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至正十九年，朱元璋领军陆续攻占浙东各地，自此开始与刘伯温及朱升等浙江等著名谋士合作。常遇春克衢州、胡大海克处州。

至正二十年，劲敌陈友谅陷太平路，称帝，国号汉。随后陈军全力攻向应天府。朱元璋在刘伯温的策划下，命胡大海进攻信州，断陈友谅后援，命康茂才诈降，引汉军主力进入朱元璋在应天府外龙湾设下的埋伏中，大败汉军。再接再厉，当年朱元璋攻取太平、安庆及信州等地。

至正二十一年，朱元璋与陈友谅部进行会战，一路向西先后攻克江州、南康、建昌及抚州等地。

至正二十二年，朱元璋领兵继续向西攻击，经艰苦鏖战拿下了龙兴，随后改城市名字为洪都府（今南昌）。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是朱元璋一生征战当中极为关键的一年。年初，劲敌张士诚围攻红巾军主力小明王韩林儿及丞相刘福通于安庆，听从李善长建议，不顾刘伯温反对，朱元璋率军北上解安庆之围，刘福通战死，韩林儿被朱元璋救出。陈友谅趁朱元璋北上，率六十成水军进攻朱家军。首先围攻洪都，朱元璋侄子朱文正坚守两个多月后，朱元璋领军二十多万前来解洪都之围。随后两军间爆发了一场决定国运的决战鄱阳湖之战，朱元璋利用火攻一举将陈友谅水师全歼，战斗中陈友谅中箭身亡，汉军随之溃败，乘胜追击，朱元璋随后领军攻克武昌，占领了湖北各地。战胜了陈友谅后，朱元璋全军一片欢腾，因此谁都知道至此，朱家军将天下无敌了。见势，长期久在应天府为朱元璋守护根据地的李善长建议，可以称王了。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在李善长的国体设计下，36岁的朱元璋被拥戴为吴王，以左右相国身份，50岁的李善长与34岁的徐达分别成为吴国的二号人物与三号人物。根据战功，吴国四号人物平章政事由34岁的常遇春担任，年仅9岁的朱标被立为世子。吴国最高决策层，一老配三少，不过应天府上下谁都知道，朱元璋在外打仗时，守护根据地并承担王子朱标教育任务的全是李善长，他不但是朱元璋这一代的相国，同时也是未来太子朱标的太傅，至此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显赫人物。成为吴王后，朱元璋随后领军相继攻下了庐州、吉安与衡州。

至正二十五年，吴军继续攻克宝庆、贛州、浦城及襄阳等地。

至正二十六年，吴军开始进攻东边的张士诚部。这一年，朱元璋的部队先后拿下了湖州及杭州。

至正二十七年，徐达攻克平江，活捉了朱元璋在中国南方的最后一个劲敌张士诚，至此朱元璋一统江南。随后朱元璋派手下亲信迎接名义上的宋国皇帝韩林儿至应天府，不料途中在瓜步渡长江时，韩林儿所乘船只沉没，皇帝遇难。消息传来，全天下的读书人都对朱元璋的做事手段与无耻人品议论纷纷。种种有关掩耳盗铃的议论很快传到了朱元璋耳中，他的第一反应竟然是，那些读书人，平时见着风险就躲，见着责任就推，见着秘密就想揭穿，清高自大自以为是，看我哪天找机会怎么狠狠地收拾这帮子书生们。

在基本上打下江山的第一刻里，吴王朱元璋不敢说一言九鼎，但一言七鼎还是有的。当然他也很清楚，吴国的前四位核心决策者里，从地理上看，自己和与三号人物徐达出身于钟离，二号人物李善长和四号人物常遇春出身于定远，但从职业上看，除了李善长出身于读书人外，我们三个人都出身于武夫。在分析时局与政法规划方面，毫无疑问扮演着国师角色的李善长其意见占有相当的份量。

