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四章 许家印 广州

为了创作《房地产春秋》这本书，最近兄弟接触了一些房地产业的朋友。

圈内形成的共识是，自房地产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的一股强大力量后，业内做得最好的肯定还是王石打造的万科团队，规模做得最大的肯定是由许家印率领的恒大集团，而做得最令人无语的大概就是发迹于大连市那家昙花一现的地产公司了。

如果说，万科是中国房地产业一块坚实的基石的话，那么恒大就是中国房地产业一面辉煌的旗帜。

企业的使命是什么？说来说去，排在第一的答案，还是两个字，活着。

起步于1984年的万科已经成功地从创业者活到了传承者，如果他们及时跟上时代的步伐，将房地产与低碳生态及绿色环保有机融合，且从现在就注意开始挑选与培养万科的第三代决策传承人，那么这个房地产机构将是一家寿命无量的企业。

许家印的恒大创立于1996年6月，与石兄那种超脱放手的管理模式不同，更与石兄那种依靠精神力量而非股份多寡纯粹打工仔管理模式不同，许家印崇尚集权与控股，他在位一天，企业就会继续以攻城略地的姿态，不断扩张发展，但有一天因为健康与安全等因素，他个人不能继续有效控制恒大了呢？谁将是带领恒大继续前行的那个新的决策者？基业长青的企业需要几十年的苦心经营，而一旦出现商誉受损，特别是现金流断裂情形，企业走向死亡的时间常常是以周，甚至是以天数来计算的。

与埋头于业务全力以赴做好产品，唯关心客户需要的万科不同，也与高调做事低调做人，即会搞关系又很懂政治的恒大不同，那家大连房地产公司，在过去几年里，除了犯下了很多业务上的错误外，更犯了一些比较低级的政治错误。

在中国做小生意可以不管政治，但生意一旦上了规模，决策者一定不要介入政治，但一定要了解政治情势，把握好政商关系。

中国有一句俗话，研究国企到北京去，研究外企到上海去，研究民企到广东去。

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最早是由深万科这种股份制企业引领的，因而相比北京上海，民营企业最为发达的广东一向走在中国房地产业的前列。

多年来，中国房地产的状元、榜眼与探花之位，多是由万科、恒大与碧桂园三家广东民企之间轮流更换的。

说到企业寿命，万科专注产品研发与客户需要，问题不大；碧桂园力求扩张，产品质量与现金流回笼就有可能成为问题；恒大的扩张势态很猛，现金流将是个大问题，这当中与提供流动性的银行关系自然成了恒大生存发展的关键，而为了维系好与银行及其他周边关系，恒大不但在政治上要与高层保持一致，甚至还要积极地给予配合，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恒大的许家印远要比万科的王石及碧桂园的杨国强，理解得更深，维护得更密，运作的更巧。

许家印应该是中国房地产内最懂政治的那一位，他很少犯那个大连房地产商人脱口而出的<我自己辛苦赚来的钱，爱往哪儿投就往哪儿投。>之类的低级错误。

何以许家印远要比其他中国房地产业的老板更加懂得政治正确的含义，也更能把握政治正确的方向，这一切恐怕还得从他的成长经历，慢慢道来。

1958年10月9日，一个男婴从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高贤乡聚台岗村来到了世间。那一年河南省最大的父母官省委书记吴芝圃同志52岁，正是一个政治上强烈谋求进步的年龄。出生于河南省杞县的吴芝圃20岁那年来到了广州，成为了当时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第一班学员。给小吴面授课程的教员不是别人，正是前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共产党组织部部长的毛委员。听完了毛委员的课后，小吴自此成为了革命的信徒，一路追随革命领袖，浴血奋战多年，革命成功后，44岁的小吴同志被北京政府指定为河南省省长，两年后的1952年，46岁的吴芝圃同志晋升省委书记，自此成了人口大省河南的核心决策者。这个思想观念越来越左的省委书记随即在人民公社运动中，率先在中国提出了农业大跃进口号。在北京开会时，吴书记代表河南拍胸脯：河南一年实现四化，四年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1958年夏天，《河南日报》率先在全国放出的第一颗农业高产卫星，亩产小麦3530斤。闻言，中南海决策者更加坚定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信心。农业大跃进还不够，吴书记又提出了河南钢铁大跃进的口号：全民大办食堂，地地县县社社大办钢铁。

