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管年初，这两位中科院地理所的专家就将所写报告上交给了当时地理所的负责人黄秉维所长，但谁都知道，一是因为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二是这一年中国加入了联合国，总之上边太忙了。所以参加最初调查的地理所的这两位专家，基本上在这一年里，也没有听到来自上边的更多说法。

还好，不管高层当中发生了怎样的政治变故，最终中科院地理所的报告还是让当时在国家计委里工作的曲格平看到了。那段时间里，受周总理特别指派，他正忙着国内组团前往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的准备工作。但不管如何忙，在一个合适的机会里，拿着中科院地理所的报告，曲格平还是特意地向周总理汇报了一次有关官厅水库的问题：近年来，官厅水库的环境问题较前几年发生了严重的恶化，水库周围开始出现大量泡沫，水色浑黄而有异味。春节前后，北京副食市场出售官厅水库打捞的鲜鱼皆有异味，为此商业系统已经做出决定，停止收购从官厅水库打捞的4万斤鱼货。另有教育口反映，离水库最近的良田屯小学426名学生，因受水库环境影响，学生大量病倒，今年以来课堂缺席率已达50%。

听到这里，一向极为重要环境政策的周恩来马上表态：这样，你们在去瑞典参加人类环境国际会议之前，还是由计委牵头，组成一个班子，再进一步地把官厅水库与永定河上游工业的问题，做一个科学的调查。

得到周总理的指示之后，随即由国家计委、国家建委、中科院地理所、北京市三废管理办公室以及官厅水库管理处等单位组成了一个官厅水库污染情况调查组，开始对官厅水库污染展开了全面的调查。

很快地，1972年4月间，一份有关官厅水库环境污染的报告送进了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报告指出，通过对官厅水库区布置采样点，调查小组前后对水质、渔业养殖、水生生物、水库的底泥等指标进行了采样分析。大量的分析数据表明官厅水库的死鱼事件是因上游工厂排放污水引起来的。可怕的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治理，官厅水库的水质正在进一步地恶化。污染源主要来自山西的大同与河北的张家口所属企业。据查，在永定河上游地区集中了500多家工业生产单位，每年排放的污水量约在7000万吨，这些工业污水不但污染了流经首都的永定河，更是直接或间接地污染了山西、河北、北京与天津的地表水与地下水系。经化验，整个官厅水库上下游的水质已受污染，并有急剧增加的趋势，水库盛产的小白鱼、胖头鱼，体内滴滴涕含量每公斤达两毫克，而国际上的标准通常是0.11毫克，这意味着官厅水库不良水质严重超标。如果不从现在起采取有效措施、任其发展，按照现有废水排放量，再过半年水库的有害化学浓度可能由现在最大的0.42微克/升到0.95微克/升，后果将极为严重。一般来讲，民用自来水的含氯量不应超过100毫克／升，然而此时官厅水库里的水质，其含氯量已达500毫克／升。报告进一步指出，官厅水库受污染，势必直接影响北京市的地面和地下水的水质。保护官厅水库的水质，是关系到首都用水安全的一件大事，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报告最终建议，为加强对库区周围及上游城市新建扩建厂矿的管理，今后所有的工业项目上马之前的可行性研究中，必须在基建及设计中考虑工业废水的回收与处理，否则不得兴建。为了更好地解决官厅水库污染问题，报告最终提请尽快成立官厅水库水源保护小组，以综合治理的方法，尽早解决北京上游水源质量问题。

这份由国家计委牵头，由中科院地理所执笔撰写的报告，完成时已近五一国际劳动节了。

1972年的整个5月及6月里，周恩来的大部分精力全都花在了批林整风运动当中。这中间，他抽空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在6月5日他特意接见了即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出席联合国人类环境国际大会的代表团。活动中，他反复强调作为人类第一人口大国，中国政府的使命与责任。希望代表团通过这次会议，了解世界环境状况和各国环境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并以此作为镜子，搞好中国未来的环境与生态建设；第二件事是，当他看到来自国家计委与中科院的《关于官厅水库污染情况和解决意见的报告》后，他立即提笔在请示报告上做了批复，并特别提议由当时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的万里亲自担任官厅水系水源保护领导小组的组长，小组成员包括河北、山西、北京、天津、中科院以及国务院有关部委的领导。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及组员多是挂个名头，只是开重要会议的时候才来，平时推动调查与监管工作的主要办事人员有两位，一位是北京市城市规划局王一人局长，他担任了这个领导小组的办公室主任，而下边具体协调各方业务的主要组员为中科院地理所科研处处长宋树恩。

