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聂卫平告别父母，离开了北京。

所以我们读者阅读历史时，除了关注作者叙述的历史背景外，还需要从一个人，一个机构的背景中跳出来，在一个更加广泛的历史中去考察与分析，当时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

灯市口中学病号聂卫平离京时的行装不是很多，但与所有同时离去的其他北京学生稍有不同的是，他的行囊里鼓鼓囊囊地多了两个盒子，被他视为命根，

那就是当年陈老总亲手送给他的两盒高级的云子围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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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当中，对于从北京、上海之类的大城市分配去农村插队或兵团当炮灰的年轻人来讲，多数人的心愿是能尽早脱离苦海，回到那个曾经生养过他们的城市去。

盛世入城，乱世下乡。

1969年国家面临着对外爆发全面战争的情形，于是很多北京城里的家长们，一方面响应伟大领袖的号称，让孩子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险，或者说是分散家庭风险，所以对孩子由浪荡社会而摇身成为知青，基本上持一种鼓励的态度。

随着中苏关系开始缓和，中美之间开始接触与松动，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集团遭到清洗，众多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整个国家开始逐渐稳定了下来。此后，从知识青年本人到留在城里的家人，纷纷开始想办法，托关系，走后门来改变命运。政治背景最强的家庭开始利用各种特权，将孩子送入部队当兵，或是召回城市里当工人；家中背景不深但本人在文艺或体育方面拥有特长的人，纷纷报考各专业文艺团体或体育组织，通过一技之长，来摆脱自身的处境；更多的是那些家庭没有多少背景，本人又缺少专长，但因为出身不错，所以常常利用春节放假期间，七大姑八大姨地到处找熟人送礼物，以困退或病退为借口，想办法留在城里。

聂卫平和他们灯市口中学的很多同学一样，也在想办法回到北京来。

刘卫平那些家里有部队背景的人，很快地穿上了军装，下了连队，成为了第一批幸运儿。

家中缺少政治背景，但本人却极具表演天才，能说会道的姜昆同学，尽管在兵团里就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主力，平时以排练为主，只有农忙时才会下田搭把手，但依然想尽各种办法，从东北到华北的各专业艺术团体所在报名考试。

也有一些同学，由于家里的政治问题严重，当时没有任何一个部队、企业与社团，甚至连社区街道也不敢为他们说话使劲，所以他们只能彻底地下定决心，做好脱胎换骨的精神准备，决心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一番，比如在陕西省延川县文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的北京灯市口中学的习近平同学。

很多北京知青，六十年代末下去，凭着家庭关系或个人专长，一年、两年之后，就告别了农村或农垦，走向了新的生活。

与无数灯市口中学的同学一样，聂卫平也在寻找着回到北京的机会。身体不好，不论是当兵还是招工，体检那关就过不去，思来想去，最终大概还要靠自己下棋的专长来改变命运。

1969年底，带着两盒陈老总送给自己棋子的聂卫平，参加劳动不久，一次那些被他视为生命的棋子，竟在同宿舍的同学与别人打架斗殴之际，当作打人的小石子，一颗颗扔了出去，一把把地砸了出去。

在那些超级寒冷，撒尿成冰的日子里，当极度空虚与苦闷的聂卫平得知，前北京少年围棋集训队的程晓流也在东北建设兵团后，连夜就赶了过去，随后不分昼夜地大战了数十回合，算是聂卫平在兵团的数年里，摸过棋子的不多时候之一。然而奇怪的是，在那两年多几乎完全没有和人对弈的情形下，上苍为父，大地为母，聂卫平的棋艺非但没有生疏，棋技反而有了新的感觉，棋力有了新的提升，人类棋坛之上，悄然中诞生了一位异样的人杰。

随着国家政治形势的变化，聂卫平的父母先后恢复了工作。1971年年底，聂卫平所在的山河农场上边的黑龙江农垦管理总局的现任领导，在二十几年前的人民解放战争期间曾是聂卫平父亲的手下，这下好了，在局领导的关照之下，聂卫平不必再回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所属地山河农场继续务农了，经局领导特批，聂卫平成为农垦局驻京物资采购处的工作人员了。

如果说，陈老总是中国近代围棋之父的话，那么今天返回历史去观察，当年如果没有那位农垦管理局长的恩准，聂卫平就不可能有机会在关键的七十年代初期，留在北京与当时的几位正在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劳动的国手们切磋棋艺了。而如果没有那些日子与以陈祖德、吴淞笙、王汝南、华以刚这样的大师大量面对面的交流技艺，几年之后，世界围坛之上就不可能刮起一片令当时世界围棋第一强国的日本极为恐惧的“聂旋风”了。鉴于对中国围棋业的重大贡献，今天的我们应该给当年那位在聂卫平事业发展中，提供了关键一助的农场管理局长一个围棋表叔之类的称号。

