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三章 中国第一个大学生

一、

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多不知道，一千多年科举制度的最后一位状元是谁呢？

原因可能还得从慈禧太后本人聊起。兄弟猜想，可能从内心深处，太后本人对科举这事儿，早已不感兴趣了。

自西方文明穿越中世纪，一步跨入了现代文明之后，利用先进的坚船利炮，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起，他们就开始不断地蹂躏着以农业文明为主的中国。从先是逼道光皇帝屈辱地签订了割让香港的条约。国人不服，二十年后，洋人再次杀入北京，干脆一把火将圆明园给烧了。

陪着咸丰皇帝一路逃到承德热河的慈禧，从那一刻就明白了，一、和洋人讲中国的理，根本没用；二、国家只有强大起来，才有资格和洋人平等的谈事。

等杀进北京的洋人，把圆明园里抢到的东西就地拍卖得差不多，洋洋得意而去后，重回北京的慈禧太后政府开始反思，国家何以变得这么弱，以后怎么办之类的问题。

在礼部组织的会试与殿试中，几乎所有的策问中，都在询问着同一个问题，历史之上曾经强大无比的中国，何以现在变成了一个西方列强谁都可以欺负得积弱积贫的三流国家。

对此，每一个参加科举的士人们，其实心中都有答案，但为了切身利益，从进士、举人到秀才，又很少有人大张旗鼓地提出，这一切都和中国的教育制度，即科举取士的政策相关。很多人仍旧希望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断了科举，自己过去几十年的心血岂不全浪费了。

对清王朝政府及多数读书人打击最大的事情，莫过于东瀛岛国，竟在光绪二十年的甲午年间，将我天国打得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最终被人家按着脑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奇怪了，从来不搞什么科举制度的日本人，怎么突然间变得如此强大了？

思前想后，答案渐渐浮出，人家一个弹丸小国之所以把你打败，根本原因就是人家那里没有你这一千多年以来的科举制度。明治维新之后，人家举国走上了脱亚入欧之路。

从社会上的学者到朝廷当中大臣，越来越多的议论开始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慈禧太后的耳中。

社会上领文化之先的新派人物，如康有为大声疾呼：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

著名学者严复发表言论：科举制度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有百害无一利。

梁启超斥八股取士，实为中国锢蔽文明之根源。

慈禧太后最欣赏的朝中重臣张之洞等既聪明睿智又忠心耿耿之心腹，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每次科举的策问环节里，出题者都在向应考人发问，到底有什么更好的强国富民之策。科举制度之所以能够存在一千多年，肯定有它的优越之处，但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弊端。从康熙爷到乾隆爷都曾认为以八股取士弊端极多，但问题是科举乃中国社会唯一残存的公平所在，如果连这点公平也取消了，中国的多数读书人都会像《水浒》当中的秀才王伦一样上了梁山。众所周知，国人不患寡患不均。千年以来，众多君王都在科举取士与社会公平的这道死题中求解。很遗憾，始终无法得以两全其美。

甲午中日战争惨败之后，呼吁改革科举制的声音越来越强。别人不说，光是心腹袁世凯为此事就多次上书。

光绪二十七年即1901年，袁氏斗胆进言：亟思变计，兴学储才，乃图治根本。效法西洋，废旧科举，兴新学堂，已势在必行。

对此，以翁同龢为首的那些老臣提出异议：此时骤然废止，必导致浮议挠之，锢习蔽之，动摇国本。

有鉴于此，作为最高的决策者，慈禧采取了中庸之策：科举不必全废，缓改为之，旧科中额，依次递减二成，实科递增二成，以六成为度。

不久后，实权在握的湖广江浙总督刘坤一与张之洞联衔上奏《江楚会奏变法折》：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劝出国留学。

面对此情，慈禧也明白，死守祖制已无可能，在洋枪洋炮的倒逼之中，科举改革已势在必行。根据她的考量，办完自己的七十大寿之后，即着手完成有清以来，所有帝王不敢做的事情。于是她一方面在社会上散布朝廷即将废除科举的舆论，另一方面，她决定在废止科举之前，连开两科，以对天下读书人做最后的安抚。

于是，光绪二十九年，光绪三十年，正科加恩科连着两次殿试之后，光绪三十一年，从颐和园传出圣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数天之后，有国内主流媒体社评赞清廷决断：革千年沉痼之积弊，新四海臣民之视听，驱天下人士使各奋其精神才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兴中国者，其在斯乎。

