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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童年在清华校园两棵树间的一块白布上第一次观赏过光与影的艺术后
至此终生追求于银幕之间 乐此不疲
每闻佳作 必先观之 后藏之
半个多世纪来
每遇寂寞 总有影片陪伴
李幹祥、侯孝贤、吴宇森、杜琪峰、成龙、
冯小刚、张艺谋、姜文、陆川、徐峥
早成心中之爱
从好莱坞到横店
从华纳到华谊
从奥斯卡到百花
从南加大到北影学院
从斯皮尔伯格到李安
从玛丽莲梦露到刘晓庆
本书以一个观影人大半生的体验
讲述了许多关于梦想 关于忧伤 关于欢乐的那些人生故事
黑暗的影院
永远是一片创造梦想
并收录记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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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 幕 春 秋 》
兄弟聊电影
三分之二先生 著
History of Movie
History of Movie
Copyright @ 2019 Autumn Moon Culture Studio
First published in USA in 2019 by Yun Teng
The moral right of the author has been asserted.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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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1-7335070-7-3
Designed by Manlian Creative & Technology Co, Ltd. Printed and bound in USA by Autumn Moon Culture, papers that are nature, renewable and recyclable products and sustainable forests.
秋月工作室
（971）719-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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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em Oregon, USA 97306
目 录
第一章 圆梦
梦想成真，是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愿景，然而现实中能圆梦者极少。
可梦还得做，万一圆了呢？
在岁月的流逝中，多数人的梦想最终都成了妄想，于是其中不少人大白天里躲进黑暗的电影院里，去看别人的故事，圆自己的梦想，由此逃避、转移或释放无数有梦难圆当中的无奈。
除了社会责任与艺术功用之外，电影还承担着很重要的麻醉、致幻与圆梦的功效。
一、《红高粱》
1、
记得很清楚，那是三十年前的一个中秋节里，兄弟所读大学的中国同学会，在会长的组织下，在一个华人教授家里的小客厅放映了一场来自大陆的电影，也算是中国留学生在异国他乡欢度佳节的一个小节目吧。
那部电影的名叫《红高粱》。
人的愿望很多，得到别人的承认，是梦想中重要的一部分。
和一个人渴望得到周围承认一样，几乎每个国家也都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
近代以来，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人一直被列强看成是东亚病夫，国家不但在军事、经济、工业等硬实力方面不为外人所尊重，在教育、文化与艺术方面，也长期处于被外人所忽视的状态中。为此，无数的心怀梦想的国人内心是憋着一股气的，祈求成功，获得他人承认的内心情结极重。
1988年的春天，一位作家，一位导演、一位摄影与两个演员所创造的一部电影《红高粱》，终于让中国人第一次赢得了西方人的承认。
