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伦敦

1858年夏天，伦敦天气奇热。尽管白金汉宫里有专人负责给39岁的女王扇风降温，但由于当时室内没有空调装置，终归还是将维多利亚热得受不了了。于是这位已经坐上皇位21年的女王在近臣的建议之下，决定到室外的泰晤士河上去吹吹风，兴许还好过一点。

就这样，在皇家骑警的护卫之下，坐在马车之上的皇族一行人拥簇着维多利亚女王赶往泰晤士河边。

结果一行人尚未走近泰晤士河边，女王的眉头就紧皱在了一起，随后她掏出了一块喷过香水的手帕，捂住了鼻子，随后小声说：怎么这么臭，是不是路边有什么人大便了？

驾驭马车的车夫回头奏道：陛下可能不知道，今年6月以来，伦敦热得就像一个大火炉，泰晤士河的温度这些天已经上了40多度，河水大量蒸发，水位一直在降，结果河中的排泄物与垃圾气味混在一起，导致近来伦敦人只要经过泰晤士河，没有不捂鼻子的。

听到这里，维多利亚女王又深深地嗅了一下后，接着大声地咳嗽了起来。

见状，车夫立即将皇家马车停了下来。随后，他看见女王以一种极少听到过的腔调说道：上帝啊，这还是我们伦敦的泰晤士河吗？这种味道只要闻过一次，永生都忘不了。

听到这里，近臣只好建议打道回府，结果回到白金汉宫之后，女王留下了那句人类环境史上著名的话语：闻过泰晤士河的味道之后，今天还能活着回来，真是庆幸之极！

很快地维多利亚女王的这句名言，从皇宫里传到了唐宁街10号，闻之当时的保守党党魁的斯坦利（Edward Stanley）首相马上把伦敦负责环境工程首席总工巴瑟杰（Joseph Bazalgette）叫来，询问相关情况。

这位接任伦敦总工程师之位的老技术人员，也是一腔的怒火，他向首相汇报说，未上任以前，他已多年巡视泰晤士河上下左右，并已经设计好了一整套有关改造伦敦下水道系统的方案。

接着，他以一脸无奈的口气说道：首相大人，你知道吗，我的方案在过去的七年里已经被议会的先生们以财政紧张为由，否决过六次了！

听到这里，斯坦利只好劝说道：这样吧，你再回去准备一点有关背景资料，为了国家的利益，过些天咱们再一起去游说议会中那些工党的老爷们。

很快地，伦敦总工巴瑟杰先生将一些有关伦敦环境历史方面的资料送进了唐宁街。

根据巴瑟杰先生整理的材料，读者得知早在五百多年前的1355年时，即爱德华三世（EdwardⅢ）坐在伦敦的皇宫里对外发布诏令时，就有过治理泰晤士河环境的指示。那时位于伦敦舰队河（Fleet River）边的舰队监狱里因犯人太多，结果监狱排水道出现了严重的堵塞问题，导致犯人们排泄的粪便已多得足以浮起一只船了。监狱方面提出政府拨款治理一下这方面的问题。结果国王得知，除了舰队河外，当时伦敦还有4条河流与城市的主流泰晤士河相连，当时不仅是舰队河监狱里的环境有问题，事实上由于缺少公共厕所、排水管与下水道等公众设施，结果光是从伦敦唯一的桥梁伦敦桥上，每年就有多达2000多吨的粪便直卸泰晤士河中。结果在泰晤士河边议事的那些议员老爷们也曾多次提到，每到夏季无风的时候，他们都会将压过的玫瑰花瓣制成的纸张，贴在议会大厅周围的窗户上，以缓解泰晤士河中由下而上散发的恶臭。

在很长的时间里，整个伦敦城里只有一座桥梁，1750年威斯敏斯特桥通车前，它是越过泰晤士河的唯一桥梁，连结着伦敦都会区内的与南华克区的交通，被市民称之为伦敦桥。恐怖的是，自1014年建桥以来，在中世纪的700多年当中，这座桥梁除了承担着连接两边行人通过的职能外，同时还承担着另外一项重要的任务，那就是为穿过及生活在桥周围的人着急时提供排泄服务。关键是桥上的各种商铺占据着桥面一多半，附近又没有公共厕所，结果从经过此处的行人到就地做买卖的商人，基本上都是毫无顾忌地将桥下的泰晤士河当成了便盆，各种人体排泄物基本上都是从高空之中直落河心。

