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是一群来自欧洲罗马俱乐部的学者们来到了美国的波士顿。结果双方很快地有了共识。这事儿大了，我们脚下的地球要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话，这当中不光是人口增加与能源消费的问题，还有环境污染与气候变化的问题呢。而要实现对全球环境的改善，就不光是工业发达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也要介入其中，才能真正地实现人类共同的发展。工业革命是从英国开始的，环境问题也是最先从英国出现的，后来随着美国经济增长，渐渐地美国成为全球工业的中心，因此美国政府也开始关注起了工业污染对环境的不良影响，因此学术机构开始深入研究环境问题的同时，政府也在通过立法等行政手段对无度发展的工业环境进行治理。但现在看来，要实现全人类的可持续性发展，那就还需要由联合国出面来把这件事情做好。
怎样让欧洲的学者、美国的学者以及第三世界的学者们都能够在联合国的平台上将环境治理的问题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呢？
搞研究就要有经济投入，以罗马俱乐部目前的财力是远远达不到各方的要求的。于是，这家国际智库的主席意大利人佩奇找了一个机会，与当时全球第一富豪家族里专门玩金融的戴维坐到了一起。
谁都知道，洛克菲勒家族在国际业务方面，从克里姆林宫到中南海，从联合国秘书长到阿拉伯石油大亨，从伊朗国王到南美军阀，戴维的外交人脉极强超广，别人请无数顿饭、送无数个礼也搞不定的事情，只要他愿意伸手帮忙，那就是前后打几个电话的事儿。再有就是，洛克菲勒家族起身于石油，近年来从勘探界传来的消息是，人类的石油资源已经越来越少了，根据石油专家发布的报告，以当时的石油储量与人类的消费程度做测算，估计再过几十年，地球上的石油将被人类采光用尽，形势相当的不乐观。在这方面，相信全球最大的能源家族，特别是像戴维这种从能源跨界到金融的洛克菲勒家族精英，怕是比世上所有的人都更加关注人口增长、能源消费与地球资源等方面的课题，找他出资撰写报告，扩大罗马俱乐部的世界影响，双方应该容易谈得拢。
果然，当两个商界大亨聊到联合国，聊到资源的消耗，聊到环境保护，聊天地球生态的可持续性发展，受两个高度关心环境问题的女儿影响，戴维马上就与这位从欧洲来的俱乐部主席有了共识。
戴维最后总结道：不就是写报告的费用及专家差旅的费用么？放心吧，这种事关人类未来的事情，我们洛克菲勒家族一定支持。至于进一步扩大你们这家国际智库的影响力，让联合国出面也来支持保护资源与爱护环境等涉及子孙后代发展的问题，恐怕我还得专门找时间与吴丹秘书长本人沟通一次。
听到这里，罗马俱乐部主席起身紧紧地握住了戴维的手。
自联合国前秘书长瑞典人哈马舍尔德因飞机失事，去世于任上后，经过多方的博弈，最终亚洲人，前缅甸的联合国官员吴丹成为了联合国历史上的第三任秘书长。
戴维和吴丹很熟，对其于数年之前，在古巴、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因博弈而产生的导弹危机之中的前后调解与左右游说，最终化解了一次人类生存危机，还是比较满意的。
联合国有两大任务，一是维护和平，二是推动发展。吴秘书长比谁都清楚，在这个世界上，安全问题永远是排在所有问题之前的。在他出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必须全力以赴首先保证不能让一战、二战之类的事情在自己的任内发生，也就是说尽可能不让人类之间因为种种冲突最终失控演化为战争，维护和平是排在绝对第一位的。至于说推动发展之类的事情，吴秘书长还没有那种境界去关怀与推动。
而出身于世界首富家族的戴维，其关切与考量与吴秘书长自然不在一个层次上了。大概是受到1962年卡逊女士《寂静的春天》影响，特别是被两个女儿所感染，随着孩子们的成长，戴维也开始越来越关注起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等事关人类长远未来的事情，这也使他越来越感到自己和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之间缺少共识。
根据联合国宪章，秘书长一职五年一任，1961年，52岁的吴丹上任秘书长，66年连任。根据规则，1971年也就是吴丹62岁那年，如果他想继续连任，就还得再竞选一届。不过根据戴维了解的情况，他听说吴秘书长因为健康的原因，不想再继续在秘书长的位子上坐下去了。这意味着1972年1月1日起，必然将有一位新的地球村的村长坐进纽约龟湾洛克菲勒家族地盘之上的一间最重要的办公室里。
一般来讲，要赢得联合国秘书长的位子，首先要做的就是得到五大常任理事国的首肯。尽管竞选当中，经一圈圈的投票，最早揭晓日也要到1971年的年底，但公关与竞选活动必须提前很早就要开始。当时的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国家首脑分别为，美国的尼克松，苏联的勃列日涅夫，中国的蒋介石，英国的首相保守党的希思（E.Heath）以及法国总统蓬皮杜（G.Pompidou)。相比之下，由于台湾的蒋介石政府的国际影响已经很小，而且他们一向都是跟在美国人的后面在联合国里投票的。此刻美国尼克松政府里驻联合国的代表是来自德州的共和党人乔治.布什。从某种意义上讲，能否成为下一届联合国秘书长的首要条件还是，首先要让莫斯科与华盛顿同时认可。
