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章 邓小平与查全性

一、

很多影响历史走向的时刻，常常被很多读者与观众所忽略。

比如1977年8月6日，发生在北京一个会议上三个人物的所言所行及彼此互动，在之后的42年里深刻地改变了这片土地周围至少两代人的命运，使一个积弱积贫了一百多年的落后国家，自此开始发力腾飞，直逼世界第一强国美国，令此刻住在白宫之中的推特总统，每天对着他的粉丝，忧虑中抱怨不止。

那天在北京会议上互动的是哪三个人呢？

一个是两周之前刚刚正式恢复了领导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73岁的四川人，邓小平。

一个是老清华大学地下党员，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54岁的浙江人，何东昌；

一个是出生于南京成长于武汉，时任武汉大学化学系副系主任，52岁的湖北人，查全性。

那是个北京炎热的夏天。

那天上午，共有来自于教育部、中科院、新华社及国内著名高校的三十多位代表，围坐在人民大会堂的江西厅里，参加了由教育部召集组织的中国科教工作座谈会。

坐在会议中心位置的领导，为三次被打倒又三次重新出来为人民工作的邓副总理，三十年前作为淮海战役的前敌委书记，邓小平身边转着的多是出身于新四军的军官，而此刻坐在他身旁的一个是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另一个是中科院副院长方毅，皆为新四军政工干部出身，算是另一场决定国运战役的指挥部吧。

会议一开始，邓副总理将香烟按熄在烟缸里后说道：请大家来，就是想听听意见。题目就是科研怎么搞得更快些，更好些，教育怎么合乎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包括学制、教材、教员的来源、办学的方针、具体措施有什么想法，征求同志们的意见。方法，就是想说什么说什么，发言可长可短，讲一次两次可以，十次也可以，插话都可以。自由一点，什么话都可以讲。这里没有棍子。要消灭棍子。三个公司，钢铁公司、帽子公司还有鞋子公司，都丢掉。

邓副总理的听力不太好。两天来，他坚持带着助听器，一位接一位地听着那些科教界泰斗们的发言。

按照年龄资历与学术地位，第一个发言的是年龄比周恩来还大，出生于清朝光绪二十三年即1897年，现年80岁的天津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老先生。作为著名的化学家，杨先生不但身为大学教授，同时也是中科院学部委员，即中科院院士，科教两届，其资历，鲜有比肩者。然而，令邓小平略感失望的是，这位美国耶鲁大学的化学博士一张嘴就是，自觉辜负了党组织的信任，至今自己的资产阶段世界观仍没有真正地改造好，这次来北京参会，确实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前来的。

听到这里，望着年长自己7岁的杨校长，邓副总理内心不禁一阵长叹。

十年文革给所有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造成的伤害真是难以想象。作为社会上的臭老九，尽管中央已经正式宣布文革结束了，可这些为国家奉献了一辈子才智的老学者们，依然生活在一片深深地诚惶诚恐之中，无从解脱。

杨教授早年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清华学堂的留美预科，年轻时前往美国藤校康奈尔大学及耶鲁大学留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回到南开大学教书，建国后成为国家第一批科学院院士，20年前当上了南开的校长。

望着眼前的这位大学者，邓副总理不禁回想起自己的成长经历。6岁时自己进了家乡广安县一所名为协兴乡初级小学的学校，11岁进入县高等小学学习，14岁考入了广安县立中学，第二年在蔡元培及吴玉章等国内著名学者的蛊惑之下，家里出钱将15岁的自己送进了重庆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1920年，16岁刚过，自己就乘船来到法国，进入了诺曼底区一家名为巴耶男子中学的机构里补习法语。因为一战中法国男人战死太多，这才有法国政府借用中国学者的名头，将年轻华工骗来法国补充劳务市场的计谋。其实，邓小平很清楚，自己在法国基本上就没怎么真正地进到过正规学校读书。到了法国不久，就开始跟着周大哥他们一边到工厂里打工，一边编写杂志，一边投身于政治活动。23岁那年，经周大哥推荐，他从法国来到了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接受类似于后来执政党开办的党校一类的学习，由此和刘少奇、任弼时、叶挺、关向应、赵世炎、王若飞、李富春及蔡畅等人成了校友。第一次在苏区瑞金自己倒霉时，正是在蔡畅等校友的帮助下，自己才没有被整死；第二次文革初期挨整时，又有造反派一直逼问自己和刘少奇这个当年的校友，是怎么谋划着成立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地下反党组织的，令人哭笑不得。邓小平清楚地记得，他在苏联那所专为培养中国亲苏势力的特殊学校里，仅仅学习了一年，他所就读的26级7班里尽是些名人子弟，如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与陈乔年等，当然最特殊的还是当时亲苏的国民党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也同在七班学习。