关注近代中国政治历史的专家们都知道，就在周恩来批复这份事关中国环保未来的文件当天，面对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他不得不出席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并就《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一事做作解释，以求自清。即使在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中，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依然在关注着祖国的环境与人民的健康。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随即国务院批转了国家计委与中科院的《关于官厅水库污染情况和解决意见的报告》，首次向全国发出中国存在环境污染的警示，并提出对区域性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进行治理的要求。文中特别提到，今后凡国内企业建设与三废利用项目上马时，必须遵循同时设计、同时施工与同时投产的三同时原则。

1972年国家提出的三同时原则，渐渐地就形成了后来的中国生产建设可行性审批当中的项目环境评价原则。

得到了尚方宝剑后的万里副主任，随即开始了对官厅水库环境治理工作。在他的亲自监督与协调下，从永定河发源地内蒙开始，山西、河北、北京到天津，从河流的发源地到入海口，先是沉深入细致地进行了全面调查，接下来展开了周密的布置，最后将治理工作一项一项地推动落实。

为了治理好官厅水库，政府先后动用了3000多万元的专款，分三批对官厅水库上游重点污染企业的进行具体管控，全流域排放废水的工厂共有242个，造成下游严重污染的企业有77家，当中排放出的污染物质有40多种，其中对水库影响最大的主要有沙城农药厂、宣化造纸厂、宣化农药厂及大同橡胶厂等4家企业，为此政府采取强硬措施期限要求这些污水排放企业将污染问题治理完毕，否则停业整顿。为了实时对环境与水质实行监控，国家特别花钱在官厅水库及其上游建成了5个水质监测站，以推动环保。

现在，再回到本章一开始，库区良田屯大队的农民闹事的事情上。

根据1972年万组长的指令，鉴于官厅水库上游的沙城农药厂在过去几年里因污染对库边居民，特别是良田屯生产大队农民的健康形成了损害，故此必须从他们的生产利润当中分配出一定数量的款项作为污染赔偿费，支付给当地农民。

结果的情况是，当时有上边的领导督促着，农药厂先是以应付的态度，给了当地农民一些钱款，暂时堵住农民的嘴。当听说北京市革委会的万副主任另有任用，官厅水库污染治理小组突然之间变得群龙无首，都忙着批林批孔去了，环境治理的一阵风刮过之后，以沙城农药厂为首的那些永定河上游企业又开始偷偷地排放起生产污水了。虽然每次水库环境治理小组的人前来检查的时候，该厂的主要产品滴滴涕、氯化苯及三氯乙醛等指标都能达标，但检查小组的人一离开，农药厂的工业废水又会继续向永定河里排放。由此玩起了猫和老鼠的游戏。

这方面的情形，其实县里分管经济的主要领导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但为了增加本县的财政税收，带着浓郁地方保护主义与短期经济收益思维定式的当地领导对着一百多公里之外的北京人，也多是采取对付糊弄的态度，对下边企业排放超标，基本上是睁只眼闭只眼。其实，以一种换位思考的方式去揣摩一下张家口怀来县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官厅水库百分之八十的水面位于怀来县境内，但从它建成第一天起，北京市就高举着共和国首都党中央毛主席的旗号，把一片偌大的水域全部管理了起来。从项目实施之初开始，怀来县就为建设官厅水库付出了巨大代价，先是包括原怀来县城在内的80多个居民点的近5万人当地居民被迫移民，接下来水库建成之后，本县又有近15万亩耕地被淹，要知道原来这片土地可是怀来县的粮仓和花果园啊。

说到县城中心的沙城农药厂，这可是一家建国之际就成立的老企业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怀来县经济支柱产业之一，现在动不动就得为首都人民的用水做出牺牲，对本县来讲是，这当中的经济代价是相当高的。只要北京或张家口那边不来人每天盯着，那就悄悄地干吧。要知道这个厂子每停产一天，企业财务那就少进5万人民币的营业额。要知道1974年那会儿，5万元人民币可是一笔大钱。