周口市太康县高贤乡聚台岗村那个可怜的男婴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背景中。有意思的是，男婴的父亲，生产队仓管员许贤高同志，对妻子讲，既然河南不久以后到处都是钢铁厂了，咱们这个孩子的小名就叫<工厂>吧，上学时再正式给他起名。

婴儿的父亲为什么叫许贤高同志呢？因为他是村里具有政治觉悟的党员。许贤高出生于1922年，抗日战争期间年仅16岁的他参加了游击队，跟着船队搞运输打鬼子，由于表现优异不到20岁就入了党。若不是后来解放战争打国民党时负了伤不得不退伍，许贤高很可能和其他战友一样，革命胜利后也进城成了拿工资的市民，而非回到村里继续当工分的农民。回到村里，由于是党员，许贤高担任了村里权利仅小于村主任的会计，平时负责给村民劳力们记工分，兼任看管物料及分发农具的村仓库管理员。

男婴工厂出生之际，村里的父老乡亲们在村公共食堂里还能吃饱饭，因为那时的河南人民还相信省委吴书记给他们描绘的宏伟蓝图，人民公社的天堂就在不远处向村民们挥手。可谁想转眼，河南省放出的高产田卫星在全国人民的眼前迅速地跌落了下来。受吴书记的伤害，很快整个河南省开始陷入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大饥荒之中。

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小工厂的母亲在他尚在哺乳期内，即开始身患重病。由于没钱看病，也没地方看病，在无尽的痛苦中，挣扎了半年多，终于在小工厂一岁零三个月大的时候，母亲于1960年年初离他而去了。谁也搞不清楚，在吴书记豪迈地领导着千万河南人民大放农业卫星的年头里，到底有多少河南的老百姓在饥饿的绝望与绝望的饥饿中，默默地死去了。

母亲去世后，年仅一岁多的小工厂只好寄养在了奶奶家中。从幼年到童年，留下小工厂记忆里的除了饥饿，还是饥饿。在吴书记领导之下，连续几年无数的河南人民只能靠吃着地瓜面和地瓜秧苦熬着活下去。那时河南的地面上莫要说小麦、水稻、玉米与高粱了，中原大地之上的很多树皮都被饥饿的人群给啃光了。有多少个夜晚，奶奶自己除了喝冰水，什么也不吃，为的是将家中最后一点地瓜窝头留给可怜的小工厂吃。那年头，苦熬岁月的不仅仅是河南省的农民，河南西边的四川与南边的安徽，也由于当地行政领导的欺上瞒下，导致了当地人口大量地减少。

1965年，随着中央经济政策的调整，全国饥荒的情形基本上消失了。这一年，7岁的小工厂也到了上学的年龄了。

像当地多数家庭一样，党员父亲许贤高来到了小工厂的面前：过几天，你也要上学了，按照咱们许氏家族的规定，我这辈人名字中间都要有个贤字，你这辈人的名字中间都要有个家字，村里比你再小一辈的人名字中间都得有个庭字，这是咱们许氏先辈定下来的。你要上学了，到了学校里，就不能让老师再叫你的小名工厂了，这些天我起了很久，以后你在作业本上就写上许家印的名字吧。

小学校就在村里，所谓教室不过是几间不遮风、不挡雨的破草房，课桌是用泥巴台子做的，遇到下雨天气，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

几个月下来，有一天，小学生许家印拿着铅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几个刚刚学会的字：我爱北京天安门，然后一遍遍地用他稚嫩的童声念给奶奶听。

激动万分的奶奶将相依为命的小孙子搂在了怀里，用那满是皱纹的手摸着孩子的头，声音颤抖着一遍遍地说道：俺的小工厂读书识字了，俺的小工厂读书识字了。

过了很久，许家印发现一向坚强的奶奶，眼里落下的眼泪，滴在了自己的头上，流到了写着字的纸上。

那一幕，幼小的许家印永生难忘。

童年少年留给小家印的几乎全是挣扎中的苦难记忆，包括奶奶，从身上的衣服到床上的被褥，全都是补丁摞补丁。每到寒冬，家徒四壁的茅草房家中到处透风，从耳朵到手指，布满冻疮，疼得麻木，痒得钻心，后来小家印用冻得红肿的小手，以泥为料糊了一个小火炉，冬天装上木炭带着去学校，非如此无法写字。

许家印童年少年时期的很多母爱都是奶奶给他的。此外，长大成人之前的一些商业感觉也是年迈的奶奶帮他启蒙的。奶奶酿得一手好醋，物美价廉，在当地很有名气。于是小时候，下午放学后，小家印常常陪着奶奶走街串巷销售着自家酿造的香醋。再大点，奶奶又让他跟着父亲在周边乡村销售自家培育的柳树苗及柳木，以贴补家用。

