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史上，何人热衷金融创新？

在我们清华，研究金融历史的朋友都有一个共识，从几千年之前中东两河流域人类开始了最早的经济与金融始，经济模式的设计者多为学者，而金融创新的推动者多为罪犯。何有此说？远的不讲，以当下活跃于我们经济与金融生活中的那一张张小小的塑品－－信用卡来讲，这种产品纯属由民间发展，由犯罪分子不间断地创新与利用，最终由政府不停地规范集成而来。其中，从取款时的ATM机，到消费时的POS机，前后推动种种技术发展与性能开发的，多是那些无所不在的犯罪分子，这些人头脑之灵活，手段之巧妙，不但常令百姓无所适从，甚至令众多专业人士感慨不已。他们利用产品使用者对产品性能及相关技术的陌生、贪婪与疏忽，设计种种机关，渔利其中，令使用者防不胜防，监管者头疼不已。

从技术程序、商业开发与组织管理的程序路线图上观察，古今中外，金融类的产品，多是先由专家研制，由犯罪分子将产品性能成熟于民间，由官府布告管制与惩罚为逻辑环节最终定型。一部人类金融史，基本上就是一部民间先发展，官方后规范的历史。

回到北宗初年的经贸史来，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由于四川当时当地的金融管理与货币结构不合理，民间始有变革与创新的冲动。于是，早在张大人抵川赴任之前，当地的商户借鉴大唐年间的飞钱，开始了金融方面的创新。

川人言语，一向喜粗鲁，重形象，声高气壮，豪情满怀，急人快语，自称时，多以“老子”开头，骂人时，多以“龟儿子”相斥，吃喝中多以“椒子”佐餐。川境水多雾浓，一派麻辣，当年刘备、诸葛亮治川际，成都城内做辣椒批发的所在，既有街区得名“椒子街”。如有闲，请君往今日成都市东风大桥一隅名为均隆街头一逛，寂寞的府河边，闹市不再，古风依旧，商人吆喝于道，百姓聚众于街，忙时互相串货，闲时互清赊欠，久之，有民间小型信用物，流通于椒子街周围的巷尾街头，得名“交子”。

交子最初由谁设计，历史文献已无记载，但其流通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对大宋财政产生的影响，史书上确有记载。刚开始，社会上出现的交子由两边有印记及密码花押的楮皮纸质材料制作，随着凭证的流通，先是方便了商家，之后开始便利于川内普通消费者与民众。不久，随着一些从长江水路而来的新客户押货放款于川内市场，老的商户开始欺生，由此产生了许多问题，严重时，一些信用不佳的商户开始在府河之畔随便印制并发行相关支付存取凭证，以至市场紊乱，诉讼频繁。对此，张大人也有耳闻，只是未以强硬手段干预其中，可随着一场关乎中原执政者命运的战争逼近，川内的经济问题，渐渐地变成了一个事关社稷稳定的政治问题。于是张大人开始以严肃的态度，治理其间了。

四、张先生为何急于整顿纸币？

上文提到的这场发生在公元1004年深秋的战争，就是历史之中相当有名的“澶渊之役”。战争双方分别为宋国与辽国。大辽国号称有20万铁骑南攻，实则连同步军15万人不到，宋朝方面加上从东西两边赶来勤王救驾的宋军，前后有30多万将士参战。

决战地点为离宋都开封不远处的澶州。此地名称沿革多变，远古时叫帝丘；当年决定华夏命运的黄帝与蚩尤之战的主战场选在了这里；姬族掌权之后，整个周朝800年里，这里叫东国；秦汉改名东郡；唐朝才叫澶渊；后宋朝军队被金国人打跑之后，此地被占领者命为开州；到了近代，此地行政名称为河南濮阳，即目前中原油田之所在。

战争决策者分别为36岁的宋真宗赵恒与年届32岁同为血气方刚的辽圣宗耶律隆绪。战场前后出没的核心人物包括：宋朝包括集贤殿大学士－-－寇准、宰相－-－毕士安、参知政事－-－王钦若、枢密院事－-－陈尧叟、太尉兼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保州知州兼沿边都巡检使－-－杨六郞、议和使节曹利用等；辽国方面有关相关人士：契丹大政制定者－－萧太后（萧燕燕）、辽国大丞相－-－耶律隆运、辽南京统军使－-－萧挞凛及降将宋朝云州观察使－-－王继忠等。