那一刻里，比一般民众掌握的资讯要多得多的慈禧认为，欧美列强更关注的是公平与通商，而真想至大清于死地的外邦有二，一是沙俄，二是倭寇。好在此时，他们在中国的东北彼此枪炮相见，斗得不亦乐乎，无暇我大清改革。好在废科举兴新学，已有眉目。在爱卿盛宣怀的主持下，光绪二十一年，北洋学堂已设立，听说五年之前，按洋人制度，新式学堂已有学生毕业了。

那个洋学生叫什么来着？太后问。

李莲英一脸惶恐，忙回奏道：老佛爷不急的话，明儿一早我就传人去礼部打听，可好。

礼部的官员告知从颐和园那边过来的小太监道：从天津北洋学堂里第一个毕业学生名叫王宠惠，香港人。随后又加了一句：那可是皇上亲自签发的第一份洋证书啊。

二、

细读近代史，我们发现，与大多数重要人物皆有交往的人有过一些，比如国际间大名鼎鼎的外交家周恩来与基辛格等等，但事实上与各类重要历史人物皆有交往，却名气不大的人也大有人在。

兄弟曾在自己中学、大学及打桥牌的群里询问过：你们有谁知道一个叫王宠惠的人吗？

很遗憾，除了司法圈子里的人，教育界的复旦大学、天津大学以及台湾东吴大学的个别人知道他的名字之外，对于绝大多数微信朋友圈子里的人来讲，王宠惠是个很陌生的名字。谁也不知他是谁，他都干过什么以及他曾和世上的哪位要人有过交往，打过交道。

后来兄弟在微信圈里解释道，我之所以特别关注这位王宠惠，首先是因为他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大学毕业生，因为他的毕业文凭上盖着的是光绪皇帝本人的大章。这件事儿和中国最后一个参加殿试被慈禧太后画圈点了状元刘春霖一样，意义特别。

王宠惠于清光绪七年即1881年10月10日出生于香港的荷李活道75号道济会堂。父亲王煜初为基督教牧师，生有四个男孩，老大宠勋、老二宠光、老三宠佑与老四宠惠。

王宠惠从小聪颖过人，读书过目不忘。幼年在教会附属圣保罗小学学习，由于成绩卓越，接连跳级后，10岁就考进了香港皇仁书院读中学。14岁那年，家人看到了天津北洋学堂在香港散发的招生简章，经和家里商议后，王宠惠试着报考了该校的法科，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该校的录取通知书。

随后，年仅14岁的王宠惠北上天津，进到了整个中国里第一所正式的西洋学堂读书。

经过了四年的学习之后，19岁的王宠惠以全校综合排名第一的成绩，从当时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裕禄手中接过毕业证书。

毕业典礼上，总督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可是咱们皇上颁发的钦字第一号考凭。

闻之，这位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个大学生，一时间惊喜得不知是像国人那样跪叩隆恩，还是像洋学生那样，弯腰致礼。

作为中国第一个大学生，还没毕业时，就有上海那边的著名教育机构南洋公学向他发出了邀请。

随后这个平时在宿舍里梦中总说着广东话的大男孩，来到了当时中国最是繁荣的十里洋场。

可刚刚教了几天课后，就有好友鼓动他前往日本去学习先进的文化知识。

得到了南洋公学校方的理解后，王宠惠当年离沪赴日。

因参与戊戌变法而大名鼎鼎的梁启超那时刚刚从檀香山回到日本，听说光绪皇帝亲自盖章授予学位的中国第一个大学生来到了东京，梁启超随即致信王宠惠，让他方便时来到自己家中坐一坐。

要知道，那时候一般人能够有机会得到与梁启超会晤的机会，无不趋之若鹜。可偏有王宠惠以第一次见面就以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让别人来看自己不妥为由，竟然没有去见梁启超。

闻之，一向虚怀若谷的梁启超觉得自己确实有点失礼，随后约了一个合适双方都合适的地点见了面，相谈甚欢。

在日本读书的王宠惠课还没有上一学期，就有人鼓动他，香港教会学校出身的你，英语如此好，何不去美国深造。东京这边有他们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授，你为什么不让他给你写封推荐信，干脆到真正的西方去学习。

闻言，20岁的王宠惠找到了那个在日本教书的美国教授。美国人热情，随后就给王宠惠写了推荐信。

这样，这位中国的第一个大学生，于21岁那年坐船跨过太平洋，来到了旧金山，进入了加州大学。结果和在日本读书的情况相像，在加州大学学习期间，因周围发现他的学业太过突出，很多人就说，全美国谁都知道，全美国医科最好的是哈佛，法科最好的是耶鲁，你为什么不去考考那里的法学院。

