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过王世杰国民政府外交部帅印的是叶公超先生。

叶部长年轻时，先就读于美国，之后前往英国剑桥大学继续深造，成为了重庆政府眼中海外精英中的精英。

谈到中共方面的外交人才，很多中国读者都知道新中国的前三任外交部长分别为周恩来、陈毅与姬鹏飞。周恩来前文提到，从国内到海外，参加的入学考试不少，遗憾的是始终未能正式地获得过大学文凭。和周恩来类似，陈毅当年前往法国半工半读，工没打好，书也没有读成，后回到国内，在北京香山脚下一家名为中法大学的教育机构读完了所谓的本科，遗憾的是，1945年那会儿，从重庆的国民党到延安的共产党，都认定那家所谓的中法大学纯属于野鸡大学，其文凭毫无含金量。

至于姬鹏飞，原本是红军当中的一名军医，算是半个知识分子。建国之后，出于信任方面的考虑，从未跨入过大学校门的军人，半路出家当上了红色中国的外交官。这位文革后期的外交部长，从外交知识到外语能力，全无所长，可就是这样一个大外行，却配合着周恩来，硬是创造了人类外交史上的一个奇迹，将拥有无数欧美著名院校博士文凭的国民党外交精英打得失魂落魄，最终当着全球外交界的面，眼睁睁地看着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从纽约联合国广场上降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中共五星红旗。

五、

再来看看治国当中的法律人才。

1945年的重庆，主掌司法大权的是号称国民政府的首任司法院长，近代中国法学奠基者王宠惠。

今天多数14岁的孩子们都还在读初中二年级，而在香港长大的学霸王宠惠，14岁那年就获得了中国第一所现代高等学府北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20岁之际，前往日本留学；21岁过后，坐船前往美国加州读大学；23岁时，这位超级学霸转学考进了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大家知道，美国最牛的法学院不在哈佛，在这儿。如果说百年以来人类教育机构中有一所最好的法学院的话，那一定就是耶鲁，没有之一。事实上，读过耶鲁法学院的人很多，但最终能够从这里拿到学位证书的人，凤毛麟角。王学霸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耶鲁法学博士学位。一时间赢得万人景仰，以至于当时人在美国的孙中山，也特意找到王学霸请教司法问题，并根据他的建议制定了一个所谓改造未来中国社会的五权宪法。为了进一步扩大视野，王学霸后来又前往大陆法系的欧洲研究国际公法，顺带着又考下了英国律师资格，由于江湖名气太响，以至于德国柏林比较法学会特意将他选为该会会员。到了德国后，王学霸将《德国民法典》从德文翻译为英文，注意不是翻译成汉语。结果他的译作竟被欧美各大学法学院指定为核心参考书。30岁那年，国内清王朝的统治者，为了起草国家宪法，特意将人在欧洲的王学霸请回北京，主持立宪工作。辛亥革命之后，从袁世凯到孙中山，当时国内的很多重要的法律法规多由王学霸亲自撰写并发布的。1945年4月，也就是国民党召开六大之前，中共刚刚召开七大之际，国际司法界头面人物一封电报打到重庆，邀请中国的王宠惠先生前往美国，参加《联合国宪章》中文文本的修正、润色与定稿。于是人在重庆的王学霸马上订下了前往美国旧金山的船票。

特别有意思的是，当时的美国人也知道中国有两个大党，一是重庆的国民党，二是延安的共产党，为了未来的联合政府的成立，光请重庆的人来参加《联合国宪章》的定稿，似乎有些不妥，于是又一纸电文打到了延安，希望中共也能派代表参加《联合国宪章》中文版的修订工作。人民领袖拿着这份电报，发了很长时间的呆。美国人不清楚，此刻我们这里正在召开党的重要会议第七次代表大会，现在让我们延安派人去美国旧金山，首先这需要我们延安出一大笔钱，目前我们手中基本上没有多少外汇，其次派谁去呢，党内干部中，谁懂《联合国宪章》所涉及的那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呢？周恩来建议让董必武董老去。人民领袖犹豫道，你也知道，这次不管选举结果如何，作为和我一起参加过一大仅有的党内老人，董老是要进13人政治局的。这个时候让他去，其他同志会不会有意见？

