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两笔钱的故事
建国之初,选择并领导着拥有3.5亿人口的印度走向民主制度的人,是一群先后在欧美学习然后回国的海归,核心人物有二,一个是今天在印度近320平方千米所有角落里无所不在的圣雄甘地,因为他的画像被印制在了印度货币卢比的每一张票面之上;另一个是有着贵族血统的印度精英尼赫鲁先生。
当年建国之际,带领着4.5亿人口走向一条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领袖毛泽东,今天也在他创建的国度里继续地出没着,原因很简单,这个伟人和那个圣雄一样,也是占据着一个由他缔造的国度之上流通的每一张纸币的图案之上,提供着经常给人带来快乐偶尔带来烦恼的种种服务。但这位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几乎一生也没有走出过自己的国土,更不要说像印度的那两位一样,不但有着海外非凡的经历,且分别于年轻时获得过海外最高学府的法律学位。
不管你说他们好,还是说他们坏,今天,分别作为13.1亿多人口与13.8亿公民手中货币之上的人物,他们就活在那里,永远地占据着人们赞扬或批判地中心,那些纂着他们的头,摸着他们的脸的消费者、投资者与储蓄者们,将随时随地地与手中的钞票打着交道,由此两位亚洲历史之上的重量级人物,不仅永远地活在我们的手上,活在了我们的眼里,更重要的是他们将永远地活在我们的心中,并最终深深地刻入人类的文明史与金融史。
事实上,当他们都还没有各自走上自己的货币之前,两个大国的决策者,在建国前后都分别面对着一个相同的问题,如何处理一笔涉及未来国家发展定位的财富,一大笔事关未来国家建设的钱。
先来聊聊圣雄当年的那点事情。
1947年8月15日,在圣雄的主导之下,印度迎来了自己的独立。
那之前的几个月里,东方的另一个伟人刚刚带领着他的部队,从生活了12年的延安撤出,在之后两年左右时间里,转战南北,并一举击败对手,拿下江山。
主张非暴力主义的圣雄一生不善武斗,更不会领兵打仗,他从不会在肉体上打击别人,一生之中,他只熟练地掌握了一种战术,那就是在肉体上无情地打击自己,然后让别人在怜悯、同情与羞愧中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个世界上基本上有两类国家,一类是独立建国之后,国家由大乱达到大治,随之一派升平之景,民众随之安居乐业,和平之歌到处飘荡;另一类国家刚好相反,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之前,万事有规有矩,万众逆来顺受,一片安然中的生计,而一旦格局有变,政权在手,随即因为争权夺利,因为互不相让而至战端骤起,大打出手。20世纪典型案例有三,一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时,尽管舆论有变,但民众如常。谁曾想数月之后,战火开始在境内到处蔓延,一时战火遍地,血流成河;再一个案例是以色列,国家刚刚宣布独立,阿拉伯的坦克、装甲车、战车及马队等就从四面八方向这个弱小的生命体冲了过来,必斩之而后快,可谁也料想不到的是,婴儿一般的犹太民兵,为了保卫新生祖国不至死于襁褓,奋起抗争,随之以弱胜强,赢得了中东第一次战争的胜利,接着又创造了人类军事史中一个又一个的奇迹;最后一个案例就是让读者啼笑皆非的印度了,由于圣雄的制度设计不当与顶层安排不周,结果竟是原以为新生的共和国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挣脱出来,必是全民欢欣鼓舞,到处歌舞升平,万众称颂,欢声笑语,可实际情形却是,英国人第一天把权力转交给印度官员,第二天全国的秩序就开始大乱,长期压抑的民族矛盾随即爆发,加上无数的贪官污吏争权中抢位,夺利中腐败,一时舆论大乱,民心涣散,治安失控,随后到处是暴民的杀人强奸,放火抢劫,国体动荡,民不聊生。
民族冲突是印度建国之初的一个问题,另外一方面的问题出在财政分配上。当时以尼赫鲁为首的抓权派违约,原本由英国人主导商定,印度独立之后随即将5.5亿卢比款项划拨巴基斯坦以助其财政安排,可贪心的尼赫鲁根本不想把这笔钱转给对方,理由很多,最关键的是新德里当权派绝对不能让伊斯兰堡拥有与自己对抗的财力,那不是给自己的未来找麻烦吗?