对人类历史来讲，1971年的下半年充满了神秘。
那一年夏天，一个神秘的美国人，悄悄地从巴基斯坦飞往了神秘的北京，去会晤这个神秘国家的一些高层领导。这位神秘的美国人正是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人类历史进程的哈佛大学教授，后来的国务卿，当时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博士。
这位神通广大的外交奇才回到华盛顿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领导汇报了这次秘密访问北京的成果。听到他的汇报之后，尼克松感到十分的纠结，一方面他想尽快地恢复与北京的正常关系，另一方面他又实在不想太深的伤害和美国有着几十年交情的老朋友蒋介石，所以他们马上找来此刻出任联合国大使的乔治布什，几个人秘密地商议了一下如何是好。
不久，乔治·布什悄悄地给联合国秘书长吴丹递交了一封书信，表态道：我们不讨论谁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我们所做是以联合国这个政治为主的组织对此一现实——中华民国一直以来是联合国忠实会员，另一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则统治着更多人口——做政治上的决定。
读完这封信后，吴丹的第一句话是：想在北京与台北之间骑墙的你们，不是就想像西德东德与南韩北韩那样，设计出一个两个中国的方案来么？
由这些事情涉及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系列极为复杂的历史渊源与纠纷，如同外交界的烫手山芋，一般人谁也不想得罪人于其中，所以国际社会多是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的吴丹更是小心翼翼。所以他对乔治布什的这封信的态度也是暧昧的。
2018年初冬季节，时年94岁的乔治布什告别了人间，美国公众在首都华盛顿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可谁又能知道那一刻里，睡在星条国旗之下的乔治布什，一生到底参与并设计了多少难与为后人知晓的秘密或阴谋。
令美国高层难以想象的是，就在他们策划两个中国方案的时候，北京那边却发生了一件天大的机密事件，1971年9月里的一天，国家副统帅林彪叛逃苏联，结果飞机失事，人死在了半路之上。那一刻里，不要说美国人了，除了中国那些神秘的高层领导之外，整个世界都对中国发生的事情全无知晓。
在一片神秘的气氛之上，联合国里发生了一件事情，却是世人皆知的，那就是林彪出逃苏联一个多月之后，由欧洲的阿尔巴尼亚及非洲的阿尔及利亚等20多个国家提交给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一个提案，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同时将台北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赶将出去。尽管以代表着尼克松与基辛格态度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乔治布什领头对这一提案表示了反对，但毕竟有70多个国家支持这一提案，反对者仅有30多个国家。
看到这一投票结果后的秘书长吴丹微微一笑，随后他吩咐手下工作人员，立即致电北京，让他们派人来纽约联合国总部办理相关手续。
有财务人员问：那北京方面联合国的会员费从哪年交起呢？
吴丹懒得回答这样的问题，他心里很清楚，自己病的不轻，在正式退休之前的60多天里，只要不出什么差错，无数的难题就让后边继任的秘书长来解决吧。
当时，经过几轮的投票，以哈布斯堡家族的基因影响了整个欧洲皇室几个世纪血缘的奥地利驻联合国官员瓦尔德海姆（K.Waldheim)，得到了很多与欧洲文化相关国家的支持，而很多内心不喜欢欧美文化的非洲及亚洲国家代表则投票给了芬兰驻联合国官员雅克布森（M.Jakobsen）。
两个候选人心里十分清楚，一般国家没有太大关系，关键是那五大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态度最为重要。而这当中一个最大的变数就是，突然之间完全跟着美国跑的台湾国民党人突然被联合国给轰了出去，原来的位置由新来的北京共产党人所代替，而北京方面对两位竞争秘书长的态度又是什么呢？
很快地联合国驻地外交圈子里就传出了许多有关北京的说法。说是刚刚加入联合国的北京政府，并不希望未来联合国人选只在奥地利或芬兰两个欧洲国家挑选，他们更希望未来的秘书长不再是欧洲人。理由也很简单，前两任秘书长都是你们欧洲人，第三任是亚洲人，那么根据公平原则，第四任联合国秘书长应该从欧洲与亚洲之外的非洲或南美洲选出。