前两年称王的时候，从方案到规划基本上全部是由李善长参考着以往王朝创立时的规矩制定并执行的。

在基本上扫清了南方所有的敌人后，善于审时度势的李善长随即向朱元璋提出改朝换代的时机已经形成。他的观点是，既然长期被我们供养着的宋国皇帝韩林儿发生了沉江惨案，那么新政权首脑的人选方面，不再存在异议了。鉴于我们一直使用着前宋国皇帝小明王的称号，为了继承其法统，接下来我们即将成立的国号还是以明朝为好。

听到太师李善长的建议，吴王朱元璋也以为用明字作为未来的国号甚好。明字拆开后日月，且字意中充满了一片光亮，甚好。

国号定下后，接下来就是年号了。在李善长草拟的几个年号的提案中，最终朱元璋选择以洪武作为自己的年号。

国号与年号确实之后，接下来就是登基日期与政府官员的提议与任命了。

中国自古有一种男人对羊年的忌讳。为此，查看了一下年历后，李善长提议，大明国皇帝登基仪式最好选在戊申猴年大年初四举行。

朱元璋自小就不太相信鬼神，不忌讳报应等说法，但对于国师李善长对登基大典方面的策划与安排，40岁的朱元璋对已经54岁的李善长还是充分信任的。

就这样，进入至正二十八年后的正月初四（1368年1月23日），朱元璋在应天府举行了登基大典，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应天府更名为南京，为了尊重曾经高举反元复明旗帜的韩林儿皇帝，在李善长的建议下，原宋朝的国都开封府，更名为北京。

接下来就是大封功臣了。

在人事的安排与封赏方面，一切都还是要听洪武皇帝的。于是在朱元璋的提议下，开国元勋分别为：韩国公李善长，魏国公徐达、郑国公常遇春、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邓愈。越国公胡大海，济国公丁德兴、信国公汤和湯和、郢国公冯国。

中国封建社会里，皇帝一般按照公侯伯子男的爵位对功臣进行分封的。由于平衡各方功绩的标准很难把握，所以根据皇帝朱元璋的旨意，第一次封赏功臣的排位主要还是以加入朱家军前后时间为标准，在其上其下，其前其后做出一定的调整。因此大明开国时出现了这样一个排序：

六位公爵分别为：李善长、徐达、常遇春、邓愈、冯胜及李文忠；

十位侯爵分别为：蓝玉、傅友德、康茂才、金朝兴、郭英、丁德兴、冯国用、耿再成、胡大海及廖永安；

十四位伯爵分别为：孟善、刘伯温、耿炳文、陆仲亨、唐胜宗、周德兴、华云龙、郑遇春、陈桓、谢成、李新、费聚、俞通源及俞通渊。

很多关心明朝初年历史的人常感失望，怎么为朱元璋大明江山出过大力，且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刘伯温非但没有被封公爵、侯爵，即使在伯爵的名单上，也不是排在首位。

对此，朱元璋的内心比谁都清楚，尽管刘伯温谋略过人，知识超群，但他的性格比较耿直，原则过强，灵活不足，更重要的是，浙东的干将普遍要比淮西的干将参加朱家军平天下的时间晚一些，不能因为某种小的公平而打破另外一种大的公平。

从将相公侯的俸禄上看，官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韩国公李善长一年薪酬为四千石，而诚意伯刘伯温的薪酬只有两百四十石，两者相差极大。

作为君主，朱元璋在处理人际关系及收入俸禄的问题上，总体把握是有分寸的。有些人明的级别高，但封赏中的实惠小，而另一些人表面级别低于别人，但暗地里君主朱元璋会私下输送丰厚的利益。

