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校长去世之后，电影学校迎来了新的校长－-－白大方。

白大方毕业于北京的一所美术学院，1938年到了延安。从党内的资历上来看，1938年是条重要的线，因为那一年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战时期，这时投奔延安者已有投机分子混杂其中。解放战争期间，白大方成为了陈波儿的手下，一直在东北电影制片厂从事放映员的培训工作，深得新中国成立后电影局领导的信任。陈波儿去世之后，电影局随即任命他为刚刚成立的电影学校新校长。

由于当时正处于抗美援朝的战争阶段，因此整个中国全面与苏联结盟，在教育制度上，作为小弟弟的新中国政府，一切都向苏联老大哥看齐，电影教育事业自然从上到下也都模仿着苏联的那一套体制。

早在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第三年的1919年，在苏联政府宣传部门的主导下，当时在莫斯科就成立了一家名为全苏国立电影艺术学院的教育机构。作为全球历史最悠久的电影教育机构，全苏国立电影学院在全球电影界素有名气，长期来一直是跟在美国南加大电影学院、纽约帝势艺术学院与法国巴黎的FEMIS之后，名排第四。列宁及斯大林活着的时候，全苏国立电影学院的毕业证书必须经由最高领导人签发。著名影人爱森斯坦与库里肖夫等都曾在该校任教，其校友包括世界级电影大师谢尔盖.格拉西莫夫及安德烈.塔科夫斯基等。1985年格拉西莫夫去世不久，全苏国立电影学院更名为苏联国立格拉西莫夫电影学院。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当年中国电影界的著名编导人士袁牧之与表演艺术家胡蝶等人无不以能到全苏国立电影学院参观学习为荣幸。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宣部主导的电影局在设置教育机构当中，自然以老大哥全苏国立电影学院为标杆，从招生到教学，生搬硬套了起来。

全苏国立电影学院的专业主要有以下几个专业：表演系、导演系、编剧系、摄影系与艺术产品制片系等。

拿来苏联电影教育机构的培养方向与教学大纲，主管中国电影人才培养的白大方校长马上就发现了问题，与老大哥相比，咱们这儿差得不是一星半点啊。于是借着当时国家计委高岗主席主持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春风，白校长一个报告打了上去。

还好，不负白校长的期望，1953年年底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99次政务会议上作出决定：电影局应积极准备条件，争取四至五年内创办电影艺术学院，培养电影人才，首先是编剧、导演、演员，云云。

文件上写得分明，电影局未来的任务将是把现在的电影学校升级为像老大哥那样的电影学院。

看着文件，白大方一下子来了劲头，于是马上着手做了两件事情，一是立即通过外交口，把当时老大哥的那些大腕请来北京，点拨点拨咱们这帮小弟，另一个就是即刻组建一个北京电影学院筹建小组，随之将相关的请求报告及时呈交 了上去。

刚刚打完了抗美援朝战争，那时节中苏关系好得不行，看到中方的请求，苏联电影口的人，马上点了头，你们北京电影学校的人不是想听听我们专家们的上课吗，没问题！

于是，1955年年底，一帮子苏联电影界的顶级专家带着边授课边旅游的心态来华访问了，围绕着导演、演员、摄影、制片等四个专业，这帮苏联电影界的什么卡赞斯基、伊万诺夫、安东年柯与西蒙诺夫之类的牛人全来了，并一个个地站在北京的讲台上，冲着下边由中国电影局组织的各电影制片厂创作和制作部门的干部们，苏联这样，俄罗斯那样地神侃了起来。

二十多年后，一直到后来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陈国星、张丰毅与张铁林他们这帮子北京电影学院78级学生上课时，手里的很多教材还是当年那帮子苏联电影专家们留下的讲义。

1955年白校长他们送上去的关于筹建北京电影学院工作报告，也于这年夏天里收到了长期关注中国文化艺术事业的周恩来总理亲笔批示：请将此报告转高等教育部由综合教育司正式列入计划。

然而，令当时北京电影学校的上下同仁有点吃惊的是，一年以后的1956年夏天，上边的国务院同意将北京电影学校改制为北京电影学院，院址设在新街口外大街25号的小西天，不过人事方面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一张公文，原来的白大方校长因革命工作需要，调往颐和园北边的中央党校，回到他大学的本专业美术方面，从事研究教学，而新设立的北京电影学院院长为当时电影事业管理局的局长王阑西，章泯为第一副院长。

后来文化口的人都在底下传，说是袁牧之、陈波儿他们延安电影厂与东北电影厂的人不行了，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很多事儿没地儿讲理去。

