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对陈云的提议极为认可，随即抄送林彪、彭真等人，要求就此予以配合。

很快地中共在旅大成立了一家与香港方面接口的机构－-－中华贸易公司，同时任命参加过长征，担任过中央没收征伐委员会组长、西北办事处对外贸易总局局长的钱之光，就任该公司总经理一职，其时他以南方局委员兼财经委员会副书记身份正和周恩来、董必武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在南京与国民党政要前后周旋。

身在哈尔滨的陈云，特批了1000吨粮食以及一些土特产和黄金让这家新设立的机构在香港采购物资。由于销售东北粮食，联和行门庭若市，买卖兴隆，当年年底，联和行既从德辅道中交易行大楼搬到了港龙宝地毕打行，其总经理为陈云一向信任的干部杨琳。

半年之后，1947年春天，号称西北王的胡宗南派飞机前去轰炸延安，3月11日国民党飞机的炸弹落在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居住的窑洞前后。从旅大回延安汇报工作的钱之光被要求跟着朱德、董必武的“后委”撤离延安。当由大队人马组成的“后委”撤到榆林的清涧时，他们收到了来自毛泽东为首的“前委”的电报指示，要求从即刻起，由朱德负责接管两项工作，一是发展海外经济关系，二是筹划蒋管区党费接济。长期负责军事工作的朱德对经济工作，特别是海外的经济业务不是很熟悉，于是他马上找到钱之光前来汇报。

钱之光汇报说，前方作战与后方的军需生死相连，为了支援前线，国内的生产与土改要搞，海外的财政支持与统战工作同样重要。

对钱之光的说法，朱老总深以为然。

随后朱老总提议为了加强香港方面的商业与统战工作，特派钱之光前去领导。走前，为了配合新的形势，“后委”的几个领导商量着让当时负责联合行的总经理杨琳给未来的新机构起个名字，想了几天之后，杨总给“后委”发来电报建议将原来的联合行改名为“德润公司”，德字取自朱德，润字取自毛润之。朱德一听，马上给否了：这个小杨，乱弹琴，怎么能把我的名字放在主席的前边，于是他大笔一挥将自己的德字划掉，改为华字，意思就是中华的毛润之。

随后，钱之光秘密南下，来到了香港，成为了华润公司的第一任总经理。

在钱总的领导之下，华润公司为新中国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通过贸易创汇，从1947年秋季开始，华润开始通过北朝鲜与中共东北局开始了海上贸易，黑龙江的粮食、大豆运抵香港出售，而后运回药品、棉花、布匹、印钞纸等战略物资。

华润公司通过后来收回香港后第一任特首董建华父亲的货轮公司将这些物资从香港分别运抵大连、天津、青岛，再装上小车，由百万支前民工运到前线。华润还为解放区的城市运去大批的粮食、棉花、煤炭、机器、印钞纸、新闻纸，有效地恢复了生产、平抑了物价。

刚刚建国之际，由于受到敌对势力的禁运制裁，作为中国政府在海外最得力的手套，在钱之光领导之下的华润为国家的富强与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上海解放后，没有粮食、煤和恢复纺织业的棉花，“两白一黑”的物资都是华润运到上海的。广州解放时，自来水系统都被炸毁，是华润及时运回恢复生产和生活的物资，保证了广东新政权的建立。海南战场还没结束，华润从泰国进口的5万吨大米就运到了。

当然，上述的一切，都不是靠孙悟空变出来的，也不是靠猪八戒给骗回来的，中共从海外采购的一切，都是通过华润公司的经营，通过外汇的合理使用换回来的。

谈及外汇的重要性，中共中央比谁都清楚地了解这两个字的意义。

三、一九四九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一年，清华大学的校园里走出了一位物理系的毕业生，他的目标是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他的兴趣是原子核物理研究，他的名字叫钱三强。在巴黎苦学了3年之后，他获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那一年他27岁。也就在那一年里，法国战败于纳粹德国，巴黎随之沦陷。在此危机之际，钱三强的导师、居里夫人的大女儿，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在整个二战期间保护了他，那是因为这个东方清华大学的学生实在太出色了。