王宠惠心动了，随后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考了当时竞争强度奇高的耶鲁大学法学院。结果，这位超级学霸竟然一考即中。

这样，在美国西海岸呆了一年不到的时间，王宠惠又坐了刚刚建好的横跨北美大陆的火车，来到了东海岸的耶鲁大学校园。

更令人认为不可思议的是，谁都知道耶鲁法学院很难考进，更难的是最终能够拿到那里的文凭，结果王宠惠只花了三年的时间，就将全球最难获得的耶鲁法学博士学位证书，高举在了手上。

在耶鲁读书的期间，让当地华人无不震惊的是，耶鲁的学业压力极大，可即使如此，王宠惠还能抽出时间与前来纽约的孙中山相见。由于他们两个人都有香港情结，王宠惠在香港长大，而孙中山在此地学医，结果两人用家乡广东白话相聊甚欢。孙中山敬佩这个拿到中国第一张大学证书的小同乡，而王宠惠更是对这位长年漂泊海外的职业革命家一片崇敬，两人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当晚，性急的孙中山即以美东分会负责人的头衔将王宠惠拉进了自己的同盟会。

一年之后当王宠惠拿下耶鲁法学博士，和孙中山相见时，他提出自己想顺着地球再往东走，计划跨过大西洋前往英国从事司法实务，但目前自己的手头比较紧。

闻言，孙中山马上从自己的革命经费里拨出一千多美元，资助了这位小老乡。

为此，北美同盟会的人士多有抱怨。

孙大炮怒曰：你们谁能帮我写出《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并向我提出五权宪法的设想。别小看一介书生，革命的关键时候，他一个耶鲁博士可顶我几个师的军人。

以陈楚楠、张永福为首的侨领闻之，皆无语。

不久，王宠惠带着简单的行李，坐船来到了英国。

谁都知道，美国耶鲁法学博士文凭难拿，英国的律师从业资格更难获得。结果中国的第一位大学生经过短短时间的准备，一举将连英国本身学法的博士们都心存敬畏的律师从业资格证书考了下来，由此震惊了整个英国司法界。消息传到司法体系与英美法完全不同的欧洲大陆法系，德国柏林比较法学会随即请这位25岁的中国人前来讲学，一场讲座下来，德国法学会长当场折服，马上办手续：入会！同时以恳求的口吻询问，王律师的英语与德语都这么好，可否将我国的《德国民法典》翻译成英文。

王宠惠犹豫着点头应允了。

就这样，利用业余时间，这位中国人将德文版的《德国民法典》翻成了英文。著作出版后，立即得到全球法学界的交口称赞，随即成了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欧洲各大学法学院的指定必读物。

由于王宠惠的优异表现，北京的满清政府也特意向他发来贺信。别忘了，你可是咱们皇帝认可的第一个中国洋学生。大洋政府在来信中提出，目前国内也在从事立宪活动，请问您何时方便，能回趟北京，为国家的宪法修订贡献力量，来回的所有费用政府全部报销。

在这种情况之下，30岁的王宠惠再次作出东行的决定，在阔别了祖国10年后，于清朝宣统三年四月，乘船回到了天津，在那个他曾于北洋学堂读书的故乡登了岸。然后在末代皇帝溥仪父亲摄政王载沣的安排下，住进了天安门后面的皇宫里。

在面见载沣的时候，王宠惠最担心就是怕清廷知道几年之前，自己曾在纽约被孙中山秘密招入同盟会的事情，如果朝廷知晓此事，自己项上之颅很可能顷刻搬家。

还好，执政王的态度很是和悦。

谁料就在王宠惠为大清朝起草国家宪法时，湖北那边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革命政府成立后，由黄兴做主，立刻给王宠惠发电，让他即刻前往南京，作为广东代表出席，担任即将成立的第一届共和政府的副议长，同时出任政府的外交部长。

到南京不久之后，当时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亲自将中华民国开国纪念章颁发给了王宠惠等人，由此这位中国的第一位大学生毕业十年，在欧美日转了一大圈后，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届共和政府的开国元勋。

经商议表决，新生的中华民国将自己的生日定在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发生时刻，10月10日定为每年的国庆日。十分巧合的是，1912年10月10日这一天恰巧也正是王宠惠21岁的生日。由此，直到他去世，每年政府为国庆而放假之际，王宠惠和他的家人自然也欣喜万分，谁叫自己出生在10月10号的呢。

