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1年为猪年，国运不错，可谓三喜临门。

一喜，4月初中美两国通过乒乓外交，结束了中国长时间在国际中四面楚歌，完全孤立的状态。

二喜，9月中旬，九一三事件爆发，自此以黄吴叶李邱为首的军管制度结束了，各大学开始准备重新招生，经济上开始大力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大规模的动乱自此开始走向稳定。

三喜，10月底在美国纽约召开的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与会代表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立即把蒋介石集团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这大概是中共自1921年建党60年来，在国际外交上取得最大的一次胜利之一。

中国体育事业亦由此而兴。

注意，联合国要求将台湾从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瑞士洛桑的国际奥委会是否包括在一切机构中呢？

表面上这个机构为民间的非政府组织，但和联合国秘书长一样，国际奥运会主席走到哪，都是和各国国家元首平起平坐的人物。

兄弟印象比较深的是，1971年之前，中国完全不为国际社会所接纳，但1971年以后，随着无数国家开始与中国建交，杨振宁回国探亲了，外国的各种文化代表团来华访问了，最重要的是，海外体育代表团开始一批批地来华比赛了。

尽管国际奥委会仍然没有恢复与北京政府的正常关系，但中国加入联合国两年多后，中国体育代表团出现在了第七届德黑兰亚运会上。

看到第一次参加出现在国际体育舞台之上即大放光彩，国际奥委会开始密切地关注起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来。

1977年，国际奥运会主席基拉宁前来北京与国家体委的负责人王猛洽谈中国重新加入国际奥委会事宜。

王猛口气轻松地说，我们计划于两年后举办中国的第四届全国运动会，不知阁下能否前来出席活动。

基拉宁没有表态，但与他同行的一个国际奥委会副主席说，国际奥委会好像还没有出席会员国举办本国运动会的先例。

闻之，国家体委领导坦然一笑。

可令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国际奥运会主席基拉宁还真的于1979年9月15日出现在了北京的第四届全运会的开幕式上。

更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距北京第四届全运会开幕一个月后，在1979年10月25日的国际奥委会日本名古屋会议上，受主席基拉宁的影响，国际奥委会委员表决，以62票赞成，17票反对及2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决议。

8年之前，正是中国乒乓名将庄则栋与美国嬉皮士青年乒乓球爱好者科恩互相赠礼于此地，中国的国运由此而转。

名古屋，真乃国人体育事业之福地也。

那一刻里，基拉宁最大的心愿就是将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拉进奥运会，争取明年让这个已经远离了奥运会的体育代表团出现在莫斯科赛场之上。

从古代奥运会到现代奥运会，体育盛会的第一宗旨在于推进和平。在基拉宁的愿景中，明年莫斯科的第二十二届奥运会上，届时美国人、苏联人与中国人，国际上几大对立的政治集团的体育代表们，能够在五环的旗帜之下握手言和，那该是一幅多么美妙的画面呀。

只是千不该万不该，两个月后，莫斯科当局为了一个小小的阿富汗，莫名其妙地跳进了那个可怕的坟坑之中。

结果，好不容易拉进国际奥委会队伍当中的中国体育代表团，为了反对苏联人入侵阿富汗而毅然地加入了由美国人领头号召的抵制大军里。

1896年以来，在顾拜旦爵士的努力之下，奥运会一直在资本主义国家举办，这次好不容易能够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举办，更不容易的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成功地将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拉进了国际奥委会大家庭，希望他们的运动员能够出现在莫斯科时，可却发生了这种事情。

太让人失望了。

唯一得到一点安慰的是，由于苏联是1979年圣诞节那天跳进了阿富汗的大坑之中的，这个时间距国际奥委会早已约定好即将在美国纽约州普莱西德湖举行的第十三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只有40多天了。1980年2月13日的开幕式的活动都安排好了，一千多个参赛的各国运动员早就报名了，六千多个志愿者们也早就准备就绪了。

一切已无从更改。

让国际奥运会感到安慰的是，就冬季奥运会来说，这次从北约到华约的两大政治与军事对抗集团的核心国，美国与苏联都派出了他们的顶尖高手前来参赛。在他们的影响下，有37个国家运动员报名参加了本次冬奥会。

更让国际奥委会感到欣慰的是，自1956年起再也没有出现在奥运会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代表团，于24年之后在一位名叫何振梁的政府官员带领下，出现在了普莱西德湖（Lake Placid）畔。尽管谁都知道，刚刚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从冰上到雪上，其运动员水平与其他国家参赛者相去甚远，但这是一个态度问题。不管怎么讲，那时的中国人口数量接近全球的四分之一，他们能来捧场，意义重大啊。

国际奥运会主席基拉宁早在两年之前的访华期间，这个被周围称之为何司长的人就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与中方的多数会谈中，大部分时间都是由这个面相儒雅的中年司长直接担任翻译的。