文化口的人又在下边传，说是表面上王阑西局长挂着院长的头衔为底下站台，实际上真正在即将成立的北京电影学院里主事的，肯定还是那个叫章泯的人。

聊到章某人，很多事情就开始变得微妙而复杂了起来。原因是，他的人生曾经和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发生过交集。而这另外的一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当年他在上海滩的情人，后来成为了中国文化界的旗手，官拜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位著名历史人物。当年，正是袁牧之后来的夫人陈波儿，将这位旗手引入了当时上海左翼的艺术圈子。

聊起来，三十年代的左翼艺术圈子也并不是很大。当时的圈子里，有个所谓的四大神之说，即大哥袁牧之、二哥郑君里、三弟唐纳与四弟赵丹，前两位大哥级人物即导又演，名镇江湖，三弟则是捧谁谁红，骂谁谁黑的著名影评家，至于四弟的大名，当时在上海滩的地位基本上就是后来香港影视圈子里的周润发，当下中国影坛的姜文，绝对的影帝级人物。

大哥袁牧之自从与《桃李劫》的女主角陈波儿合作之后，一颗心就全在这位生得娇小玲珑的有夫之妇身上了。

经陈波儿介绍，旗手于1935年进入了大哥袁牧之的领域－-－上海电通 影片公司。因为觉得这个山东姑娘李云鹤的名字有点土，就建议她改个让上海影剧圈里听起来更舒服的名字，后来旗手就改名为蓝苹了。改名前后，大哥袁牧之正在筹拍《自由神》，出于票房考虑，还是让当时的一线演员王莹当了女一号，戏中有个剧本中的知识青年戏份不少，袁牧之想了想就决定让自己的三弟唐纳来出演，谁来演几乎没两句台词知识青年的女友呢，陈波儿推荐，为什么不让那个刚刚从山东来的蓝苹试试呢，这样也算是让她圆了上大银幕的梦。

袁牧之想了想后，点了头。

有意思的是，正是这部戏，最终让苏州小生唐纳与青岛小妞蓝苹走到了一起。

随后不久，令袁大哥吃惊的是，三弟唐纳与四弟赵丹竟然迅速地在杭州玩了一把集体婚礼。由于太过新潮，结果几对新人的婚事，竟一下子吸引了无数媒体的关注，一时间他们整出的动静，轰动了上海电影圈，甚至搞得一般社会上的民众也议论纷纷。

顺带着很多关心文艺动态的人，也知道世界上还有个从山东过来的女演员蓝苹。当然又有人出来爆料，以一种疑惑的口气问道：蓝苹这是结的第几次婚了，早先不是说在青岛就和一个叫俞启威的人住在一起么？

可这位山东的妞真叫一个不安分，和圈中三弟唐纳好了没两天，就开始大闹了起来。结果可好，没多少时候，上海的艺术圈子里又传开了，原来是蓝苹一脚把唐纳踢开后，又和一个叫章泯的话剧导演好上了，那可是个有妇之夫啊，孩子都可以上街打酱油了。

当年上海左翼文化圈子确实很乱。

世事无常。

令谁也无法想象的是，十几年后，除了三弟唐纳作为中共地下党员潜伏到了欧洲的巴黎公干外，剩下的这一帮子上海圈子里左翼活跃分子，一下子又都纷纷聚集在了北京电影圈周围了。

袁牧之成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化部电影局的第一任局长，袁夫人陈波儿当上了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同时兼任表演艺术研究所所长，超级影星赵丹因刚刚主演了《武训传》，遭到党内严厉批判而闭门思过。当年曾在话剧《大雷雨》中分别给男女主演二哥郑君里与蓝苹排戏的章泯，得知那个山东姑娘后来去了延安，又有了新的身份后，极为忐忑而低调地生活着，因为他听说当年和自己曾海誓山盟地生活在一起的蓝苹，此刻已携着第一夫人的威名，成为了文革部电影局下边的一个处长，且谁都知道，即使是电影局的袁局长见到这位江处长，脸上显出的也尽是一片惶恐与卑微。

世事无常呵。

3、

1951年，一生精明强干的广东女才子陈波儿英年早逝。夫人去世很长时间里，袁大哥难以从痛苦中走出。结果，当年的好友，著名女作家丁玲看不下去了。于是有机会就叫上袁大哥四处去散心。还好，一来二去的，袁大哥就遇上了浙江昆剧团美女朱世藕。小朱比袁大哥小了整整25岁，可爱情这种事情是真真说不清楚的，就这样当年在莫斯科国立电影大学门口发誓有生之年也要在中国建立一所电影学院的袁大哥，为避祸，渐渐地远离了电影圈子，但他和小朱的长女袁牧女，却在改革开放之后第一届北京电影学院1978年的招生中，进了表演系。