忙完了建国之后，朱元璋随即任命童年伙伴汤和为征南大将军，负责继续清理南方各地残存的抵抗力量；同时任命童年伙伴徐达为征虜大将军，负责北伐。

于是在洪武元年里，汤和领兵迅速地将福建广东一带敌人消灭。与此同时，徐达率军一路向北，先后攻取了山东、河南、陕西，最终北伐大军直取元大都（今北京）。

元朝最后一任帝皇见势不妙，带着他的妃子及家臣，当即逃出关外，向着长城以北的大漠深处窜去，至此元朝在华夏大地里被灭了。

见此，刚刚年满40岁的洪武帝皇送给仍活着世间的元朝末代皇帝妥懽贴木尔一个谥号：元顺帝。

朱元璋称帝两年后，元顺帝驾崩于北方的应昌城（内蒙赤峰市）。

得知前元朝皇帝去世后，南京的新君主朱元璋评价道：胡元以宽而失，朕收中国，非猛不可。乱世需用重典，为了大明江山长治久安，朕将推行严律，犯法者绝不宽恕。

对主公的观念，内心深处更欣赏法家而非儒家的李善长是认同的，只是李善长没有料到，非但自己，包括自己满门七十多个家族成员最终却都成了主公实施重典之下的牺牲品，惨烈异常。

李家后来出事与两样出身于定远的胡家有关，即十年过后震惊满朝的李善长案与十年之前的胡惟庸案有关。明初之际，李胡两家人的命运紧密相联。

明初之际，官场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深深地知道一个真理，只要朱元璋活一天，他们的命运就都攥在圣上手心里。

常言无事生非。

和过去很多的开国皇帝一样，将天下的主要敌人打光之后，没事儿了，那些老想继续做事继续革命的开国领袖们自然就会生出许多莫名的事端来。

朱元璋将劲敌陈友谅、张士诚及元朝末代皇帝的军队先后干翻后，从此失去了大敌当前的兴奋与激情，为了防止懈怠，很快地在和平年代里，他开始寻找起新的劲敌来。不久，他欣喜地发现新的目标，那就是那些从小欺负自己父母，欺负社会低层民众，如今改朝换代后，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再次欺负天下百姓的官僚集团。怀着替天行道替民出气的心态，朱元璋开始利用自己手中的利剑砍向了新的敌人，腐败的官僚集团。

朱元璋是个玩弄政治平衡术的高手。自从他坐上皇位后，他很快发现，跟着他打江山的以李善长胡惟庸为首的淮西帮，很看不上那些比他们晚些加入朱家军以刘伯温及杨宪为首的淅东帮，认为浙东帮坐了轿子，摘了桃子。

朱元璋清楚，打天下靠武将，治天下靠文臣。所以分封方面，他明显地向着淮西帮做了倾斜，但在未来行政权力分配上，为了防止李善长权力太大，于是他有意地将一个叫杨宪的浙东帮人塞进了行政的中书省。打江山时，杨宪的任务不是对外打仗，而是对内从事监察，算是个只效忠于朱元璋本人的特务头子。

为了实现淮西帮与浙东帮恶斗于下，自己平衡于上的目的，建国后不久，朱元璋就让这个叫杨宪的人在中书省内扮演一个行政上牵制李善长的角色。权斗方面，老谋深算的李善长以一种极端隐忍的态度耐心地等着对方失误，最终他抓住了杨宪行政用权方面的一个过失，狠参了杨宪一本，罪名是他一向瞒着皇上作恶。

李善长深知朱元璋的性格特点，一方面嫉恶如仇，眼里不揉沙子，另一方面最恨下边人瞒报欺骗自己。

结果自然是，盛怒之中的朱元璋几乎没有犹豫地就下令，将欺骗了自己的本朝宰相杨宪拉出去宰了！

在出身于放牛娃的朱元璋眼里，什么取证，什么审判，什么定罪，什么司法程序，免了，圣嘴一张，就是法律。

从秦始皇开始，中国自古就存在着皇帝与宰相搭配相对固定的政治结构。

到了朱元璋这里，不信邪的他，以一种挑战传统的口吻问自己，千年以来之所以皇帝加宰相的制度存在，全是因为多数皇帝都想偷懒享受，众多行政事务眼不见，心不烦，落得个清静。而朕偏偏不想偷懒，不重享受。朕还不信了，离开宰相，朝廷就散架了，天下就造反了？元顺帝之所以丢了江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太懒政了，结果天下被那些与皇家存在利益冲突的宰相们所利用，最终失信于民，得罪于天。