基拉宁本人是爱尔兰人，从小在英国与法国接受了贵族教育，1938年抗日战争期间作为战地记者他曾到访过香港、武汉与重庆，因而对中国人民有着非常深厚的情感。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基拉宁于63岁那年第一次来到北京，结果他在北京天坛东路的办公楼周围惊讶地发现，这位何司长禀赋超群，不论是和自己用高雅的英语交流，还是和随行的其他奥委会委员们用流利的法语交谈，非但全无任何障碍，且除了英语与法语之外，他还能用俄语与来自斯拉夫的奥委会委员沟通。让基拉宁觉得不思议的是，这位何司长说他在大学里专业竟是电机工程，都说中国是位奇人辈出的国度，一点不假。更让基拉宁感到惊愕的是，早在1952年这位何司长就曾以随团翻译的身份参加过第十五届赫尔辛基夏季奥运会，基兰宁对何司长深情地说，你知道么，作为英国装甲兵的旅长，我曾经带着部队参加过二战末期的诺曼底登陆战役，后来我还曾去好莱坞当过导演。1952年我们都曾前往赫尔辛基的奥运村，你是中国体育代表团的翻译，而正是在这届奥运会上，我被选为了国际奥委会委员，由此迈出了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步，那一年我38岁。

何司长笑道：那一年，我23岁。

听到这里，基拉宁紧紧地握住了何司长的手说：何，以你如此杰出的才能，能否来我们瑞士洛桑工作？何振梁微笑着回答：谢谢你的好意，我的第一使命还是要为我的祖国做好工作。

没想到，这次两人又在美国纽约州的普莱西德湖畔相遇了。

1980年2月13日下午，参加第十三届冬奥会的各国代表团都出现在了主会场。

本届冬奥会组委会主席费尔（Bernard Fel）、美国副总统蒙代尔（Walter Mondale）以及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出现在了主会场的贵宾席上。

两点半准时，面对着看台周围两万多参加开幕式的人群，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首先致辞，然后是美国副总统代表东道主宣布大会开幕，接下来是各国运动员隆重的入场仪式。

入场式活动中，基拉宁特意来到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位子前，他拉住中国代表团负责人何振梁的手嘱咐道：真的不希望你们跟着美国人抵制莫斯科夏季奥运会，你们一定要来啊。

何振梁笑道：这个事情将由我的领导来决定，我能决定的是，现在就向国际奥委会提出希望，愿全球的运动员能够早一点参加由我们中国人承办的奥运会。

基拉宁点头道：你知道，在由哪个城市承办奥运会的表决上，我这个主席是没有投票权的，不过以我对中国人民的感情，我是非常希望有一天奥运会能够在北京或上海举办的。不过为了争取更多奥委会委员手中的选票，你们中国运动员自身也尽可能地在国际重大赛事上有令人称许的表现。

六

中国运动员容国团于1959年第一次在重大的国际赛事上获得了一项世界冠军。之后除了乒乓球一项运动之外，中国运动员在其他的国际大赛上鲜有斩获。加之文化大革命一乱就是十年，中国运动员很少再有出国与国际同行切磋比赛的机会，致使中国的体育竞技事业发生了全面退步。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运动员开始有了出国参加比赛的机会，当中除了乒乓球及羽毛球等小球运动之外，在更引人注目的大球赛事上，第一个站在国际大赛冠军奖台之上的要算是中国女排的姑娘们了。

排球于人类首届现代雅典奥运会举办的前一年，由美国麻省春田大学的老师于1895年发明。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排球协会于1954年成立，当时排协的负责人为贺老总的老部下，抗战时期的老八路张之槐。一向热衷体育的贺老总行军打仗的时候，站在排球网两边分别是9个战士。尊重国际排联的规则，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从北京到上海，国内排球比赛时，上场的运动员开始从9人减为6人。

1956年，尚没有因台湾问题而退出国际奥委会之前，中国女排曾参加了法国举办的第二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成绩名列第6。相对来讲，那时中国女篮在国内体育界的地位更高一些，为此著名导演谢晋还让刘琼与秦怡分别担任男女主角拍摄了一部名为《女篮五号》的影片，电影大卖之后，成为一代经典。

文革中的1974年，35岁的苏州人袁伟民从国家男子排球队退役，随后出任了中国女排主教练。之前他在中国国家男子排球队里长期担任核心二传，作为场上的灵魂人物，袁伟民遇事沉着，颇有谋略。

文革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中国女排开始有了更多与海外同行比赛的机会，特别是有了和当时国际女排当中的几支劲旅美国队、苏联队、古巴队及日本队交手的机会。

