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六章 外汇

一、一九三一

1931年6月22日上午，一个高个子中年人刚刚吃过早饭，打着饱嗝，站在上海市中心静安寺英租界里的一条街边上，等候着出租车。

突然，几条大汉冲上前来，不由分说连扭胳膊带按头地将他塞进了一辆停在不远处的汽车里。然后扬长而去，留下无数路人诧异的目光。

这世道，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数分钟后，周围的人群散开，各忙各的营生去了。

数小时之后，在当年善钟路的巡捕房，即现在常熟路的一个派出所里，那个刚刚从静安寺被抓过来的中年人被绑在了一个审讯椅上，当被问到姓名时，中年人坚称自己叫余达强，是个依法经营的古董商。然而，经过了不长时间的心理较量之后，这个男人招供了，他叫向东发，系中共首脑，总书记。

其实，在这个总书记被捕之前，当时中共在上海的实际负责人周恩来已经决定让他马上转移到毛泽东他们在江西的红色根据地去，一刻也不要停留。因为前不久中共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刚刚叛变投敌，上海已经不能再呆了，必须立即去创立不久的红色苏区避祸。可谁曾想，这位中共总书记决定离开上海前去与毛泽东他们会合的前一天晚上，决定冒险去一个老相好那里，做一个临行之前的亲热告别，可不曾想就在第二天早上两人吻别不到十分钟之后，他就国民党人给抓捕了，因为他的这位杨姓知己，早就被国民党特务给盯上了。

就此，兄弟也曾做过历史的假想，如果这个颇受共产国际欣赏的上海老工人，以中共第一书记之职成功地到达了由毛泽东和朱德他们打下的红色根据地，那之后还会不会发生什么博古、李德之流将毛泽东轰下台去，军事与政治上乱指挥的事情，红色根据地会不会迅速陷落，毛泽东会不会得到这个老工人的支持，等等等等，那就真的说不清楚了。好在，与未来最大不同的是，历史非但不会重演，且从不接受假设。

在上海抓住了中共一把手之后，当时国民党在淞沪的警备司令熊式辉，立即向正在庐山上开会的蒋介石发电报请示。

一个多月之前，多名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通电全党提出弹劾蒋介石，更令老蒋生气的是，前几天这帮打着孙总理旗号的国民党左派聚会广州，竟正式地成立了反蒋国民政府。此刻在政治上被党内异己搞得焦头烂额的老蒋，心情极为不定，当听到上海方面说，抓到了中共的一把手之后，他也没有太当回事，原因很简单，此刻他的心腹大患还不是共党，而是党内的那些混蛋；此外，更令他纠结与不安的是，东三省方面的情报显示，日本关东军近来蠢蠢欲动、磨刀霍霍地准备开战，让东北从中国独立出去，一箩筐的烦心事逼在眼前，将熊司令的报告扫了一眼之后，总裁骂了一句“娘稀皮”，随后心情烦躁地在来电上随手批了两个字：毙了。

于是，在收到总裁的电报批复的第二天里，尽管这位中共的总书记为了活命，嚎啕大哭，跪地求饶，但为了仕途，上海的熊司令不管这些，随后下令：就地枪决，以绝匪患。

匪患绝了吗？

这个世界之上，真的有谁是无法替换的吗？

显然不是。

就在老向被敌人给毙了的第三天里，在上海一家昏暗的小会议室里，一帮子年轻人聚首灯下，开始了一次彻夜的会议。

会上推举，由年轻的陈绍禹同志（王明）担任临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可这位说话有点大舌头，俄语讲得比汉语还利落的年轻人，看着被周恩来实际控制的几个同事，不断表态说：我马上要去共产国际请示汇报今后在中国开展共运的大政方针，估计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能在国内与同志们一起斗争了。这样吧，我去苏联之后，这里的政治工作暂时由博古同志（秦邦宪）负责，军事工作由伍豪同志（周恩来）负责，特别行动工作由史平同志（陈云）负责，安全工作由赵容同志（康生）负责，情报工作由亚灵同志（潘汉年）负责，文化工作由茅盾同志（沈雁冰）负责，但全党的总负责，博古同志，是不是你多负一些责任？这样安排，大家看看，有什么意见吗？