可如此一来,由于新德里方面的违约,就把当年负责主谈独立事宜的圣雄给搁在其中了。
本来,印度教徒、锡克教徒以及伊斯兰教徒之间势同水火,现在新德里政府说话不算话,一下子各方面的矛盾全部瞬间激化了。
接下来,愤怒而绝望的圣雄看到了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国内教派冲突愈演愈烈,甚至很可能为了这5.5亿的卢比,刚刚独立的几个弟兄之间刀兵相见,大打出手,这个孽可就真的造大了。
想及此情,78岁的老人,伤心之至,绝望之极,他一次次地把曾经坚定地和自己站在一起,与英国人斗争的战友加接班人尼赫鲁叫到自己的面前,一遍遍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5.5亿卢比你们新德里方面何时转给伊斯兰堡?
诡诈的尼赫鲁表面上从来不和自己的恩师相争,但是私下里,此公心胸狭隘,一向背信弃义,视信用与约定为儿戏,更重要的是,他目前正忙于抓权,需要很多的钱来做事情。像往常一样,看着面前的导师,尼赫鲁心里一遍遍地说:老朽呀,你怎么能这么迂腐啊,什么契约与诚信呀?现在把钱给巴基斯坦,那不就是养虎为患吗?除了粗茶淡饭加一块围布之外,你可以什么都不要,可我作为政府的首脑,怎么能把钱转给我的对手呢?
但尼赫鲁装得很像,他绝对不说自己不想把钱给巴基斯坦,而是看着圣雄一遍遍地解释,我本人没有意见,但国大党的其他有关负责人坚决不同意把钱转给穆斯林们使用,我做不通他们的工作呀。我知道这件事情,英国人也讥讽我们无信,可我怎么办?
圣雄绝望地看着自己推荐的党内接班人,心如冰水,欲哭无泪,万念俱灰,只想一死而脱离苦境。
甘地决定再次进行无限期绝食,直至新德里恢复平静和政府答应偿还巴基斯坦款项。
1948年1月13日,79岁的圣雄开始了一生中最后一次绝食,他坚信,这次的苦肉计一定能够像以往一样,再获成功。与此同时,他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到时候我真的因绝食而亡,底线是我成了圣人,而你们呢,特别是你尼赫鲁呢,那你可就要背上杀死恩师的罪名,去活你的下半生了。想及此点,圣雄心中窃喜,然后他叫上一大群媒体跟在自己身边,特别是很多外国的记者,关注自己的胁迫计划,12点差5分时,圣雄躺在了自己所居住的比尔拉花园的草地上。随之,举世关注的自我惩罚行动开始了。
事实上,当外界听说老头又来这一套的时候,心中多是反感而厌恶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动不动就躺在媒体面前搞绝食活动,借用舆论绑架对手,这算什么圣人,和市井之上的无赖有何区别?
