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0年春天，抗美援朝尚未开始，那是毛泽东一生之中相对轻松的一段时间。一日，中南海内海棠花盛开，作为中南海主人，毛泽东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两个年长的好友，86岁的老人齐白石和69岁的长辈章行严，于是他邀请二老前来赏花并共进晚餐。赏花当中，见到了当年上海的电影明星江青，作为杨怀中好友，章士钊是看着当年开慧与润之如何牵手的，但厚道的他，对往事守口如瓶。文化圈时都知道章士钊的字好，以往齐白石送人画时，都爱写点字，可在章士钊面前，他送的画上几乎不敢题字。和齐白石过去多次见面，但润公的新夫人还是第一次见到，于是章士钊特意为她写了一首赏花观感：<棠梨本色自婀娜，海外移根作一家。莫怨东风多顾藉，却教异种出檐牙>。于此，毛泽东对章士钊心存感激。

1953年中美两国在三八线上签订了停战协议，抗美援朝工作基本完成；1955年按功行赏的元帅将军评衔工作告一段落；1956年秋天中共八大胜利闭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基本敲定；接下来就是祖国统一这个大问题了。在这个情形下，章士钊主动请缨，早在1919年我就是参与推动南北和谈的核心代表了，作为一个无党派人士，自己各方关系很多、人脉极广，国民党上下都买自己的面子。为了祖国和平统一，章士钊自告奋勇，决定独自前往台湾为国共第三次合作牵线搭桥。毛泽东闻之大喜，随后亲笔给蒋介石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私信，让行老直接交给蒋公。考虑问题细致的周恩来却建议，尽管当年抗战期间，行老与蒋介石之间来往很多，但如果蒋介石知道他直接从北京飞来做工作，一定认为我们统战的意味太浓，不如让行老去香港，在那里找到国民党的核心人物，让他将信转给蒋介石看更好。毛泽东觉得周恩来的想法有道理，于是问章士钊香港方面可有合适的人选。章士钊推荐了许孝炎，其人早年在北大学习，学生时代即加入了国民党，40多岁时已做到了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因为同是湖南人，所以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自己走动很密，主持《民国日报》时，凡有问题，多找自己请教。他本人和蒋介石及他的儿子蒋经国的关系很好。听到这里，毛泽东和周恩来都点了头。不负使命，章士钊随即悄悄动身前往香港，将润公写给蒋介石的信交到了许孝炎的手上。许自是不敢怠慢，于第一时间直飞台北桃园，下了飞机由蒋经国陪同直接去了士林官邸，见到了蒋介石。许孝炎回到香港后与章士钊描述说：蒋总统接过毛主席的信后，放下来，在屋里走动了一会，然后拿起信再仔细阅读，之后又走动一会儿，一封信看了多遍后，对许孝炎只是轻轻地说了四个字：你辛苦了。由于是个人间的私信，章士钊也不知道信中的具体内容，多年之后，通过一些特殊关系，章士钊了解到，主席信的内容主要为三点：一是奉化溪口你母亲王采玉的墓我们保护得很好；二是如果国共第三次合作的话，你回大陆可住在受绝对保护的庐山，台湾让蒋经国管理；三是承认一个中国，台湾经济有问题，大陆给予援助。

1962年12月底，主席过生日，特地请了几位湖南老乡来中南海自己家中。章士钊带着爱女章含之参加活动。席间，听说章含之是英语老师，主席随即征求章士钊意见：行老，让你的女儿当我的英语老师，可好。父女两人当场喜不自禁。就这样，章含之成了帝师。授课之余，一次主席突然说：当年我们革命时，你父亲为了我们革命事业曾捐款两万元。我想，从今往后，我每年来还这笔钱。晚上回家，章含之对父亲说了这事儿。章士钊连连摇头：这钱怎么能让润公还呢？当年是募捐而来的，不存在借贷关系，因而不存在还钱的问题。下次上课时，章含之向主席转达了老爸的话。主席摇头：这是我给行老的一点生活补助。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你们那位老人家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帮助了许多人。他写给我的信多半是替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事政府解决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去解决了。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还债。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是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从我的稿酬中付。从此，每年春节当中，大年初二主席必让秘书准时将两千元人民币送到行老家，动乱年代里依旧如此。总理后来知道了这事，他说，主席知道行老一生乐于助人，他给行老钱是代表社会向他感恩的。1949年开国之际，主席一直让68岁的行老出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利用章士钊在朝野上下的历史声望，以研究馆为平台，将北京到上海，天津到广州所有民国以来的社会名流团结在中共周围，为统一战线而出力，职虚事不虚。