如果说，七十年代后半期到八十年代上半期是北京棋手聂卫平的时代的话，那么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的上半期基本上就是上海棋手陈祖德的时代。

陈祖德年长聂卫平八岁，17岁那年就进入了国家围棋队，18岁那年获得了第一个全国冠军，19岁那年第一次击败了日本九段选手，创造了中国围棋历史中的第一个奇迹，若非文化大革命的狂潮袭来，也许在其年富力强之际，还能创造更多的国际棋坛上新的奇迹。

同样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聂卫平的成绩出得比陈祖德稍微晚了一点。1973年，21岁那年聂卫平入选了国家围棋集训队30人的名单，那是他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务农三年后获得的机会，那时陈老总刚刚去世一年多。23岁那年，有生以来聂卫平第一次地击败了日本九段，由此不但为北京围棋界赢得了巨大的荣誉，更是用自己的优异成绩告慰了九泉之下的恩人陈老总。1975年，在全球围棋锦标赛上，23岁的聂卫平获得了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全国冠军。

陈祖德与聂卫平之间的手谈历史久远。文革开始那年，聂卫平只有14岁，棋力尚弱，那之前只是代表北京少年组出赛，是没有资格与当时的全国围棋冠军陈祖德对枰手谈的。两个人之间，真正开始频繁手谈，是在文革期间。那时，陈祖德和其外六个年轻的国手们，被分配到了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参加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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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喜欢用简称来表明自己的文化优势，比如说到中南海，常用海里来表达，说到军事博物馆，到北京人嘴里一定会简化为军博，不然您就太不北京了。至于提及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之类，北京人特别喜欢带着儿腔地说：奥，您在未名湖和工字厅那边儿玩儿那。

那年头，提及文革当中原国家围棋队的七位国手陈祖德、吴淞笙、王汝南、曹志林、华以刚、邱鑫和黄德勋所在的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来，北京人总是用一种特殊的口气笑道，奥，三通用的那几位国手神仙啊。

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是个规模二千人左右的企业，在那个正值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年代里，这家企业的生产任务还挺重，常常是三班倒地忙于生产。不过当时那几个围棋国手都是单身，所以除了白天上班就是晚上回宿舍下棋。

早在黑龙江的山河农场劳动时，聂卫平就知道了那七位国手去了三通用了。感谢自己父亲当年的手下的那位局领导的帮助，自己可以一边拿着农场的工资，同时还可以领取着全国粮票地待在北京。

现在的年轻人大都不清楚了，文革当中，你光有钱是吃不到饭的，六零、六一天灾加上人祸，全国人民吃不饱饭，饿死了数以千万计的人，为了防范有钱人囤积粮食，中央政府一纸令下，开始在全国推行粮票制度，这意味着共和国从大人到小孩，每个月的粮食是有定量的，除了极个别有钱人可以用现金买高价粮外，普通人买食品，除了交一份钱外，还要配上粮票，才能吃上饭。有意思的是，当时国家行政上有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每个地区印刷的粮票都是不同的，各地之间不能互相通用。比如拿着北京的粮票，你就不能在南京买东西吃，上海的户口你就不能在天津市里领取粮票。但那些出差在外的人怎么办呢？特别是那些有着军务、公安及财政等方面的业务人才出差在外，就不吃粮食了吗？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时的北京中央政府作出特殊规定，在各省市自己的粮票之外，国家有专门机构发行像人民币一样可以在全国各地流通使用的全国粮票。与省级的粮票相比，全国粮票是享有一定特权的。

也就是说，文革当中，没有回黑龙江农场参加劳动的聂卫平可以呆在京城，以负责采购物资的名义，除了拿着一份几十元人民币的干薪之外，还能每个月领取三十斤左右的全国粮票。在那个年代里，这种待遇，通常都是那些执行特殊外调任务的公务人员，以及那些派往各地大权在握的军代表之类才能享受。

不过，对聂卫平来讲，最让他兴奋地还是，自己终于有了机会能够以一种相对平等的身份，坐在几位围棋国手的对面了。

那时年纪最大的陈祖德正和当时国家乒乓球女队的主力选手郑敏之忙着谈恋爱，聂卫平与他的对弈机会不是很多，但另外那几年纪相对小一点的国手，则成了黑龙江农场管理总局驻京办小聂的纠缠对象了。

