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产春秋十五 章士钊 上海
2026-06-15 19:5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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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篇

章士钊 上海

如果历史能够穿越,有位老兄于生前将所有的熟人都拉进自己的朋友圈,随后建群,那么不论是哪个网站的管理员,看着那些群友的名字,估计多半会被吓着的。

孙中山、袁世凯、毛泽东、蒋介石、黎元洪、段祺瑞、李大钊、陈独秀、张学良、李宗仁、周恩来、刘少奇、胡适、蔡元培、黄金荣、杜月笙、鲁迅、徐志摩、章太炎、邹容、杨度、蔡锷、于右任、杨怀中、张治中、谭延闿、邵力子、张治中及程潜,等等。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谁能把这些近代史上彼此水火不容的各路大侠,拉进一个朋友圈里呢?

环顾历史,只有一位老兄可以做到这一点,他就是生于湖南省长沙县鼎功区唐田乡的章士钊。

清光绪七年(1881年)春天,长沙一章姓中医家里,一个男婴哇哇降生,家中排行老三的他,自此开始了极为传奇色彩的一生。

顺着章士钊成长生平,接下来我们一点点地将他朋友圈里的群友,一一拉到面前。

章士钊5岁那年得了白喉症,尽管父亲为民间医生,但自己儿子得了这种重病,还是急忙将他送到了长沙一所由西方教会开办的医院里实施救治。

病好后,章士钊进了兄长开办的私塾读书。像封建社会里的所有家长一样,父亲章锦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通过科举博取功名。

对旧社会的多数中国读书人来讲,光绪二十年(1984年)是个世界观发生集体性改变的一年。因为,一个自信了多个世纪的民族,在一场中日甲午战争中,以惨败而告终,随之礼教的精神支柱坍塌了。闹了半天,从人口到面积和我们一个省差不多大的倭国,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竟然把我们这个一向自负得不行的大清帝国,掀翻在地,狂匾乱揍。那套已经推行了上千年的科举制度到底行不行?日本人自古向中国人学了很多东西,独独拒绝了我们对考试的热忱。在这一年里,周围的同学对甲午之败议论纷纷。特别是聚集在长沙市内备考乡试的考子们。这一年,13岁的章士钊跟着兄长去逛书店,兄长反复向他推荐,中国历史上,文章写得最好的还是柳宗元,随后为他购买了《柳宗元文集》。回到家中反复研读柳宗元的文章后,章士钊一下子迷恋上了这位唐朝的大文人,发誓终生以柳文为自己的写作风格。

之后的几年中,在父兄的督促下,少年之际的章士钊也曾试着考过两次秀才,皆未及第。于是章士钊一方面继续备考科举,另一方面在兄弟办的私塾里帮忙做教务。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20岁的章士钊经考试,被当时洋务大员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录取。两湖书院为湖南湖北两省中的一所新式学堂,课程除经史文学外,还有天文、地理、算学、测量、化学、博物学以及兵操等新学科。章士钊来学堂报到时,一个刚刚毕业,马上准备前往日本学习深造的长沙老乡黄兴,对他这个来自家乡小老弟生活上颇是照顾,学习上悉心指点。黄兴年长章士钊7岁,见识广阔。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章士钊悄悄地将黄大哥加入了自己的朋友圈中,且终生成了大哥的死粉。

和大哥混熟了之后,一天大哥用一种相当要机密的口气对自己的小老乡小声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去了日本后,我将投身一项更有意义的事业中去。