宋朝内部分为三派，主战派包括求功心切的寇准、高琼、杨六郞等；怯战派包括一心想逃走游说皇上迁都的南京人王钦若及成都人陈尧叟，以及一听说辽国大军前来后，马上托病请假的朝廷宰相毕士安等；主和派就一个－-－宋国皇帝赵恒本人，他的观点很清晰，地少割，钱可赔。赵家的执政逻辑一向是，治国打仗多花点钱，少死点人，不求扩土，只求守成，只要赵家小王朝能有口气活着把根留住即可。这当中一向有基因作祟其间，由于宋太祖赵匡胤开国之际，半偷半抢，不干不净，致使其后的300年执政观基本上为，内忧为重，外患为次，里边的人，特别是军人一旦造反，咱赵家可就啥都没了，外民族侵略过来，首先想到的是以和平方式搞定，您开个价吧，要多少钱，给你！由此南北两宋，主战派竟始终头伸不直，气吐不匀，难有出头之日，只可惜河南汤阴出生的岳飞一直没把这点参透，和儿子岳云在临安风波亭为鬼之际，都没搞清自己到底错在何处。

本次，在离首都开封三百多里之外的战场前，主战派的寇准，一手推开那些逃跑派，一手拉着赵家皇帝的衣襟硬往前线拽。赵恒心里一方面很是不爽，一颗慌心，两手准备，一旦战争不利，撒丫子就踮，南京去不得，仙士有言，中华阴阳中早有定数，江南无守住，西川有碚都。

从战争进程上看，一开始辽攻宋守，在大宋首都附近前后两个来月的激战中，赵家很是被动。还好，宋军守城很有一套，死守中冷不丁地就把萧太后最宠信的辽国大将萧挞凛，射杀于城下。随着老萧同志的壮烈牺牲，一时攻方士气大懈，宋朝军心大振。用宋朝宰相老寇的话讲，这次不是你战我和的事儿了，此刻战场的主导权已经回到咱们的手里了。反过来，辽国那边，长期主导战争规划与方案的皇上他妈－-－萧太后悲愤中藏着理智，见战事不利，反而起了议和之心。战争至此，全面停火，开始有了眉目。

当双方首脑在和谈的问题上出现了共识，剩下的就是技术上的问题了。于是，在人类历史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协议，军心大懈战事不利的一方，反成了战争的索赔方，狮口大开，而军心大振摩拳擦掌的一方，看着摊在谈判桌上的和平协议，却成了一个滑稽的赔款方。最令史学家好笑的是，在对方没有交易发盘之前，心中没底的赵家皇帝，给自己谈判代表下达的还盘底线是赔人家银子100万两。打得兴起的寇准同志不干了，人类历史上有这么丧权辱国的事情吗？于是，这位办事一向不按常理出牌的大臣，把宋方的谈判代表及时叫住，嘱咐道，赔款一事，最多付人家30万，要不宋朝人没有战死，却可能一个个窝囊致死。常被民间错认为抠门算计的山西老西儿寇大人心说，皇上无能，大宋无幸，本次开仗前，光是收购军粮，充实军资，我就拿出了30万两银子交河北转运使。还好，宋方首席谈判官曹利用先生以不烂之巧舌，不辱寇宰相交付之使命，把一份还说得过去的合同拿了回来。见皇上汇报时，宋真宗连问，你答应赔人家多少，曹首席竖起3只干瘦的手指。皇上大晕，我不是让你每年最多付人家100万吗？你怎么谈的！立时满头虚汗。曹首席微笑回奏，下臣与北边鞑子所定进贡一事，非300万，实30万也。真宗听后大恸，一时间似乎从地上白捡回200多万来。至此，在寇先生主导下，宋辽双方，在战争和约上签订了几个核心条款如下：

1) 以后两国间永不开战。可签约不久，咱们好战的杨家六郞就背着中央，在北边和人家摩擦不断，此乃后话；

在约定的签字形式上，宋朝皇帝耍了心眼，从年龄上看，我虚长2岁，所以在文字上，我大宋是兄，你辽国是弟。对方的耶律隆绪于此，颇觉好笑，虚荣心超强的汉人，独好这口；

谈到实质问题，辽国代表争得很凶，说好的贡银，你宋朝是一文少不得的，每年必须把10万的银及20万的绢交到咱们两国之间的河北雄县来，不得有误。千年之后的2017年春天，以雄县为核心的经济圈，再次成为举国关注的热点，历史当中确实藏着许多谜团，令人难以求解。这里再解释一下，自东汉末年董卓乱政，废了自汉武帝几百年来的金融信用，自此几百年中，中国周围各国都不再信任中原之币，外族的商家贾客与中原人贸易时，皆以银两及绢帛为媒介；

