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1961年国家开始粮食进口之后，出口商品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即农副产品、初级产品的出口比重下降，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上升；

1960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下发文件，决定对出口苏联的粮、棉、油等主要农副产品暂时延缓，对东欧国家的欠账以及粮、油推迟偿还，粮油产品的出口基本停止；

1961年1月5日，美国宣布同古巴断绝外交关系，同时开始对古巴进行经济制裁，在古巴最困难的时候，中国本身已经很困难了，但毛泽东还是指示周恩来拿出外汇来购买古巴的革命糖，由于同时国内严重缺粮，需要到国际市场上进口，导致国务院外汇缺口达4亿美元，为此总理开始强调要加大力度扶植工业制成品和高附加值农副产品加工品的出口，例如缝纫机出口由1960年的7.93万台增加到1961年的14.27万台，玩具出口由1960年的62万美元增加到1961年的160万美元，由此国内轻工业品出口在总出口额中的比重由1957年的35.6%上升至1962年的53.3%；

1961年1月，中央批准了国务院财贸办公室提出的削减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工业原料的计划，从而减少外汇支出0.88亿美元。同时，大量撤销与苏联、东欧各国签订的工业设备的进口合同；

7、1961年春节过后，国务院制定了当年的进口次序，分别为：粮食、化肥、农药、药品、油脂；用于加工成品出口的原料和化工材料、政治照顾性的物资、橡胶、石油、铜、铝、钢材、尖端技术和国防所需器材、工业设备。而在实际操作当中，鉴于饿死人的情形越来越严重，从3月初开始，经中共中央研究，决定除特殊情况外，当年所有非农产品一律停止进口；

中国外贸部门开始加强对外推销工作，灵活运用各种贸易方式，不断扩大销售渠道。比如通过举办各种出口商品交易会，实行定牌、来样加工、中性包装等国际上通用的贸易做法，中国外贸部还要求驻外商参处，协助国内公司大力推销，建立客户关系，及时反映经营管理中的问题等。

从总的历史演进背景中看，1961年，正是饥饿，倒逼着中国改变了以往对外贸易过分依赖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形。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额由1960年的25.22亿美元下降至1961年的13.99亿美元。当时中国按照国际惯例在世界粮食市场购买粮食。进口粮食主要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粮食生产过剩的西方国家，此外还通过第三国从美国进口粮食。1961年初，我国决定派出贸易代表团赴澳、加进行访问、考察等活动，规定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是推销中国出口商品。以此为契机，由此，中国对外贸易市场的重心转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随着中国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中南海的决策者们始终避免“比较优势陷阱”，适时将中国比较优势产业由资源、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产业，向技术、资本密集型和高附加值产业转变，加快产业升级步伐，实现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关于打开西方市场，人民领袖在国内发生粮食危机的两年多后，于1963年6月4日会见越南劳动党代表团时颇有感触地说道：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有两个好处，一是总的来讲，比起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交易来，可谓物美价廉，更重要的一点是，和欧美商人打交道，他们确实要比社会主义国家的那些官员更守信用。

想来，这大概是一生不愿服软的中共领袖，针对苏联于1960年突然不讲信用的撤走专家，以及随后落井下石逼中国政府偿还朝鲜战争武器债等事，有感而发吧。

更值得关注的是，1961年后的50多年来，在出口创汇问题上，中共始终坚持着实事求是原则，直到刚刚过去的2016年，其基本方针没有大的改变。客观地讲，50多年来，真正让中国经济越变越强的一个关键就是，通过欧美市场，中国政府积极创汇，最终用这些宝贵的外汇，一天天地将国家建设成一个经济上全面超越德国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五、一九七八

1920年9月11日，上海国际码头一声汽笛长鸣，一艘班轮缓缓地离开港口，驰向远方的大海。船上拥挤着各色人等，其中有赴法留学的82位年轻的中国人。而一路之上，在船头舵尾常有一个说话带着浓浓四川口音的男孩子蹦来跳去的，此刻他刚刚年满16周岁，他就是后来，不仅改变了中国命运，在某种程度也改变了世界历史的一代伟人－-－邓小平。

16岁的邓小平到了欧洲后，才发现所谓将中国学生送到欧洲半工半读的，基本上就是一个骗局。那全是因为，刚刚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法国男人阵亡受伤的太多，国家恢复战争创伤之际，极度缺少劳力，因为一战期间，中国曾经派出相当数量的民工在欧洲战场上当苦力，一路下来，给世人的印象是华工素质不错，物美价廉，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很多国内教育培训中介，找到了商机。