邓小平很清楚，自己的学历恐怕连高中生都算不上，莫斯科中山大学名义上是大学，可自己在那里仅待了一年，不久之后就听说学校停办了。从学制上看，实际上莫中大连所中专都称不上，原因很简单，就是社会上的所谓野鸡大学也不可能仅仅办个十几年就关门了的。今天自己之所以能够坐在这些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大学者面前，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当年自己为之奋斗的组织成功地执政了，第二个因素来自于自己的最后一任夫人卓琳。和自己一样，卓琳也是属龙的，只是小了一圈。卓琳原名浦琼英，出身于云南名门之家，20岁那年，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竞争极为激烈的北大物理系。抗战爆发后，思想上追求进步的她来到了延安。两年后，她嫁给了时年35岁的邓小平。但不管是在战争年代中还是在和平年代里，她的内心深处始终拥有一个北大梦。1949年解放以后，她把自己当年未圆的梦，全部都寄托在了孩子们的身上，五个孩子的学习都抓得很紧。在她的影响之下，家中老二邓朴方、老三邓楠与老五邓质方，先后于1962年，1964年及1974年入读老妈当年读了一半的北大物理系。作为3个北大物理系学生的家长，邓小平自然比一般的国家领导人更加熟悉也更加热衷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受夫人及孩子的观念影响，加上早年自己旅欧的半工半读经验，在中国的决策层里，邓小平比所有其他的领导都重视教育与科研，因此自他第三次出来工作之际，就开始不断地向全社会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

今天，坐在一大群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当中，身为主管教育的副总理，邓小平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听到他们的真知灼见。不曾想，这些刚刚经历过文革的老一辈学者，说话举止间，依然是一派心有余悸中的谨言慎语。

接下来第二个发言的是北大校长周培源，之所以这样安排，大概还是出于年龄的原因，中国文化讲究长者为尊。周校长出生于清朝光绪二十八年即1902年，年长邓小平两岁。这个成长于江苏的孩子自小就是个学霸。和当年的杨石先成长历程接近，17岁那年周培源考进了清华留美预科，之后前往芝加哥大学及加州理工，先后获得了硕士与博士学位之后，又前往欧洲在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海森堡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后工作，1929年回国被清华大学聘为教授时，年仅29岁。

按理说，这样一位资历过人的著名学者应该提出一些有见地的观点来，很遗憾，坐在他对面的邓副总理并没有从他那里收获多少有价值的思想，因为这位前清华教务长，后来的北大校长，在其长篇发言中，更多是在批判林彪四人帮给北大造成的恶劣影响及留下的余毒，而非未来北大建设的新观点与新想法，语境似乎依旧被禁锢在文革时代。

事实上，像很多拥有深远思维的大政治家一样，其实在这些会议召开之前，邓小平对中国的教育与科研工作早就有了很多的想法。只是他更希望一些大胆而新颖的观点最好是先从这些名家大师的嘴里说出，然后在得到自己的首肯之后，变为政策后加以实施。

早在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时，1975年身为副总理的他就想到了恢复高考的事情。那一年，他的小儿子邓质方正在北大物理系读书。通过与孩子非正式的交流，邓小平开始深深地为中国大学的教育质量而担忧，为此他提出的全面整顿计划中就包括了重新恢复高考制度等想法。但那时人民领袖还健在，教育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太过敏感。于是他当时找到了新四军出身的方毅，希望通过科学院附属的中国科技大学搞一个试点，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生。不料，此事还未正式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平地而起。不久之后，自己被再次打倒，不但失去了决策与话语权，甚至连自己亲属的生命安全都无从保证。

四人帮被粉碎之后，自己受人民拥戴，重新出来工作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了。在两个多月之前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央有关部门在征询邓小平的治国理念时，他观点鲜明地指出：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这是我心中最大的忧虑。7月19日，邓小平找到中央办公厅的有关负责人，提出希望由教育部牵头，尽快召开一个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参加这个会议的人一定不要是各级官员，而是那些敢说真话，坚持在教学与科研的一线的专家学者。

两天之后的7月21日，全国人民通过广播与电视，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一场足球比赛的主席台上，眼尖的球迷看到了重新进入中国最高领导层的邓副总理，当晚十届三中全会公报公布，举国欢腾。

