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春秋十八 1773年 ,北美波士顿的暴徒打着反对征收茶税的旗号,登上停泊
2026-06-15 21: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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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完了大西洋西边的这些事儿后,接下来再聊聊大西洋东边英国方面的事情。

人类最牛的大科学家牛顿去世11年后,1738年一个叫弗里德里克(George Frederick)的日耳曼汉诺威公国的后裔,出生在英国伦敦圣詹姆斯广场(St James's Square)的诺福克府邸(Norfolk House),婴儿的父亲不是别人,正是当时的英王乔治二世。弗里德里克长大后,于22岁那年登基上台,成为了英王乔治三世,但他一生都没有回过自己家族在欧洲的领地汉诺威,尽管英国官方一向把他称之为汉诺威王朝的第三位不列颠君主,纯正的英国姓氏里很少有这种带着浓浓日耳曼味道弗里德里克之类的名字。

乔治三世后来一路活到了1820年,在位60年,由此成为了英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男性君主。令历史惊讶的是,打破乔治三世在位时间纪录的竟是他身后的两位女人,一位是在位64年的维多利亚女王,再一个就是1952年登基,至今仍活跃在21世纪镜头之前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这位老姐已在人类的各种镜头之前晃动了整整70年,至今才有让位于满头白发的查尔斯王子之意。

纵观活跃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国际政治舞台之上的乔治三世一生,其主要劲敌有二,一是以华盛顿为首的那帮子在北美殖民地闹独立的人,二是以拿破仑为首的那帮子处处与英国作对的法国人。乔治二世一生最欢欣的时刻发生在于欧洲滑铁卢战场上大破拿破仑大军的1815年,而他人生最郁闷的时刻大概应该是发生在一帮子北美殖民地人疯狂闹着独立的1776年,那一年乔治三世38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

事实上,北美殖民地闹搞独立的起因,乔治三世是心知肚明的。早在那些人闹事的前几年里,托利党(Tory Party)首相诺斯(Frederick North)曾提前向自己做过预警。新大陆对伦敦最大的不满就是他们向宗主国交税的时候,议会却不给他们殖民地的代表安排席位。为了安抚新大陆殖民者的情绪,乔治三世曾经下令撤销了向北美殖民地征税,其中包括朗姆酒、玻璃、棉花、纸张、颜料、铅、糖及铁等商品税种,只是保留了茶税一项,乔治三世表示茶税是宗主国对殖民地的一种象征着权利的税种。

1773年,北美波士顿的暴徒打着反对征收茶税的旗号,登上停泊于波士顿港的运茶货船,将茶叶倾倒入海,以作示威。对此,伦敦这边舆情反应强烈,随后诺斯政府将这一事件定性刑事性案件。宗主国随即引入多项措施予以惩罚,其中包括关闭波士顿港,修改麻省法律,使当地立法机关的上院由君主委任产生,而不再由下院互选产生等等。

没有想到,伦敦方面的制裁进一步激起北美殖民者的不满。最终导致双方失去了互信,1775年春天双方在新英格兰地区爆发了严重的武装冲突。第二年夏天,一份由杰斐逊、富兰克林、亚当斯、李文斯及谢尔曼等5人小组起草,并由56位所谓大陆议会议员签字的《美国独立宣言》传到伦敦,并被乔治三世看到后,这位年轻的国王差点没被气疯。

宣言写道:

当今大不列颠国王的历史,是一再损人利己和强取豪夺的历史,所有这些暴行的直接目的,就是想在这些邦建立一种绝对的暴政。为了证明所言属实,现把下列事实公正地向世界宣布。

