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管西影厂是以抗日的题材向上边做的申报,可由于当时社会文学界的一些人,对小说原创者莫言的政治态度,始终有很深的成见,现在竟然有人还想改编他的作品,并搬上银幕,这事儿,一下子就变得复杂了起来。
好在贤明的西影厂领导吴天明,对张艺谋的艺术感觉很是欣赏,对张艺谋的创作冲动,内心也很支持。更重要的是,他一直觉得小张这人挺神的,只要他参与的片子,最后皆有斩获。
在厂里的立项会上,张艺谋始终坚持这将是一部小投入的抗日题材电影。不必投资大的布景,更不存在名演员的片酬问题,整部影片只有三个角色,我爷爷,我奶奶以及将他们连在一起的那一大片血一样的红高粱。
演员好找,可那一大片红高粱怎么弄呢?
思来想去,在张艺谋的游说下,吴天明最终下了决心,在没有得到上边管理机构的审查批准之前,先投资去故事发生地山东省高密县种了一片高粱。
剩下的就是我爷爷与我奶奶的两个演员人选了。从剧本上看,《红高粱》一剧的演员基本上就两个人物,我爷爷余占鳌与我奶奶九儿,两个演员选对了,戏就成功一半以上了。
一般来讲,选演员多是摄制组里副导演的活,作为上一部电影《老井》组里吴天明的副导演,同时也是这部《红高粱》张艺谋组里的副导演,杨凤良自是责无旁贷了。
男一号的人选经商议之后,很快就确定了下来,他就是刚刚在谢晋《芙蓉镇》剧组里和刘晓庆配戏的中戏学生姜文。这小子戏好,演好高粱地周围杀人劫色的大侠,对他来讲,应是小菜一碟。
关键还是另外那两个角色,我奶奶九儿和那片红高粱庄稼地。
《红高粱》立项不久,副导演杨凤良就赶往山东,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把订金交给了当地农民,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让那一大片地里,今年夏天里长出带着血色的红高粱来,拜托拜托。
接着杨凤良又赶往了北京开始了挑选九儿的工作。
在北京选演员,一是朋友推荐,二是自己去艺术院校表演系里去找。当时和电影圈业务比较密切的主要是两所高校的表演系,一是中央戏剧学院,二是北京电影学院。
由于已经确定的男一号我爷爷一角的姜文是中戏毕业的学生,所以从杨凤良的观念里,扮演我奶奶九儿这个女演员最好还是先从中戏这边找起。
影视圈儿里的人都知道,提及北京东城棉花胡同来,就如同提及工程界的熙春园,学术界的未名湖,音乐界的鲍家街一样,那可是个成就明星大梦的所在。
1987年的中戏,当时在校园里最为各系男生当面赞叹,背后觊觎的自是表演系的五朵金花,史可、巩俐、伍宇娟、金莉莉与陈炜了,位于花魁者,非湖北生史可莫属,至于山东生巩俐么,也就是个班花级的小甜妹而已。
由于那时的欧洲女星索菲亚.罗兰大红于中国银幕,因此年轻貌美加性感动人的史可,在中戏男生的眼里自然是中国版的索菲亚.罗兰了,走在校园食堂与教室前后,史可赢得的回头率也就最高。
作为《红高粱》剧组的副导演,杨凤良自是从相片到本人地把中戏的许多女生扫了一遍。
初选之下,最后将我奶奶九儿的角色锁定在85级五朵金花的史可与巩俐身上,首选史可。
回到西安后,将山东高密那边的红高粱种植与中戏校区选角等工作大致地做了个汇报之后,《红高粱》的导演大人张艺谋决定前往北京东城棉花胡同去落实一下,在史可与巩俐之间,选出一个未来我奶奶九儿的扮演者来。这事儿还真不能拖,越早将角色确实下来,越早能让演员去体验生活。这一点很重要。