正式出来工作的第三天，1977年7月23日，邓小平在接见湖南教育长沙工学院临时党委负责人张文峰与高勇时特别提到，这了恢复未来大学的教学质量问题，今后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谁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我算个大人物吧，我的子女考不合格也不能要，一定不能走后门！

7月29日，也就是邓小平正式恢复工作的一周后，他在听取教育部长刘西尧与中科院负责人方毅汇报时，反复强调，这次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一定要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与四人帮没有直接牵连的人前来参加座谈。

8月4日，座谈会正式开始，为了便于记录这些来自于科教一线名家大师的观点思想，邓副总理还特意带了一个笔记本，以便一边听他们说，一边记录。然而令他有点出乎意料的是，从南开到北大的负责人在发言时，观点都那么保守，会议开得相当沉闷。

座谈会上，第三个被安排发言的是上海复旦大学的苏步青校长。自小成长在浙江的苏步青，从小在数学方面就有过人的天赋。他和北大的周培源同岁，但教育背景不同，他的高考教育基本上都是在日本完成了。这位数学大师在座谈会上没有像前两位那样，一上来就做自我批评，先从自己的世界观谈起。苏教授在他的发言时间里，一直在抱怨，多年来自己精心培养的18个博士及助手，如今已经被下放得一个不剩，因此自己的很多研究工作只能孤军奋战了。

听到这里，邓副总理马上扭头向坐在身边的刘西尧部长说道：这样吧，会后，你让苏老拉个单子，只要被他点了名的那些助手，你都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然后分别抄送给上海的苏振华和我的办公室，好吗？

听到这里，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与挫折的苏校长，激动得几乎流下眼泪来，老人喃喃说道：看来，教育的春天真的来了。

与许多党内的高级领导干部不同，邓小平的决策风格一向大刀阔斧，举重若轻，一派君子不言，言必有中的作风。

在听取各高校负责人的汇报中，邓副总理一直认真地倾听着，并不时低头在笔记本上记录着，很少插话。

在8月4日及8月5日的两天里，跟在南开、北大及复旦三位著名校长之后的发言者，还包括中科院的严东生、马大猷、吴文俊、郝柏林、王大珩、钱人元、张文佑、黄秉维、王守武、高庆狮、汪猷、许孔时、邹承鲁、张文裕、童第周、叶笃正、医科院的黄家驷以及农科院的金善宝，教育口发言者包括清华的潘际銮、北大的沈克琦，上海交大的吴健中、科技大的温元凯、天大的史绍熙、吉大的唐敖庆、西安交大的程遒晋、南大的苗永宽、农大的沈其益以及中山医学院的宗永生等。

两天之中，虽说这些专家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到了一些情形，说出了一些想法，甚至给出了一些建议，但由于面对着两位自己的顶头上司，因而多数发言者多以一种明哲保身，不温不火的态度，表达着各自的观点，绝少偏激之言，感人之语。

会议的气氛真正的变化发生于座谈会举办了两天后的8月6日下午。那一刻里，终于等到了一位来自清华大学的副校长何东昌的发言。只见这位54岁的老清华人，清了清嗓子后，以一种开门见山的态度，语气坚定地说道：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

听到他的话后，全场为之一惊，太尖锐了吧？

对何东昌的情况，邓小平还是比较了解的。两年之前何东昌的名字还被人当面多次提及。那是1975年在中央举行的批邓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文革当中来自八三四一部队的清华北大负责人，曾指着邓小平的鼻子叫道：你的那个在清华的黑爪牙何东昌，就是一个否定毛主席教育思想，积极推行旧教育路线回潮的帮凶。怀着对文化大革命的刻骨仇恨，何东昌不止一次地在不同的场合诬蔑我们那些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广大工农兵学员，他说现在的工农兵学员一个个就像软面包，看着个头大，但一捏就软！

对此，遭到围攻批斗的邓小平只能沉默，但他的内心是绝对认同这个讲了真话的清华老师何东昌。通过与自己那个正在北大上学的小儿子邓质方平时的交流，邓小平对文革当中的大学教育质量心里是有数的。

现在听到何东昌再次提到校园里学生的质量时，邓小平的内心不禁一振。于是很少插话的他，突然抬起头来接着何东昌的话讲：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或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听见邓小平的插话，在场的所有人都面露惊色。