乔治三世拒绝批准对公众利益最有益、最必要的法律;他禁止他的总督们批准急需和至关重要的法律,要不就把这些法律搁置起来暂等待他的同意;一旦这些法律被搁置起来,他就完全置之不理;他拒绝批准允许将广大地区供民众垦殖的其他法律,除非那些人民情愿放弃自己在立法机关中的代表权;但这种权利对他们有无法估量的价值,只有暴君才畏惧这种权利;他把各地立法机构召集到既不方便、也不舒适且远离公文档案保存地的地方去开会,其唯一的目的是使他们疲于奔命,顺从他的意志;他一再解散各殖民地的议会,因为它们坚定果敢地反对他侵犯人民的各项权利;在解散各殖民地议会后,他又长时间拒绝另选新议会;但立法权是无法被取消的,因此这项权力已经回到广大人民手中并由他们来行使;其时各邦仍然险象环生,外有侵略之患,内有动乱之忧;他竭力抑制各殖民地增加人口,为此他阻挠《外国人归化法律》的通过,拒绝批准其他鼓励外国人移居各邦的法律,并提高分配新土地的条件;他拒绝批准建立司法权力的法律,藉以阻挠司法公正;他控制了法官的任期、薪金数额和支付,从而让法官完全从属于他个人的意志;他建立多种新的衙门,派遣蝗虫般多的官员,骚扰我们人民,并蚕食民脂民膏;在和平时期,未经我们立法机关的同意,他就在我们中间驻扎常备军;他使军队独立于民政权力之外,并凌驾于民政权力之上;他同一些人勾结,把我们置于一种与我们的体制格格不入,且不为我们的法律认可的管辖之下;他还批准这些人炮制的假冒法案,来到达下述目的:在我们这里驻扎大批武装部队;用假审讯来包庇他们,使那些杀害我们各邦居民的谋杀者逍遥法外;切断我们同世界各地的贸易;未经我们同意便向我们强行征税;在许多案件中剥夺我们享有陪审团的权益;编造罪名把我们递解到海外去受审;在一个邻近地区废除英国法律的自由制度,在那里建立专横政府,并扩大它的疆界,企图使之迅即成为一个样板和得心应手的工具,以便向这里的各殖民地推行同样的专制统治;取消我们的特许状,废除我们最宝贵的法律,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政府形式;中止我们自己的立法机构,宣称他们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权为我们立法;他宣布我们已不在他的保护之下,并向我们开战,从而放弃了这里的政权;他在我们的海域大肆掠夺,蹂躏我们的海岸,焚烧我们的市镇,残害我们人民的生命;此时他正在运送大批外国佣兵来完成屠杀、破坏和肆虐的勾当,这种勾当早就开始,其残酷卑劣甚至在最野蛮的时代也难出其右。他完全不配做一个文明国家的元首;他强迫在公海被他俘虏的我们公民同胞充军,反对自己的国家,成为残杀自己朋友和亲人的刽子手,或是死于自己朋友和亲人的手下;他在我们中间煽动内乱,并且竭力挑唆那些残酷无情的印第安人来杀掠我们边疆的居民。众所周知,印第安人的作战方式是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格杀勿论;在这些压迫的每一阶段中,我们都曾用最谦卑的言辞请求救济,但我们一再地请愿求所得到的答复却是一再的伤害。这样,一个君主,在其品行格已打上了可以看作是暴君行为的烙印时,便不配做自由人民的统治者!

反了,反了!

当乔治三世读到这份独立宣言时,他忍不住喊了起来,在这些无耻人的眼里,难道我比撒旦还要恶毒吗?

1776年夏天,在诺斯首相的建议下,英国方面派出了47岁的子爵豪(William Howe)将军率领三万两千名英军,从纽约的长岛登陆。一开始北美大陆军的人还试图做出抵抗,结果在很短的时间里,英军以伤亡不到400人的代价,杀伤了美军1500多人。见势不妙,在华盛顿的领导下,北美大陆军迅速地逃走了。在这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只要见到英军,华盛顿的部队每每都像兔子见鹰一样,唯恐躲之不及。

英军作战最大的困难是,很难找到华盛顿的主力部队到底躲在什么地方。

令乔治三世十分生气的是,长期以来一直找着英国人麻烦的法国人与华盛顿他们这些大陆军联手对抗起了英国。再之后多年前曾分别被英国教训过的荷兰及西班牙也都联合起来,在北美战场上以联军的方式对抗着英军。