国有国运，人有人缘，看来王宠惠与民国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说不清的机缘。

三、

辛亥革命成功一年后，孙中山让位，北京的袁世凯接管政府，随即袁大总统任命总理唐绍仪组阁。

这位广东人，想到的第一个阁员人选就是那位耶鲁的法学博士。要知道，唐绍仪也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过书，他知道耶鲁法学博士绝不是一般人可以拿到的，除非神一级的人物。于是当袁大总统给了自己组阁的权利之后，唐绍仪立即发电南京，恳请王宠惠出任北京第一届共和政府的首任司法部长。

作为广东的同乡，王宠惠慨然应允。而令他感到有点犹豫的是，第一个反对他前往北京赴任的竟是大哥孙中山。

于是在担任了半届北洋政府司法部长后，他又捻转来到了上海，在孙中山设立的铁路总公司里担任了国际顾问，与此同时和朋友一起发起设立了复旦大学，并担任了副校长一职。

民国五年，袁世凯称帝失败，随即身亡。受段祺瑞之邀，35岁的王宠惠从上海来到北京，担任了国家宪法修改委员会主任。不想，蔡元培找上门来，声称因出任北大校长，法律方面，特别是国际法方面极缺师资，请看在同盟会的面子上，无论如何予以帮助。

王宠惠只好应允，一边在政府负责修宪，一边去北大给坐在教室里的学生讲法律课。

第一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之际，王宠惠牵头，与蔡元培、熊希龄等社会名流发起和平统一活动，同时组织协约国国民协会，倡言宪法。

五四运动爆发之际，王宠惠与蔡元培合作奔波，积极营救被当局扣押的学生。

民国九年即1920年，王宠惠就任北洋政府大理院院长。

民国十年，王宠惠代表北洋政府出席国际联盟会议，为中国的利益据理力争，由于在国际会议中运用娴熟的英语、法语与德语等多国评议据理力争，表现太过出色，随即被选为国际仲裁法庭裁判员。之后，他与外长顾维钧被政府任命全权代表，出席了华盛顿会议。

民国十一年，41岁的王宠惠与当时北京的知识名流蔡元培、陶行知、李大钊、胡适、梁漱溟等人，共同发布了政治主张与参政宣言，号召好人参政，建立好人政府。

蔡元培与陶行知后来分别被公认为中国的教育家，李大钊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最终一统天下，胡适与梁漱溟则分别成为近代中国的著名学者。

北洋政府当中的皖系与直系恶斗不止，最终作为各方都能接受的好人，王宠惠担任代理总理，受命组阁，至此进入了个人权利的人生高峰。

夹在直系的吴佩孚与曹锟、皖系的段祺瑞、沪系的胡汉民与粤系的孙中山之间，42岁的王宠惠成为各方面都能见面沟通的人。那段时间里，作为北方的谈判代表，他前后在北京、上海与广州之间进行着强力穿梭谈判。不过，很快他就发现，人际关系超级复杂的政治生活，肮脏而卑鄙，与自己传统的价值观念相去甚远。

当欧洲方面传来国联代表将他选为国际常设法庭的候补法官后，随即这位中国的第一位大学生毅然地向总统提交了个人辞呈，随后去欧洲任职去了。

国际法庭成为了王宠惠的海外公职，也成为了他日后名正言顺躲避国内政争的借口与场所。

看着自己好友的逍遥自由，那段时间时里，只要在北洋政府中受一点点委屈，蔡元培就会一次次地抛下北京大学的校务不管，跑到欧洲来和王宠惠一起寻求清静，享受安宁。

后来，因国际司法业务处理的令各方极为满意，王宠惠又被选为修订国际法委员会委员。每每看到他的成功，好朋友蔡元培都暗自发誓，再也不想回到北大红楼校园去管那一大摊子的烂事了，从教授的工资一次次断发，到学生们一次次地闹事，实在让蔡元培受够了。

为此，王宠惠总是嘲笑这位北大的校长，那你为什么不像我一样干脆辞职，来欧洲研究学问。

蔡元培哀叹：我辞了一次又一次，可从北京到南京，依然还逼着我管北大的那些无聊之事。

民国十六年前后，蒋介石领导着北伐军一路横扫各路军阀，随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民政府马上给人在欧洲的王宠惠发电，让他赶回南京出任国民党执政后首任司法部长，随后蔡元培也把北京大学的事情全部交给了自己的小同乡蒋梦麟，前来南京做起官来。