那情形就像每个人内心都有一杯无法倒出的苦水，现在终于得到了倾泻的机会。于是，随着清华的何东昌将一腔冤情倾吐之后，特别是得到了邓副总理的呼应之后，从学者内心的压抑，一下子被冲开了。

前两天，当着各自领导不太敢大胆倾诉的众多校长与院士们，在何东昌的发言中不断插话，开始不断地附和着他的观点，随后会场上出现了一片畅所欲言的场面。

为人耿直，作风正派的何东昌，在这次座谈会的几年之后调离清华，出任了国家教委主任，在他的领导之下，中国的教育事业开始走上了振兴之路。

对何东昌的情形，兄弟还是比较熟悉的，平时在清华校园里遇到他的几个孩子，都是要打招呼的。特别是见到他的夫人李老师时，兄弟是必须驻足以伯母相称的。

文革后期，在清华校园里流传着何家的一个段子。

有革命群众骑车经过何家窗口前，竟然听到其中传来一个男人的歌唱之声。

这还得了，难道阶级敌人真的要疯狂反扑了吗？

何东昌竟敢在校园里唱歌？反了你？

于是很快这位革命群众将何东昌唱歌事件，反映了上去。

不料三天之后，不但何东昌本人唱起歌来，整个清华的老师们纷纷也喜笑颜开地唱起歌来。

原来通过特殊渠道，何东昌比一般革命群众早了几天得知，祸害中国长达十年之久的四人帮被抓了起来，因而清华校园里发生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在这次文革结束之后科教界召开的第一次工作座谈会上，使整个会议的气氛发生重大变化的，是清华大学何东昌的发言，但引导着会议方向发生根本变化的，是那位来自武汉大学化学系副主任查全性的15分钟发言。

查全性比何东昌小两岁，1925年出生于教育世家，从小在武汉长大，作为武大代表他参加了本次座谈会，会议期间与他同住在一室的吉大校长唐敖庆曾经问过他，你们武大怎么派你来了？

查全性本人也是一头的雾水。看着出席本次座谈会的代表，他曾暗自抽过冷气，因为名单之上的三十多位代表不是校长就是院士，起码也是研究员或教授，惟有小字辈儿的自己目前仍是副教授之身。关于为什么派自己来，直至2019年8月他去世之际，也没有被澄清过。据他自己猜测，当中的原因可能与自己的父亲与当时教育部的刘道玉刘司长有关。

查全性的父亲查谦早年留学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回到国内，前后在多所大学任教，后来定居于珞珈山脚下东湖之畔，最终成为了武大的校领导。从辈分上看，毕业于武大的刘道玉年轻有为，后来留校成了业务骨干。40出头的刘道玉在文革结束之际从武汉调到北京，出任了当时教育部最年轻的司级干部高教司司长。刘道玉自青年时就与查全性相识于武大校园，他知道查全性不但学问好，人品正，更重要的是敢言敢为的查老师，每遇大事，必有一种为民代言的勇气与才智。这次刘西尧部长指定让小刘来确定参加座谈会的人选，于是刘司长绕过了众多武大的校级干部，直接让他这个系级干部参会，当中还有着怎样的私情，外人从未得知。

不过，历史证明，刘司长选对了人。

不管怎么样，今天这位一向勇于为民请命的查老师，站在了邓副总理的面前。

刚一开始，比起那些德高望重的前辈来，只是副教授的查全性还有点拘谨，自觉人微言轻，多听少言，但当他听了来自清华校园何东昌的发言后，此时年仅52岁的他以一种不可抑制的情绪站起身来，申请发言，得到准许之后，他毅然慷慨陈词道：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不高，而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大学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如果我们改进招生制度，每年从600多万高中毕业生和大量的知识青年、青年工人、农民中招收20多万合格的大学生是完全可能的。现行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热爱文化、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一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反而占据了招生名额。

听到这里，一直坐在沙发里静静吸烟的邓小平，突然把手中的烟按熄在烟缸里，站起身来，环视着周围说道：你们大家都注意听听他的意见，这个建议很重要哩！

见此情形，全场鸦雀无声，一片肃静。

动了情的邓副总理随后坐回了沙发，然后冲着查全性说：查教授，你说，你继续说下去。

随后查全性以一种充满了激情的口吻继续说道：以我的观点看，目前的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一是埋没了人才；二是卡了工农兵子弟；三是助长了不正之风；四是严重影响了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今年的招生工作还没有开始，就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甚至小学生都知道，如今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