周恩来反问，那你说让谁去？

人民领袖长考了许久。

1921年夏天，参加一大的时候，自己作为湖南的代表，董老作为湖北的代表出席了会议。有关教育背景的事情，那个时候就互相聊到过，当时董必武还叫董贤琮，比自己大了七岁，他出生于清朝光绪十二年，算是赶上了中国科举制的一个尾巴。这位湖北人于光绪三十年时，考上了秀才。全党都知道，党内有清朝秀才身份的人好像还没有第二个。与党内绝大多数的甚至连小学教育都没有接受过的泥腿子相比，董老那点资历已经算是党内的大秀才，大知识分子了。所有后来从重庆到南京，凡是要延安找个能让对方接受的知识分子形象的人选时，党内的干部通常都会将董必武推向前面。尽管他没有获得过现代教育的什么学士、硕士与博士之类，终归当年的秀才推换下来，也算是现代教育中的一个学士大学生吧。总之，在很长的时间里，在知识层面董必武一直是中共对外的一块门面。此外，董老早在民国三年时，曾经到日本进修过一年的法务，并在那一年里与孙中山相识，因此后来凡重庆方面找延安的茬，都是由他出面前往调解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外界来讲，整个中共的高级干部中，除了江苏人陆定一真正地拿到过上海交大的一个本科文凭外，也就是湖北人董必武以前清朝秀才的身份，算是个有一定教育背景的人了。

经过一番考量之后，人民领袖作出决定，让董老代表延安前往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宪章》制定会议。虽然他从报纸上得知，重庆方面派出的是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博士，中国现代司法的奠基人王宠惠。

六、

接下来，再聊聊打天下坐江山当中的那些政府管理人才的教育背景。

以二十世纪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且有着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市为例，1945年4月中共于延安召开了其党史中最重要的会议之一中共七大，那时延安的精英们仍然在社会上被称之为在野党，其军队在广大的中国民众心中，特别是在外国记者的笔下，依然是些反政府的非法武装组织。那时，从党的最高领导到组织末端的支部书记与党小组长们，都认为数年之后，让咱们这些泥腿子坐进中南海开始执政，根本就是痴人说梦。

而在1945年5月于重庆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所有的与会代表对即将开始的统管偌大一片中国，领导着亿万民众走向幸福的未来，内心都充满着一片光明的前景，可谓踌躇满志，信心百倍。

果然，随着八一五日本的投降，国民党的各路高级干部，开始兴冲冲地前往中国各大城市，从物资到人口开始了全面的接管。这当中，自然也包括了国民党六大的重要代表吴国桢先生。

43岁的吴先生可谓年富力强。关键是他的资历颇受蒋委员长的赏识。11岁那年，他从武汉来到了当时中国对外窗口城市天津，考进了当时天津最好的中学南开中学，不仅成为了周恩来的校友，且和后来的这位中国总理拜了把兄弟。但与周大哥在学业上异常坎坷不同，南开中学毕业后吴小弟一把就考上了当时所有年轻人憧憬不止的清华大学留美预科。18岁那年他告别了家人，坐上跨洋轮船，前往美国留学，那一年中共建党。一般人在美国大学读书，从本科开始，硕博连读，一般多要十年左右的时间。学霸吴国桢可好，年仅23岁就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神童长大后，直接变成神人了。一般世人都知道，在很多学科方面，除了哈佛之外，普林斯顿在美国的文理两方面名气超级的大。也许是这个小神童太牛了，后来打下江山定都南京的蒋委员长，以最大的诚意让这位年仅29岁的普林斯顿政治学博士出任了华中最大都市汉口市的市长。一时间，少年得志的种种版本流传于大江南北。

