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军在陕北艰难立足不久，即成立了陕甘宁边区苏维埃政府，机构设置之中经人民领袖提议，专门成立了一个体育工作委员会。抗战爆发之前的1937年5月，苏区体委向边区民众做了全面的动员：让体育运动成为广大群众的运动，使每个工人、农民、学生、红军指战员、成人、青年、儿童及妇女都能在工余时间到运动场上活动，使每个苏区人拥有活泼、愉快与健康的身心。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于1940年5月纪念五四运动二十一周年活动中，宣布成立延安体育运动委员会。在这个组织的推动下，延安边区政府的机关、学校、工厂及部队，创造性地开展各类容易普及的体育项目，如军事体操、徒手体操、器械体操、民间舞蹈、拳术、打球、赛跑与游泳等。每逢三八妇女节、五四青年节及八一建军节等重要节日，在边区政府的推动下，延安体委都会组织开展形式与规模不同的运动会。

除了体育实践之外，中共还非常重视体育理论方面的建设。民国三十一年即1942年，延安边区政府由总司令朱德挂名，成立了一个名为延安新体育学会的学术机构，旨在加强边区群众性体育锻炼成果的研究。从时间上看，无疑这是中共建国之前，最早从事体育学术研究的一个专业组织。

1949年10月1日，人民领袖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建国，随后他就将新中国体育事业摆上议事日程，建国仅仅过了三个多星期，10月26日各地体育工作者们齐聚北京，召开了建国之后的第一届全国体育工作者代表大会，随后成立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中共建国仅仅半年多，朝鲜战争爆发，为此新政权不得不暂停国家经济建设，被迫投入到抗美援朝之中。经过五次残酷的战役之后，1951年夏天交战双方基本上将战线稳定在了三八线两边，之后就是摩擦与谈判了。随着前线的逐渐稳定，北京中央政府又开始推进体育事业的建设了。1951年11月，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负责人荣高棠及黄中的提议下，国家成立了中华体总中央体训班，旨在选拔、培养国家队的第一代选手，以加强与海外体育组织的交流。

为什么这段时间里，北京政府急着让荣高棠着手推动这项工作呢？

这当中与时任北京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以及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有着很大的关系。

当时的国际背景是，出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自1917年建政的苏联政府始终没有派体育代表团参加国际奥委会组织的各届奥运会。

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安排，1940年夏季奥运会将在日本东京举办，1944年夏季奥运会将在英国伦敦举办，因战争原因，两届都停办了。由于日本是战败国，英国是战胜国，所以在1948的闰年里，国际奥运会决定让上一届被迫停办的伦敦承办了1948年的夏季奥运会。因英国鹰派政治家丘吉尔强烈反苏的原因，苏联人没有派体育代表团参加这届奥运会。经多年的努力，最终在洛桑国际奥委会的说服下，莫斯科决定参加邻国芬兰的1952年夏季奥运会。

自建国之后，不仅中共，世界上所有共产主义国家惟莫斯科马首是瞻。听说老大哥要派奥运代表团出席赫尔辛基夏季奥运会了，一帮子小兄弟自然也纷纷决定派队捧场。这当中自然也包括刚刚建政的中国。

北京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知道，人民领袖对体育运动很是关心，他本人年轻时在湖南师范读书时曾经担任过足球队的守门员，为了锻炼体魄，除了远足之外，他还经常进行冷浴活动。平时除了散步之外，还常常游泳、打乒乓及从事自编的体操。这次听说莫斯科要参加奥运会了，作为兄弟党，北京方面自然不能落后。于是经和人民领袖协商之后，周恩来一个电话打到了团中央书记处荣高棠那里，让他即刻到中南海来一趟。

早年清华大学外语系学生，长期跟随周恩来工作的小荣随即来到了西花厅。

总理上来就问，你知道奥运会吗？

一般党内的干部还真未必说得上来，可知识面很宽的小荣马上就开始和总理提及了古希腊宙斯及法国顾拜旦爵士之类的事情。

总理很高兴，随即交给小荣一个任务，从明天起你就把团中央的工作交出去。接下来由你牵头，配合目前还担任着中国奥委会主席，同时兼任着瑞士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董守义老先生，从现在起，即刻开始准备参加明天夏天在芬兰赫尔辛基举办的夏季奥运会。

接受了总理交代的任务后，荣高棠与体育总会的同仁合作，马上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挑选田径与游泳方面的运动员工作，以备战赫尔辛基夏季奥运会。

经过匆忙选拔，最终有40个中国运动员被敲定前往芬兰参赛。然而，因经验不足，特别是由于经费匮乏，中国奥运代表团不可能像发达国家运动员那样，乘飞机前往赫尔辛基，在荣高棠的带领之下，新中国第一支奥运代表团只能坐火车，穿西伯利亚，过伊尔库斯克，经莫斯科，于列宁格勒转国际列车，最终于1952年7月29日抵达了赫尔辛基奥运村。接待方一边客气地将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升起在了奥运村，一边不安地说，由于奥运会已经举行了10天，我们不清楚你们中国代表团还能不能参加后边的赛事了。

经年轻的荣团长多方努力，最终本届奥运会的组委会决定给中国代表团一个面子，按理讲这么晚才来报到，什么机会都没有了。后来荣团长带着他的30多个团员，总算来到了奥运赛场的水上中心，目睹了本团一位名叫吴传玉的游泳运动员跳进了水道。由于长途旅行，再加上慌乱无章，新中国的第一位奥运会参赛队员的成绩可想而知。

在苏联人的帮助之下，荣高棠与董守义还是带着他们下边的40多个团员，参加了第十五届赫尔辛基夏季奥运会的闭幕式。注意，这些团员中有一位担任翻译工作的年轻人名叫何振梁，几十年后正是他，代表中国担任了国际奥委会的第一副主席。