宰了杨宪后，为防止言路阻塞，朱元璋随即设立了察言司，以往很多需经中书省批转的章奏可通过这个机构直达宫中。

这年年底，不解圣意的朝中官员严礼上书言治道，认为不应隔越中书省奏事，朱元璋读到此件后，只是对折子上的观点予以批驳，并未对上书人治罪。

在朱元璋眼里，官员以公文上奏，明人不做暗事的行为不应惩罚，他最恨的还是那些欺上瞒下的官僚，欺压百姓的贪官。

与热衷抓权的杨宪不同，在获得开国后最大封赏及最高荣誉之后，老谋深算的李善长尽管尚不到六十岁，但他仍以健康欠佳为借口，于洪武四年（1471年）于官场中急流勇退了。在以往辅佐朱元璋打江山的过程中，李善长对朱元璋的为人与作派太了解了，从专制自私的角度看，与朱元璋这种人共患难易，共享福难。作为对历史有极其深入了解的读书人，李善长非常清楚政治生活中的两个铁律：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真正明智的人不是学会怎样进，而是懂得如何退，历史中一直上演着过河拆桥与卸磨杀驴的悲剧，此铁律一；铁律二：半君如伴虎，过去十几年打江山时，两人是亦师亦友的关系，现如今变成了君臣关系，以后再次相见必须跪下膝盖来，心理上很难接受。主公相见还好，关键是以后再见到多年来的小妹马秀英，特别是见到一个从怀里一天天长大的小屁孩朱标，现今的东宫太子，怎么致礼与相处呢？下跪还是回避呢？彼此都别扭。最令李善长不舒服的是，朱元璋登基称帝之前，根据他的要求，李善长亲自制定了一整套上至宰相大臣下至庶民百姓的种种法令与规范，尽管自己已是位极人臣了，但想想未来的官场生活，李善长还是有点不寒而栗。对此，生性敏感的朱元璋也能体察，看着李善长奏来的辞呈，太祖大笔一挥：赐临濠地干顷，设置守坟户一百五十家，赐给佃户一千五百家，仪仗士二十家。这大概是当时所能封赏的最高规格了。在征询李善长对治理国家的建议时，作为打江山的第一功臣，李善长向朱元璋推荐了他们定远老乡胡惟庸担任下一届宰相。

经杨宪一案，平时闲不住且正值四十出头年富力强的朱元璋有点犹豫未来是否需要再设宰相一职，但介于他对胡惟庸的了解，最终还是同意了。作为半个老乡，朱元璋认识胡惟庸也有多年了，十五年前早在朱元璋的事业刚刚起步之际，胡惟庸就被指派为帅府奏差，后在李善长的不断提携下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宣使、主簿、通判、行省佥事，五年前朱元璋在南京称吴王时，被任命为太常寺少卿，后提拔为寺卿，两年前又是在李善长的提拔下担任了中书省的参知政事，至此距宰相仅有半步之遥了。

在太祖的印象里，胡惟庸做事勤奋，遇事小心，颇得宠信。

就这样，李善长退休回乡后，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朝宰相，胡惟庸在很长的时间里，平日里他向宫里的皇上及太子奏报，逢年过节他回到定远定期地向李善长汇报工作。由此形成了尽管李善长不在南京，但依然对明朝官场有着重要影响的幕后人物。

自古以来，受易经及儒家文明影响，中国文化的特征为，原则不足，灵活有余，到处是人情，无事不变通。然而进入洪武时代以来，国人发现当今圣上倡导法家文化，不重人情重法律，违法必纠，犯法必查，做事重原则，触犯刑律者，不管涉及到谁，一是一，二是二，不迁就，不通融。