在当年2月举办的第38届柏林电影节上，中国的电影赢得最佳电影大奖金熊奖，随着《红高粱》的成功，使当时不少的中国艺术家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怨气。自人类创造出电影这一艺术以来，国人的创作鲜为外人所承认，借助于张艺谋的努力，多年来中国的电影人的努力终于被一家国际主流电影节承认了一次，好歹也算是帮助国人圆了个小梦吧。其历史意义近乎于枪手许海峰凝眼抬臂，在1984年夏季奥运会上为国人拿下了有史来第一面奥运金牌。
《红高粱》的核心创作团队为五个北京的学生。
解放军艺术学院学生，《红高粱》的原创者莫言，后来成为960多万平方公里当中第一个获得了诺贝尔奖的文学大师；两个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学生，本片的导演与摄影，在这部影片获得西方承认之后，后来分别成长了蜚声国际的大牌导演张艺谋与名头响彻中国摄影界的大师顾长卫；两位演员，正是当时的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念书的学生姜文与巩俐，后来在银幕之上他们也都分别成了国际电影界里的大腕明星。
一部《红高粱》让五个北京学生，由此在国际影坛上大放异彩，圆了无数国人祈求赢得世界承认梦想的同时，也成就摄制组主创人员的梦想，不过在诸多成就的背后，也隐藏着不少关乎各自命运起承转合的故事，令很多当事者常唏嘘不已。
1988年那会儿，别说中国了，就是在美国，DVD之类的产品尚未流行，那时的人类如果不想到电影院买票看电影的话，通常就只好到附近商业区的店里去租录像带观赏。
那天，在教授家里看的《红高粱》，是我们学校中国同学会会长特意跑到中国驻芝加哥领事馆文化处那边转录过来了。由于本来从国内到了芝加哥这边就是让国内人转录的，在这个基础之上再翻录的那盘《红高粱》的效果会是什么样子的，就可以想象得出来了。
第一次见到中国影人赢来的金熊奖作品，就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条件下欣赏的。那画面很有点水墨画的感觉，至于那声音，基本上是时有时无的，好在电视显示屏下边，隐隐约约的有字幕在提示着对白。
即使这样，这部模模糊糊的《红高粱》还是给兄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印象最深的是，这部电影一开始没有音乐，也没有画面，只见黑黑的银幕上，有一个男人用一种苍凉的画外音，静静地讲述着自身的家世。
我跟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常有人提起，日子久了，有人信，也有人不信。
这种开场，很有点罗贯中同志话说三国的那种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味道。
然后黑黑的画面中，淡出了一张少女的脸，镜头拉开之际，但见浓发、俊脸与红袄之中，浮出了一对厚厚的嘴唇，真太那个了。
要知道，那时考T考G，从国内一路考到美国大学读研的众多学子，身边鲜有从国内出来的异性。
也有那些所谓带家属来的访问学者，其眷属出没于校园周围，那些裹在厚厚纺织品之中的女性，在多数情形下，你不会认为她们和女人之间有什么联系。
总之，在无数长期处于性饥渴之中的大陆男性留学生的心目中，《红高粱》开场女的那张极为性感的一副嘴唇，确实给包括兄弟在内的一帮子留学生，留下了极为感性的印象。
后来读报时才知道，拥有这个长着一张性感嘴唇美丽面孔的女子叫巩俐，山东姑娘。
再后来，才知道，正是因为这个美人是山东的姑娘，才有了她的面孔连同她的名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来到一处美国偏远校园里的机缘。
如果她是一个湖北姑娘，很可能我们这些留学生见到了就是另外一张脸了，可能脸比她还要漂亮，眼睛还要动人。
很多长相出众的女孩子都曾有过成为明星的梦想。但能否真正地成为一颗长久地悬在黑暗的夜空中，给无数男性输送性想象的明星，那就一小半靠自身脸蛋，一多半靠命运造化了。
按美国人的票房至上，院线优先的规则来分析，《红高粱》之所以能够来到世间，第一推手，也就是这部作品的制片人，应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陕西人吴天明了。
为什么兄弟一再要提陕西人，湖北人与山东人这些似乎与电影艺术没多少关系的事情呢？
其实，当你深入中国电影界的内部之中时，才能深切地体会到地域、文化、人脉与中国银幕之间那些微妙的关系了。
《红高粱》之所以后来成为中国电影历史之上的一部任谁也不敢忽略的重要作品，表面上看，与姜文与巩俐的精彩表演有关，但在银幕的背后，又与导演张艺谋与编剧莫言的联手创作有关，更重要的，这部电影之所以能够在制片厂内部策划会上被立项，并在被立项之后顺利地拿到预算，绝对与本部作品的总制片，西影厂的吴天明有着极大的关系。