以后咱们双方别再干仗了，还是搞边贸做买卖吧。最后这点，汉人最满意。那些只会放牧，不善经商的北方鞑子，一旦两边开市，寇老西儿心说，每年我们大宋可以贡你30万，可双方做起买卖来，南边鬼精的汉商，每年不诈你个100万，都不好意思在外边和人说自己是做生意的。

总之，当年这么个荒唐的约定，后来还真的维系了两边100多年的和平。主要原因到不是辽国的领导人把刀放下，立地成佛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家后院的朝鲜高丽人和女真金国人一直不停地在北边他们叫板，加之国内政局长期不稳，攻南实在是心有余力不足了。南边的宋家皇帝也想把包括北京在内的幽云十六州抢回来，无奈，从四川的李顺开始，到浙江的方腊、山东的宋江，农民起义之类的乱事儿就没有消停过，加之王安石之类改革派成天和司马光、苏轼之流的文人诗者内斗不止，皇上成天微服到宫外找妞寻欢不休，政府各级干部忙着在社会中搞腐败，哪还有闲心和北方那些活在马背上的民族打仗。整个一个宋朝，在后来的史学家眼里一天天变成了只会做买卖，搞科技创新，玩资本市场，钱是越挣越多，可国防却越防越软，三百多年的大宋，最是窝囊。

宋真宗始，之后历届政府及朝廷的接班人都认为，除了杨家将的后代之外，多数中国人还是认为用钱买来的和平，从大账上看，值！

澶渊之盟，一年给北边30万，小意思，100多年加起来也就是3000多万，要知道年景好时，宋朝财政一年就能有8000多万的银两入库，国家花个0.4%的和平预算，买来北边的一片和平，是个好交易。

有关澶渊之盟，除了当时一直驻守北疆，上为国家守土，下为父兄寻仇，成天憋着毁约的杨六郎极为不快之外，再有就是那两个长期来对寇准心存不满，一直拉着皇上的袖子想一逃了之的朝内重臣王钦若与陈尧叟极为不满。更糟的是，皇上表面上没有多说什么，内心深处也对主导签约的老寇极为不满，这也为不久后将寇准毅然拿下，发配外放埋下了一个心理伏笔。

战争之中，不管是主战的还是主逃的，出发点还是为了大宋，无奈下边做臣子们视野资讯较偏，在这个问题上，皇帝赵恒心中是有数的。纠缠于他的内心深处的不光是战争与和谈，那些是近期的，更重要的还有社稷与民生，那才是长远的。

战前从江苏来开封做官的王钦若，闻辽军汹汹而来，拖着一双发软的腿，扑于殿前，主张立即迁都江陵（现在的南京），以图久安。赵恒心里清楚，所有前来汇报者，其主张及建议多是自利的，不利自己的信息早已过滤贪污。所谓以下向上的汇报多是如此，此情古今中外鲜有例外。今天这位来自南京的王姓大臣力主迁都江苏，居心所在，甚是明了。长江三角洲，一马平川，无险可守，种粮食做买卖可以，建首都，修工事，抗铁骑，近似胡闹。

主逃派的另一位大权在握的陈尧叟，逃的思路一致，但方向有异，他提出的方案是避难于他的故乡－-－四川。宋真宗揉着自己长长的衣角，暗想，臣子们都希望将都城建回自己的故乡，有关设计、用人、招标、施工、选材当中的利益自不必细究，关键还是权责设计、人事安排、资源配置诸多方面惠多利厚，此点显而易见。中原有难，退避四川，是有先例的，远的不说，中唐时际玄宗李隆基，而对汹涌而至的安史乱军，也是先退入川，再图中原的思路。粗想之际，这事靠点谱，但细思之下，亦有不少不确定因素暗藏其中，自古行政为三，吏治刑名及钱粮，前两件事儿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钱粮却是实打实经济基础方面的问题。迁都说说容易，实施起来，须有预案。

思路至此，皇上欣然一笑。因为他想起了不久之前看到的一个奏折来，上折人现为前四川益州知州－-－爱卿张咏。

张爱卿做事最是刚直，他在折中提到，一旦中原局势有变，皇上可像当年唐玄宗那般，携众臣暂避四川。几年来的治理，川内形势尚稳，惟有财政金融方面制式过乱，商人过奸，为此请皇上授权老臣辣手整治此地财政，以求长计。折中最后奏道，以目前的情形看，后方稳固，前线自然多了几分胜算的筹码。

于是，在大战前的紧要处，领兵迎敌的宋真宗赵恒亲自下令，让前益州一把手张咏即刻回川，重领川内军政大务，并开始着手大力整顿当地财政金融，以做好更充分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