在建立法制社会方面，明朝开国之初，为后来社会制定整套法律法规的不是别人，正是与主公朱元璋有着高度共识的李善长。

在这个问题上，作为身处国家管理第一线的胡惟庸，却常在种种人情文化与社会关系的面前，灵活一点，通融一些。

很快地这位中国历史最后一任宰相的身边就出现了大量的权钱交换与利益输送等种种不法之事。

自国家太平后，以徐达为首先的那些倍感冷落的老军头们就一直在给胡惟庸的官僚体系找着种种麻烦。

尽管都是濠州人，但出身钟离的徐达对那些出身于定远的胡惟庸极其不待见，有事儿没事儿就到老亲家皇帝朱元璋那里去告刁状。渐渐地，朱元璋对胡惟庸的印象变得坏了起来。

朱元璋随后开始派人秘密地调查胡惟庸的不当之处。很快，情报部门呈报，原本很多需要皇帝亲批的生杀废黜大事，胡惟庸常常压着不报，有利自己的选择上呈，凡不利自己的奏章全部扣下。整个官场都知道，只要把金帛、名马、珍玩送入胡府，再难的事情也能办下来，反之亦然。

听说徐达常常在皇帝面前说说自己的坏话，胡惟庸出重金让徐达的守门人福寿谋害主人，不料此事竟被福寿揭发，徐达当天入宫秘奏。朱元璋听后，没多说什么。等徐达离开后，他当即传来只向自己奏报的官员悄悄地做了嘱咐。

御史中丞刘伯温在一些公开场合下说，如果官场的这些不良习气继续蔓延的话，由各种腐败引发的民众愤怒必将导致社会的混乱。

洪武八年（1375年）刘伯温生了病，长期对他十分关心的朱元璋让胡惟庸带着御医去探视，结果胡惟庸竟利用这个机会暗中下药毒死了刘伯温。

刘伯温去世之前曾将自己花了无数精力创作一本《天文书》交到长子刘琏手上说：我死后你要立刻将这本书呈给陛下，从此以后不要让我们刘家的子孙再学习这门学问了。本来我想写一篇详细的遗表，向陛下贡献我最后的心意与所学，但胡惟庸还在，写了也是枉然。不过等胡惟庸败了，陛下必定会想起我，会向你们询问我临终的遗言，那时你们再将我这番话向陛下密奏吧！

后来，刘伯温的这些遗言渐渐地传进了皇帝朱元璋的耳朵里。

太祖大恸，也就是在那段时间里，他让近臣给他推荐了一些有关皇权与相权关系的书籍。自秦始皇正式提名李斯为相以来，一千多年里，皇权与相权一直在暗中悄悄地博弈着，从法理上讲，皇权高于相权，然而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历史上皇权旁落的情形太多了，典型的就是汉朝末代的汉献帝与曹魏末代皇帝曹芳。对此年仅47岁警惕性极高的朱元璋开始关注着一个问题，不要有一天我朱家人大权失落，最后辛苦打下的江山被他人夺走。

也就是自刘伯温去世后，为了避免胡惟庸将相权做大，朱元璋开始暗中寻找着削弱权臣们的机会。

某日，太祖得知吉安侯陆仲亨从陕西回京城，竟擅自乘坐驿站的马车。借着这件小事，明太责骂当事人：中原在战乱之后，人民刚刚复业，驿站买马非常艰难。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人民就是将子女全部卖掉，也不能供给。随即下令处罚陆仲亨降级的同时去地方捕盗。

某日，平凉侯费聚奉命安抚苏州军民，却整天沉溺酒色。得知此情，太祖将费聚召至宫内大骂，随后命他离京前往西北去招降蒙古叛将。

某日，有情报人员报告太祖，胡惟庸的儿子坐马车奔驰过市，坠死于车下，胡惟庸后将驾车人杀死。太祖随即宣胡惟庸相入宫，将一本《明律》放在他的面前，让他解释此事。胡惟庸先是不敢讲出实情，后在太祖的逼问中，胡惟庸说他已和苦主协商用金帛补偿驾车人家，以求私了。太祖拍着《明律》斥责杀人必须偿命，胡惟庸大恐。

朱元璋做事有个特点，不做则不做，要做就做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