那时的中国电影界，影片能否投入拍摄，不像今天院线制度之下的出品人点不点头，那时影院里能不能看到有影片被投放到银幕之上，关键的关键还是制片厂的领导点不点头，那时拍电影的钱多是由国家掏腰包的。
1988年，柏林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们能在大银幕上看到姜文与巩俐的表演，是因为导演张艺谋给了他们机会，而张艺谋能否站在摄影机前给男女演员说戏，是因为西影厂领导吴天明给了他机会。
吴天明为什么会给张艺谋机会呢？
那是因为两个陕西省的作家。
怎么这又和那两个陕西省的作家扯上关系了？
确实有关系。
这两个陕西省的作家，一位叫路遥，一位叫贾平凹。
路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发表了一篇名为《人生》的小说，随后获奖。这样，这位陕西的作家，就被西安电影制片的吴天明看中了。
吴天明也是陕西人，弘扬陕西文化自是西影厂的使命，于是作为导演吴天明将《人生》改编为电影剧本，搬上了银幕，结果影片上映之后，大火。
火了演员周里京，火了导演吴天明，火了作家路遥。这是1984年的事情。
西影厂突然间来了兴致，咱陕西不是还有个更著名的作家贾平凹吗？把他的作品也搬上银幕是不是也可能大火呢？
于是西影厂随即请一位名叫颜学恕的导演去找贾平凹谈改编他的作品。
注意，颜学恕是湖北人，正经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的，文革之前的1962年就分配到了西影厂工作。
吴天明原来只是西影厂演员出身，文革当中去北京电影学院进修过，算不得真正的北影学院正规毕业生。但吴和颜的行政关系都在西影厂，个人关系也不错。
1984年吴天明改编陕西作家路遥的《人生》大火之后，颜学恕随即将陕西作家贾平凹《鸡洼窝人家》改编成电影《野山》，随后接着大火，票房大卖之外，还获奖连连。
这一下，两位西影厂的大腕被当时的中国电影界着实羡慕得不行。
再接再厉，看来农村题材的故事，颇有拍头。于是吴天明，吴大导演，又去找到了一位专门写作黄土高原题材的作家郑义去谈小说改编的事情。
郑义是兄弟的校友，同为清华附中毕业，文革当中去黄土高原插队，上山下乡。1985年他在《当代》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老井》的中篇小说被吴天明看到，大加赞赏，于是吴天明马上拍板决定将小说改编成电影。
剧本有了，演员呢？
接下来就要聊到另外一个本书的主角了。他叫张艺谋，也是陕西人，且和路遥、贾平凹与吴天明他们比起来，算是最正宗的陕西人。他是生在、长在，干在陕西省省会西安市的陕西人。用句历史意味的话讲，纯粹的长安人氏。
那时间，张艺谋的关系还在遥远中国南方广西电影制片厂里，但由于家在西安，所以平时大部分的活儿都在西影干。由于同为北京电影学院这层校友的关系，所以吴天明与张艺谋的关系彼此走得很近。
就在选《老井》男一号的时候，吴天明有一天在厂里和张艺谋碰上了，结果横着瞧，竖着看，怎么打量都觉得自己这位小校友，身上很沧桑，脸上很棱角，气质很老农，于是就问了问小师弟：怎么着，最近忙什么呢？
张艺谋答：在凯歌的《大阅兵》组里帮忙呢。
这儿有个剧本《老井》你看看，我正在找男一号呢。你看看你有没有兴趣，过把当男一号的瘾。
就这样，作为陈凯歌的摄影，帮助他拍摄《大阅兵》的前后，张艺谋又来到了吴天明的《老井》剧组，扮演起剧中寡妇的倒插门孙旺泉来了。
不过也好，戏里的女一号寡妇喜凤的扮演者也是老熟人中央戏剧学院的吕丽萍。为什么是老熟人呢，因为当年在朱辛庄北京电影学院放映内部参考片时，摄影系的张艺谋常常是和导演系的陈凯歌，表演系的张丰毅他们一起观摩的，很多时候常看到一位从城里赶过来的漂亮女孩，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她是张丰毅的女朋友。圈子本来就不大，于是那些年里，每次看国外的参考片前后，北影学院78级的这帮人，评论与模仿刚刚看过的影片后，大伙都会逗在一起，笑在一块。
校友情深呵。
就这样，在吴天明的《老井》里客串了一把的男一号的张艺谋，竟成了中国电影历史上第一个国际电影节上的影帝。由此也给北京电影学院狠长了一脸。按理说，影帝之类的多应该是表演系或表演训练班里出来的，张艺谋这种科班摄影系出身的人竟然跑到人家的地面上去抢了个头彩，很让中戏、上戏与北影表演系的那帮人失了面子。
张艺谋因表演才能名扬国际电影节，并一举夺得了影帝，作为《老井》的吴大导演，脸上也是很光彩。一时之间，以拍摄黄土地为物色的西影厂，在国内电影界里，大有盖压北影厂、上影厂、八一厂与长影厂之势。
1987年的一天，张艺谋拿着另一个农村题材的故事，来到了吴天明的办公室里，先是扯了扯北京电影学院里的一些趣事，然后话头一转，说自己这次要拍一部带着浓浓乡土气息的故事。