从欧洲回国后，经与于右任、王世杰与谭延闿等人审议修改后，王宠惠推出了《中华民国刑法》。随后，政府任命他与胡汉民和及戴季陶三人担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草案》的起草人员。几乎是同时，欧洲那边传来消息，国际联盟宣布，中国的王宠惠正式当选为国联的常设国际法院的法官。

一时间，由于头衔太多，46岁的王宠惠大有分身无术之感。

1930年，国民党中央提出实施训政，任命王宠惠、孔祥熙、于右任、邵力子与蔡元培等十一人为训政时期约法起草委员，为将来实施宪政做好准备

人在欧洲的王宠惠让好友蔡元培传话，告知宪政之权威：命令抵触法律，则命令无效。法律抵触宪法，则法律无效，这应是未来中国治国的核心原则与实施宪政的基础。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霸占了东北。对此，王宠惠接受南京政府指示，代表中国出席国联大会，坚决反对日本对华侵略。

在法理辩论中，日本代表质问：你到底是代表何方，是南京政府呢，还是东北满洲国政府？

王宠惠起身答道：我代表贵国承认的那个中国政府！

闻言，全场各国代表皆起身鼓掌。

一时间，在国际社会上空前孤立的日本代表，甚是尬尴。

四、

1934年，由于前几次对中共苏区围剿失败，蒋介石与各方关系急剧恶化，为此蒋介石电请王宠惠回国，以帮助南京政府调与各方的矛盾。作为孙中山亲自任命的开国元老，王宠惠周旋于汪精卫、孙科、胡汉民、白崇禧、李宗仁与陈济棠之间，为他们彼此说和。对这位中国第一位大学生鞍前马后的努力，蒋介石很是感动。

1936年底，西安事变发生后，王宠惠又和宋美龄等人合作，积极与中共周恩来、东北军张学良与西北军杨虎城沟通，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了危机。

鉴于王宠惠对党国忠心耿耿，民国二十六年，即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任命王宠惠担任政府的外交部长。不曾想，数月之后，随着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前期抵抗当中，王宠惠最大的任务就是联美抗日。

1941年4月，鉴于形势艰难，蒋介石任命他为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成为了蒋介石身边的最高幕僚长，随即他辞去了外交部长一职，至此他成为1949年之前民国政府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外交部长。

1943年年底，王宠惠陪同蒋介石飞往开罗，参加了二战当中著名的开罗会议。会议期间，他多次与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交谈。罗斯福亲华，丘吉尔看不起中国，王宠惠代表蒋介石，为中国二战后的国际地位作出了方方面面的贡献。

1945年6月，王宠惠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第一个签了字，由此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成为拥有一票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那一刻里，这位中国的第一位大学生也来到了自己外交生涯的顶峰。

1948年，海牙国际法学院评出比较法学专家，全球共50人当选，中国的王宠惠名列其中。

1949年，三大战役之后，随着战局明朗，双方开始展开人才争夺大战。周恩来通过各种关系游说王宠惠参加新中国政府，蒋介石方面也对他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考虑到1912年国民政府建政的第一年，自己就被孙中山任命为民国开国元老，作为老资格的同盟会会员，此刻自己已经68岁了，思前想后，王宠惠最终还是决定跟着蒋介石去了台湾。

年事已高的王宠惠渐渐地淡出了政坛，投身于教育事业。作为东吴大学的董事长，退休后的他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东吴大学的教学与研究方面。工作之余，王宠惠还花了很多时间投入于写作，晚年他出版了专著《困学斋文丛》等。

1956年，年已75岁月的王宠惠，受命将中华民国宪法翻译成英文，因为蒋介石不相信整个台湾有谁的中文与英语的法学功底强过这位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大学生。

为此王宠惠经常带病工作，最终由他翻译的这部文献成为了台湾官方的统一文本。

从青年起，王宠惠染上了吸烟的习惯。甚至在报馆这种禁烟重地，由于他的才华太过横溢，报社竟特批只有王宠惠可以在工作期间吸烟，可见其烟瘾之大。由于长年过量吸烟，最终他的肺部等呼吸系统，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1958年3月15日，王宠惠因肺癌病逝，至此这位中国的第一位大学生走到了他那精彩而辉煌的人生尽头，享年77岁。

有点遗憾的是，至今多数中国人对这位中国的第一位大学生的生平知之甚少。

唯一值得研史者略许安慰的是，在王宠惠诞辰的135周年之际，2016年10月10日，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所大学为中华民族培养的第一位大学生举行了一场隆重的纪念活动，当年的北洋学堂，今日之天津大学校方庄严宣布，自即日起，天大成立了一家名为王宠惠研究会的机构。