其实与会的人都知道，这个大舌头肯定是害怕像前任老向那样被捕后遭到杀害，去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只是一个避开危险的借口，但鉴于全党当中，惟有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最深，在那边说话最顶用，所以几个年轻人彼此你看我，我看你，也没有提出明显的异议来。随之，伍豪同志小声提议说：下面，我们一起哼唱《国际歌》吧。

歌毕，散会。

就这样，那个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人出身的陈云，自此成为了任务最杂，人身最不安全的指挥特科行动的总负责人。

要行动就得有经费。而那一刻里，王明同志去苏联的船票，伍豪同志要购买枪支的费用，特别是王明同志走后，为了安全长期在外国租界里居住与办公的博古同志生活与各方面的活动费用，从何而来？这事儿，肯定要特科来统筹。

于是，陈云在会后拉住了一直以来将财务控制得甚严的周恩来，询问临时中央的经费来源与管理问题。

关于党内的财务经费，周恩来向陈云解释道：平时日常的费用主要是由共产国际通过秘密渠道将活动经费以文化与科教的名义打到上海花旗银行的户头上；此外，近年来上海临时中央最大的收入主要有两笔，一笔是由毛泽东、朱德他们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运动中搜刮来的钱财，大概有2千多两黄金；再有就是闽西苏维埃张鼎丞他们在福建龙岩、上杭一带革命根据地打浮财而缴获的银两，这个钱大概也有700两黄金，这两笔大款后经党内的秘密渠道，由在安徽的地下工作者张人亚同志负责安排相关银行，将钱汇入到我们上海临时中央的户头上。这些钱主要由中央总务科负责调配，从今后起，这方面的事情可能就需要你来多费心管理了，大家都知道当年你在商务印书馆里学徒时，算盘功夫了得，理账记薄能力超群。

此刻已身为党内高级干部的陈云，马上谦虚地说，伍豪同志过奖了。既然你如此信任我，那党内经费钱财的事情，我先暂时负起责任来。

为了减少国民党以及其他青洪帮等黑恶组织的种种麻烦，当年中国共产党组织发起设立于上海的外国租界当中。由此就一直有个货币使用的问题。在上海，被所有人接受的钱币，首先是金条与银圆，然后就是英镑、美元与法郎，东洋的日元与苏俄的金卢布在上海地面上也可以在不少场合消费使用，至于国内从上边北洋政府、下面广州政府、长江上下的武汉及南京政府、再加之其他各省，比如阎锡山在山西发行的地方货币，因长期陷于军阀割据，信用不良，互不承认，中国人自己印刷的各类货币在上海滩真的不太好使。总之，外币，即外汇，在中国各大城市里，是相当好用的。

由是，从向忠发、王明到博古，都希望党内的账号上更多运转存储其间的是贵金属或外汇。

陈云接管中共财务系统之后，他比别人考虑得更深更远，他认为上海毕竟还只是一个多国主权林立的贸易口岸城市，国民党在这里想要拿人，尽管表面上相关的司法程序还要走一走，但党内的很多干部只要进了外国人设立的巡捕房之后，基本上当天就会被引渡到国民党的监牢里去。事实上，当年在中国整个地面之上，中共活动时其人身最为安全的地方只有一个，那就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向英国人割让的香港。那里可是纯粹的英国司法体系，国民党再横，也不能在那里不顾到英国人的面子胡来。

为此，接受了上海临时中央财政工作的陈云在一次会后，悄悄地与当时的中共一把手博古同志商量，看看能否在香港设立一个党的交通地点，一方面可以利用外国司法管辖的特权，将中共革命活动急需的电台、军火及药品等物资采购进来用于红军，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利用英国人的殖民地刺探与收集各方面的政治与军事情报。

