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妻子王闰之的话讲，她家老公为杭州府核心官员，所以整个杭州湾中，最美的官邸正是为他们三位首脑家庭准备的。

当时的苏公馆位于凤凰山顶，站在官邸阳台上极目远望，南边是钱塘江，但见江面之上帆影点点，百舸争流；北眺美丽西湖，但见片片青山绿水隐于云中，青砖白墙的庙宇豪宅隐现其间；再向东海望去，但见钱塘江湾，浪花四起，惊涛击岸，景色壮观。清晨起床，推窗换气，但见脚下平静的西湖水面，湖光山色，白云绿浪，或悬于空中，或映于水下，一派令人心旷神怡的仙境。

再想想挤在京兆开封府城内那低矮的公租房内的情景，夫人王闰之多次感慨，如果我们能够永远地生活在这里，该有多好。

每每听到夫人的赞叹，苏轼总是轻抚夫人云鬓：你也知道，现在为官多是几年一换，谁知道我们住到的下一个官邸周围，布满的是狼窝还是虎穴。

听到这里，王夫人扑哧地笑出声来。

官员们在京都多住公租房，在外做官住的是官邸，当中朝廷多有补贴。欧阳修担心宋朝国防太弱，一旦开战，房价必跌，所以即使他已为高官，依然长期租房而住。其实在宋朝，只要不是在京兆开封府，外地的房租并不是很贵。

苏轼在杭州任职第二年，与一帮子来杭州交流佛学的日本净土宗僧人有过交往，这个和尚代表团一共八人，他们刚刚从杭州南部台州国清寺前来杭州灵隐寺，苏轼在方丈的安排下，与这几个日本僧侣见了面。提及来华的生活，苏轼印象很深，对方说他们一行八人，晚上休息时通常会租睡在一个大房间里。这些天在杭州附近租房，每晚租房的价格多在60文左右，如此平均每人每晚住宿费不到7文，这里的房租甚至比他们日本的奈良及江户等地还要低。

听到这里，官员苏轼一脸欣然。

除了住房，宋朝时期，杭州周围的饮食购物不但十分方便，且价廉物美，尤其是绸缎与刺绣，美绝天下。

年老的苏轼常回忆说，他最喜爱的还是杭州，除了景色好外，这里的政治环境更好，人人都忙着做生意，绝无京师官场周围那些勾心斗角与尔虑我诈。

内心深处，苏轼一直认定杭州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从那首《饮湖上初晴后雨》中的<水光潋滟晴偏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诗句中可以看出，诗人对杭州的眷恋与赞美。

正如苏轼对妻子的预言，在杭州官邸做了三年六品官后，根据吏部管理规则，随后苏轼被调往山东密州及江苏徐州等地出任五品官知州。

在山东及江苏的官场中，因对政府先后在与辽国与金国交往中，采取低三下四的绥靖政策而不满，愤世嫉俗中他一生中所创作的那些所谓的有别于李清照婉约风格的豪放派诗歌，几乎都是这个时候完成了。而他对朝廷当权派的不满，让后人钦佩的豪放派诗风，戛然终止于乌台诗案。

历史之上，民间传说过很多著名的文字狱，而最出名的案子大概就是由苏轼引起的这桩乌台诗案了。

乌台乃当时朝廷监察御使用来监押审讯犯人的所在。

苏轼因写诗写文章得罪了权贵，最终被送进了这里。

出生42年来，从陋室到豪宅，苏轼什么环境都居住过，但住牢房吃牢饭平生还是第一遭。

相关背景是，自19岁登基接过大任后，一心锐意改革的宋神宗支持爱卿王安石变法多年，支持者不多，反对者不少，最终心力交瘁的宰相王安石累得病倒，31岁的神宗干脆自己冲到一线，领着一帮子改革派亲自推动变法。

神宗改革派的阵营里，有两个比较猛的人，一位叫王安石认命的坚定改革派知谏院御史李定，一位是坚决支持变法的监察御史舒禀，李定一直想要当年侮辱过自己的苏轼之命，舒禀更狠，他希望把以司马光为代表的那些保守派的领袖们全部问斩。