听到这个消息后，瓦尔德海姆有些不安。他心里十分清楚，如果北京方面不点头的话，自己是完全没有机会就任秘书长之职的。
困惑之余，他特意找到了戴维，因为谁都知道作为洛克菲勒家族的超级外交家，他的交游广阔，见识过人。
戴维年长瓦尔德海姆3岁，为了拉近两人间的关系，后方中称瓦尔德海姆为瓦老弟。
瓦老弟
事实上，早在五十年代，来自奥地利的外交官瓦老弟就已经找机会与联合国背后的超级金主戴维搭上了关系。后来当他成为奥地利驻加拿大大使及担任外交部长后，他也一直与戴维之间保持着联系。
值此竞选关键时期，瓦老弟在纽约一家私人俱乐部里密会戴维，讨教其中。
对于前来请教的这位50出头的奥地利外交官，在外交活动方面经验丰富的戴维只给他提了一个建议，我听说你们奥地利今年刚刚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那么我只想问你这位前外交部长一个问题，你们那位即将向中国方面递交国书的首任大使你熟悉吗？
汉斯，我和他很熟，瓦老弟答道，他的全名叫汉斯.塔尔贝格（Hans Thalberg)。
戴维笑了笑后说：那就太好了，我从吴丹秘书长那里了解到的情况是，关于你和芬兰的雅克布森谁能当选的最后投票日期应该在12月的第三个星期的前后，我的建议是你让你们那位叫什么汉斯的大使，争取在12月的第一个星期里通过外交渠道见到周恩来。这样在两个星期当中，相信中国方面会做出积极的回应的。他们现在的外交部长是姬鹏飞，但中国外交方面最终的决策者还是周恩来。在这个关键的时间里，一定要争取见到他。见到他的时候，暗示如果奥地利人当选秘书长后，将大力推进全球环境保护事业。据我所知，十几年前开掘十三陵明墓，周十分反对，因为他对文物古迹等人文环境很注意保护，相信他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也会很在意的。只有给中国领导留下好的印象，事情才容易成功。当年我父亲去捐赠协和医院时，去过中国，中国人特别讲面子，你给他面子，反过来他们也会给你面子的。
尽管瓦老弟对中国人的面子一说，并不是十分理解，但他从戴维这里得到的信息是，不管雅克布森在此关键时候做了些什么，至少自己这方面一定要做好取悦北京工作的，如此即使竞争失败，也无愧于心了。
听过戴维的点拨之后，瓦老弟随即回到驻地给远在北京的好友塔尔贝格挂了一个国际长途。
结果，这位叫汉斯的外交官，是个很会办事的人。他觉得值此本国的好友瓦老弟竞选联合国秘书长之际，自己一个人特意去拜见周恩来不太好，最好还是叫上另外一个国家的代表和自己一起去见。
经过一番努力，在北京的外交公寓俱乐部里，他找到了北欧的挪威新任驻华大使拉夫内，约好争取一起去见中国的总理周恩来。
结果约了几次都没有得到中国外交部的明确答复。原来10月26日，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电来，希望北京方面派人前往纽约参加以后的会议。而为了这件事，中国外交部上下已经忙得四脚朝天了。另外有一点，他们欧洲驻华使团无法了解的，即自从1个多月之前，林彪叛逃之后，为了解决军队与行政等各方面的紧急事务，中国的超级大管家周恩来近些日子以来忙得不可开交，每天只能休息几个小时。
但在汉斯的一再要求下，中国方面终于给了答复，年前的12月9日那天，周总理有一小段空闲时间，可以安排与你们奥地利及挪威新任驻华大使见面。
听到这里，汉斯自是喜出望外。
结果就在离联合国最后一轮正式投票之前两周多的时间里，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里见到了两位来自欧洲的大使。
结果在不长的见面时间里，中国总理周恩来和汉斯没有谈及此时联合国秘书长竞争之事，反过来他却一直在说着法国政府从阿尔及利亚撤军撤侨的事情，并不断的地赞美着蓬皮杜的决策。与挪威大使却谈及了1972年中国将派团前往瑞典参加博览会的事情。
汉斯在第一次与周恩来见面当中，表现得十分得体而谦逊，他知道面前的这位中国总理，是全球外交界里最聪明的人杰之一，尽管双方都没有提及联合国秘书长竞选的事儿，但汉斯一再表示今后奥地利要将多做有利于增进中奥两国友好情谊的事情，由于奥地利国民热爱青山绿水，未来我们国家的所有人都将在联合国未来全球环保事业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作出更多的贡献。
异常睿智的周恩来，表面上没有多说什么，但他的心里很明白奥方的意思。
从人大会堂回到外交公寓后，汉斯急忙要了国际长途，向远在纽约的瓦老弟就今天的会见作了通报。他清楚即使这次瓦老弟竞选联合国秘书长未能成功，以后回到国内他依然在政治方面的潜力不可限量。要知道不久之前，他还曾经竞争过奥地利总统一职，只是在最后的阶段惜败给了他的前老板。
电话那边的瓦老弟听到来自北京方面的消息，心依然放不下来，不过他清楚，如果周恩来对奥地利哪怕有一丝丝的好感，对于自己成功当选，都将有巨大的帮助。戴维说两周之后，最后一轮投票，至于谁能最后成功胜出，只能听天由命了。
1971年12月21日，星期二。这一天刚好是瓦老弟53岁的生日。不过鉴于那天将由常任理事国与非常任理事国组织的15个成员国对最后的两个候选人投票，为了回避，瓦老弟一个人跑到了远离43街的纽约中央公园去听天由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