年轻的博古，也就是秦邦宪同志对陈云的提议没有太多的异议，但是他只是做了一点补充，去香港设点的事情可以干，但我得给你推荐一个得力的干部去落实相关事宜。

陈云听说党内一把手亲自推荐人选，自然不好多说什么，却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这个党内的实际总负责人也真敢举贤不避亲，他向陈云推荐去香港开办商务工作点的第一任负责干部竟然是他自己的亲弟弟－-－秦邦礼。

尽管一肚子狐疑，但陈云还是同意了这种安排。于是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的弟弟从陈云手中接过到哪里都吃得开的金条上路了。

用毛泽东、张鼎丞他们送来的金条，在香港工商税务等机构完成了相关注册事宜之后，中共在海外的第一家商务机构－-－联合行，在香港商业中心的皇后大道上开业了。

从那一刻起，从博古、陈云、周恩来一直到根据地当中的毛泽东、张鼎丞及朱德等党内干部，脑袋里开始不断地出现了一个短语－-－外汇。这玩意儿好呵，全球通用，不但可以买到无线电设备，买到药品，还可以买到更有价值的情报。

二、一九四七

1945年4月，东西两线互相合作的盟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希特勒的巢穴柏林攻击进军着，没有大的意外的话，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欧洲到亚洲的战火即将熄灭；再就是通过整风运动，井冈山一派的红区干部将共产国际一派的白区干部七七八八地收拾得差不多了，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研究后认为，德国法西斯与日本帝国离覆灭可以数着月份地倒计时了。乘这个时机，将已经间隔了17年没有召开的党代表大会，趁现在国内事情不多之际，赶紧开完。

代表大会前后开了一个多月，遵义会议之后的十年以来，经过漫长的隐忍之后，毛泽东终于从幕后走到了前台。

会议结束之后不久，很多干部还没有离开延安之际，日本就宣布投降了。

在那一刹那间，从西南的重庆到西北的延安，两个政权的首领共同想到的是同一件事情：得东北者得天下。由日本经营了14年的东北，今后落在谁的手里，都是一片富得流油的复兴基地。于是毛泽东在天皇刚刚宣布投降的第一刻里，派出了他最为信任的两个干部，一文一武，陈云与林彪，火速赶往东北，加快接收那里的一切。林彪接受所有的武器装备，陈云接受那里的财政工业。陈云临走时，毛泽东特别地把他叫到了窑洞里，叮嘱道，你是我党的老财务了，这次去接收，最重要的还是能够和苏联人协商好，将日伪留下的钱财，特别是外汇，抢在国民政府之前给收过来，为了今后与国民党争夺天下，能搞到多少搞多少，此事至为关键。

同时，毛泽东急派与国军渊源最深的前黄埔军校政委周恩来与高级教官孙中山的卫队长叶参座急赴重庆，与国民党周旋，争取时间，以求壮大共军的力量。

在美国马歇尔将军的调停之下，国共双方都憋着一口气，互相瞄着。而当苏联红军根据波茨坦协议规定，于1946年4月15日从日本在东北的首都长春撤离不到一小时之后，国共两军随即撕碎半年前两党领袖签订的“双十协定”，在长春及四平大打出手。战争规模不断升级，令全球无数热爱和平的人为中国内战残酷地大打出手，看得目瞪口呆。

几乎在是内战开打的第一刻里，跟在毛泽东身边的周恩来随即通过他所控制的情报系统，对常驻香港披着商业外衣的中共情报机构－-－联合行－-－发出指令：首先，打通海上运输，发展国外贸易，交流国内外物资；其次，在搜集中央所需要情报的同时，努力完成财政任务；第三，今后将你们那里搞成驻外商务干部的培训基地，多多创收外汇，为党的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1946年秋，即国共双方在东北残酷地开打的几个月后，陈云给延安的毛泽东打报告，建议利用当时仍为我解放军控制的旅大市，积极开展国际贸易，用东北的黄金、粮食与土特通过香港的联合行在外海采购军需、药品及通讯器材，同时做好那些反战反蒋的著名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