遗憾的是，对于多数怀着留学梦想的中国青年人来讲，实现太过残酷。16岁刚过的邓小平和他的同乡们在法国刚一上岸，就被当地的黑中介给骗到法国南部重工业城市克鲁梭（Creusot）一家叫施奈德钢铁厂的企业里去打工。在钢铁厂卖了几个月的苦力之后，小邓发现老板开的钱，再加上中介黑的钱，真正落到自己手上的那点收入，连吃饱饭都是个问题。于是17岁时，他又转到当地一家叫哈金森橡胶厂做苦工，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认识了和自己一样来这里只是半工基本上无从半读的王若飞、郑超麟、汪泽楷与李慰农等人。

某天工余之际，若飞大哥用一种神秘的口气问小邓：你想不想去巴黎玩呀？18岁还不到的小邓，正是爱玩的时节，当然是想和大哥去巴黎玩了。

王大哥从口袋里摸出一张表格来：那么，你就得先填写一张表格。

小邓接过表格一看，见是一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申请表，那一刻里，他甚至连共产党是干什么的也不清楚，但为了去巴黎开会，他毫不犹豫地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将表格填完。

几个月后，在有人出车票，管食宿的情形下，小邓前往巴黎开会，在那里他结识了另外几位对他后来命运产生深刻影响的大哥，领头的是二十出头的四川老乡赵世炎，通过老赵，他又认识了来自天津的恩来大哥以及来自湖南的维汉大哥。在这群热血青年当中年纪最大的是老李，十几年后，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趁小邓第一次落难，最终将他的娇妻阿金夺走的正是这位湖南的李大哥，后来李大哥成为中共第一任统战部部长还帮助了清华钱教授动用了中共尚未建国时的第一笔巨额外汇，此为后话。

当时赵兄、周兄与李大哥他们可真是帮了小邓不少的忙。尽管和他们在一起，没有深刻地感受到学校生活，但那几年欧洲留学生涯，却在小邓的心中留下了极为灿烂与快乐的记忆。

五十六年之后的1978年年底，邓小平终于第一次地在中国政坛当中，表面上没有当这个家，却实际上成为了对各项要事都要做主的角色。

那一年，拨乱反正的时刻里，邓小平作出了几项后来事关国家命运发展的大决定。

一是自当年起，中国的舆论主导权，不再像毛泽东那样通过“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来掌控，相反，一生重视科技发展的邓小平，与时俱进地在中国社会上推出一档全新的节目－--《新闻联播》。一个叫赵忠祥的方脸叔叔，字正腔圆地坐在镜头之前，开始了一场长达37年内容不同但程序与风格基本不变的祖国第一收视节目。所有这档节目的忠实老观众们，没有一个把由邓小平吃饭时间观看的《新闻联播》当新闻看，而始终是把它当成是《大事联播》与《宣传联播》来看；

那一年，神州大地之上，在邓公的主导之下，国家完成了一件伟业：对过去20多年以来，长期被欺凌被侮辱的无数知识分子精英予以精神解脱，那就是中国高层为所有历史之上的右派分子落实了搞帽政策。举国长期被称之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们，不仅由此长舒一口怨气，以无限的感激之情，全力支持老邓的工作；

由老邓亲自策划与主导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之后，全国人民在党的新政之下，开始废除阶级斗争学说，集中全力发展经济，改革开放。

很多史学家认为，1978年不仅仅是邓公亲自掌权的一个年代，更是中国，甚至人类历史发展当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自此，近十亿的中国人开始在新长征的路上，一往无前，奋勇而进，30多年之后成为全球综合实力仅次于美国的大国；

1978年，是全球外交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正是在这一年里，在邓小平的主导之下，中国和美国的高层紧紧地将手握在了一起，共同抗击全球头号社会帝国主义，并且联手教训了一把小社会帝国主义，帮助那个狼狈地逃离西贡的老牌帝国主义出了一口恶气，就势也获得了中共于后来发展当中的无数隐形利益，世界大的格局由1978年而大变。

不过，聊到这里，兄弟认为与自己周围息息相关的是，共产党建国之后，近30年来，此间的百姓基本没有人发现建设国家所需的那些宝贵外汇与自己有什么直接关系。

然而，1978确实是民族金融发展史中的一个转折点，自此之后，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也开始一天天地有了外汇的意识。