在这种情形下,乔治三世身边越来越多的大臣们建议,是否让北美殖民地的人独立。深受《独立宣言》刺激的乔治三世却对众人表态:宁可不要头上的王冠,也决不会放弃对这些独立者的镇压。乔治三世坚信,通过一系列的镇压行动,可有效地提高当地保皇党的士气,通过分裂大陆会议使造反者感到烦扰、不安和困乏,终有一日,更将不满和失望自然及无可避免地转化为忏悔和自责,从而乞求由我来重新管治他们。

然而事实是,北美民兵容易镇压,但由法国、荷兰及西班牙组成的联合舰队一次次地发出的战争叫嚣,却吓坏了英国上下,如果你乔治三世不允许美国独立的话,我们将直接攻击伦敦。

由于无力应对国际军事形式,国内众多的官员开始大规模辞职,最后连一向支持乔治三世的诺斯首相也表示,如果英王不能在北美独立问题上做出让步的话,他也准备辞职。

至此,心有不甘的乔治三世,只得接受越来越严酷的事实,派代表前往巴黎,与联军代表于1783年签订了《巴黎条约》及《凡尔赛条约》,前一个协议要求英国承认美国,而后一个协议要求英国将北美的佛罗里达州划给西班牙,同时容许法国人通过纽芬兰对开的航道。

签署两个协议的这一年,是时年40岁的乔治三世一生之中最为窝囊与憋屈的一年。签订协议前后的那些晚上,乔治三世常常失眠,他也曾想过,如果1776年那帮子北美的混蛋们要求独立时,我顺水推舟满足他们的要求的话,今天我还会不会被迫签署这两份极为屈辱的协议。关键是,由于美国人最终获得了独立,《独立宣言》很可能在未来被无数后人读到,而在那份文献里,自己的形象是不是也被歪曲得太过分了点?

对1776年极度失望的乔治三世,内心之中还存有一点点的慰藉,那就是不管1776年伦敦这边多么糟糕,至少理论与科技发展方面,还是出现了不少令人欣喜的进步。特别是北方的那所格拉斯哥大学周围,确实传来了一些令人高兴的讯息。

格拉斯哥大学位于苏格兰爱丁堡市的正西方,创办时间于公元1451年,即王阳明出生前20年。英国都铎王朝时期多数英民心向罗马梵蒂冈。其时,五十出头的教皇尼古拉五世(NicholasⅤ) 在英伦颇有影响力。牛津、剑桥与圣安德鲁斯都是英格兰的大学,为了将梵蒂冈的影响力扩展到苏格兰,在罗马方面的指示下,格拉斯哥大学成为了英国的第四所高等学府。

建校后,经三百多年的发展,十八世纪下半叶之际,格拉斯哥大学已在欧洲有了一定的名气。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这所著名的教育机构里,冷不丁地冒出了影响未来世界的一个半校友,一个是逻辑学教授斯密,半个是实验室工作人员瓦特。

先聊聊校友斯密教授。

斯密生于苏格兰伐夫郡(Fife)的柯科迪(Kirkcaldy),父亲服务于当地海关,母亲玛格丽特(Margaret Douglas)出身于乡绅世家。遗憾的是,斯密出生后就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原因是父亲在他出生的两个月前因病去世了,这个人类经济界的天才如同人类科学界的天才牛顿一样,都是以独生子与遗腹子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的。

很多人生就是如此奇怪,想成为后人眼中的天才,看来还真得扮演一个出生之后即见不到生父的角色,上帝常会在苦难与辉煌之间做出平衡的。

基督教下的西方,教堂扮演着无神论社会派出所的作用。要想了解孩子的出生背景,必得前往当地教会查阅。根据柯科迪天主教堂的纪念,斯密来到这个世界接受神父洗礼的日期为1723年6月5日。

孩子出生的日子与孩子接受洗礼的日子不是同一天,这也是后世每每想为伟大的斯密教授举办诞辰纪念日时,始终无法确定具体日期的一个重要原因。

早年的英国,也是个人口贩子猖獗的社会,孤儿寡母艰难度日,小斯密四岁那年,竟被靠算命、乞讨与偷窃为生的吉普赛人给拐走了。要不是叔叔的奋力追查,这个在未来很大程度改变了人类经济界的天才,就不知会被卖到哪里去了。至于人类经济史是否由此改写,那就只有上帝知道了。