中国奥运代表团回到国内，上交了一堆相片及一份工作报告后，算是对上级有所交代了。后来当周恩来听说，除了苏联与捷克之外，其他参加此次奥运会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波兰、罗马尼亚及南斯拉夫也都只得了一块金牌，甚至连多年之前就已是亚洲劲旅的日本体育代表团也只是获得了一块金牌时，随即释然了。极会做人的周总理以顾拜旦重在参与的奥运精神，安慰了一下小荣与老董。

参考着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就勇夺22块金牌，总成绩排名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第二的苏联体育机制，经人民领袖提议，中央人民政府将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从重庆调回北京，出任了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一职。

中国体育界的人都知道，表面上56岁的贺老总兼任着体委主任，但实际工作都是由40岁的荣高棠日常负责。作为军委副主席的贺老总，主要责任还是在军队方面，体育方面的事情也就是负责与中南海协调，有事争取得到最高层的支持。比如国家体委成立之际，为了获得上峰的首肯，需要题词一幅。于是在贺老总的恳请之下，人民领袖欣然挥笔，写下了兄弟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凡是参加运动会时必见于体育场正中的两行大字：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对于体育，人民领袖的目光更加深远与宽广，专业运动的事情，由荣高棠领导的体委负责，普通学生及一般老百姓的身体健康与体育锻炼由教育部与卫生部负责，为此在他的倡导之下，国家前后推出了多套广播体操。政府大力宣传，人人要锻炼，天天上操场，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卫生健康锻炼一体化，每天喇叭一响，共和国内的无数操场之中，亿万民众都会随着音乐做广播体操。不久，国家体委又公布了《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暂行条例和项目标准，随着这一制度的推广，全国各地掀起了一阵阵的全民锻炼热潮。得益于政府的系列健身政策，1949年以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仅为35岁，几十年之后，翻了整整一倍，东亚病夫的帽子被新中国迅速地摘掉了。

专业体育上的事，体委荣副主任常抓不懈。

经多方努力，围绕着八个项目，即足球、篮球、排球、体操、游泳、田径、乒乓与羽毛球，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于1953年，建成了体育训练班的集训基地。得益于体育施设的更新以及来自海外教练的技术指导，1953年８月９日，中国游泳运动员吴传玉在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运动会上夺得了男子仰泳冠军，这是新中国在国际比赛中获得的第一块金牌。只是这种联欢节运动会上创造的成绩，在国际专业体育界里基本上不予认可。

1953年年底，中央体育学院在北京先农坛正式开学，共和国第一所体育高等教育机构由此诞生。从此，越来越多的体育运动人才，学术人才与裁判人才，开始被大量地培养而出。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体育界，最直接的学习对象就是当时在世界体育赛事中成绩不错的几个东欧友好国家，如苏联、东德、匈牙利与捷克等。1955年参照当时世界上体育训练设施较为先进的匈牙利布达佩斯体育岛，国家出资在广东省二沙岛建立了一个专门用于提高专业运动员成绩的训练基地，用荣高棠的话讲，这个基地承担着备战1956年11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的夏季奥运会任务。

三

墨尔本奥运会召开的半年之前，中国举重运动员陈镜开在中苏举重友谊比赛中打破了美国运动员保持了多年的最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在中国体育史上，1956年６月７日为新中国运动员打破世界纪录的开创日。当然，对于这种赛事上所创造的成绩，从国际奥委会到世界举重联合会是不予承认的。

事实上，从直接负责备战墨尔本奥运会训练任务的荣高棠到当时国家体委主任贺龙，一直到中南海西花厅的周恩来，对于中国体育代表团最终能否参加这届奥运会，心里是没底的。从当时的国际形势上看，刚刚在日内瓦签订的朝鲜战争停战协议上，美国人内心十分不爽，负责签字的美国代表克拉克将军一脸沮丧地说，他成了美国历史之上，第一个在不是战胜方的文件上落笔的军人。当时整个美国反华排华倾向严重，刚好此时国际奥运会主席又是美国人布伦戴奇。

国际体育界都知道，二十年前，当时很多奥委会成员国极其反感希特勒，都在看美国奥委会对德国的态度。作为美国奥委会主席的布伦戴奇在所有的场合永远声称，不要把体育和政治搅到一起，他一贯主张将体育与政治严格分开。希特勒的政治理念与倾向再如何偏激，都不能因此就将他的政治观点与柏林奥运会联系在一起。正是受益于这个美国奥委会主席支持，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顺利地召开了。

20年之后的墨尔本奥运会，很多国家的政治问题又跑了出来。首先是西德东德问题。两个国家都希望自己代表德国参加奥运会。为此，在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的主持下，1955年奥委会在巴黎召开了年会，委员们投票表决，结果以27:7的票数通过了西德与东德必须联合组团才能参加明年墨尔本奥运会的决议，否则谁也别去。在国际奥运会的压力之下，两个德国只好作出妥协，经协商双方使用黑、红、黄三色旗为团旗，国歌以贝多芬创作的《欢乐颂》代替。

中国方面的问题也很让国际奥委会挠头。事实上，早在奥委会1954年的雅典年会上，委员们就以23:21的票数承认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奥委会，只是在备忘录上又加了一条，同时保留台湾的中华民国奥委会，即未来的奥运会上将出现两个中国，北京中国与台湾中国，由此开了两个中国的先例，对此北京方面坚决反对，并明确表示，如果允许台湾参加，新中国将拒绝参加本届奥运会。

面对北京方面的表态，国际奥委会一直以暧昧的态度拖延着。

1956年是个多事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