何以如此，那是因为自此年开始，中国社会里出现了一个独特的现象，那就是有很多年轻人开始有了一个新的梦想，出现了一种新的追求－-－留学海外，特别是到那些发达国家去学习，去寻找机会，去挣一些当时普通国人难以想象的外汇。

当然，这一切，也受惠于邓公一系列的设计与努力。

当年，中国最忙碌的还不是准备派遣留学生的教育部，那一年里中国的外交部有关司局的工作日程也极度的紧张。为什么？主要是两件事情，一是柬埔寨那边的事情正在极度的恶化，越南人联手苏联在中国的南北两个方面搞我们，为此中共不得不在东西两个方面与欧美合作，制定相应的外交政策，以求抗衡。1978年当中，在邓公的决策之下，中国高层从外交部到国防部基本上形成了共识，南边要与越南开战，北边谨防苏联军队入侵中国。

由于与美国方面形成了默契，中美最高层间沟通不断。

一日，华盛顿半夜三点钟左右，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正在睡梦中，突然有急促的电话打来，接线生说是中共领袖邓小平亲自打来的。

总统随即起身来到电话机旁，他以为一定是中方为了与苏联越南方面的战事而与美方进行机密而紧急的磋商。却不曾想，万里之外的北京，站在电话机旁边的邓小平，竟对美国总统说：美国方面能否在未来的一年里，允许中方派遣五千名留学生来美国学习科学与技术。

听到这里，卡特马上以非常轻松的口吻说：完全没有问题，不过你们中方为什么不派五万个，甚至十万个留学生呢？

北京那边的邓小平，以非常轻松的口气，感谢了美国总统的信任与大度，但在那一刻里，他的内心深处出现了两种极为复杂的情感，一种是感慨万千，一种是无比焦虑。感慨的是，当年自己为上海教育黑中介所骗，凭着一张招生简章，带着满怀的希望，16岁之际，离开老家四川广安，顺流而下，来到上海，登船西行，自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一晃五十多年过去了，今日中国之航船终于可以在自己的意志之下乘风破浪，驶向莫测的改革大潮之中，或成或败，改革开放当中激流险阻，风险无限。如今，让当代的中国青年学子像当年自己那一辈的留法旅欧的青年同学一样，到海外去，到充满了激烈竞争同时也充满了各种丑恶堕落的资本主义环境当中去，是错着还是对，天晓得，但不管怎么说，中国社会要进步，就必须虚下心来，向技术先进的国家学习，就必须不仅仅像前任人民领袖那样，仅仅派几个学习语言的留学生，而是需要大规模地派遣学习工程管理与科学技术的中国年轻人前往欧美国家，这是一着险棋，因为这一刻里谁也不敢打保票，到时那些在西方花花世界里浸染过的留学生们有几个还愿意回到祖国来，效力国家，不过即使有一大半没有良心的留学生滞留不归，为了这场只能进不能退的改革开放运动，派遣留学生这一关键的政策，必须坚定地推行下去。以上是邓公内心感慨的因素，与此同时，他内心深处还有一个问题令他极为纠结，那就是目前国家的外汇实在有限。上次听外贸与财经口的负责人汇报说，目前国库里的外汇仅有1个多亿美元，而要派遣一个普通的留学生出去的话，欧美稍微好一点的大学，每年学费至少一万多美元。美国卡特总统在电话里可以口气轻松地说，让我们派五万，十万留学生去那里，可这当中的费用，以国家现在的经济状况看，根本承担不起呵，这正是让邓公极度焦虑的地方。

对中国教育来讲，1978年是一个极其不同寻常的年代，因为在整个中国千年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历史中，1978年是整个民族唯一一次，一年之中2次大规模招生录取的年代。以前没有过，以后也再没有第二次。1977年的12月底，中国政府在停止举办了12年的高等学校入学考试之后，恢复了高考。但阅卷、判分、登录与录取工作却是在1978年的春节前后完成的。这意味着所谓的七七级大学生，入校学习的时间实际为1978年春天。几个月之后的1978年初夏，由教育部组织，国家再次举办了高考，当年秋天，七八级的学生纷纷到各校报到。

1978年也是最为独特的一年，当年初冬之际，在邓公的授意之下，教育部发出通知，让那些当时在国内顶尖级的几所高校，分别推荐当年高考成绩最为突出的本科生参加特殊集训，以便于第二年直接前往欧美教育与科技先进国家的大学里攻读本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