冬天还好，到了夏天，周围的气味简单令人作呕。泰晤士河上漂浮着的臭气已经将伦敦的市民熏得太久了。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泰晤士河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用来将过量的垃圾及粪便排出伦敦。很多时候，由于垃圾及人体排泄物太多，以至于与泰晤士河相连的有些河道发生断流了。

最典型的就是前文提到的舰队河，由于它承担着伦敦大量的排泄工作，结果年久无为后，渐渐地这条河流就消失掉了，几个世纪之后，当年让爱德华三世极为挠头的垃圾处理问题已经有了一个奇特的结局，即整条舰队河，由于垃圾及人体排泄物沉积太多，竟已固化，结果竟渐渐地成为了伦敦行人脚下的舰队街了！

1858年，英国最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正在创作着他的《双城记》，作品当中的双城，一是欧洲大陆最重要的城市巴黎，再一个就是正在蓬勃发展着的伦敦。巴黎的环境熏了中世纪以来生活在此地的人类近一千年，至于伦敦也没有好到哪里去，特别是工作革命以后，由于工业化的侵害，伦敦一方面有了雾都的不雅之号，天空之下的垃圾、污水及人体排泄物更是令此间的人类苦不堪言。

其实，在人体排泄物的处理方面，英国贵族哈林顿爵士（Sir Harington）早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就为这位为了祖国称霸欧洲终身不嫁的女王设计了一款抽水马桶，以便让女王可以尽快地解决排泄问题，好让她有更多的时间前往剧院欣赏威廉.莎士比亚先生的新作。

伦敦卫生最大的问题，不是抽水马桶不能工作，而是人类臀下的马桶始终无法与伦敦不远之处的海洋连接在一起。即人体排泄物、马桶、下水道、排水管、河流与海洋联不到一起，所以粪便运动到哪里，纠结在哪里，哪里的环境就会遭到严重的破坏。是流动的问题，是水的问题，是公共设施投入不够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随即带来的就是大量的卫生问题，疾病问题与瘟疫问题。

当年在剑桥大学里学习的牛顿，突然收到校方通知，说是伦敦那边发现严重的瘟疫，剑桥这边的学生需要集体放假，以避病魔之风头。结果回到家乡的他，不久就被头顶之上的苹果砸中，结果人类科学的进化中，终于来到了一个关键时点。后来兄弟每每读到这一段故事的时候，总在遐想，如若不是伦敦那边的公共环境太差，剑桥这边的学生大概就不会集体放假，让学生们躲避瘟疫，也就不会有牛顿回乡坐在苹果树下的冥想。

当然，万有引力这么大的事情，即使不是牛顿首先提出，最终也会有其他的科学家提出来，但不能不说，牛顿成为人类最为伟大的科学家，确实与当时伦敦那边的环境管理失控有关。

历史之上，伦敦也曾多次受到鼠疫黑死病的伤害，但与巴黎不同的是，近几个世纪以来，对伦敦常住人口伤害最多的还是恶性疾病霍乱。因发病快，死亡率高，致使当时的伦敦人皆称，得什么病也不能得霍乱，因为一旦被霍乱王（King Cholera）缠上，多是有去无回。

当时很多庸医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很多严重的瘟疫都和空气有关，他们一向认为是那些看不见的瘴气，给伦敦人带来了厄运。

今天的人类无法想像早期欧洲的医生见识多窄，医疗水平多低。多数混饭吃的医生没别的招，不管什么病人到了面前，就一个处方，放血。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就是因为得了一场感冒，身边全美顶尖的医师赶忙进行放血治疗，结果放完了将军身上一半的血后，有着美国国父之称的华盛顿就因流血过多，挂了。

当然，偶尔也有些颇有见地的医生。

1854年，即维多利亚女王对泰晤士河作出大恶臭（The Great Stink）评价的前几年里，伦敦再次爆发大规模的霍乱，导致了大量市民的死亡。这当中，有伦敦大学医学院麻醉专业的毕业生斯诺（John Snow）经过仔细地观察之后，他发现在霍乱瘟疫中人口死亡最密集的地方，通常是那些缺乏共用饮用水的市民的居住地，相反凡是那些自家拥有水井的企业与机构，如感化院和啤酒厂里工作的人却几乎没有人死亡。

通过对水井及水源的大量研究之后，斯诺提出了一个医学界里最为重要的结论：瘟疫与空气有一定的关系，但与水源的关系更大，而关乎水源质量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公共卫生，就是水源周围的环境。因此，预防与治理大规模流行性疫病的关键在于保证人类饮水安全。