1966年，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平地而起。很快地一帮子失控了的红卫兵开始了打砸抢活动。不知哪派红卫兵得知当年被鲁迅批判的落水狗章士钊，还作为牛鬼蛇神生活在北京的史家胡同51号时，这些革命事业的小闯将们一脚踹开了章家的大门，开始了一场残酷的抄家活动。作为85岁的老人，当着疯狂的红卫兵，章士钊自是不也乱说乱动。但8月29日抄家当晚，老人哆哆嗦嗦地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求帮助。结果第二天，人民领袖就对章士钊的来信做了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见到主席批示后，周恩来立即采取措施，一是先把老人送解放军301总医院保护了起来；二是责令当即将红卫兵从章家抄走的书籍文物全部退还；三是随后起草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其中包括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及李宗仁等。莫要小看章士钊的这封信，由于主席的批示，全国各地不知多少个民主人士与起义人士由此保全了性命。

1967年，当得知党主席准备斗倒国家主席时，由于都是湖南老乡，因而章士钊不顾周围反对，毅然提笔分别给刘少奇与毛泽东写信。在给刘少奇的信中，他写到：<取法廉颇向蔺相如肉袒负荆之诚意，亲诣润公之门，长跽谢罪。>在给润公的信中写到：<在天安门城楼开一恳亲大会，两公同时出席，相与化豺狼于玉帛，握手言和。> 刘少奇那时已经无法与外联系了，故此无法收到章士钊的这封信。润公得到章士钊的信后，回复：<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不管怎么样，在当时国家处于艰难时刻，能够冒着巨大风险出面为高层斗争做调停的，也只有终生成人之美、乐于助人的章士钊了。

1973年春天，一生密切关注全球政治形势的章士钊敏锐地发现，美国人为了增强对抗苏联集团的力量，一直私下里拉拢中国，成为牵制华沙条约集团的筹码。在这种国际形势之下，利用乒乓外交，中美两国关系开始出现松动。1971年中国加入了联合国，台湾当局被赶出了联合国的所有一切相关组织，毛泽东与蒋介石终生对决，终局之际，中共又赢下了关键的一场。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接着赶紧来到了中国，然后就是全球一个接一个的国家首脑前来北京朝拜人民领袖。住在离中南海不远处史家胡同51号的主人章士钊意识到，排除武力统一，此刻是以和平统一台湾的一个绝好机会。于是他给周恩来打电话说，老朽不才，尽管已92岁了，但还是能为祖国的统一大业贡献微薄之力。尽管蒋公小我6岁，但他今年也已是86岁的高龄了，我们这一代人正在走向坟墓，在这两年中国外交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形下，很想为台湾的回归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电话里感谢了行老的爱国精神后，当天总理就来到了主席的游泳池办公地做了汇报。听到行老自告奋勇的义举，主席非常感动，他对总理说：行老前几年前曾经不慎跌倒，造成骨折，之后只能靠轮椅代步，这种情形下怎么行动呢？不过和平统一大业，举国之下，除了行老之外，还真没有其他的人能够胜任。说到这里，主席又陷入了长长的思考。就在全中国人民都在忙着批林批孔批宋江时，中南海游泳池里传出最高指示：中央派专机送行老及统战部同志前往香港。就这样，73年5月，总理亲自前往机场给章士钊送行，当然这种超级机密的事情是不可能见报的。人算不如天算，多年居住在北京这种春季相对比较干燥环境中的居民，突然来到了天气闷热的香港，自是身体严重不适。毕竟，老人已是92岁的高龄了，飞机一升一降已是很大的考验了，落到地面后，上车下车，出屋进屋间，常常一会儿是二十几度干燥舒适的空调，一会儿又是三十多度闷热难当的户外气候，加之作为一个秘密代表，章士钊还要不断地与台湾情报系统的人私下接触与秘密会谈，事实上台湾那边老头子身边最让他信任的陈立夫已经准备赴港了，可多日忙碌中，老人体力明显不支，最终病倒了。得知行老的情形，总理当即决定派医疗专家小组，立即赶往香港。很遗憾就在抢救人员动身之前，香港方面传来消息，老人走得突然，入院不久即于7月1日去世了。得知消息，总理与主席皆久久无语。总理想到的是，半个世纪前，小超请行老帮忙，将印刷机由法国运至德国的往事，而主席想到的是五十多年前，自己和开慧在北京寒冷的冬天散步归来，走到老师家门口时，给他开门的竟是满面欢喜的行老。

回忆至此，主席竟抽泣了起来。

相比其他的政治人物来讲，92岁的章士钊可谓长寿。

很多高龄人，之所以长寿，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作息规律，生活稳定，安定下来，一个居所常常一住几十年。