什么事业?章士钊小声问。

黄兴向周边警惕地望了望,然后压低声音说了四个字:反清复明。

听到这里,章士钊吓得身子抖了一下。

接着大哥说:为了这个事业,我建议你应该弃文从武。

听到这里,章士钊心中砰砰而动。大哥的话,肯定是对的。

结果黄兴离开武汉前往日本学习的同年,21岁的章士钊离开了武汉,考入了南京陆军师范学堂学习军事。很是欣赏章士钊古体文笔的黄兴,从日本给小老乡来信说:我介绍你认识两个浙江的朋友,一个和你同宗,叫章太炎,另一个是绍兴人,叫蔡元培,再有一个四川人,叫邹容。目前上海在虹桥日租界里有一家名叫《苏报》的报馆,他们需要一个主笔。我看你的文风犀利,思想进步,就像胡主编推荐了你。章太炎与蔡元培也是这家报纸的两个主要撰稿人。多年前,章士钊就听兄长说过25岁就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考中了进士的蔡元培。

就这样,年仅22岁的章士钊从南京来到了上海,出任了《苏报》的主笔。来到报社不久,很快地他的朋友圈里就加进了另外三个著名群友,章太炎、蔡元培与邹容。

两年前,北京爆发了义和团运动。随后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太后皇帝一路西逃,清朝当局被迫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自此举国陷入了更加深重的苦难之中。反清复明在随后的两年里,成为了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在这种背景下,从章太炎、蔡元培到邹容纷纷在《苏报》上发表各种反清文章。

恼羞成怒的清朝驻上海官员俞大人,随即下令对这些反清分子实施抓捕。因为年轻,更重要的是因为负责此案督办的官员俞明震为南京陆军师范出身,看在校友的面子上,他放了章士钊一马,其他相关者皆投入狱中。

《苏报》遭到封馆不久,读过章士钊文章的另外一些上海新闻工作者找到了他。其中有一位思想新颖的文化人陈独秀,约着章士钊创办两家文化机构,一个是《国民日报》,另一个是《大陆图书译印局》。章士钊怎么也无法想象,这个仅比自己年长两岁,性格激烈的安徽人,十几年后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

和陈独秀共事不久,22岁的章士钊将陈独秀的名字加入了自己的朋友圈中。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章士钊参加了从日本秘密回国革命党人黄兴大哥组织的华兴会。华兴会的宗旨在推翻腐败的清王朝。跟着大哥黄兴,章士钊鞍前马后地忙碌于上海、南京与武汉等地。当中他和几个湖南老乡关系越走越近,即湘潭的杨度、常德的宋教仁与邵阳的蔡锷。

令章士钊怎么也想象不到的是,十几年后,在杨度的推波助澜下,已经走向共和的北京政府竟然复辟了帝制,由此令其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然而更令章士钊想象不到的是,20年代末国共两党分裂,在一片白色高压恐怖中,冒着杀头危险,这个著名的保皇党竟面对党旗举拳宣誓秘密地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

令章士钊难以想象的是,在政治主张上与自己有着高度认同感的宋教仁,在成为了国民党实际的一把手之后,竟然同时遭到左边孙中山及右边袁世凯的痛恨,最终以遇刺的结局,引发了一场如此巨大的政局变动,举国瞩目。

同样,令章士钊想象不出的,小自己一岁的小老弟蔡锷后来竟然在中国历史转折的关头,和那位著名的青楼女子小凤仙上演了那么一出惊天动地的大戏,随后成为著名的护国军首领。

就这样,23岁的章士钊将这几位湖南老乡拉进了自己的朋友圈。

后来,章士钊曾暗自庆幸,幸亏在那个关键的时候结识了蔡锷,不然自己生命真的就在23岁那年走到了终点。

原来,黄兴组织的起义计划不周,华兴会上海地下党机关遭到破坏,随后章士钊被捕入狱。在大牢里吃了40多天牢饭的章士钊,终于在蔡锷等人的秘密帮助之下,获得保释。在生死不明的牢狱生活中,章士钊暗下决心,今生今世,再不从政,再不加入任何党组织,政治过于危险,还是从事学术或商业更安全些。

出狱的章士钊担心夜长梦多,随即联系在日本读书的湖南同学,并于当年以留学生的身份匆匆地前往东京,办理了入学手续。

1905年,24岁的章士钊在日本东京正则学校英语部注册学习。当年夏天,身边那些加入了孙中山同盟会的同学,一天到晚拉章士钊宣誓入盟。对监狱生活记忆犹新的他,连连摇头,口称自己才短力脆,意志不坚,还是改革命救国为求学救国吧。听到这里,东京同盟会的人皆大感失望。