特别是很多社会上的既得利益者们,对老头的举动很是鄙视,当年你玩这一套与英国人周旋时,为本民族的舆论赢得了不少同情与支持,现在我们印度已经独立了,穆斯林应该滚回西边去了,可你竟然还让我们把钱送给他们?这是什么逻辑?你这不是用自己的生命做筹码进行政治赌博吗?关键是你想置整个印度于不义,你绝食一死事轻,可我们印度人背负的罪名可就难堪了。
更有一些熟悉圣雄策略的人提醒到,老头这次的绝食行动就像以往一样,皆为阴谋的一部分。理性的人万不可上他的当呵。很多印度教派的人通过外国记者的报道了解到圣雄又来这一套时,愤怒至极,他们当中的一些极端分子坚定地认为,这个混蛋的老头实在可恶,接受圣雄的这种政治讹诈无异于自杀,如此还不如先把这个老疯子给做了,受够他的这些了,干脆一了百了。
心术多端的圣雄听不到外边的同胞有多讨厌自己,但他内心却坚信,不用着急,这次一定能够靠苦肉计再次对亿万民众完成一次完美的强奸,直到对方屈服为止。于是,当天晚上,他利用外国记者的嘴向外宣布道:祈祷诸神纯洁大家的心灵,清除所有人间的纷争,让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兄弟般和睦相处。本次德里必须屈服,学会让步,经受考验,无论印度和巴基斯坦发生多么严重的屠杀事件,我恳请首都人民不要放弃自己的义务。各个教派,全体印度人必须以人道主义取代野蛮行径,必须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印度人,如果你们不能如此,我也无需继续活在尘世。
随后,围在他周围的外国记者开始报道:圣雄的肾功能已始减弱,血压急剧上升,目前食米不进,惟靠特制镇静剂维持生命。
更富于戏剧性的是,第二天周围的记者开始推出新闻,由于你们德里方面不想让步,你们国家的开创者绝食一天之后,体重已经下降了1公斤,目前你们的国父体重不足50公斤,一个79岁的老人,再这么坚持下去,几天之内,圣雄瘦弱的身体将垮掉,因为他体内的营养储备将消耗殆尽。而对绝食的人来说,当机体已开始消耗蕴藏在肌肉内的蛋白质时,危险即已来临。
以尼赫鲁为首的德里当权派们,也在道德的重负之下,备受煎熬。因为随着外国媒体,特别是在别有用心的英国人的笔下编排,坚持了几十个小时的政府官员开始陷入了极度的焦虑之中。
圣雄绝食的第三天,再向外发布的报告就不是通过记者的嘴了,而是直接让护理他健康安全的医生直接对外宣布,危及圣雄生命的危险征兆已经出现,这天的小便化验结果中发现了含有丙酮和酸性成分的毒性物质及其他危险症状,证明导致死亡的过程已经开始。
听到医生的声音之后,最初与老人顽强博弈的新德里街头,开始松动,有部分心软的百姓走上街头,呼吁教派和睦、亲善,以将圣雄从死亡的边缘拉回,如果这个年近80的老人,真的饿死,那我们印度人在世界上将是一个什么形象呵?
与自己恩师对抗了近72个小时的印度政府总理尼赫鲁最终也挺不住了,不就是5.5亿卢比吗?犯得上为此背上一个残杀恩师的恶名吗?
最终,拉着颤抖的腿,尼赫鲁来到了德里的红堡广场向市民发表演讲,以实际行动拯救圣雄生命,因为丧失了圣雄的生命,就意味着丧失了印度的灵魂。
绝食第3天的晚祷会,圣雄因极为虚弱,无力行走,甚至无法支撑起来,没有出现在比尔拉寓所外的草坪上。他竭尽全力,用麦克风向聚在草坪外的数百名群众说了几句话,他的声音细如游丝,人们预感到圣雄的生命已危在旦夕。这一不祥之兆唤醒了人们沉睡的良知和麻木的神经,群众排成长阵,人人双手合十,在一片肃穆的气氛中依次从甘地的阳台前走过。