回顾起章士钊的人生经历来，读者无不感叹，20岁他就离家前往武昌两湖书院读书，21岁离开武汉前往南京就读于陆军师范学堂，22岁前往上海担任《苏报》主笔，他的一生用颠沛流离四字形容极是恰当。之后，日本东京、上海；英国阿伯丁、上海；广州、上海；南京、上海；北京、上海；长沙、上海；法国巴黎、上海；天津、上海；沈阳、上海；香港、上海；重庆、上海；西柏坡、上海，尽管去世之前，他长期生活在北京，最终去世于香港，但综观其一生，他在上海生活的时候最长，对上海的感情最深。上海周围不但出没着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杨度、汪精卫、蒋介石、除立夫、章太炎、于右任、鲁迅、徐志摩、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谭延闿、黄金荣、杜月笙之类的政治人物、文化大家，甚至黑道人物，更重要的是，他和吴弱男的家安在这里，后来他与第二个太太奚翠贞的家也安在这里。章士钊的一生之中，从最早的租房，到后来的买房，到再之后的换房，他和上海的房屋中介打的交道是最多的。

作为中国最大的租界开发区与外国侨民聚集地，带着深厚殖民色彩的上海文化，相比国内基本的城市来，吃得讲究，穿得考究，居住方面也有较高的要求。

如果说，北京是古代的一个奇迹，深圳是当代的一个奇迹，那么上海肯定应该是近代的一个奇迹了。

上海原名华亭，元朝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建县。因京杭大运河漕运拉动经济，又不必像京师一样实行宵禁，故此自唐朝以来，中国经济极为发达，且可以销魂享受的城市一向为长江与大运河交汇的扬州。大诗人李白为好友孟浩然题诗，留下了千古名句：<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随着河运的衰落，海运的兴起，长江与太平洋的交汇处，上海逐渐于近代历史上，取代了扬州，成为全国经济、文化、金融、贸易、服务业以及房地产业最为发达的城市。特别是1843年《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开埠，洋人纷纷入住国内最大的租界后，十里洋场，一时间繁华无比，成为了亚洲著名的东方巴黎。作为《苏报》主笔，章士钊于清朝光绪年间来到上海时，黄浦江周围全是一片接一片的工地，在犹太地产商哈同的运筹帷幄中，从外滩周围的南京路到法租界里的各式洋房，浦江周围一派欣欣向荣。

章士钊印象很深，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有着远东第一高楼的上海国际饭店竣工之际，杜月笙请了一帮上海文化界的名流，在顶层24楼上，吃了一顿美味大餐。席间，他不无得意地说，以往咱们大上海最高建筑一直是沙逊大厦，在蒋委员长的成功领导下，今天我们身下的这座国际饭店，是除了美国纽约与芝加哥两个城市外，全球最高的一座楼宇。听到这里，在场的社会名流们纷纷鼓掌。

一向被称之为东方巴黎的上海，竟然有了比巴黎还高的大楼。这难道不是一件十分令人骄傲的事情吗？

不过让上海人更为骄傲的还是外滩的那里的景色。黄浦江畔的那一座座风格各异极富节奏感的建筑，令观望者无不感慨，以至于有人将其称之为东方的华尔街。

章士钊记得很清楚，他第一次来到上海时是清朝光绪二十九年，22岁的他带着一群南京陆师的学生参加军民教育会的活动，自此他的人生也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

章士钊记得很清楚，刚来上海时，作为《苏报》的主笔，他住在黄浦区的余庆里，后因参加黄兴、蔡元培他们组织的反清活动被捕，成为了提篮桥监狱的第一批在押犯，吃了40多天的牢饭后。一次和杜月笙聊起这些往事时，杜老板笑称：看来，在大上海里，章大律师真是即上过天堂，又下过地狱的人啊。

从虹口的提篮桥出来后，章士钊以最快的速度办理了去日本留学的手续。后来在日本结识了未婚妻吴弱男，再之后又去了英国阿伯丁。在海外求学时，考虑到终有一天要回上海工作，所以都是租房子住的。辛亥革命成功后，随着孙总理，章士钊也回到了上海。担任了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主笔，那段时间，孩子还小，都是住在夫人吴弱男在上海的家中。吴家有钱，在上海拥有众多产业。

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受蔡元培邀请，章士钊前往北京大学出任教授，在论资排辈的社会里，35岁即担任了中国最著名的教授，这种情形实不多见。由于夫人特别不喜欢北京的天气，所以在很长的时间里，尽管北大教授的薪水不低，但章士钊在北京时都是租房子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