北京的影视圈子不大。中戏和北影之间的联系很多,想当年作为张丰毅的女朋友,中戏女生吕丽萍有事儿没事儿就出没于北影学院城里的小西天与昌平那边儿的朱辛庄。这么多年了,一直就玩在一块儿,不久前在吴天明的《老井》剧组里自己还和中戏毕业的吕莉萍演过对手戏,所以对中戏这边的事情,张艺谋很是了解。
就这样,1987年的一天里,张艺谋来到了中戏校园。那天,他见到了被誉为校花的史可,也见到了可可动人班花的巩俐。
然后,中国电影史上就出现了很多的说法,其中最耸人听闻的一个演义是,由于张艺谋在史与巩两人当中犹豫不定,最终靠扔硬币决定了最后的人选,等等。
其实,张艺谋最后之所以选择了巩俐,而没有让史可上自己导演的第一部戏,当中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在史可本人。
与巩俐不一样,早在上学之前,史可就曾在电影《夏明翰》里出演过角色,上过大银幕。从圈子里看,作为校花的她其名气上远比巩俐大。同时,就在张艺谋他们《红高粱》剧组选角的同时,北影学院导演系毕业的田壮壮已经向史可发出了邀请,让她出演自己筹拍的新电影《摇滚青年》里的女主角。
北影学院之外的人不是很清楚,当年在朱辛庄,因为涉嫌走后门事件,才进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张艺谋,在100多个78级学生中,很是为周围同学所不齿。为此,张艺谋在读书的四年里,内心深处相当自卑,因而出人头地的心结比任何人都强。谁都知道,那时北影学院里,最红的肯定是赵劲、田壮壮、陈凯歌他们导演系的,学业期间就开始玩着拍片了,再有就是方舒、张丰毅他们表演系的学生,那时表78班里书读得多一点的陈国星之流,每每吵着闹着地想转系去学导演。赵丹、黄宗英的爱子赵劲就别说了,提到人家田壮壮的父亲与母亲,田方与于兰,作为共和国中国电影界的两位前辈,无人不为之敬仰。陈凯歌的家庭背景,在中国电影圈子里,也属于背景高高在上者。关键是谁都知道,在电影学院里,导演系的位置是至高无上的。你成天抱台机器,忙着推拉摇移的摄影系学生,算哪根葱?至于方舒与张丰毅,在表演系从做作业到毕业彩排,哪次不是男一号女一号。而当年在朱辛庄校园里那些摄影系的学生走在校园里,有几个人关注过他们?特别是像张艺谋这种其貌不扬,还结了婚的老男生?现在人家田壮壮要拍大作《摇滚青年》,听这名字,怎么能和《红高粱》之类的农村题材相比呢?
史可之所以犹豫着对我奶奶九儿这个角色兴趣不大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西影厂的著名导演颜学恕最近也在找她,让她去在一部大片里担纲出演女一号。那个故事的背景就更没法和张艺谋他们山东高密这边的高粱地相比了。那都是民国大英雄蔡锷、窃国大盗袁世凯和江湖之上的豪侠之间惊天动地的大故事,大题材。怎么能去演一个土里土气的农家妇女呢?还有一点,颜导是位刚刚因为《野山》一剧,获得金鸡奖最佳影片大奖的重量级导演,当年人家就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的高材生,已经拍摄了很多大作了,而你张艺谋不过是第一次当导演,谁知道你能把那片关于高粱的故事拍成什么样?
