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下院的报告中，受牵连的官员包括曾受贿的财政大臣艾思拉比（John Aislabie）、邮政大臣老克拉格斯（Craggs Elder）、南方大臣小克拉格斯（James Craggs）等等。当中，艾思拉比在1721年1月被迫辞任财相，其后被起诉犯下最声名狼藉、危险和罪大恶极的贪污罪，2个月后被下院裁定有罪，除了被逐出下院外，被判监禁在伦敦塔内；至于克拉格斯父子两人在举国痛骂下，分别在当年之中去世。
随后，经首相提名，国会一致通过由沃波尔出面担任财政大臣一职。
南海公司曾经通过其股票利润借出贷款合共1,100万镑，借款人士来自社会各阶层，其中包括138位下院议员。在沃波尔协助下，这批曾向南海公司贷款的人士只要还清贷款的10%，便已算清还整笔贷款，而这个10%的限制在后来获进一步下调至5%。此外，南海公司原先承诺向政府额外缴付的最多760万镑，亦获豁免。
在调查南海泡沫事件中，国会秘密委员会委任了斯奈尔（Charles Snell）对南海公司进行查账，这是国会历史上首次委托民间第三方独立会计师进行核数调查，结果成功查的南海公司犯下严重的诈骗及做假账等舞弊行为。
委任第三方专业会计师的做法在后世被广泛采纳，成功地减低了企业舞弊的风险，在日后大大促进了特许会计师及核数行业的长足发展。
政治方面，南海泡沫事件使王室的形象大损，同时曾长期执政的托利党在民间的威信不再，反之，原本地反对党辉格党领袖沃波尔却因为长期为国民伸张正义，并在南海公司出现危机之际，不做落井下石之事，而是配合各方迅速处置危机，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公众形象大升，当年成为了政府的首脑，此后乘势带领着辉格党于伦敦政坛之上长期执政了近半个世纪之久，为英国政治历史当中的一段佳话。
在沃波尔的倡导下，英国议会通过了“泡沫法案”（Bubble Act），即“取缔投机行为和诈骗团体法”，该法案对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提出了许多限制条件。泡沫法案规定任何未经合法授权而组建的公司，擅自发行股票均属非法，股份公司一般不具有法人资格；严惩非法的证券交易，从而保护股东及社会利益。但实际通过的法案却故意使法人形式难以采用，从而走上了另一极端。该法案一直持续到1825年，在一百年的时间里，公众对股份公司闻之色变，对股票交易避而远之，“泡沫法案”对英国股份公司发展的消极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南海公司事件已经过去了三百多年，但南海泡沫事件在英国影响之广、之深，损失之惨重，想来令无数投资者心有余悸。自此，两百多年来，逐渐变得理性的伦敦市场，没有出现像美国华尔街在1907年，1929年以及2008年那样的巨大错误。
英国南海公司一案给人类股市作出的一项突出贡献就是，自此之后人类投资学当中多了一个词汇－-－泡沫（Bubble）。
五、中国
如果有国外的朋友问兄弟，你们中国最大的企业是哪一家时？
兄弟可能会面呈困惑状：那要看从哪个角度来回答了。从总资产上看，规模最大的企业肯定是中石油；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一定是中国工商银行；从发展前景来看，创造了人类IPO历史最大规模的阿里集团未来发展潜能最大；而从创新与管理看来，兄弟最看好的企业，一定是华为科技；但从历史上讲，文化最悠久，对国人产生影响最深远的恐怕还是那个发起设立于1872年，官督民办的招商局了。毕竟这个有着145年历史的超级企业，组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商船队，开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现代银行、筹建了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发起了中国第一家电报局、修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等，第一个以商业集团的方式与国外商务进行了接轨。这家企业历经晚清、民国与共和国的风风雨雨，一路走到了现在。
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招商局在深圳蛇口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园区——蛇口工业区，经过三十多年的开发，昔日的荒滩野岭已变成了一座美丽的海滨之城，享誉海内外，引起了世界媒体的赞誉。
1988年，招商局倡导成立了中国大陆第一家由企业合股兴办的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同时还收购了伦敦和香港的两家保险公司，成为第一家进入国际保险市场的中国企业。
1992年，招商局国际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企业编号144，开创了中资企业在港上市的先河，获超额认购374倍。
在招商集团的领导之下，招商银行长期引领中国银行业的创新，为国内首家采用国际会计标准上市的公司，近年连续被境内外媒体授予中国本土最佳商业银行，品牌卓著，招商证券、招商地产、招商船运与招商物流长期来为业内的领军角色。招商建设在包括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7个省市有项目投资。