听到这里，所有在场的人皆面面相觑。

只见此刻的邓副总理仍低头于笔记本上，快速地记录着。

显然是受到了邓副总理态度的鼓励，查全性接着讲了下去：我的建议，入学招生名额不要下放到基层，改成由省、市、自治区掌握。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和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学和外文则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从语文和数学的成绩，可以看出学生文化程度和抽象思维能力。另外，要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应届高中毕业生、社会青年，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达到高中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报考。关于恢复高考教育入学考试，我的观点是一定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

说到这里，查全性止住了嘴，慢慢地坐下身子来。

随着邓副总理冲着他点了点头后，整个会场里开始出现了掌声，且越来越响。

掌声逐渐小下来之后，邓副总理合上手中的笔记本，对着全场的科教精英们问道：大家对这件事还有什么意见？

有意思的是，最先呼应查全性关于立即恢复高考建议的并不是教育界的那些大佬，而是中科院的几位泰斗，如吴文俊、王大珩、汪猷与温元凯等著名的科学家，他们纷纷表态，完全赞同查全性同志的意见。

随后，在场的其他名家大师，开始纷纷表态，立即恢复已经中断了十一年的高考，此事利在当代，功在千秋。

就在大家热烈地大声呼应着恢复高考建议的同时，反倒是邓副总理，以一种十分冷静的态度，转头看着坐在身旁的教育部长刘西尧问道：你看今年还来不来得及？

刘西尧盯着邓副总理的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后说道：还来得及。

听到刘部长的回答，邓副总理起身在众人的注目之下，默默地走了两圈之后，最终他停住脚步，以一种坚定的口气一字一顿地说道：既然大家有了共识，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

听到这里，全场再次爆发了热烈的掌声。

掌声经久不息。

史学家们关注到，这一刻定格于1977年8月6日下午5点前后。

中华民族，在一位刚刚复出工作仅仅两周多领袖的带领之下，由此迈出了改革开放极为坚实的第一步。

新的历史篇章，由此而翻。

二、

1977年恢复高考之际，按联合国统计标准计算，中国经济总量为1,749亿美元，世界排名第十。

1977年，全球排名第一的美国经济总量20,860亿美元，第二的苏联7,384亿美元，第三的日本6,931亿美元，第四的德国5,362亿美元。

高考制度恢复41年之后，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12.01万亿美元，较1977年增长了68.7倍，俨然世界排名第二。

2018年，全球排名第一的美国经济总量19.39万亿，41年里增长了9.3倍；第三地日本经济总量4.87亿美元，41年里增长了7.0倍；第四的德国经济总量3.68万亿美元，41年里增长了6.9倍；排名第十二位的前苏联现俄罗斯经济总量1.52万亿美元，41年里仅增长了2.06倍。

41年里，经济成长了68.7倍的中国，与分别成长了9.3倍的美国、7.0倍的日本、6.9倍的德国与2.06倍的俄罗斯相比，带给了人类历史学者们一个怎样的课题呢？

而这个课题和发生在42年之前，中国的一位国务院副总理，一位清华大学的副校长以及一位武汉大学的副系主任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三、

很多现实的问题，还是让历史来回答吧……

参考文献

知青频道出版公司 1994 ISBN 957-9061-99-8 鄧小平的九十年

人民网 2014-01-03 石国庆 邓小平母校广安中学庆百年

凤凰网 2012-09-06 李同成 1926年邓小平就读莫斯科中山大学 俄文名多佐罗夫

人民网 1979年1月1日出版的《时代》周刊 邓小平获选为1978年 年度风云人物

TIME Magazine Cover 1986-1-6: Deng Xiaoping, Man of the Year

明报出版社 1997 ISBN 962-357-922-5 一代伟人邓小平

人民出版社 1994 ISBN 978-7-01-002066-2 邓小平文选

The New York Times 1997-2-20 Seth Faison Deng Xiaoping is Dead at 92; Architect of Modern China

The Washington Post ISSN 0190-8286 Abraham Denmark 40 years ago, Deng Xiaoping changed China and the world

China.org.cn Deng Xiaoping-Childhood

origins.osu.edu The Man Who Re-Invented China

BBC News 1977-7-22 Deng Xiaoping back in power

新浪 2011-10-21 查全性：倡议恢复高考第一人

澎湃新闻 2019-08-01查全性院士今晨辞世 享年95岁

中国新闻网 2021-06-07 中国高考38年嬗变：从黑色七月到黑色六月

BBC 2017-6-8 口述历史：1977年高考——我人生的大转折”，

www.gov.cn 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