党组织之类的事情就不再掺和了,但与老朋友的饭局还是要参加的。当时在东京,有留日的官费生,有自费生,由于来日本留学者众多,因而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圈子,几乎各省都有留日同学会,湖南同学会自然也隔三岔五地举办各种联谊活动。就是在这种活动中,章士钊结识了同样来自长沙的杨怀中。此时,作为官费生他正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两个人用长沙家乡话聊天,对孤寂之中的学子来讲,那种情感上的愉悦,令人终生难忘记。一次,章士钊前往杨怀忠的宿舍里访问,只见他小小的寝室里,放着一张大大的全家福相片。只见杨怀中满怀深情地说,你没有孩子,还不能体会什么叫离别之苦,说着他指着相片中两个孩子说,男孩开智已经进私塾了,小女开慧今年才4岁,说来不好意思,每每想念她时,常会半夜醒来,坐在床边发呆。听到这里,尚是单身的章士钊,只能轻拍对方肩头,深表同情。

就这样,章士钊将杨怀中收进了自己的朋友圈内,之后不管相隔何处,两人及谈得来的长沙老乡保持了终身通信。

两年前自己做《苏报》主笔时,周边的主要撰稿人宗亲章太炎,为逃避清廷的追捕,也潜逃来了东京。于是两位老友就在一家日本料理店里见了面。

回首往事,唏嘘不已。

结账之际,宗亲小声提及是否考虑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章士钊的头当即摇得像拨浪鼓一样。

见状,章太炎也不勉强。只是表示,你的文笔如此之好,不为革命事业做出贡献,真的可惜了。

数周之后,经宗亲的介绍,一个19岁的中国姑娘出现在了章士钊的面前。她来日本已经五年了,自称是国内第一个来日本留学的中国女生,名叫吴弱男。

一顿料理后,24岁的章士钊对这个出手阔绰抢着买单的姑娘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这位大小姐出身不凡,曾祖吴廷香为清朝总理大臣李鸿章的密友,平定太平天国中,为清廷立下奇功,北京方面赏赐云骑尉世职。祖父吴长庆为淮军将领,生前为朝廷屡建大功,赏三等轻车都尉。父亲吴保初号称江淮四公子,家境学识出类拔萃。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按理说应该对大清王朝感恩戴德,岂料姑娘性格叛逆,14岁即来东京留学,莫说秋瑾了,就是何香凝初来日本留学时,注册读书当中的很多情形,也是在吴小姐帮助完成的。目前吴小姐在东京青山女子学校注册读书,专业英语。说到激动处,这位奇女子小声告知,目前自己正在担任革命领袖孙中山的秘书。

说到这里,吴小姐满以为,面前这位长相周正的湖南同学会就势申请加入同盟会呢,可不承想,章士钊更感兴趣的是谈情说爱,而非主义信仰。

章士钊让吴小姐转告革命领袖中山先生:爱情与政治不能相结合。

后来吴小姐将这位可爱的华兴会大男生的话分别和章太炎与孙中山说了,两位只有苦笑:革命是勉强不得的。

不过,令这两位革命领袖有点诧异的是,原本希望通过吴小姐的魅力将那位文章一流的湖南男生拉入同盟会的,不料吴小姐政治任务没有完成,却被章士钊先是拉进了朋友圈,后来干脆拉进了家庭圈里了。

兴奋中的吴小姐,不但将男友介绍给了自己的父亲吴保初,更把自己的领导孙中山也介绍给了章士钊。

就这样,章士钊的朋友圈里又多了两个群友,一位是后来民国大总统孙中山,一位是自己的老泰山富豪吴保初。

由于曾经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因此吴小姐在同盟会以及后来的国民党中名声不凡,毕竟在论资排辈的政党中,她是第一个同盟会的女会员,更是孙中山一手打造的国民党中的第一个女党员。