二次世界战刚刚结束，远东的硝烟战火再起，国共两军直杀得天昏地暗。和很多留学海外的学子一样，无数的留学生可谓有家难回。

在此期间，长期协助周恩来工作，领导海内外华工产业联合会运动的中共地下党员刘宁一，从莫斯科前往欧洲。作为中共情治系统的一员，他始终只与周恩来单线联系。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刘宁一于1947年初赴欧洲开展统战工作，随后他以巴黎为活动中心，一方面与世界工联总部保持联系，出席世界工联执委会会议和有关活动，另一方面依靠华侨及当地中共组织，与欧洲各国共产党和工会组织建立广泛的联系，开展了大量的对外交往。他到访过欧洲的许多国家，广泛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解放区的情况，让各国人民更多地了解了中国革命。

1948年之际，根据周恩来的秘密任命，刘宁一成为了中共在欧洲工作机构的负责人，负责领导中国共产党在欧洲的工、青、妇、学及华侨当中开展统战工作。为了配合国内革命斗争的发展，在国际上放手开展宣传和联络活动，他向党中央建议并协助创办了新华社海外分社。除了进行广泛的对外交往，他还在华侨工人、中国旅欧知识分子中积极工作，扩大了党在海外的影响。

也正是在此期间，刘宁一与学有所成，在巴黎科技圈子里名气极大的钱三强相识了。两个人交往了一段时间之后，刘宁一以一种十分恳切的口吻动员钱博士回国效力。且将周恩来的口信直接转给了钱三强，现在你回国，什么都不做，只需静等北平和平解放。祖国即将开展的大规模建设，急需你们这样的科技才俊。

钱三强在与刚刚结婚不久的女科学家何泽慧以及自己的导师商量之后，最终接受了刘宁一的建议，欣然同意回到自己的祖国去奉献自己的才智。1948年年中，钱三强从法国乘船返回了阔别了10年的祖国，那一刻里，毛泽东与蒋介石正在进行着惊心动魄改变中国历史的三大战役。

那时，围在毛泽东周围的很多被周恩来统战过来的名师大家纷纷提出，北平可以有战事，但万不可有战争。这些名师当中自然也包括年轻时一直在清华园读书的钱三强博士。

1949年1月，傅作义接受了中共方面的建议，北平和平解放了。

随着解放军的大队人马，钱三强回到了清华大学，随后担任了物理系的教授。就在他埋头于教学与科研的时候，春季里的一天，清华物理系来了一位客人，此人可谓是中国医学界的泰斗，他早年加入中共，后去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回国后开创了中国心理治疗的先河，他就是当时在北京医疗界大名鼎鼎的丁瓒教授。丁教授来清华会见钱三强的目的只有一个，他代当时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传递一个口信，当年动员他回国的刘宁一先生提议，让他随解放区的代表团，共赴法国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

听到这里，钱三强马上提出一个要求来，去法国参加活动没有问题，可最好利用这个机会带点外汇出去，委托自己的导师，居里夫人的女儿帮助购买一些研究原子核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以推动中国的核物理事业的顺利发展。

丁教授只清楚医学，对外汇之类的事情不是很清楚，他就问钱三强，你想要多少外汇？

钱三强想了想回答说：搞原子核物理研究买仪器都是很贵的，所以恐怕得需要20万美元。

20万美元？丁教授听到后差点跳起来。

钱三强想了想说：是啊，刚刚打完仗，国家还很困难，那我们就暂时买点简单的仪器回来吧，但即使是这样，也要动用至少5万美元的外汇。

丁教授吐了吐舌头说。你看现在全国还有很多地方没有解放，国家哪哪都需要花钱。即使5万的外汇，能不能批准，也不敢说，这样吧，我把你的要求向上边反应一下。

看着丁教授一脸难色离开，钱三强内心也觉得自己的要求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可再一想，如果祖国今后不再长期内被别的大国在核武器方面欺负讹诈，核技术的研究越早开展越有利。

在毫无把握地等待了几天之后，钱三强接到了一个来自中南海的电话，并答应专门派车来清华大学接他去城里一晤。

到了中南海，等在会谈间的是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

李部长紧紧地握着钱教授的手说：你的想法很好，中央研究过了，决定给予支持。可能有些情况你也知道，为了和平解放北京，毛主席让国民党把北平银行的黄金全部给运走了。所以，别说是外汇了，就是值点钱的银圆国民党也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此刻我们这个革命组织真的是一穷二白。不过，为了国家未来的强大，我们财政部门的专家还专门清查了一下国库，再加上一些零星的缴获，目前国库里还有很少一点的美金，经过反复的研究之后，中央下决心先拨5万美元供你使用。