第2天清晨,第一号有关圣雄的健康公报发布,告知印度人民圣雄甘地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这一不幸消息使印度全国的气氛发生巨大变化。各个城市内,人们纷纷涌向广场,高呼“亲善”、“团结”和“拯救圣雄甘地”的口号。各教派与各界领袖代表在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拯救圣雄甘地生命委员会”,数十万人举行聚会,为圣雄祈祷。 尼赫鲁率领由政治和宗教领导人组成的代表团来到圣雄草垫前,希望他停止绝食。
绝食第4天,通过外电发布的消息说,新的健康公报表明急性尿毒症即将夺去圣雄甘地的生命,这时圣雄甘地已进入绝食的第三阶段,即最后一个阶段,他的精神突然好了起来,整个地沉浸在安静之中,除了关节痛外,没有其他不适。他向秘书口授了停止绝食的7项条件,这些条件几乎涉及到新德里城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印度教和锡克教难民必须把改成住房的117座清真寺归还给穆斯林,取消对新德里穆斯林商人的抵制,保证乘坐印度火车旅行的穆斯林的人身安全等。圣雄甘地要求新德里各政治组织的领导人,包括他的敌手印度教大会的极端分子必须在他的声明上签字。那一天晚上,整个京城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尽快让圣雄甘地终止绝食上。商业活动停止了,机关、商店、作坊、工厂、咖啡馆关闭了,在大清真寺广场上,来自各种族和各教派的数十万群众举行盛大集会,强烈呼吁他们的领导人接受圣雄甘地声明的条款。
比尔拉寓所内,尼赫鲁再次来到圣雄甘地卧榻前,见到他的恩师奄奄一息,禁不住百感交集,热泪盈眶。蒙巴顿也来到甘地身旁,此情此景,也令这位戎马一生的异域军人倍觉酸楚。
绝食第5天晚,圣雄甘地大部分时间陷入昏厥与谵妄状态,脉搏微弱而不规则,身体各重要器官的功能已经开始崩溃。秘书拿来各派领袖在他的口授声明上的签字,这上面除了没有印度教大会地方代表和国民公仆团的代表签字外,新德里几乎所有派别组织的领导都签字保证恢复平静,和睦相处。医生劝圣雄甘地喝点东西,圣雄甘地轻轻叹息了一下,而后摆摆头说:“不,任何事情不能操之过急。在我中断绝食前,任何铁石心肠的人也会动心的。”
绝食的第六天上午,圣雄甘地处境危急,很快将进入长时间地人事不省。慌乱当中的尼赫鲁派出一帮人前去寻找圣雄甘地所要的签字,然后自己带了一帮人亲自前往比尔拉寓所。不一会,各派代表终于聚齐,其中包括印度教极端分子及国民公仆团的神秘代表,他们都已在7项声明上庄严签字,并依次走到圣雄甘地卧榻前,亲自确认自己的庄严保证。
这一次,这个印度身体上最弱势,精神上却最顽强的老人再次用自己的任性赢得了绝食的胜利,但执着的老人仍不肯中止绝食,他在死亡的边缘,用尽浑身力气,口授了一项声明。他希望各派代表不仅要保证新德里的平静局面,而且应使全印度都能从根本上消除不安定因素。他说:最大的错误观点,莫过于认为印度只属于印度教徒,北部印度只属于锡克教徒,或巴基斯坦只属于穆斯林教徒。虽然要改变全印度民众的意识是件艰苦的事,但只要我们齐心合力,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办成的。圣雄甘地讲话后,在场的所有人一一俯身,表示了他们的庄严承诺,当最后一个人立下誓言后,圣雄甘地宣布停止绝食。一场令全球读者与听众惊心动魄的绝食斗争终于圆满结束。
这次,圣雄通过惩罚自己,再次获得大胜。但除了印度之外,这个世界之上的很多人都觉得靠这种手段赢得对手,到底算是哪一路?一个人可以偶尔靠这种伎俩得逞,但一个政府,一个民族也能够靠这些吗?很多人在摇头,其中摇得很厉害的是太平洋西岸的那个政治领袖。印度文化到底是一种什么文化?