斯密从小就有个特点,好奇心严重,怀着对知识的巨大渴求,从少年起,他几乎把周围所有能够找到的书,都囫囵吞枣地泛读了一遍,哪管理解。由此,也锻炼了他极为强大的自学成才,无师自通的能力。

当邻家的孩子还在满大街鸡犬不宁惹祸的时候,布赫(Burgh School)中学的学霸少年斯密,已经拿到了格拉斯哥大学的入学通知书了。

三年后,跟着导师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研究哲学,17岁的斯密已经拿到本科的毕业证了。

在导师的推荐下,斯密来到了著名的牛津大学,从师于与艾克西倍申(Snell Exhibition)教授,研习数学与逻辑学。令牛津校方很是头疼的是,在校期间,斯密的大多数精力没有用在专业方面,而是大量地阅读苏格兰学者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哲学作品,如《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等。那个时期,常对神学展开批判的休谟为多数教会所不容。休谟也是苏格兰人,算是斯密的半个老乡。年轻时成了休谟超级粉丝的斯密,在后来的人生里想尽一切办法接近自己的偶像,最终两人成了关系最好的朋友。

23岁那年,从牛津毕业的斯密,拿到了来自祖国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的聘书。在这里,他开了两门课,修辞学和文学。很多人奇怪,他不是学习哲学与逻辑学的吗?

对于斯密这种学霸来讲,教什么课都不是问题,任何一个课题,给个十天半个月的备课时间,走上讲台即得满堂喝彩。

成名之后的斯密后来坦承,正是在爱丁堡教书的那段时间里,他突然对经济学产生了深厚的兴趣。

为了更好地照顾老母,28岁那年,斯密回到了家乡,担任了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教授一职。令校方震惊不已的是,这位年轻的教授竟然同时开了五门课程,除了伦理学、修辞学、法学、政治经济学外,还开了一门治安和税收课。此外,利用各种机会,他时常还会跑回牛津大学去和校友们聚会,利用广泛的人脉关系,为政府决策提供各种咨询服务。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斯密与同为牛津的校友,小老弟英国国会议员汤森(Charles Townshend)建立了亲密的私人关系。乔治三世登基后,汤森提出了一项对北美殖民地相当强硬的《汤森法案》。熟悉那段历史的人多知道,正是由于汤森提出的对进口的铅、玻璃、纸张和茶叶征税法案,法案实施不久即引起了北美新大陆议会的不断反抗,随后爆发了波士顿大屠杀。对于英军的暴行,连一向亲英的保守法富兰克林及华盛顿等新大陆议员,也跟着杰弗逊及亚当斯这些亲法势力一起,拉起了武装起义的大旗,此乃后话。

作为牛津校友,斯密和汤森两人可谓关系密切。利用校友关系,趁着年轻的乔治三世刚刚上台之际,汤森当上了英国的财政部部长。于是平时回到家里,看到来自格拉斯哥大学的好友斯密教授,汤森总会兴致勃勃地从时政聊到财经,从文化聊到科技。

问及私人收入,当斯密告知汤森格拉斯哥大学每年支付自己不多的薪酬时,汤森摇着头讲,你们格拉斯哥大学也太小气了点,以你渊博的学识,干脆你把你母亲安排好后,就来我伦敦的府邸工作吧,作为我儿子的私人教师,一方面你的教学工作量可以大大降低,另一方面我也希望你能陪着我的儿子前往欧洲大陆游学,同时帮助我更深入地了解一下欧洲大陆各国的财政政策,我付给你的工资远远要高于格拉斯哥大学校方支付给你的工资,如此可好?