由于自小就热爱学习，小学成绩良好，所以13岁的许家印于1971年被全县最好的中学高贤一中录取。

中学的生活也是异常的异常艰苦，引用许家印自己的话说：读中学的时候，离家比较远，每星期背一筐地瓜、地瓜面做的黑窝头，还有一瓶盐去学校，一日三餐每餐吃一个地瓜、一个黑窝头，喝一碗盐水。夏天天热，半天黑窝头就长毛了，洗一洗再吃。高中毕业后，我想找份每个月10块钱的搬砖头的活，都找不到。当时，我是非常渴望能够得到别人的帮助，非常渴望能够有一份工作，非常渴望能够走出农村、吃上白面。

很多20世纪70年代农村出身的孩子，想成为能够吃上白面的城里人，其难度之大，非今天的青年人所能想象。

许家印曾听说邻居家有个亲戚在城里公安局工作，马上满怀期望地给那个人写信，请求帮助。信发出后，却毫无音讯。无奈中，18岁的许家印只好回乡务农。

和后来的浙江奇人马云类似，谋生中的许家印也曾在年轻时，与堂哥合伙买了一辆板车，希望通过运送石灰赚钱，但由于经营不顺，最终还是放弃了。

许家印18岁那年，国运突变，整个中国在一场不流血的政局变动中，举国开始走向光明。其中最令许家印高兴的是，1977年秋天通过高贤一中同学那边传来的消息得知，俺们这些天天梦想着成为城里人的农村青年，终于有了一个光明的机会，那就是通过刚刚中止多年的高校入学考试，一旦考上大学，再学习四年，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国家干部，吃上城里人的白面了。

就这样，1977年冬天许家印参加了十年动乱之后的第一次高考，由于这次具有尝试性的高考录取人数有限，许家印未能如愿。复读半年后，1978年夏天许家印再次走进了高考考场，结果以整个周口市第三名的成绩，被武汉钢铁学院录取，专业为金属材料及热处理。像无数当时来自农村的孩子一样，许家印家中太穷，连购买从许昌到武汉的火车票都很困难。

好在当时国家有政策，对于广大特困生，给予每月14元的助学补贴。1978年时的中国高校，既不需要学生交学费与书本费，同时还免费为入校生提供宿舍，学生食堂里有肉的菜，一角一份，无肉的菜，几分一份，所以1978年之际的14元钱，基本上够许家印及同样困难的学生吃饱饭了。

四年大学生活中，许家印有一次跟着同学在武汉街头吃了一碗一毛钱的热干面。结果就有人悄悄向上汇报，声称拿学生补贴的人何以能够如此奢侈。随后有老师约谈，你一个靠助学金生活的人，怎么能这么浪费呢？

许家印无语。

后来这事儿不知怎么就传回了高贤一中。当年分别教许家印物理的程老师及辅导他数学的周老师夫妇听说他们的爱徒竟因为多吃了一碗一毛钱的热干面而遭批评，担心学生身心健康，他们赶紧从家用中挤出20元钱，寄给了人在武汉的许家印。为了这20元钱，极懂得报恩的许家印大学毕业有了收入后，先是送给两位恩师一台当时人人羡慕的彩色电视。后来创业成功后，又送了两位恩师一套装修完好、家具齐全的房子。

滴水之恩 涌泉相报

大学四年间，学业优异的许家印在班上和学生会里同时兼任了很多职务，由于组织活动丰富，表现突出，经过一系申请、表现与考验等环节后，终有一天，负责发展学生学员的老师将一张入党志愿表放在了他的面前。经过宣誓之后，许家印在校期间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在被组委握手口称许家印同志之后，这个年轻的大学在校生自此于自然生命之外，又多了一个政治生命。组织内部彼此相见，自此多了一个新的称呼：家印同志（为了增加阅读快感，下文中许家印皆称之家印同志）。