确实，远在百公里之外的北京方面，不可能每时每刻都盯在农药厂的污水排放口边，再说那一刻里，批林批孔的政治任务更是压倒一切的。

但每天生活在农药厂周围的村民们，却深知为了地方经济利益从县里到企业上下串通，瞒着北京方面。可你们挣钱，也得让我们下边这些草民活下去呀。你们可以这么干，但至少你们得像前两年万组长交代的那样，定期地给我们下边老百姓发银子啊。现在你们这些沙城农药厂的领导的良心被狗吃了吗？一边继续污染着我们的环境，另一方面又不把赔偿费发给我们，你们这不是逼着我们下边农民造反吗？

所以才有了本章开头的那一幕。

毕竟这里离北京不太远，也算是天子脚下的一片重地了。为了息事宁人，1974年夏天当中，怀来县的领导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人民内部矛盾还得用人民币来解决，于是县里先是及时地将拖欠的水库管理补偿费挨家挨户地先发放了一些，算是稳住了局面，随后又警告了农药厂方面，还是花钱上点环保设备吧。你们农药厂要知道，如果这种为了经济效益而逼着老百姓造反的事情再发生的话，那就不是你们头上和我们头上的乌纱帽的问题了，搞不好北京那边真的问罪下来，恐怖连咱们张家口市里边的领导，甚至石家庄那边省里领导，也都会吃不了兜着走。

遗憾的是，文革结束之前的那段乱世中，莫说北京方面的领导没有太多精力关心环保方面的事情了，当时共和国最高层的决策者们，一个个连政治生命都保不齐能否存在。

就这样，当时万里领头，大力整顿的官厅水库生态质量时，水库里的水质确实在那两年里有所好转，但几年之后，官厅水库里的水又开始变混且有味儿了。

这种情形，既痛心疾首，又无能为力的，还是那位对此事前后情况比较清楚的国家计委干部曲格平。

曲格平从1969年就开始关注起了环境治理方面的问题，1970年在周恩来身边聆听过他关于保护环境方面的教诲，1972年代表中国参加了全球第一届环境国际大会，1973年配合着万里参加了官厅水库的治理工作，文革后出任了中国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席代表，年近70之际当选了第九届全国人大环保委员会主任。

在很长时间里，这位被国内媒体称之中国环保之父的人，每每谈到中国环境治理方面的问题时，核心观点入木三分，归结起来当中的主要困难有二，一是从文化上讲，中国人特别的喜欢对付，喜欢糊弄，从近3千多年前的周朝算起，中国的律法不可谓不多，可直到今天，有多少中国人从内心深处，真正的尊法守法？春秋战国那会儿，有关政府就为了保护环境出台过相当严厉的律法，可几千年的文化却让我们这个民族习惯于侥幸，热衷于变通。像环境保护这种事情，永远是有法可依，但同时永远是执法不严，在多数的情形下，情大于法；环保工作面对的另一个挑战来自于经济利益。谁都知道从长远的角度看，我们都要爱护身边的环境，尽可能地为子孙后代留下更多的青山绿水，但回到现实中来，我们就会发现，当长远的环境治理与短期的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几千年来因长期生存于资源有限而养成了急功近利与争先恐后心态的国人，首先考虑的还是他们各自的经济利益，而非事关公众未来的生态与环保。

如何奖得有效，怎么罚得到位，更重要的是怎样通过不懈的教育，改变我们的生态意识与环保观念确实是一个艰巨而长远的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首先改变了我们内心的环境状况，最终才能更好地实现对自然环境的更好保护。

以官厅水库为例，1972年在万里的督促之下，当时水库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几年过后，水库的水质又开始变得越来越差了。到了中国经济发展最为迅猛的那些年代里，北京人已经被郑重地告知，来自官厅水库的水源，只能作为首都的生活用水，而不能再成为了上千万民众的饮用水了。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2008年北京政府举办奥运会的前几年时，才有所好转。为了办成了一届绿色的奥运会，从2005年开始，北京周边那些污染严重的企业被勒令关闭或拆迁了。

还要感谢奥运会，也正是从那以后，北京人再开车来到距离都城西北100多公里的官厅水库时，人们才算又一次看到了远处的青山与近处的绿水。

三北防护林

在联合国的倡导与推动之下，全球近两百个国家与政府分别于1997年与2015年里，达成了关于共同改善环境，努力减少碳排放的共识，并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协议，《京都议定书》与《巴黎气候协议》。