按理说，苏轼不属于那种旗帜鲜明的保守派，代表百姓，他只是对王安石推行的变法，支持不足，批评有余。可背后一定想置他于死地的李定却一直等待着苏轼犯错后，定他个死罪。苏轼在杭州当了三年六品通判后，接着前往密州（山东诸城）及徐州分别当了两任五品知州。接到吏部通知他前往浙江湖州出任知州后，尽管属于平调，但苏轼依旧满心欢喜，毕竟同在浙江，湖州离他的第二故乡杭州不远。按照以往的惯例，他每新到一地任职照例要向朝廷上表，以示感谢。可就在他四月底上表朝廷，两个多月之后，知谏院御史在苏轼上表的文字中逮到了问题。于是，联合着监察御史舒禀他们开始小题大做。前后四次给皇帝神宗呈表，说苏轼的文字中有很多对皇上不恭的文字。联系到苏轼多年来阳奉阴违的态度，将大量的反诗散布于民间，所犯之罪不可饶恕。

俗话说，三人成虎，既然这么多的谏官如此密集地指控苏轼，那就先按程序把苏轼叫到京城来审查一下吧。其实神宗内心很清楚，这些年来，苏轼在文坛之上，已是一个事实上的精神领袖，由于其观点对社会各界影响较大，因此对他在变法当中的表现给予适当的训诫也不为过。于是，御笔一挥：着台吏皇甫僎携吏卒急驰湖州勾摄苏轼。

拿到皇帝的命令，李定兴奋的夜不能寐。苏轼啊苏轼，你也有犯到我的手上的这天。李定为什么如此仇恨苏轼呢。全因为平时大大咧咧的苏轼在为父守孝三年，回到京城时，吏部对他很是冷淡，他随口说，李定在母亲去世期间没有按制守孝一事却依然得到重用，这不公平。李定的母亲是他的后妈，且自幼没有善待过他，后来这个后妈又改嫁了。所以他就没有认为这个后妈守孝。在礼制文化盛行的宋朝，守孝之事可谓天大，官员如果违反这一传统，轻则降职，重则丢官。吏部相关的人知道李定儿时那些原委，苏轼不是很清楚。但他将这事在吏部提出来，由于李定一直是王安石眼前的红人，所以对这个宰相的得力助手，吏部也没有深究。可当李定知道苏轼竟然将不为母守孝一事公开于众后，大怒，当场发誓，姓苏的，这辈子你别犯在我手上！

结果，在苏轼这次的谢恩上表中，一直在暗中等待着苏轼犯错的仇人，终于在鸡蛋里找到了骨头。这次，就这次一定要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

长期以来，在朝廷里有着各种关系的驸马爷，也是当今圣上妹夫王诜，通过内线得知皇帝已经批准，派台吏前往胡话府缉拿苏轼，他一下子就急了。因为他可是苏轼文学作品的推崇者。平时他不但和苏轼关系很好，和苏轼弟弟苏辙之间的走动也十分频繁。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在第一时刻里找到了苏辙，让苏辙即刻通知其兄长避祸，这个案子皇帝已经参与了进来，监察御史的那些人心狠手辣，搞得不好，凶多吉少。

听到这里，苏辙马上派人以最快的速度前往湖州，通知哥哥预先有所准备。结果在御台吏人来到湖州府之前，苏轼先把手下的通判找来，商量对策。可几乎是同时，抓人的御台吏已经出现在了府衙门前。后来，御史们得知苏轼已经事先知道了他们前来抓人的消息，吓了一身冷汗。要知道，如果相关干犯，趁机逃走，那么这些御台吏的责任就大了。

于是坐上差船，一路将苏轼押回京兆的路上，他们对犯人严加看管。在被押往京城的路上，苏轼好几次都想投河自尽，但想到家中那些无辜的家人，他又一次次地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进了京师被送进大牢之后，苏轼自己也不知道未来的生死。而迫害他的李定为了找到更多的证据，让苏轼交代这么多年来，你都给那些反对变法的保守派们，进行了什么联系，互相之间，写过什么信件，互赠了多少诗歌。由于苏轼周围的人都喜欢从他那里要诗保留，结果李定他们使用各种手段，将苏轼这些年写给朋友们的诗歌搜集起来，然后在每一首诗里寻找不利于苏轼的证据，经过他们的曲解，再添油加醋断章取义地向皇上做出不利于苏轼的汇报，引诱龙颜大怒。可只是想教训一下苏轼，并不想置苏轼于死地的神宗，只关心两件事，一是到底是谁事先将朕要抓人的消息事先透露给了苏轼，此事性质严重，二是你们尽可能从苏轼那里多得到一些口供，但一定一定不能用刑！