2016年，招商局集团实现营业收入5053亿元；利润总额1112.8亿元，央企排名第二；总资产近7万亿元，央企排名第一。
最令国人赞叹的是，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上市公司，招商局为民族资本走出新路，开创了先河，而当年安排与推动这家公司走向资本市场的人，就是我们经常在历史课本上看到了大卖国贼－-－李鸿章。
1949年以后出生的中国人，通过课堂、书本、与银幕了解到的李鸿章，不是帮助统治阶级镇压农民起义，就是勾结帝国主义卖国求荣，十恶不赦的汉奸卖国贼一个。
今天，借助于披露得越来越多的档案、文献与史料，一个越来越真实的李鸿章，开始出现在了我们读者面前，令人不禁长叹。
李鸿章之所以维护清朝的利益镇压太平天国，那是因为从小他的高干父亲就把他带到了北京，他在这里不仅接受了最好的教育，其高干父亲让他跟着当时在北京做学问的大师曾国藩先生学习，这让他对北京，对清廷有一种本能的忠诚度。在镇压由广西人洪天王挑头起事的太平天国运动中，由于曾老师亲北京的立场无比坚定，同时镇压广西邪教的手段极为坚决，因而李鸿章带军打击长毛贼的劲头十足。
40岁那年，李鸿章在上海招募淮军训练兵勇时，站在他身后的是怕局势混乱的外国商业集团，由此他成为国内最早与洋人直接打交道的中国官员。作为有心人，他算过一笔账，给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上海的市场之上，当时一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可以卖到30两银子，1万发铜帽子弹要卖到19两银子。每当练兵打仗之际，各方军费始终高居不下，根本原因在于国内制造业始终无法现代化。而极具改革开放意识的李大人毅然决定，利用上海富绅的银两，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率先创办了国内近代军工企业：上海洋枪局。
自此，在李鸿章的力主下，中国晚清开始了一次规模空前的洋务运动。43岁那年，因为剿灭太平天国有功，北京政府升李鸿章为两江总督，任上在曾国藩的支持下，李鸿章着手收购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与韩殿甲、丁日昌的两局合并，扩建为江南制造局，由此形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工业制造机构。在他的主导之下，又在南京设立了另外一家现代工业机构－-－金陵机器局。
同治九年，47岁的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又在中国的北方开办了天津机器局。后有经济史学家评论说，在同治中兴的那段时间里，中国的四大工业基地中，在李鸿章的主持下，创办了三个，因为他始终有一种意识，国家强盛，制器为先。
1871年，李大人48岁，作为北洋通商大臣的他，于同治十年七月与曾国藩会奏陈兰彬选聪颖子弟赴美国留学，由此揭开了中国年轻人前往海外留学的历史。
我们这一代都知道，百年之后，74岁的邓大人在国家几乎是一穷二白的情形下，不管政府财政多么紧张，由这位主管中国教育的副总理亲自推动，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运动，其标志事件是1978年由当时的教育部组织派遣中国留学生前往欧美国家学习。其心情与意志大概与百年之前的李大人如出一辙。
在改革开放问题上，李鸿章多次强调：中国欲自强，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李大人在治国之际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
此点，百年之后，再次为当时于神州大地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感悟，改革开放之初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的中共十八大前后，举国将追求富裕放在力求强大之前信奉与倡导，对内埋头经济发展，对外韬光养晦百般示弱，一切工作紧紧围绕着提高GDP展开与考核，为此不惜牺牲社会公平，推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他人致富的政策，先让国人吃饱穿暖，衣食无忧，在先富后强的基础之上，肃政强军，外交上唯我独尊，军事上自信用狠。这一治国的秩序与理念，不能不说与当年主管中国经济与外交大政的李中堂所思所倡，明联暗合。
尽管李中堂满腔抱负，但困于当时清王朝的体制，在他力主改革开放的行动中，其作用更像是一个给行将倒塌的大殿做些修修补补的工程，终归无济于事。
事实上，从练兵到洋务，李鸿章是有着极大的期望的，但内部由于左宗棠之类的利益集团多重牵制，外交方面掌管户部财政大权的翁同龢等人因私仇而不断拆台，李大人终归只是一身才学，壮志难酬。但作为当时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最得力也最信任的国家栋梁，李大人的内心还是有着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情怀，因而不管在他眼里大清的江山已经如何的腐朽，李鸿章还是希望尽最大的可能全力维系与支撑。得益于慈禧太后的支持，平定的太平天国造反运动后，清朝竟有了一段时间不长的同治中兴。