让史可极为心动的还有,中戏的师姐80级的岳红正是因为跟着颜导进了《野山》组,以女一号的身份夺得了第6次金鸡奖的最佳女主角,自此大红。此刻如果决定进《红高粱》组,从体验生活开始,到内外景全部拍完,少说也得小半年,本子已经看过,去山东那个小县城里出外景,那苦肯定少吃不了。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颜导是湖北人,史可也是湖北人,从地域文化上看,九头鸟之间的关照与合作,可能更容易沟通一点。
就这样,我奶奶九儿一角,最终落到了山东姑娘巩俐这里。这当中,从张艺谋这里看,尽管周围的人都觉得史可身上带着的那点野性,更适合出演九儿这个角色,但张艺谋觉得,从剧情中看,九儿这个女子除了野之外,还得带点媚的味道。而这一点,恰恰是他见到巩俐第一眼之后,就有了这种感觉。再有就是,莫言创作的《红高粱》,是他老家山东那边的故事,艺术创作讲究神形兼备,力求形似当中去力达神似之效,如此让一个山东姑娘来扮演一个山东高密农村的姑娘,从大局上看,效果可能更好一些。
总之,阴错阳差间,张艺谋处女作《红高粱》里的那只红绣球,就这样砸中了那个山东姑娘的头。
而这一中,四十多年过后,再回首看去,85级的校花可史与班花巩俐的社会地位与国际影响,早已是当年的失之分毫,至今的差之千里了。
现今的巩俐,成日里出入于国际著名电影节前后,成了亿人瞩目的国际巨星,而当下的史可只是个外嫁他国默默无闻的闺中小妇。
电影,创造着艺术,也造化着人生。
银幕,创造着情感,也造化着梦想。
3、
《红高粱》组里两个演员的事情基本上敲定之后,剩下的就是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了,山东高密那边的高粱地长得怎么样了?
结果杨凤良去了年初花了大价钱投资的那片高粱地,考察归来后,一片唉声叹气,说是那些高粱莫要说拍电影当银幕上的主角了,过了秋天收割完了,送给人家农民当秸秆烧都怕没人要。那哪是一片血海一般的红高粱,分明是一片又细又疏的野草。
听到这里,张艺谋一下子跳了起来。随即订票,赶往了胶东的高密。到了地里一看,也傻了眼。于是只好电告制片厂,希望厂里以组织名义,给这边的农民组织以压力,无论如何也得在秋天之前,让一片郁郁葱葱的红高粱出现在镜头之前,否则咱们厂年初投资的钱就全都白花了。
在中国始终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强大无比。
1987年夏天,忽一日,高密县县委接到了来自有关组织的指示,这可是人家电影界同志,专门为了弘扬你们胶东抗日精神的五讲四美三热爱的重要项目,为此望你们务必做好相关业务,配合制片厂的同志完成这项精神文明的重要工作。
接到上级的指示之后,县委县政府连夜开会,以光荣的政治任务为由,派出专人,即刻入场,务必将这项事关精神文明建设的伟大任务,做细做好。
就这样,县里的农业专家第二天一早赶赴高粱地现场,只见专家蹲在那片又细又稀的地面上,观察着长势,而他身边的张艺谋也蹲在他的身旁,像是个病人家属跟着医生进了急救室一样,神情庄重,一片忧虑。
很快地县农业专家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土灰,小声说:水,化肥,一起招呼,兴许行。
陕西人张艺谋听不大懂鲁东那边人的说话,口音太重,好在有县委的同志以一种宽慰的口气说:没大关系,只要有足够的化肥加上大量的雨水,这片庄稼还是能长好的。
听到这里,张艺谋马上说:化肥没有问题,钱我们马上给你们,可雨水怎么办呢?
县农业专家指了指天空,然后一声不吭地走了。
剩下了几个剧组的人,仰望天空,目光久久不能收回。
都说人算不如天算呵。
已年满37岁的张艺谋在这一刻里,只得长长地叹着气。心中惟有一种期盼,上天啊,你不会让我的梦想成空吧?