聊完了中国的第一个大学生之后，回过头来再来研究一下，中国科举制度最后一个状元与中国新教育制度之下的第一个大学生，两人之间是否有过交集。

很遗憾，几乎没有，有的只是一些共同的经历。

两人都曾去过日本。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王宠惠拿到中国的第一张大学文凭，次年他去日本，开始了留学生涯。

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刘春霖成为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后的第二年，也去了日本，做了留学生。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陪在蒋委员长身旁的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站在庐山之上向全国人民庄严宣告，面对侵略者，全民抵抗，绝不投降。而在报纸之上看着中国第一个大学生的英姿，缩在北平的一个宅子里的中国最后一位状元，却在四合院里踱着方步，权衡着何去何从。

光绪三十年最后一次科举的殿试考试后，刘春霖、朱汝珍、商衍鎏、张启后、林世焘、颜楷、朱文劭、王赓、张茂炯、麦鸿钧十字贡士的考卷被封了名籍，送到了慈禧太后的面前。这当中后来被定为二甲第五名的那位王赓，后来更名为王揖唐，因为同是安徽人，于是进入共和之后就成了后来控制了北洋政府的皖系第一强人段祺瑞下边的红人。他和刘春霖一样也留学过日本，骨子里极为亲日。结果当日本人打进北京之后他就成了当时日本人眼中的红人。将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拉进了华北汉奸政府之后，王揖唐又跑到了当年同科状元刘春霖的家中，一口一个师兄地叫着。自当上了状元之后，刘春霖后来除了在社会之上卖卖字，为政府文化事业站站台之外，一生基本上没有做成过什么事情。关键是这位中国末代状元除了书法不错之外，毫无其他特长。面对着同科二甲进士王揖唐恳请他出来为日本人做点事情，甚至可以担任日军治下的北平市市长，这位末代状元犹豫了，不过最终刘春霖婉拒了同科师弟的好意，他深知知道自己除了小楷字写得不错之外，没有太多的长处，更重要的是，一旦自己当了汉奸的话，一辈子的名声将就此毁于一旦。

遭到拒绝王揖唐恼羞成怒，随后指示日本宪兵抄了刘春霖的家。由于长期生活在惊吓与恐怖之中，不久这位中国最后一位状元死在了日军侵占北平的那些日子里。

不过，比起同科贡士的王揖唐来，病死在床上的末代状元刘春霖结局还算不错。大汉奸王揖唐他投靠了日本人，结果被来自重庆军统的戴笠给盯上了。抗战胜利不久，王揖唐就被抓了起来，最后经公审后被当众枪毙了。

聊起来，中国第一个大学生王宠惠与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之间尽管没有直接的交集，但简单的交集还是有一些的。比如当年在光绪三十年那期恩科殿试中，原本在会试大考中排名第一的湖南考生谭延闿，因为姓谭的原因，怕惹慈禧太后生气，而没有将他的考卷放进前边十佳之中，但在最后的排名中，这位初赛时排名第一的会元，经巧妙的处理，最终排在了殿试成绩的第三十五位。这位当时殿试时年仅24岁的小伙子却能力非凡，武昌起义后，31岁的谭延闿竟当上了湖南地都督。后来作为国民党的核心人物，他一路竟做到了国民政府行政院的院长，也正是在1928年的南京政府中，先后去日本、美国、欧洲读书进修的中国第一大学生王宠惠却成了他手下的司法部长。

光绪三十年最后一次殿试中的273位考生当中，笑到最后的竟是殿试排名中二甲第七十五位的浙江考生沈钧儒。和做官的谭延闿与做学问的王宠惠不同，沈钧儒算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和刘春霖与王揖唐一样，作为科举最后一科进士，沈钧儒也由政府花钱送到了日本留学。毕业回国后，一来二去的他成为了当时社会上的著名活动家。后来与张澜、章伯钧与周新民他们一起组建了独立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中国民主同盟。1949年之际，面对着到底是跟着毛公走，还是跟着蒋公走时，王宠惠选择了台北，沈钧儒则选择了北京。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批进士之一的政治家，沈钧儒后来成为新中国的一品大员，并一路活到了六十年代，享年88岁，由此成为了20世纪初，两种教育制度混合相交时代中，笑到最后的一位读书人。

纵观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通过几个人物的命运，我们基本上可能得到这样几个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