……
1948年,对整个亚洲历史来讲,是一段值得记忆与玩味的岁月。
就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由一个任性的老人以自己的健康与自己的国家进行了一场举世瞩目的道德之战后的不到10个月,在亚洲另外一个即将成为一个国家首都的北平,也在进行着一场由战火硝烟与心理博弈交织上演的另外一场全球瞩目的战争大戏。策划与调度这场演出的总导演不是别人,正是建国之后的共和国第一任领袖毛泽东。这个从来没有上过一天军事院校的读书郞,此刻藏身于中国河北一个偏远乡村的小土房里,以当代人类军事历史规模最小的总指挥部,运筹于小屋之中,决战于长城内外,指挥着几百万的军队几乎是同时在几个战场上与对手决战。
当时北平的守军有五十多万,毛非常清楚他的对手是些什么角色,十年之前当日本人翻过长城杀向北平时,国军逃跑的速度堪比野兔。此刻,毛相信,如果自己的部队推进的速度太猛的话,北平的这几十万部队最有可能是接受对手蒋介石的命令,逃过长江去。这不是他期待的结果,于是他小心翼翼地在几周的时间里,悄悄地完成了对猎物的合围,在很短的时间里,北平被共军团团围住,这个当时东方最大的都市里,不但有着几十万职业的军人,同时还有着无数才华过人的国宝一级的大知识分子,大学问家,大教授,有无数的价值连城的艺术国宝,当然,还有数量惊人的硬通货---黄金。
事实上,人民领袖知道,他很快就要开始重新建设这个遍体鳞伤的国家的,他比谁都更清楚,破坏一个制度很容易,只要有足够的口号与士兵就行了,但建设一个国家要比打烂一个国家不知要难多少倍,这当中需要大量的钱财物,更需要的是大量人才。特别是他很清楚,在他大军的包围圈当中,有着许多像北大校长胡适之、清华校长梅贻琦这样在社会之上影响巨大,用多少钱也买不到的人才。可谁也想象不到的是,这个东方伟人的胸怀是如此的宽广,当他手下的将军已经把当时北平从空中到陆地的所有交通要道,全部用东北解放军的大炮给管制了起来的时候,他与对手协商的条件竟然是,不管多牛的人物,只要他不想和我们共产党合作的话,尽管可以走人,甭管你是北大清华的教授,还是国民党政界军事机构的高官,只要你不想留下来,尽管走,虽说刘亚楼的大炮早已把可能出逃机场之上的每一寸跑道都给瞄准了,但我毛泽东就是不想强你所难,你不想陪我们玩儿,我不拦着,放你而去。
下边人急了,主席,我们是不是对我们的敌人也太仁慈了?您知道吗,这帮子马上要逃跑国民党残兵败将竟然在故宫里挑选了四分之一左右中国历史之上最好的艺术品,装进近三千个箱子里,准备分三批运到台湾去,建国之后,我们的人民也需要这些价值连城的文化作品呀。主席您就下个命令吧,我们保证能让一件文物也离不开被我们大炮控制住的机场!
毛泽东笑笑,让他们走,让他们把好东西全打好包带走,只要他们喜欢,所有他们挑中的东西和细软,让他们拿去吧。
可主席,你看看,他们不但把文房宝物拿走,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甚至还要把所有剩在北平的黄金也都运走。
毛泽东笑笑,依然是大手一挥,好吧,那就让他们把所有能在北平找到的黄金都带走吧,不就是一些钱财吗?
人可以出走,东西可以拿走,钱也可以带走,只要你能够把民心给我留下就行了。我坚信,只要我们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的理念、艰苦朴素的作风与自力更生的精神,世上无数的人间奇迹都可以被我们创造出来。
后来,当所有的历史学家读到1948年初发生在印度以及1948年底发生在北平的事情时,无不感慨万分。
一个是小肚鸡肠的文化,为了私利,不惜违约,最后搞得相关各方都极为尴尬,回想起来没有一方是痛快的,初听起来是个悲剧,60多年回头望去,更像是一出拙劣的闹剧;东方的另一个国度里上演着却是另一种类型的戏剧,光明磊落中气度非凡,豪情万丈中令人荡气回肠,60多年过去之后再看,不就一点黄金吗?我连北大胡校长,清华梅校长,包括不太信任我党的杨振宁父亲杨武之等一大批著名的学者教授,甚至许多国军当中的高级指挥官,全部放开大道,请君自便,绝不勉强,不想同行的话,很好,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我绝不会利用道义绑架谁,更不会利用外国的媒体去劫持谁,那样玩儿是不是也太搞笑了。
从历史的结局来看,圣雄的国度经过了好一番折腾之后,最后国家还是分裂了,钱也还是被迫送出了,只是这前后的情绪与欲望,在所有读者的眼里,是如此地别扭,猥琐与小气;与之相反,在东方建立起自己国家的另一个豪杰,不论什么事情到了他的手中,入了他的眼里,玩起来都是那么的豪放,那么的大度,那么令人在一片难以置信中荡气回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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