那些天里,张艺谋花了不少钱,找了不少的村民,让他们远远地将水担到这片偌大的高粱地里,施肥补水。
下边,兄弟想摘录一些张艺谋当年在高密培育他的处女作第三个主角---高粱地的一些感受。
要问我拍《红高粱》有什么想法,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个题材,我得先谈谈摄制组在山东种那百十亩高粱的事儿。那些日子,我天天在地里转,给高粱除草浇水。高粱这东西天性喜水,一场雨下过了,你就在地里听,四周围全是乱七八糟的动静,根根高粱都跟生孩子似的,嘴里哼哼着,浑身的骨节全发脆响,眼瞅着一截一截往上蹿。人淹在高粱棵子里,直觉得仿佛置身于一个生育大广场,满世界都是绿,满耳朵都是响,满眼睛都是活脱脱的生灵。我当初看莫言的小说,就跟在这高粱地里的感觉一样,觉着小说里的这片高粱地,这些神事儿,这些男人女人,豪爽开朗,旷达豁然,生生死死狂放出浑身的热气和活力,随心所欲地透出做人的自在和欢乐。
4、
几场从空而降的大雨,救了张艺谋,救了剧组。
就这样,在这片争气的高粱地里,张艺谋按照自己的分镜头剧本,把更多时候光着脊梁的我爷爷姜文以及穿着一条宽大缅裆裤的我奶奶巩俐,收进了由顾长卫调度的镜头之中。
回到西影厂里后,张艺谋和西安长大的作曲家赵季平创作起了那首著名的《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张艺谋填完词后,找比他大5岁的赵兄帮他谱了曲。
你会唱歌吗?老赵问。
我这破锣嗓子,哪会唱歌,只会吼歌。
老赵想了想问道:你的《红高粱》里,那个土匪似的汉子于占鳌会唱歌么?有调就行,你吼会吧?
张艺谋挠了挠头说:吼歌谁不会?
后期制作差不多完成的时候,一天《红高粱》剧组副导演杨凤良突然急匆匆地来到张艺谋的面前说,你想不想把咱们的作品在公映之前先送到柏林国际电影节去参加比赛?
柏林电影节,那不就是金狮奖吗?张艺谋问。
事实上,当年早在朱辛庄上学的时候,从和海外关系密切的赵劲、凯歌他们嘴里,张艺谋就常听他们说起,世界上的各种电影节多如牛毛,但就像网球界有美网、法网、澳网与温网一样,国际电影节的四大奖项分别为美国奥斯卡金像奖、法国的金棕榈奖、柏林的金熊奖与威尼斯的金狮奖。
玩电影的,不管是谁,只要能和这四大奖项挂上,那可是名垂影史的大事啊。可这事,绝对属于可遇而不可求的。怎么着?《红高粱》里的绣球还没扔出去,就先砸到咱们的头上了?
张艺谋有点不相信,这种好事会从天而降。
杨凤良只好向他解释起这件事情的原委。
原来,上海有个在中外电影圈里活动能量极大的女人,名叫余玉熙,且叫她余姐吧。
这余姐是个上海人,文革前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念的书,是陈冲他们上外的老校友,念的是德语系。这女的巨能折腾,大学毕业后不久,分到了中影公司从事电影进出口的业务,也算是咱们半个同行吧。30多岁那会儿,她找了个机会前往德国的歌德学院进修。为了赚钱,学习之余,以推广中国文化为由,帮着上影厂往德国卖电影。
那时柏林国际电影节主席是个叫哈德尔的人。这位德国老哥非常喜欢东方文化,就这样,到了德国进修不久的余姐开始领着上影厂的领导,以参加柏林国际电影节为名,一次次地出国考察,小开洋荤。
1981年,上影厂通过她送给柏林电影节的是他们厂的作品《燕归来》。结果只放了一场,人家评委就说了,你们中国的电影政治味道太浓,请你们下次多送点生活味道浓的电影。后来,不光是上影厂的电影,其他制片厂的电影也开始在余姐的操作之下,陆续送往柏林电影节,《乡情》、《血,总是热的》、《雅马哈鱼档》、《陌生的朋友》等等,都是进了柏林电影节第一圈就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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