结果，处于生死不明的苏轼，对监牢里以外的情形一无所知，所以他和送牢饭的儿子悄悄约定，送肉即生，送鱼即死。一天，儿子因急事，安排其他人到牢中送饭，结果将鱼送到了苏轼的牢门，见状苏轼大悲。连夜给弟弟及家人写了绝命诗，闹了一次乌龙。

不过外边的李定他们可没有闲着，在搜集了足够极不利于案犯苏轼的证据之后，他们的诉状呈到了神宗面前，案犯苏轼罪当问斩。

当这个消息传出之后，整个朝廷全都闹了起来。各方求情的信息从通过各种渠道来到了神宗的面前。有的说，从太祖太宗起，大宋朝内有规定，谋反罪除外，文官因言获罪，绝不至死。另外，皇宫上下，包括神宗本人都是读着苏轼的诗长大的，现在说是因为反对变法，就要把他处死，实在过分。最令神宗感到触动的还是两件事，一个是老臣王安石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竟然抱着病体上书，苏轼有过而无罪，但绝对不能因过而死。再有就是太皇太后曹夫人，身患生病，咽气之前让人托话给孙儿：不要忘了，当年仁宗在世时，曾摸着眉州来的两个青年进士，感谢上苍为我们赵家人送来两个未来的宰相，你们若是杀掉苏轼，我死不瞑目。

内心深处，神宗还是那个态度，苏轼有时太过狂妄，需要教训他一下，但为了不让监察御史那边做了这么多工作而过于失望，以后他们不再为眹努力，这次以为太皇太后大丧冲喜为借口，宣布大赦，这样就让各方都有个台阶下来，借机将苏轼贬谪降职，以观后效。

就这样，除夕之夜，在监中前后度过了4个月20天，跪谢太皇太后及当今圣上一片仁心后，满脸憔悴，满身疲惫的苏轼在家人的扶持下，离开了京师众官谈之色变的东城街北面的大铁门，走向了城中一处面积不大的公租房。

出狱以后，在家休养一段时间后，苏轼收到了吏部发来的一纸公文，自即日起担任黄州团练副使，并附规定，一不准擅离该地外行，二无权签署公文。

随后，他又听到了让他伤心不已的消息，他一生中感悟最是要好的弟弟子由，因这次在湖州被捕前提前通知自己，严重违反了相关规定，随之遭到降职处分，被判离兄长被拘留的黄州160里远的高安县，出任骛州酒监。当听说子由为了自己的事情，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愿纳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

听说这些，苏轼放声大哭。

官场之上，关于苏家兄弟，情深似海的关系，可谓无人不知。兄弟两人自小形影不离。成家后，子由前后生了3男7女，家中经济负担极重，哥哥子瞻每每对爱弟多方帮助，时常铺贴，百般关照。逢年过节，兄弟必相聚一起，共庆节日。数年之前，因在密州为官，相隔遥远，中秋月夜中，思念爱弟，情到深处，苏轼酒后挥笔写下那首千古绝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经此牢狱之灾，从朝廷内部高层传来消息，这次苏轼在狱中吃到别人误送的鱼后，以为死期将近，写的绝命诗竟然是给弟弟子由的：<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据说，看守后来将这首诗呈了上去，绝命诗最终来到了皇帝神宗手上，读完后，圣上竟流下了眼泪：眹再昏庸，也不能做残害才子的凶手啊。

带着家人来到黄州之后，生活在有职无权，备受歧视的环境中，天性豁达的苏轼，并没有消沉。他想起了自己最是崇拜的唐朝诗人白居易常和密友元稹共勉的孟子金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由于降职俸禄肯定是少了，但生活还得往下继续呀。要知道，在那个必治自己于死地而后快的李定构陷中，圣上天子的耳朵只要御笔一挥，自己已往黄泉路而去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乌台诗案之后的每一天，都是白捞的，都是上苍赐福于我的。当年，白居易被贬江州后，坦然度日，到了忠州之后，在城东开荒，竟有东坡一片。我苏轼何不公余带家人也在这里垦田种植，如此劳作一方面有益健康，另一方面也可帮补生计，何乐而不为。