与思想激烈的孙中山不同,思想开明的吴保初非常认同女儿男友的想法,与其革命救国,不如知识救国。

为了让自己的爱女离开那个思想偏激的孙中山,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她和自己的男朋友尽快离开日本,前往遥远的英国去学习现代知识。于是,在吴保初的赞助下,章士钊与未婚妻吴弱男,同时拿到了前往英国伦敦的国际船票与异国安置费。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26岁湖南男生与21岁的安徽女生,双双来到英国,并在阿伯丁大学法律系完成了注册手续。阿伯丁大学是一所公立大学,历史悠久,创办于1495年,即明朝弘治八年,继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圣安德鲁斯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之后,为英国历史上的第五所大学,其医学院与法学院在国际学术界里长期名列前茅。

清宣统元年(1909年),28岁的章士钊与23岁的吴弱男在英国登记婚姻,第二年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章可。尽管英国生活费用高昂,然而这对年轻的夫妇全不操心,关键是吴家有钱,不断向有汇款从上海方向寄来。另外,章士钊在研修政治经济学及逻辑学的同时,不断向国内报刊投稿,以稿酬补贴家用。受八国联军杀入北京的刺激,慈禧太后晚年也动了建立类似于英国或日本君主立宪国体的念头。因而她特别交代,让袁世凯这些热心洋务的重臣,加强研究欧美国家,特别是像维多利亚女王执政的英国,他们的宪法,他们的行政是如何管理的。与激进地反对清王朝的同盟会不同,章士钊更愿意站在一个独立客观的立场上,向国内民众介绍英国政治制度,法国宪法背景等。他的文章在国内很受欢迎。后来大清帝国驻伦敦的外交人员,找到了章士钊,以一种献媚的口吻说,您的文章,袁大人非常喜欢看。

哪个袁大人?

这位清驻英外交人员,向四下里看了看,然后小声说:咱们大清国前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先生。

章士钊心里清楚,由于太后刚刚去世,摄政王载沣已将袁世凯排斥出北京权力圈,目前袁正躲在河南老家,伺机东山再起。当时英国的政治观察家们都在强调,表面上袁世凯已经下野,但整个北洋系的军队仍控制在他的手中。在未来的政治博弈中,袁世凯依然是中国内部一股强大得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从投资的角度看,眼下的袁世凯将是中国未来最大的潜力股。

听说国内政界,特别是袁世凯非常喜欢自己的文章,章士钊内心很是得意。他心想,有一天自己学成归国,将袁世凯放在自己的朋友圈里,意义非凡。

令章士钊没有料到的是,有一天他像往常一样,早晨起床后,一边喝咖啡一边翻看《泰晤士报》,突见国际版上大字标题:中国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起义成功。

放下手中的报纸后,章士钊久久地发着呆。

那些天里,夫人吴弱男异常的兴奋。原因是,几年前她给孙中山当秘书时就知道,孙先生一直在组织发动起义,但由于孙做事一向豪情有余,谨慎不足,成功率极低。和黄兴等人闹翻之后,他竟孤身去了美国。这次看到别人组织的武昌起义获得成功,他随即准备回国领导革命了。孙先生离开纽约前,曾给自己的前秘书吴弱男来信,声称想在伦敦与她及他的那位写得一手好文章的老公见面。

就这样,两口子于宣统三年(1911年)从阿伯丁来到伦敦,见到了孙中山及一位被他称为军事顾问的美国人荷马将军。

孙中山说话很冲,一见到章士钊就给了他一堆的许诺,声称你和吴弱男立即随我回国,我保证让你成为我第一届内阁的阁员。

章士钊心中一动,我有何能何德,寸功未立,回到国内却去摘他人冒着危险辛苦种好的桃子。

见过孙中山的第二天,上次前来阿伯丁声称袁世凯非常喜欢自己有关宪政文章的那位大清驻伦敦的外交官,又找到了旅店里。看来他和袁世凯间有着特殊的关系,只见他以一种神秘的口气说:大帅接管北京权利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了,如果你现在赶回北京的话,相信大帅对你必有重用。