在袁指导的悉心调教之下，终于在他执教的第五年里，中国女排于1979年的亚洲女排锦标赛上以三比一的成绩，有史以来第一次战胜了前世界冠军日本女排，首次称雄于亚洲。有了这个成绩之后，自此再见到其他国家强队，中国女排的姑娘们畏惧不再。

就在国家体委何司长与国际奥运会基拉宁主席在美国谈到奥运会事宜一年多后，1981年冬天里的11月6日，袁伟民带着中国女排姑娘们出现在了日本东京新宿的一家饭店里，这一天共有来自苏联、美国、巴西、保加利亚、中国、古巴、南朝鲜以及东道主日本的八个国家的女子排球队和各界来宾500多人，出席了第三届世界杯排球赛的开幕式。

开幕式的第二天，中国队迎战南美劲旅巴西队，在埼玉县上尾体育馆里，直落三局，用桑巴姑娘们试了刀。

比赛的第二天，即11月8日中国女排以三比零的比赛轻取苏联队。

隔了一天之后的11月10日，中国女排在札幌江别市体育馆内，以三比零比分战胜了韩国队。

11月11日在札幌的苫小牧体育馆里，袁指导和他的团队以悬殊的比分三比零轻取东欧的保加利亚队。

移师富山市体育馆，11月13日，中国女排三比零力克古巴队。

11月15日，在万人瞩目的大阪体育馆，经过极为艰苦的鏖战，最终打满五局，中国女排以15-8、13-15、15-11、14-16、15-6的战绩战胜了美国队，挺进决赛。

11月16日，第三届女子世界杯决赛日，整个大阪街头万人空巷，亿万日本民众多端坐于电视机前，一海之隔的亿万中国听众们则侧耳于收音机前。

那时节，电视机在中国家庭里尚属奢饰品。

一声哨响，比赛开始。

那天晚上，日本首相在官邸推掉了一切公务。

那天晚上，从邓小平开始，从景山到中南海，中国高层皆屏住呼吸，眼睛一刻不离电视屏幕。

前两局，中国女排在袁指导的调度之下，顺风顺水，15-8与15-7，连取两局。

就在中国人纷纷上厕所的上厕所，找鞭炮的找鞭炮之际，一向以顽强不屈为特征的日本人，竟以15比12与15比7连板两局。

兄弟记得特别清楚，那时正在读大三，那些天里每日买来《北京晚报》之后，第一件事儿就是翻到体育版，阅读第三届女子世界杯的分析与报道，半个魂终日徘徊在黄海对面大阪的体育馆左右，什么期中考试，玩儿蛋去，什么都没世界冠军重要。决赛那天，是个星期一，全校同学一早就挤在大食堂的电视机前。

观赛中，对两个中国女排队员印象极深，一个是队长来自江苏的二传手孙晋芳，在队里她的年龄最大，作战经验丰富，绝对的灵魂人物；还有一个是来自解放军的杨希，球打得不算最好，但人长得漂亮，只要她一上场，不但在场的中国观众，就是日本观众也是叫好之声不绝。这届赛事咱北京队的郎平也去了，作为主攻手，20岁的她和队友张蓉芳、曹慧英与周晓兰等几个老队员，配合默契。

这场比赛大概是兄弟长大以来，看得最为揪心的一场赛事了。刚刚还二比零领先，转眼之间，让小日本给捞了回来。看到二比二时，刚才还喊声如雷，叫好不断的学生食堂里突然安静了下来。

就在兄弟气都难以喘匀之际，裁判吹响了第五局的哨声。就这样，在双方你一分我一分的交错争夺之中，整个比赛一直打到了15平。

兄弟相信，那一刻里，不仅仅是兄弟所有的学生食堂，可能整个中国大地之上，所有的收音机前，中国人的心脏集体地被一种巨大的力量给揪了起来。

最终，中国队领先了一分。

最终的最终，日本女排在最关键的一次进攻中，不料被中国队长孙晋芳单人拦网成功，痛失转机。

当电视中的裁判做出了中国队得分的手势时，整个学生食堂里先是静了一下，接着出现了一片爆炸性的欢呼！

那一刻里，兄弟甚至担心，庆祝胜利之声会不会把大食堂的屋顶掀翻。

那一刻里，兄弟侧脸看到，刚刚紧张中一直在咬着自己衣襟的两个女生，此时竟抱头痛哭了起来。

那一刻里，作为一个中国人，兄弟有生以来第一次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幸福与骄傲。

那一刻里，兄弟想起了报纸上说的，贺老总活着的时候，曾对媒体多次说：足篮排，中国的三大球上不去，我贺龙死不瞑目。此时，可以告慰九泉之下的他老人家了。

那一刻里，相信远在欧洲洛桑的国际奥委会官员们皆略带惊讶地小声议论着：看来，那头沉睡了太久的狮子终于醒了过来。

1981年11月16日当晚，北京无数的校园里出现了庆祝游行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