从此之后，苏轼很多新作，皆用东坡居士别号称之。

对于苏东坡这段被贬黄州的生活，史上各家对其评说不一，相对比较客观的还是文史大师钱穆先生：苏东坡诗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苏东坡的儒学境界并不高，但在他处艰难的环境中，人格是伟大的，像他在黄州和后来在惠州、琼州的一段。那个时候诗都好，可是一安逸下来，就有些不行，诗境未免有时落俗套。东坡诗之长处，在有豪情，有逸趣。但其恬静不如王摩诘，其忠恳不如杜工部。

在这一点上，兄弟高度认同钱穆大师的观点。

深刻地感受往往不是来自快乐，而是来自痛苦，伟大的作品往往不是来自顺境中的享受，而是来自逆境中的忍受。这也是很多文人，成名之后，再无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老是让苏东坡呆在温柔乡的杭州，那么诸如《赤壁赋》与《赤壁怀古》之类的不朽大作，就不可能流传于世了。

苏东坡前半生为官的生涯都和宋神宗有关。然而，令他有点想不到的是，由于推进新政事关利益集团，因而当中阻力重重。从小读书，他最佩服的就是法家韩非子了，立志有一天通过富国强兵，改变对外窝窝囊囊的局面。19岁登基后与王安石配合变法多年，国富了，但兵没强。赵家人对外用兵依旧屡战屡败。元丰七年（1084年），因与西夏战事不利，年仅37岁的神宗情绪大坏，健康日衰，病况恶化，情知来日不多，病榻之上翻阅苏东坡近年在艰苦的黄州流放当中的诗词文章时，忽然意识到乌台诗案一晃5年了，这位年长眹11岁的大文豪也快50岁了，让吏部安排一下，结束苏轼的这种贬谪生涯吧。

就这样，在皇恩浩荡的谕旨下，人在黄州的苏东坡收到了吏部的公文，尽早赴汝州就任。

按理说，结束多年的流放生活，对苏东坡是好事。可让苏东坡此刻痛苦不堪的是家里发生的变故。当年他在杭州当通判时收的歌妓王朝云，在这几年的流放生涯中，对自己不离不弃，更让他惊喜的是，这当中还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喜不自禁的苏东坡，翻遍了字典为爱子起名苏遁。这个聪明伶俐的孩子给苦难中的苏东坡带来了无穷的乐趣。然而，就在他收到京师吏部的赴任调令之际，爱子苏遁竟生起病来。由于此刻苏东坡的经济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儿子未能得到很好的医治，随即夭折。抱着爱子僵硬的尸身，苏东坡嚎啕大哭，自责不已，晚年丧子，白发人为黑发人，实乃人生大苦，为此，一向感情丰富的苏东坡一度万念俱休，痛不欲生。

恰在这时，他的崇拜者，常州知府单锡邀请他来常州休养。乌台诗案事件爆发前，经苏轼介绍外甥女嫁给了单锡，由此彼此走动频繁。拍大诗人马屁，这位远房亲戚甚至还出资在常州购置了物业，劝他晚年致仕居住于此。

此刻，因多年流放生活，已身心疲惫的苏轼，心生退意，随即给吏部写了《乞居常州表》。吏部知道既然当今圣上特赦了他这位文坛领袖，能否让他回乡养老，解铃还得系铃人。于是一纸呈报又送进宫去。

健康已经严重恶化，躺在病榻上的神宗，看着苏轼的《乞居常州表》，颤抖着批了两个字：准奏。

苏东坡给皇帝上表的时候，并不清楚京城里的情形。当他带着家人来到常州后不久，从宫里传出消息，年仅37岁的宋神宗驾崩了。随即年仅8岁的太子赵煦登基，史称宋哲宗，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

还是那句话，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皇帝，自是新气象，新政策与新人事。长期以来，神宗母亲高氏就对儿子与王安石不顾现实，强推新法很有意见。

中国政治特点是人亡政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