如果不报考研究生的话，和多数1978年入学1982年毕业的学子一样，家印同志也面临着毕业分配的问题了。对于自小到大千辛万苦供养自己读书的家庭来讲，现在是到了报答养育之恩的时候了。当时全国国内有两家比较有名的钢铁学院，一个是北京钢铁学院，一个是武汉钢铁学院。对于来自河南的毕业生家印同志来讲，如能分到首都北京的首钢，那自然是最好的去处，因为谁都知道除了能把户口落在人人羡慕的首都外，再就是当时首钢负责人周冠五俗称周头和邓家关系非比寻常，所以成了国内首家实行大包干的企业，福利好得一塌糊涂。可谁都知道，除了你是院长大人的直系亲属，这种机会肯定是落不到家印同志这种家里没有多少背景毕业生的头上；次优的去处是留在武汉钢铁公司，当时的武钢有着国内来自海外的1.7米大型轧机等先进设备，总体规模也是南方系最大的一家冶金企业。当然，对于78级毕业生来讲，要想留在武钢，当中的竞争，已激烈到不择手段的程度了；再有就是上海的宝钢刚刚成立不久，从技术与设备来讲，宝钢一路兴建得益于日本方面的支持，原料进口的是澳大利亚的富矿。尽管宝山位于上海远郊，但学院里所有来自江浙与上海的毕业生为了能够进入宝钢，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为了一个分配名额，打破了头。一遍计算下来，除了首钢、武钢与宝钢外，当时中国国内还有若干钢铁企业，如辽宁的鞍钢、安徽的马钢、山西的太钢、内蒙的包钢、山东的莱钢、四川的攀钢以及河北的邯钢等等。对于成长在河南的家印同志来讲，除了北京的首钢及身旁的武钢外，再次选择的话，肯定只有家乡河南的舞阳钢铁厂了。就这样，作为十年动乱后第一个分配到舞钢的大学毕业生，厂里自是极为重视，家印同志享受了相关领导亲自前往车站迎接的待遇。

家印同志来到舞钢，其情景就像同是78级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分配时的张艺谋一样。有关系的同学全都留在了北影与八一，至少也要去上影、长影或珠影这种大城市里，而可怜的张艺谋家庭背景不强，最终竟被分配到了名不见经传的广西电影制片厂。后来才发现，分配到北影及八一的同学，从场记到剧务，混了十几年也只还是个副导演。可张艺谋去了广西厂后，三下两下，就在片场独当一面了。同样，那些当年家印同志的同学，去了首钢、武钢及鞍钢等大型钢铁企业里，多年之后，依然是个普普通通的技术员。与此同时，家印同志却在舞钢这个小舞台上混得风生水起，冶金部于1987年颁发的23项全国技术贡献奖中，以家印同志为首的舞钢勇夺其中6项。因技术革新不断，管理能力突出，年轻的家印一年一个台阶地快速成长，第一年车间技术员，第二年车间主任助理，第三年车间副主任，第四年已是手下管着三百多人全厂规模最大热处理车间的主任了。也就是这段时间里，春风得意的家印同志结识了美女丁小妹，经一段美好的恋爱生活后，两人肩头相依地拍了结婚照，至此事业爱情双丰收。

与一般大学毕业生不同，家印同志除了关注于舞钢内部上下左右的政治动态外，对国家的大政方针也极为关注。要知道，当年在武汉钢铁学院里，周围的同学都在忙着谈恋爱，而极具政治观念的他却忙着成为学生党员。觉悟就是不一样，格局就是不一般。

家印同志一毕业就开始高度关注北京的首钢与河北的邯钢的改革进程。这种大包干的企业发展之路，到底能够走多远，是个大课题。在中国这块地面上成长发展，缺少政治敏感度，肯定玩不大，也走不远。

还在舞钢当车间主任的时候，家印同志就极度关注中国冶金行业的过去与未来。十年动乱之前，国内很多冶金企业 一天到晚纠结于到底是走鞍钢宪法之路还是走马钢宪法之路。改革开放之后，国内企业先是都在学首钢的承包承，业内称首钢经验。80年代末，90年代初，渐渐地国家从冶金口到宣传口又开始宣传起邯钢经验了。所谓邯钢经验就是在首钢的承包制基础上，又加了一个成本否决制。

站在河南的地面上，学生党员家印同志比周围所有的人都有一种强烈的政治敏感性，尽管舞钢在重离子回旋加速器罩筒制造用板、75吨电炉为主体的炼钢设备、高功率电炉及1900mm板坯连铸机占据国内冶金行业主导地位，但与自古就有着钢铁之都的邯郸相比，河南的钢铁行业被河北钢铁企业吞并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在河南冶金业成为他人板上之肉前，自己必须有个提前的打算。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之后，改革的春风再次吹满华夏大地。家印同志敏锐地感受到，从政治上看，离开体制内去发展个人事业的好时机来了。未来的商机部分在陆地上，更多地在大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