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斯诺还特地做了一些伦敦瘟疫发病图，并不断地提醒着伦敦市政管理者：伦敦的地下水已严重被污染，伦敦脚下就是一座地狱。治理伦敦环境的关键就是要投资建设公共的地下基础设施。

结果是，斯诺呼吁了四年，且整个社会也都明白了霍乱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可那时英国成天忙着到处扩张四下打仗，忙着和各国政府争利叫劲儿，哪有闲钱投入到改善环境及基础设施的方面上，于是一拖两拖，直到女王从泰晤士河边捂着鼻子逃回白金汉宫，发出了那么一堆抱怨之后，各方面才真正地开始对治理泰晤士河重视了起来。

结果这次，唐宁街负责人亲自带着总工巴瑟杰前往议会，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之后，最终议会在第七次的表决中，同意了巴瑟杰的环境治理方案，拨款修建伦敦的地下水道。

用当时全英国最著名的媒体《泰晤士报》的记者话讲，极具讽刺的是，在过去的六次表决中，每每见到议会大厦时的议员们总是一边用手绢捂着鼻子，以缓解伦敦空气中的臭味，一边言不由衷地否决他人提出的环境治理方案。

从女王、首相、议会到媒体，伦敦的市民意识到这次的行动是由上而下地发动的，于是深受很多世纪之苦的伦敦市民们也积极地行动了起来，很多市民甚至自发地参加了伦敦下水道工程的义务劳动。

数年之后，工程完工。

1867年夏天，伦敦上空降下有史以来雨量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大雨，换成过去，伦敦又将成为一片泥泞沼泽当中的臭气熏天加重大疫情此起彼伏的城市了。然而令整个伦敦欣喜无比的是，在这两个月的疯狂降雨中，伦敦市民的生活并未受到很大的影响。刚刚完成的伦敦地下排水工程正在默默地发挥着巨大的效用。

那个秋天里，所有的市民都在心中感谢着三个人，一个是医生斯诺，正是他发现了产生霍乱的根本原因不是空气，而是水源；第二个市民们特别感谢的是巴瑟杰工程师，正是他不屈不挠地一次次前往议会，最终才赢来了对环境治理工程的预算拨款；当然，伦敦市民还特别地感谢他们的女王维多利亚，正是因为她捂着鼻子从泰晤士河边跑回了白金汉宫，发出了那惊人的一叹，怎么这么臭啊！（What a Great Stink！），最终才启动了这场自上而下的变革。

21世纪的今天回头望去，150年来，伦敦的下水道排污系统仍在尽职尽责地履行着它的使命，全球工程界有人称巴瑟杰领导的这个项目为人类七大工程奇迹之一。

一些伦敦的老人，每每提及历史往事时，总会用一种极有感触的口吻说道：感谢上帝，幸亏我们都是维多利亚女王以后的生人，你要知道当年我们的先辈们，每天都在呼吸着一种什么空气，每天都在喝着一些什么味道的饮水，每天脚下都在踩着一堆堆什么样的垃圾行走。为此，我们后来的人一定不要忘记我们的先人们，不要忘记他们曾经付出了怎样的辛劳，才建好了全球著名的伦敦地下排污工程。

每当听到伦敦人说这样的话时，来自巴黎的市民都会以一种特别的口吻补充道：其实，比起你们伦敦人来讲，我们巴黎的人才最有资格和你们聊聊环境治理方面的事情。你们要知道，是谁真正地通过对自然规律更本质地发现，才拯救了这个世界，那是我们巴黎的巴斯德医生。正是他首先提出了从中世纪的鼠疫到近代的霍乱，真正传播疾病是的细菌，正是我们巴黎的医生找到了问题的本质，才改变了市民对城市清洁的观念，同时正是他发明的加热灭菌巴氏消毒法才极大地减少了城市大规模瘟疫的流行，因此真正地改善了人类的生存环境是我们巴黎的教授而非你们伦敦的工程师。

算了吧，你们那些一生只洗几次澡的国王们，已经把千年之臭的名声留在了巴黎，你们怎么还好意思对别人说三道四？

我们巴黎人再怎么不洗澡，也没有像你们伦敦那样，竟然把一条河流生生地用市民的粪便踩出了一条街道来。

就在伦敦人与巴黎人在那厢为了争到底是谁的祖先一直不重视环境治理时，兄弟却一直在想，为什么不远之处德国的柏林人却一直没有吭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