不知是现实当中的偶然还是历史当中的必然，当年上海滩左翼电影圈的大明星四弟赵丹，其子赵劲也在1978年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走在朱辛庄的校园里，作为影星之后的他，那神气可比另两位电影世家的什么凯歌与壮壮要牛得多的多。

而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电影学院在新街口外小西天刚刚成立之际，实际主持工作的竟又是当年那个山东女演员的导演情人章泯。

至于这位中国话剧界著名的章大导演，最后怎么成为北京电影学院的院长，前任陈波儿最是欣赏的白大方白校长在筹备北京电影学院成功之后，又是如何莫名其妙地去了中央党校，当中种种难以说清的内幕，恐怕当年上海滩著名的袁大哥到死也没有搞清楚，恐怕也不敢搞清楚。

1956年夏天，在章院长的安排中，未来的电影学院三个本科系，即导演系、表演系与摄影系的考生，被要求必须参加当时的全国高考，除了文化成绩要求达标之外，学院还要组织包括初试、复试的专业考试。

结果这年秋天，共有86名学生来到北京新街口外大街的小西天。这些学生毕业后，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电影专业的本科大学生。

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间，北京电影学院除了刚开始的导演、表演与摄影三个系外，后来又陆续增设了文学系、美术系、录音系，不过整个教学体系基本上是参照了苏联国立电影学院的那一套。中苏两国关系彻底搞坏之前，北京电影学院还请了不少苏联那边过来的老师授课。以至于整个小西天前后，在很长的时期里，从老师到学生张嘴闭嘴全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斯氏生在沙俄的契诃夫时代，作为艺术理论界的国宝，后来他竟一直活到了斯大林的大清洗年间，号称人类表演理论体验派大师，其观念推崇现实主义原则，主张演员要沉浸在角色的情感之中，演员与角色合二为一，通过逼真的生活化的表演，在时空集中的舞台上再现生活，以求进入无我之境。总之，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校园时，很多时间里，学生们基本听不到欧美电影界的理论学说，看不到从好莱坞影院到戛纳红地毯之中的电影作品。不少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甚至不知道地球的很多银幕之上，玛丽莲.梦露与马龙.白兰度为何方神仙。

从陈波儿创建表演研究所到章泯管理北京电影学院，这种状况在中国电影学术界里是一种常态，且这种常态一直持续到了文革之后。

文化革命一开始，北京电影学院就关门了。

运动当中，北京的一些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当时的文化部将其所属在京的艺术院校统一合并为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那一刻里，北京电影学院有了一个新的名字－-－中央五七艺术大学电影学校。

文革十年当中，不要说西方的电影艺术了，就是国内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也有无数被当作毒草狂遭批判，以至于一些影片能否公映，甚至要报到政治局的层面上研究通过后，才能发行。

当然，十年文革当中，也不是一点也看不到北京电影学院的痕迹。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中国的银幕之上，多少也能看到从小西天里出来的那些学生的身影。

在兄弟的印象中，有这样几个北影学院出来的人，给那个岁月留下的痕迹还是颇深的。

第一个就是那个1957年毕业于电影学院，身高脸圆的男同志。文革当中，在清华大学校园的银幕之上，曾经无数次出现过他那高大上的正面形象，这个文革之前《青春之歌》里的主角，不知怎么地就成了文革时期中年之歌的主角了，总之，那些年里，和歌唱界里总政的那位男高音一样，他很红。论起资历来，这位男同志早在40年代末，就在袁牧之与陈波儿指导下的新中国第一部电影里《桥》中客串过小角色，改革开放之后，这位北影学院的毕业生，最后竟一路做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可谓一生辉煌。

文革前的另外两位北京电影学院的校友，在那个疯狂的10年中，也是浓浓地留下了一笔，那就是导演系的于同学与编剧系的张同学干的好事。

1972年中国文艺旗手在《中国文学》上看到一篇有关大庆的故事，马上指示要拍一部相关的影片。由于大庆位于东北黑龙江，于是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就交给了同在东北的长春电影制片厂了。正好这里有不少当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科班导演与编剧，于是编剧系的张同学很快地就拿出了一个名为《创业》的剧本来，接下来导演系的于同学就把剧组给搭建了起来。很快由长影厂立项出资拍摄的影片经剪辑合成后，将样片送到了文化部领导处审查。当时的部长于会泳和副部长浩亮看过样片后，感觉不错，随即指示拷贝发行，全国公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