抗战期间，对吴博士极度赏识的蒋委员长又让他担任了陪都大重庆市的市长。正是由于当年有过南开中学结拜的关系，曾家岩50号主人中共的周副主席在重庆时，很多难以摆平的事情都是通过吴市长这条关系加以疏通的。

民国二十八年，周恩来因被江青的坐骑惊吓从马上摔下，右臂出现了粉碎性骨折。当时国内医疗水平有限，需要前往苏联治疗。得知相关情形后，周恩来的南开小弟，时任重庆市市长的吴博士，当即动用了他的各种政治人脉与经济资源，一心要把大哥的臂伤治好，结果他竟动用了蒋委员长的专机，将大哥送往苏联治病。为这事儿，周副主席后来面对党内同仁，没少做过检查。

1945年5月，国民党召开六大时，时任重庆市长的吴博士已是如日中天。随后蒋委员长亲自拍板，一定要让吴博士成为即将接收的中国最大城市大上海的市长。

结果上海一光复，吴博士就从重庆直飞上海，成为了后来内战期间著名大上海的吴市长。其间经历了各种经济改革，从蒋大公子蒋经国前来上海亲打老虎，到后来金融改革，金圆券的历史性的通货膨胀，这位普林斯顿的博士终日里焦头烂额。隔着太平洋，当年很多普林斯顿的众多校友，每每在报纸上读到上海吴市长的种种狼狈不堪时，皆哭笑不得。

1949年，随着战事的急转直下，眼看着败局已定，蒋委员长逃到台湾之后的第一个安排，就是让吴博士立即逃离上海，随即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

没办法，老蒋就是迷信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博士。

有意思的是，带领着陈毅、粟裕的中共三野一路攻入上海的饶漱石饶政委，用大炮将蒋家王朝一干政要从上海欢送而去之后，这位中共七大上当选了中央委员的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自然以上海一把手的气势坐进了前上海市吴市长的办公室里，号令周围，一时不可一世。

二十多年前，当吴博士正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校园里踌躇满志之际，和吴市长同年出生的饶漱石，当时被周围称之为小饶的江西青年人，却正在当时的上海大学以非正式学生的身份在大教室周围蹭课呢。可怜的是，来自南昌的小饶在上海大学的校园里呆了还不到一年，就因为其他的事情而终止了旁听生的资格。

谁能想到二十多年之后，当年连二流大学本科文凭的味儿都不闻到过的南昌小饶，此刻竟成了大上海的第一主人了。

世事莫测呵。

接下来再聊聊广州那边的政事。

很多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孙中山出身于广东。后来他领着同盟会的一帮兄弟，没少在中国南方第一大城市广州闹事。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孙大总统一直是以广州为革命中心与北边袁世凯政府抗衡的。对于广州，孙大总统可谓情有独钟，关爱倍加。尽管他人去世于北京，但他的魂却一直游荡于广州。

出于这种关切，后来国民党的各方大佬在做政治平衡时，皆自然而然地将他的儿子孙科向广州市市长的位子上推。如此情势之下，1921年，年仅30岁的孙大公子竟然当上了广州历史之上最年轻的市长。那一年，中共建党，而前边说过的吴博士刚刚拿着清华的庚子款，正在前往美国读书的路上。

年轻的政治家孙科，何能何德，担此大任呢？

从基因上看，毕竟他是孙中山原配的长子，此其一，其二是人家的学历背景非同一般。16岁那年，就在他爸提着脑袋和北京的爱新觉罗家族对着干的时候，他考上了加州第一名校伯克利大学。当下如日中天的斯坦福大学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才逐渐有了名气的，在那之前的一百多年里，整个美国西部最好的学校只有一座，加州伯克利。在这里一路拿下了博士后，孙科跟着父亲回国参加了革命。那阵子广州周围的革命党见到这位年轻的海归精英，皆张嘴闭嘴的称其为孙博士。这当中有两层意思，一是尽管孙中山并没有获得过博士学位，之所以叫他博士全因为在美国英语里，Doctor Sun有两层含义，一说是孙医生，二说是孙博士。孙中山曾经有过行医的经历，所以叫他孙博士纯属让他听起来更虚荣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从最早的孙中山到后来的蒋介石，国民党从一开始就带着虚荣的基因，很把从欧美回来的博士精英之类当回事。