结果令全球环保人士极为惊讶的是，2001年与2017年，两位先后当选美国总统的小布什与特朗普分别表示，鉴于以上两个协议严重地影响了美国的利益，所以他们将放弃有关协议上美国政府所应承担的责任，直接退群了。

从表面上看，这两位来自共和党的总统都声称，承担减少碳排放影响了美国的就业，但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气候协议》都是在他们的前任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及奥巴马总统代表着美国人签署的。由于党争与意识形态，凡是民主党总统主张与倡导的各项事关国际义务的政策到了共和党这里，必须予以修正与否决。这不是理智上的事儿，而是涉及一个多世纪以来，两党之间互相伤害的感情问题。

纵观一个多世纪以来，在事关国家环境政策的问题上，唯有一个总统，相对来讲，较为理性与客观一点，他就是连续四次当选总统，创造执政历史最长时间，其名字常常和华盛顿、杰佛逊与林肯并列在一起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

在政府的人事任命方面，罗斯福以国家利益为重，组阁之际，他曾经任命多位反对派共和党人进入他的内阁，更是有史以来让一位女性弗朗西丝·珀金斯（Frances Coralie Perkins）连续担任了三届政府的劳工部长，创造了美国政治史上的一项纪录。

在环境政策方面，这位强势的民主党总统特意挑选了一位农业专家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作为自己第一届政府的农业部长，正是在这位农业专家的策划与推动下，在美国经济一片恐怖的萧条中，有近三百万的年轻人，提着种树工具，走向了美国的四面八方，培育森林，修建国家公园，绿化环境，由此改善了美国当时严重的就业状况，缓解了社会的经济危机。

说到罗斯福与华莱士的相识，还得从一位活跃于美国纽约社交界的名人尼古拉斯·罗伊里奇（Nicholas Roerich）聊起。

罗伊里奇1874年出生于俄罗斯，自创了一套神秘主义宗教，这位画过无数作品，写了无数本书的奇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被纽约社交界誉为全球最不思议的画家、哲学家、科学家、作家、旅行家及探险家。他的身边围着一大帮子热衷艺术、科学与玄学的人，朋友圈里包括大名鼎鼎的犹太科学家爱因斯坦，印度诗人泰戈尔、著名作曲家穆索尔斯基、音乐教育家柯萨科夫、现代音乐传奇人物斯特拉文斯基以及世界著名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亚宾等等。那时节，他经常在曼哈顿当中的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周围举办各种文学讲座与美术沙龙，慕名前来参加他主持的活动中有着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人等。这当中也包括了后来成为了罗斯福政府农业部长、副总统及商业部长的华莱士、哥大教授出身连续担任了三届劳工部长的女士珀金斯以及一位对东方文化始终保持着深厚兴趣的萨拉女士。

注意，这位萨拉不是别人，正是当时纽约州长后来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32任总统罗斯福的母亲。

萨拉特别喜欢和这位多次爬上神秘的喜马拉雅山的俄国艺术家罗伊里奇大师讨教宗教与艺术。处久了，所有大师周围的人，无不对这些东方的神秘文化与当时唯一能置身于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之外的苏联政府颇有好感。

一次，受到邀请，大师带着一帮子对神秘主义感兴趣的人来到了萨拉的府上做客沙龙。当中包括了靠转基因产品致富的华莱士以及当时哥大女教授珀金斯。那天刚好身为纽约州州长的富兰克林也来探望母亲，结果他热情地和满满一客厅的客人逐一寒暄闲聊了起来。

罗斯福看到大师带来几幅他的那些神秘的喜马拉雅山美术作品时，不尽赞美起他的艺术成就来。随后问及他的创作灵感时，大师答道：他和画笔是由大自然的天使与魔鬼共同主宰着的。

当问及什么是大自然的天使与魔鬼时，大师开始讲起他一生之中各种有意思的旅行探险生涯。最后他总结道：如果说这个世界上大自然有敌人的话，那一定是那些沙漠与荒滩，大自然的好朋友一定是绿地与森林，特别是森林，它是让这个地球每天都能吸上清新空气的肺部，是无数动物得以栖身的保护所，是人类能喝上干净水源的基地，是改善人类呼吸的空气调节器，是维护地球稳定发展的平衡器。

大师口才极好，一连串地形容，让身边的听众不无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