全体人员快下完时，一位双簧管演奏员和一位大提琴手由于连接的舷梯断裂，下来时摔伤了腿。卡拉扬非常着急，马上站起来，一瘸一拐地前去照料。由此可见他对乐队队员的关怀，他像个大指挥家的样子。

在北京体育馆开始第一场演出，卡拉扬一出场便魔力般地使全场的几千名观众立即安静下来，他的风度、气质俱佳。第一首乐曲是莫扎特《第三十九交响曲》，可能是乐队还没有进入最佳状态，抑或别的原因，演奏得拘谨、滞涩，令人失望。休息后，演奏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立即就不一样了，真是非常精彩，我顿时就被折服了。因为勃拉姆斯的这部交响曲是我最熟悉的作品之一，经常指挥演出，而且世界许多著名的指挥家指挥的此曲和唱片我也听了不少，但他这场演出，给了我少有的震撼。他非常清楚、强烈地将这部作品诠释给我们。特别是第四乐章，往往许多人因为处理得平淡而显得冗长；但他的处理是一气呵成。卡拉扬一生中唯一的这次中国之行，无论对于中国的专业音乐工作者还是对于音乐爱好者，都是极为重要的一页。就在卡拉扬那次访华之后，1979年底，我收到柏林爱乐乐团经理彼得.吉尔特的来信，他说：经卡拉扬先生建议，我想邀请您在1980-1981年的音乐季期间来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两套音乐会，我很想知道您最喜欢指挥哪些作品，及您指挥过的作品的概况。我和他通了信，但后来因故未能成行。改革开放后，我国引进了许多唱片，我觉得卡拉扬录制的许多作品都非常精彩。1977年，为纪念贝多芬逝世150周年，我指挥了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其中有些处理就是参考了卡拉扬的唱片。他把贝多芬的英雄性格，那种勇往直前、朝气蓬勃表现得淋漓尽致；抒情的、和缓的、广阔的一面也表现得恰如其分。但卡拉扬并不是对所有作品都是万能的权威。除上面提过的莫扎特外，我发现他对柴科夫斯基的作品处理得就不够令人满意，过分地强调了歌唱性和抒情性。卡拉扬晚年时动作已不灵活，头脑、身体的反应迟钝了，手势也常有错，尤其是他指挥的1987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他晚年遭到柏林爱乐乐团很多人的反对而离开了柏林，这使我想起了布鲁诺.瓦尔特。他也是公认的世界伟大的指挥家，可他在慕尼黑歌剧院指挥了十年后，就主动离开了那里。他说，我得离开慕尼黑了，因为我已经呆了十年；我的优点被他们吸收了，但我也有缺点，这已让他们厌倦了。布鲁诺.瓦尔特很有自知之明，而卡拉扬缺乏这一点。

卡拉扬先生对1979年秋天的访华演出总体还是满意的。回国之前，他曾向中方提出四点期望：一是希望中国民乐团访问柏林；二是中国在1980年能派乐团去参加萨尔茨堡音乐节；三是选派3至5名中国学生去奥地利音乐学院学习西洋乐器；四是一到两年后，由他亲自指导，到北京故宫来摄制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

总体来讲，李大爷对卡拉扬访华的回忆与评价还是客观公正的。

卡拉扬活着的时候，毫无疑问，他自称指挥艺术全球第二，估计没有谁敢站到他的前边去的。生前，他录制的很多西方古典大师的磁带与唱片是无人可与之比肩的。

卡拉扬活着时候是个音乐界的丰碑，离开后依然是人类音乐江湖中不朽的传说。

至于李大爷李德伦，指挥艺术不敢与卡拉扬相比，但他生前曾留下精彩一笔，估计也是人类音乐界鲜有相比者，那就是70岁那年，大爷曾在北京交响乐之春大型音乐会上，指挥过一次由800名演奏家组成的联合乐队，为人类音乐史创下了一个吉尼斯纪录。

如果说德国的卡拉扬是用闭着的眼睛与手指来指挥交响乐的话，那么咱们的德伦同志，更喜欢的还是用他那甩动的头发与抡圆了的腰身来指挥。

1989年，81岁的卡拉扬大师离开人间，前往天堂去给他的上帝指挥音乐去了。

2001年，跨过新世纪的门槛，在目击了由此摧毁美利坚国家意志的911惊天事件后，共和国的首席指挥闭上了他的眼睛，享年84岁。

相比众多的作曲家们，那些著名的指挥家们看过的人生，经历的春秋，都不短。

聊起指挥家那些事儿，兄弟想把一些最基本的ABC捋一捋。

一、与作曲家与演奏家不同，所有影视作品中，贝多芬时代之前的那些带着假发在那里指挥的镜头，都是骗人的。事实上，贝多芬本人可以指挥自己的作品，但他不可能去指挥别人作曲家作品，关键是在他之前乐队里的所谓指挥，通常都是那个第一小提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