谁来当导演呢？
我。
吴天明吓一跳，不过很快地他又镇静了下来，他很清楚面前这位小同乡是北影学院摄影系出身，但他竟然成为中国电影界里第一个在国际电影节里以表演而称帝的人物，那么现在他提出要当导演，能不能成为中国第一个在国际电影节里扛回大奖的人，也说不定啊，这世道很难真的说清，谁能干好什么。
你是干摄影出身的，这次你当导演，谁来当你的摄影呢？吴领导问。
张艺谋马上回答：顾长卫，咱们学院78级的同学，你很熟的。
听到这里，吴天明点了点头。他清楚，因为张艺谋与顾长卫同为西安人，两个人又同在一个班里，关系非比寻常。张艺谋既然决定了的事情，一定没错。也没准，这次他又能创造出点儿什么奇迹呢。
吴天明从张艺谋手里接过一本刚刚出版不久的1986年第3期《人民文学》，那上边刊载了原创中篇小说《红高粱》，翻了翻后他说：莫言不是咱们陕西的作家吧？
张艺谋点头说：不是，不过他的这部小说《红高粱》与这两年咱们西影厂出品的《人生》、《野山》与《老井》一样，乡土气息极浓，故事也很奇特，我想把它拍成一部精品，争取再次为咱们西影厂拿个奖回来！
尽管有些犹豫，但在张艺谋的巧妙说服下，吴天明最终还是点了头： 那就由咱们西影厂出钱拍一部山东那边的故事吧。
领导点头了，下边就是和作家谈改编的事儿了。
2、
张艺谋为什么这么看重莫言的这部中篇小说呢，全是因为这个故事里的一些电影元素吸引了他。
小说一开篇就是： 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
世界上的文学很多，可这样开场介绍自己身世的不多。张艺谋一下子就被这种另类的表述给吸引了。
男孩子站在墓碑上，怒气冲冲地撒上一泡尿，然后放声高唱：高粱红了－－日本来了－－同胞们准备好－－开枪开炮！
有意思，撒尿与抗日，将这两个元素揉到一块儿，串进电影画面，将别有意境，张艺谋想。
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我的父老乡亲们，喜食高粱，每年都大量种植。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激荡。
秋风苍凉，阳光很旺。
当张艺谋读到作家的这种带着狄更斯语境，夹着拉美魔幻笔触描述时，特别是读到那句：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时，他一下子蹿了起来。
那时，张艺谋身旁的一位同在西影厂一个摄制组里拍戏的副导演杨凤良，很是诧异地望着他。
张艺谋开始激动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嘴里不停地讲着：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
杨凤良知道，张艺谋在摄影时，对红色的喜爱，近乎偏执。
就这样，那天晚上，张艺谋一直在和周围的朋友们讲着《红高粱》，讲着那片无边无际的血海。并且说，一定要将那样一片血色的高粱，给搬上银幕。
随后，张艺谋开始主动与《红高粱》作者莫言联系，并很快地在北京与原创见了面。之后一下子就给了作者800元钱，并一再强调，这个小说的改编权你就别再卖给别人了。
莫言从张艺谋手中接过那八十张大团结时，很是激动。要知道，那时候流通在中国社会之上最高面值的钱就是10元大团结。
想象一下，那个时候，80张的钱币叠在一起，热切地塞进你的手里，会是一种什么感觉？
那时莫言的关系还在部队里，每月领到的津贴为10张大团结，所以当接过从张艺谋手里递过来800元钱，声称代表西影厂买断自己小说《红高粱》影视改编版权，莫言同志可是相当的激动啊。女儿还小，此时仍和莫言的夫人住在山东，家庭处于两地分居状态，经济压力较大，此刻竟有电影厂一下子给了自己近8个月工资的改编费，莫言对此自然很是高兴。
更让莫言欣慰的是，张艺谋说在未来的这部电影里，自己将和帮着发表自己作品的责任编辑与当时福建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厂长一起合作，将小说改编成剧本，作为编剧之一，自己还会另外得到1200元的收入。
本来莫言的眼睛就不大，听到这里之后，这位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当时笑得眼睛竟只剩下一条细缝了。
剧本的事情落实之后，接下来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送审选题报请有关部门批准，搭建剧组与选定演员了。
在中国从事艺术创作的人都知道，题材审批这事儿，最是不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