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孙博士因教育背景突出，前后曾经三次出任过广州市的市长。由此在国民党内的资历深厚。要知道他的继母宋庆龄比他还小他两岁，至于后来的什么蒋委员长，当年孙科在国民党里已经是九人党务委员会委员，和党内大佬谭平山及廖仲凯等人平起平坐之际，蒋介石还是个上海股票交易所的小混混呢。

孙博士坐在广州市市长办公室忙前忙后时，周围的人皆以一种崇拜的目光打量着他。

原因是，偶尔有从美国来的同学好友，和孙市长坐在一起喝咖啡时，他们可都是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的。毕竟人家孙大总统的长子是喝过洋墨水的。

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聊另一位极受孙中山重用的广东人，也是后来的广州市的叶市长了。

叶市长，叶剑英也。

何以孙中山如此器重他，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和孙中山一样，都是广东人，很多时候互相说着广东白话就把感情与信任传递过去了。当年孙中山出任广州政府大总统时，心中只有主义，手下却没有一支忠于自己的军队。因此常受地方军阀的欺负。民国十一年手下人叛变时，孙中山只好跑到广州避难，值此危急时刻，广东的小同乡叶剑英率部护驾，由此深得孙中山的感激与信任。后来苏联人出钱帮助孙中山创建黄埔军校时，20多岁的叶剑英被孙中山直接任命为副教育长，军校里的核心课程全部是由他设计的。那时节从徐向前、林彪到陈赓之类的学员见到他和周恩来周主任，一定是要身板笔直，挺胸致礼的。不曾想30年后在中南海由毛泽东授勋时，从徐向前到林彪皆成为了排在他前边的元帅了。20年代在广州，叶帅可是被下边一期期的黄埔军校的学生们一口一声叶参座地称呼着。由于在两党的资历都很老，故此人民领袖每有与国民党政府之间有难以解决的问题时，第一个想到派去斡旋的人还是这位孙中山的小老乡，黄埔军校的著名领导。黄埔军校从上到下都知道，整个学校里，能够身配枪支走进蒋校长卧室的，唯有叶参座一人。原因是他曾救过孙中山的命，由此深为总统所信任。

尽管在中国历史之上，叶剑英多次扮演力挽狂澜，改变中国命运走向的关键角色，但在教育背景方面，他和朱老总一样，都只是曾在云南讲武堂学过一年的课程。从学制上看，这种讲武堂连个中专也算不上。好在和文学与商业一样，军事方面的知识不是靠上课就能掌握的，关键还在于通过实战经验做到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和上海的饶漱石一样，建国以后，叶剑英不但在行政方面出任过广州市的市长，事实上他在党内的职务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广东军区司令兼政委，基本上是中共在华南的一把手，华南王。可不管他在党内或政府里的官做得多大，在他个人履历表的学历一栏上，不像人家孙中山的公子孙科孙市长那样，提笔认真地填写到：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博士，叶剑英在最高学历一栏上只能填写着云南讲武堂。这种军校式的教育机构，莫说当年的外国人了，就是今天的很多中国人，听到讲武堂之类怕也多是一头雾水。

好在1945年初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前夕，要求代表填写的各种信息里，涉及到教育程度一栏时，大会秘书处的人极少予以关注。

要知道与重庆不同，在延安组织部门判断一个干部的价值，不在于你是个国内的硕士，还是留洋的博士，共产党更在乎的不是你的教育学历，而是你的革命资历。

而这正是蒋委员长与人民领袖人才观方面的一个重要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