听了李部长的话，钱三强内心一阵愧疚，是啊，现在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军队打仗处处要用钱，国家要建设，恨不得一分也要掰成两半儿花。教授心里很清楚，不要说远的地方，就是清华大学西边的水磨及北边的大石桥，时至今日那里的农民甚至连温饱都是个问题，在这种情形下，让国家拿出5万美元的外汇来购买科学仪器，实在是个相当大的负担。

看着钱教授面有犹豫之色，李部长微笑着说：你的建议并没有错，中央也知道好钢要用在刃上，放心吧，这次出面要钱的不是你们清华大学，而是我们中央统战部。

当晚，钱教授带着一颗对共产党无限崇敬的心情返回了清华园。

后来，钱教授从欧洲买回有关核物理的仪器之后，才知道，那天丁教授回到城里向叶剑英汇报之后，连夜叶主任就给当时还在西柏坡的中央领导打了电话。经高层研究之后，3月22日周恩来在征得了毛泽东的同意之后，毅然地在有关请示报告上签了字。

经财经史学家们调查才知道，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能由中央控制的外汇总共才有30万美元。5万的外汇，在建国之初的政府眼中，可谓一笔巨款了。但是，为了新中国未来的科学事业，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就是有一种无量的胸怀与超大的气度。

四、 一九六一

从某种意义上讲，外汇就是一个国家在国际支付市场之中的实力。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未打之前，财政部里还存有1.57亿美元的储备，而在三八线前后打过5次战役之后，中共的国库里只剩下4千5百万的美元了，为了金氏王朝，中国的外汇储备竟被耗去了三分之二还多。

停战之后，全党工作重心开始向经济方面转移。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国家实力开始逐渐增强，表现在外汇储备方面，就是经过“一五建设”之后，国库里的外汇增长到近2亿美元了。但对一个近6亿人口的大国来讲，这点外汇确实非常可怜，以至于毛泽东非常想到国外去看看，可始终不敢开这个头，因为领导干部一出国门，就要花费无比珍贵的外汇。

建国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除了外交口、外贸口与文教口的高级干部因重要公干不得不穿戴整齐，在不丢国格的前提下，层层申报，级级审批之后允许出国，为了少花外汇，从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起，一直到下边的大多数党员干部都极为自律，轻易不走出国门。

遗憾的是，先人祸，后天灾，自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之后，国家的日子竟过得越来越艰难。经过反右运动之后，国库里的外汇又下降到了7千万左右，接着是59、60、61连续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1960年时，国家的外汇只剩下不到4千6百多万。一时间，举国出现粮食问题，无数的百姓因锅中无米，缸里缺粮，一家家，一村村地由饥荒变为大规模的死亡。

彼时，中南海决策者比谁都清楚，任由此情发展下去的话，饥民肯定上街，政权难保。为了红色江山不倒，中共中央采取了几个紧急的步骤，首先为了应付危机，国务院成立的编制与级别均在正部级以上的粮食部；其次，国家大规模减少非粮食类的进口业务；第三，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与华沙条约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记账式的贸易大规模地减少，不论是苏联还是其他国家的欠款，向后推延支付；第四，迅速地调整进出口的方向，自1961年始，开始向除了美国之外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大规模地进口粮食；第五，更加关注全球国际市场之上的贸易动态，发现大米能够挽回小麦的话，马上组织出口大米，进口小麦，1961年中国进口的547亿斤粮食中，有220亿斤小麦是通过出口大米换回的，一进一出间，国家粮库里增加了110亿斤粮食；第六，最最关键的是，通过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培养更多的外贸人才，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迅速改变传统观念，立足国内，放眼世界。

在实际操作方面，在中国经济最为困难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中共于危机中完成了以下的工作：

提出了“吃饭第一”的方针，1961年中国进口粮食580.97万吨，其中小麦进口388.17万吨；此后，国家把粮食进口由临时性的应急之策转化为长期进口粮食的战略性举措，通过广泛参与世界市场，发挥比较优势，扩大对外贸易规模，从而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1961年利用国际市场良好时机，签订了未来几年的粮食订货合同，1961~1965年，每年进口粮食500万吨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