对斯密来讲,随着对社会伦理道德与国家经济税收等方面的问题有了更深入地了解,他一直有一种著书创作的学术愿望,只是苦于平时教学任务过重。如果能够有更多的收入,更多的自由时间,更多的机会前往欧洲大陆讲学旅行,当然再好不过了。

回到格拉斯哥大学和母亲商量后,随即斯密决定,以私人家教的身份前往伦敦,成为了汤森大臣儿子司各特的私人家教。格拉斯哥大学每年给他的薪水大概为300英镑,而汤森支付给斯密的薪水是过去的一倍多。在汤森的安排下,斯密带着司各特从法国游学到意大利,又从意大利游学到瑞士。在日内瓦,斯密结识了法国启蒙主义的旗手人物伏尔泰。在巴黎,斯密一行见到了在大西洋两岸因科技成就而大名鼎鼎的北美新大陆科学家富兰克林。双方就经济、税收与科技等议题相谈甚欢。

从欧洲大陆回到伦敦后,由于在过去的一年多里,从南欧到北欧,从欧洲大陆到美洲大陆,通过广泛的接触,了解了各国的财政政策及税收背景等情形后,一心想完成一本计划很久的经济理论书籍,43岁的斯密在征得财务大臣汤森的同意后,回到了格拉斯哥的老家,自此埋头创作他的大作《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50岁那年,斯密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斯密自小体弱多病,多年的创作导致他的身体状况始终不好,担心有一天自己的体力不支,无法完成自己多年的心血之作,于是斯密找到苏格兰老乡兼密友的休谟,告知如果自己生前看不到著作出版的那一天,请休谟作为自己的遗稿管理人。有意思的是,年龄大了斯密12岁的休谟于65岁那年死在了斯密之前。休谟去世的两个月前,他的好友斯密教授的大作《国富论》横空出世,当即轰动了人类经济界。看到斯密的成功,休谟极为欣慰,随后他将斯密请到自己的病床前,当着律师的面修改遗嘱,指定亚当.斯密作为自己的遗稿管理人。

斯密的《国富论》于1776年3月正式出版,短短的6个月后,即开始再版印刷。最令53岁的斯密开心的是,自幼与自己相依为命的母亲,最终看到了自己在国际学术界里大获成功。为了服侍好母亲,斯密终生未婚。尽管斯密在诸多学术领域里均有不凡的成就,但举世公认的是,他于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人类的古典经济学。《国富论》分为5部2卷。斯密认为国民财富的产生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劳动力的技术、技巧和判断力;另一个是劳动力和总人口的比例;在这两个因素中,第一个因素起决定性作用。市场扮演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机制。看不见的手说明了公私利调和论,透过价格机制导引,使得追求自利的个体行动能促进社会整体的效率。通俗地讲,屠夫、酿酒者和面包师傅,并不是因为想到我们的晚餐要吃喝什么,才去做这些东西,他做这些事时,其实只想到自己的利益。

斯密教授提出在社会分工的机制下,自由经济的优点及重商主义的弊端,他的见解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理论基础,第一次提出了市场经济会由无形之手自行调节的理论。正是在斯密的《国富论》基础上,后来的共产主义之父马克思发现了自由经济产生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必然性,由此完成了那本影响着人类走向的奇书《资本论》;也正是在斯密《国富论》的基础上,凯恩斯完成了他的划时代大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为近代国家经济治理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

有关市场结构到底采用自由经济模式,还是政府干预模式,鼓吹凯恩斯模式,还是倡导哈耶克模式,斯密大作《国富论》出版两百多年来,至今人们仍在探索与争议之中。

自然科学的很多法则少有争议,而社会科学的很多观点却众说纷纭。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讲,斯密的《国富论》亦属科学著作。

斯密教授去世于1790年,享年67岁,他去世110年后,中国的近代思想家严复将他的著作翻译成中文,同时模仿司马迁风格,在译作的背后附有《斯密亚丹传》,译本由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发行。

事实上,斯密教授一生著作颇丰,生前他对遗嘱执行人强调,除了《天文学历史》(History of Astronomy)及《哲学论文集》(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等极少数的作品外,其他大量他认为不适合发表的著作,全部付之一炬,好可惜。

英国后代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从2010年起,所有流通在世的20英镑纸币上,皆印有斯密的头像。

亚当.斯密,因1776年的大作而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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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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