那段时间里，聂卫平几乎不分黑天白夜地耗在三通用周围的宿舍里，一盘接一盘地与国手们攻杀着，一宿接一宿地鏖战着，一谱接一谱地研究，练习着与复盘着。

今天回头看，聂卫平的棋力后来直逼全国冠军陈祖德，正是受益于20岁之际，他在三通用的这段时光里，每日天昏地暗地与七国手之间的博弈与切磋。

终日埋头于下棋，对政治丝不敏感的聂卫平并不清楚，就在他成日里纠缠着三通用那些国手们下棋的同时，中国在外交方面，正在发生着深刻且深远的变化。

1971年春节过后不久，中国乒乓球队在中断了两届世乒赛后，于当年4月前往日本名古屋市参赛。在以庄则栋为首的男子球队获得团体赛冠军后，中美之间开始了乒乓球队间的交往，由此恢复隔绝了近二十多年的中美两国间的接触。

就在19岁的聂卫平仍在黑龙江农场里战天斗地之际，1971年7月初，对历史上从未欺负过犹太民族的中华民族充满感激之情的犹太人，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经巴基斯坦秘密访华，寻求华盛顿与北京改善关系的可能。

闻讯，极善于捕捉各种机会的华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奖金得主杨振宁，于7月下旬抓住中美关系开始松动之机，经法国，回到阔别了二十多年的中国。

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顺利地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成功地将台湾的青天白日旗，从纽约联合国广场中撤了下来。自此北京不再是全球主流媒体眼中的伪政府，人民解放军自此不再称之为反政府的非法武装了，自此从法理上讲，北京在国际社会里有了户口。

对于20岁的聂卫平来讲，1972年是他人生转运的关键一年，这年的春节是他多年以来过得最为开心的一个，因为他相信自此往后，自己再也不会像过去两年那样，除了与北京棋友程晓流下过一次围棋，过着不摸棋子的生活。

对于一个对围棋充满了狂热热情的年轻人来讲，获得了黑龙江农场管理局在北京负责采购物资的工作机会，意味着自己可以找各种各样的机会，前往三通用与那些中国围棋界的精英们切磋学习了。

春节过后不久，美国总统尼克松开始了访华旅程。

在北京那些寒冷的日子里，两个联合国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间走动得越来越热。

二战之后，在外交政策方面，一向追随华盛顿的东京，一见主子对北京的态度有变，随即一抹脸，以更加热情的态度和北京拉起了关系，希望赶在主子之前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由此，1972年9月下旬，带着内阁的关键成员，首相田中角荣开启了访华之旅。

随着中日友好之风越吹越热，力图早日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周总理，想到了文革之前的陈毅主导的中日围棋外交来，于是在他的倡导之下，1973年春节过后，国家体委下文，决定恢复中国围棋队的训练活动。

得益于此，聂卫平进入了国家集训队30人的名单之中。

集训中，很快地国内棋手发现，经过一年多来三通用的高水平实战对抗的特殊竞技后，关系仍在东北建设兵团农场的北京人聂卫平在队里的实力，已经是和棋王陈祖德互有胜负的超一流高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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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与当代历史中，从李鸿章、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直到今天中南海的核心决策者，始终与邻国日本时而对抗，时而纠缠，时而合作地混在一起，难解难分。

这当中，两国的围棋界，也在千年以来的接触、学习与博弈中，此消彼长，互通互动。

围棋为中国古人所创，唐朝年间传到日本。过去一千多年里，中国围棋技艺曾一直领先。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的国力逐渐衰败，日本的围棋水平才开始实现了对中国的全面超越。正如陈老总所讲，从大的历史规律上看，国运强则棋运盛。百年多来，随着明治维新运动的展开，日本国力开始全面领先亚洲，特别是日本实行段位与棋院制度以后，与战乱不停的中国相比，日本围棋水平开始呈全面压倒的优势。

民国初年，东洋来了一位浪人棋手－-－高部道平，自称在东京棋院里刚刚升为五段。结果这位仁兄，从东北南下，一路杀到广州，横扫中国棋坛，全无敌手。

中国棋运的转折，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在陈毅的关照下，1952年成立了北京棋艺研究社，由此从政府层面，围棋运动开始得到推动。

1956年，国家体委原本计划举办一次全国棋类锦标赛，但由于报名参加围棋比赛的人数太少，结果只是由代表北京的过惕生与代表上海的刘棣怀进行了表演赛。一年后，政府将围棋列入棋类锦标赛的正式比赛项目，但全国报名参赛的选手只有20多位。与此同时，有着数以百万计围棋爱好者的日本社会，棋院林立，道场无数，从主流媒体到工商企业，赛事不断，奖金丰厚，各种头衔战，络绎不绝，著名的比赛包括棋圣战、名人战、本因坊战、王座战、天元战、碁圣战与十段战等，直令日本的围棋界风起云涌，人才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