为了提高中国的国力，李鸿章制定了官督商办的政策，全因于中国创办拥有自主权的企业事体重大，有裨国计民生。由李鸿章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及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
十九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山东峄县煤矿、天津电报总局、唐胥铁路、上海电报总局、津沽铁路、漠河金矿、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锌银矿、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一系列民用企业，同时由其主导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所有这些举措，不但促进了正在没落的清王朝的工业化，而且为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政府提供了大量稳定的资金。
当洋人要在中国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清朝朝野上下无不惊慌失措，以为“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动摇社稷，万不可为。”
尽管李鸿章认为那些迷信风水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但一向善于变通的他，并不明着和各方利益相悖，而是在朝内附和众人的提议，暂时不允许洋人从香港铺设来的海底电缆上岸，但暗中他还是以暗度陈仓的策略由外资出钱，以中资企业作为买办，将电讯业在中国开展了起来。
在货运物流方面，清朝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同治十一年底，李鸿章抓住时机，督办创立了“轮船招商局”承揽了朝廷“官物”运输一半的运量。
李鸿章深知，1840年大清朝之所以败给了英吉利，那是因为人家的轮船从万里之外，一路打到中国，全是因为对方在武器方面对中国有着极大的优势，更重要的一点是，以煤炭为动力，装备了蒸汽机的轮船是其决胜的保证。为此，在朝廷内外，李大人力主以英国人为榜样设立一个轮船招商局，为中国运输现代化服务。为了防止国外势力插手此事，李鸿章坚持此机构必为华人所控，公司章程之中就对外国资本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原则上不允许外资参股，技术方面国外的专家可以高薪聘请，但管理方必须是中国人自己严加控制，在股份安排上对隐形的外资渗入，慎而又慎。后来，以轮船招商局的管理模式为主，在制度安排上，李鸿章推行了一系列的“技术为外，资本为中”的结构设置。在很大程度上，凡是关乎国家安全方面的商业，自李鸿章之后，清朝的管理机构大都套用了这一模式加以管理。在总结这一管理体制时，李大人曾在很多场合之下以一种相当自负的口气主张道：中为体，西为用。
今天回头看，从晚清之后，历经民国，共和国，直到改革开放的今天，国家高层在引进、消化、吸收与改进的现代化发展中，采取的基本上都是李鸿章的策略，即将西方先进的技术拿过来为我所用，但体制与意识形态方面，永远是依照、参考与结合中国的文化与国情，开展与来推动各项事业的发展。
清同治十年际，朝廷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之后，由于清朝沿袭了明朝的制度，国家不再设立宰相一职，而此刻得以在军机处中走动的李鸿章，已达到了其权利的一个高峰，视野之宏广理念之前瞻，已在国家的层面考量与决策。
这一刻里，日本的明治天皇已经开始全面地推进改革，受其国文化旗手福泽谕吉的影响，举国提出了脱亚入欧的目标，全面向欧美学习。
李大人对日本人的战斗力很是了解，在那一刻里，他深知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大患不在已经两次在鸦片战争当中收拾了中国的欧美列强，更可怕的还是旁边的这个岛国日本。于是在外交上，李鸿章与日本一方面积极地开展接触，另外一方面也保持极高的警惕。
在李鸿章的主持下，1771年，清朝与来访的日本正使大藏大臣伊达宗城，在天津缔结了中日友好条约十八条。在外务方面获得了令人欣慰的成果之后，李鸿章开始积极了解日本人为什么要脱亚入欧，欧洲列强到底是怎么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变得如此强大的。在与欧美对华友好人士的沟通中，对方一再提到西方近世纪以来之所以经济实力越来越强，除了受到专利法保护，技术专利在不断增加之外，资本市场对技术发展上的支持也是至关重要的。
1602年，荷兰就推出了第一只上市股票－-－东印度公司，之后利用股市的强大融资功能，欧洲的实业与技术发展获得了极大的加速，技术市场越来越活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