回到阿伯丁后,讲求实际的章士钊还在盘算着学位的事情。可一向性急的夫人吴弱南,却为国内发生的革命激动万分,恨不能明天就买上船票回国。

经与夫人认真沟通后,二人形成共识,阿伯丁的学位暂且放一放,值此关键时期,还是回到国内去发展,良机更多。就这要,章士钊从回国的途中,即开始不断地用秋桐的笔名为《帝国日报》撰写有关宪法与政党方面的文章。

乱季之中,很多读者极其欣赏秋桐的文笔。除了文字优美之外,逻辑性也极强,更让很多中国人知道了,即使是西方,他们的政治体制也分为美国的总统制及英国的内阁制。

当章士钊一家人在上海登岸时,通过《帝国日报》这个平台,秋桐大名已响彻黄浦江与紫禁城了。

令章士钊吃惊的是,自己一家刚回上海,马上发现,有一南一北两股力量都在争取着自己手中的笔杆。长沙的大哥黄兴希望自己能够坚定地站在南边的孙中山这边,而湘潭的大哥杨度则希望自己能够以鲜明的立场支持握有实权的袁大总统。

两人都是自己朋友圈里的第一批重要群友,不能得罪,于是章士钊像以往那样坚持内心原则,关心政治,研究政党,但坚持不介入政治,不参加党派。

辛亥革命后中国从封建制度向共和制度过渡,宪法的起草与制定尤为重要,作为学贯中西的法务学者,同时作为各政治党派都能接受的人物,章士钊在民国第一部宪法的诞生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此赢得了南京的孙中山与北京的袁世凯的同时认可。

参与中国第一部宪法制定的同时,作为深受读者欢迎的报人,章士钊继续在诸多媒体上发表各种时论文章。因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因而各派都在争取他的支持。

黄兴将同盟会机关刊物《立民报》主编于右任介绍给了自己,让自己多宣扬革命的理论。虚的多,实的少。

而杨度帮助自己联系了北京方面的实权派,甚至将自己直接带进中南海见到了当时中国实际控制人袁世凯。

这样,在短短的时间里,章士钊的朋友圈里又多了两个重要的群友:亲孙中山的于右任,与烦孙中山的袁世凯。

令章士钊没有料到的是,多年之后,于右任在政治上没有什么成就,但他的书法却成为了中国所有富豪藏家出多少价也要收入囊中的宝物;而袁世凯一生英明,却在生前最后的几个月里,扮演了一个低级到不能再低级的反派角色,遗臭万年。

章士钊若是知道于右任的字那么值钱的话,当时就可以多向这位成天向自己要稿件的主编,要他的书法了。和孙中山同盟会这边打交道,虚的东西比较多。而和北洋政府那边打交道,多是实的。

作为前后留学过日本与英国的思想名士,在老友杨度的安排下,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即进入了中国权利中心中南海,与大权在握的袁大总统共进了丰盛的晚餐。大概早就在关注秋桐的系列政论文章,且通过伦敦的外交官员对章士钊本人亦有所了解,席间袁大总统对章士钊风趣的谈吐,竟是一副洗耳恭听之态。

临别时,袁大总统问章士钊,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一职尚在空缺,不知阁下对这个职务是否有兴趣。用21世纪的话讲就是,请问你对北京大学校长这个位置是否有兴趣。

见章士钊有些犹豫,袁世凯随即表态:如果章先生愿意留在北京工作,我让手下人陪着你转转,中南海周围的两进或三进的宅院,您随便挑。

章士钊以太太还在上海,需要和她商量为由,没有接受北大校长职务。

离开中南海时,老友杨度说:你知道,从西边的府右街到东边的南池子,一个二进或三进四合院值多少钱吗?

章士钊轻轻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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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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