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纵观苏轼一生，成也其文才，败亦其诗文。

宋太祖赵匡胤开国之后，宋朝有个制度，所有官员接受新职，到任之后都要上表感谢皇上的信任，此乃例行公事。这些谢上表的文章每年元月、四月、七月及十月定期结集出版。这种文件集除了吏部等极少数部门的官员之外，包括皇帝本人也从来不会阅读这种专门向他表示感恩的文章。

然而，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夏天里，一双愤怒的眼睛却在刚刚出版的《谢上表文集》中仔细地寻找着，查阅着。当那双充满了仇恨情绪的眼睛在一份名为《湖州谢上表》反复地阅读了多遍之后，眼神中渐渐地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意，脸上随之出现了一种大仇得报的神情。

这位面露微笑的读者不是别人，正是朝中位高权重的御史中丞李定。

《湖州谢上表》的作者不是别人，而是今年春天从徐州调到湖州任职的苏轼。

苏轼写的《湖州谢上表》中的哪些文字，让李定有了一种大仇得报的神情呢？

只见在洋洋洒洒的例行文字当中，出现了这样一行：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换了李定外，估计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意识到这样一行文字，竟能给书写者带来杀身之祸。关键是这行文字中出现了两个极为敏感的关键词，一是生事，二是新进。

自神宗亲自推动熙宁变法以来，保守派领衔人物司马光一次给变法派领袖王安石写长信，信中反复强调不要生事，治大国如烹小鲜，切忌折腾。自此，读过此文的人每每在其他文章中看到生事二字后，皆会彼此相望，会心一笑。熙宁年间，生事一词已成嘲笑变法的习惯用语。新进一词则是苏轼的发明。离开京城到了地方任职之后，苏轼发现熙宁变法的想法是好的，但在不成熟的时机下硬性推广改革政策，往往得不偿失。曾先后在杭州、密州及徐州任职的苏轼，有了一手的调查研究后，在《上神宗皇帝》奏折中称：宰相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近来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由于苏轼在文坛的影响太大，以至于所有读过他写给神宗奏折文字的人，只要在其他文章中读到新进一词时，亦多是会心一笑，在无数的人眼中，所谓新进者，与无耻钻营者同义，讽刺新进的背后就是反对变法。

李定比谁都清楚，如今圣上对变法最是上心，而对生事与新进等词极为敏感。他断定，凡文章里夹带这些词汇者，多会吃不了兜着走。而偏偏这次苏轼在这个上表中犯了大忌，这不是等于将自己的罪行主动交到我们司法机关手里来了吗？借此良机，何不顺势将可恶的苏轼就势整到。

御史中丞李定为何如此憎恨苏轼呢？

这一切还得从与李定同母异父的出家和尚佛印聊起。

李定出生在宋真宗天禧四年即公元1020年，他比苏轼年长17岁。但成名却远远地晚于早年发达的苏轼，因而内心深处一直对苏氏兄弟怀有强烈的嫉妒。李定在成长期间曾拜师于王安石名下，以至于后来不论他走到哪都死抱恩师王安石的大腿。20岁的神宗与47岁的王安石始于熙宁年间开始了那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这一年里李定来到了京城，经王安石介绍，出任太子中允兼监察御史。也就是在这一年里，49岁的李定结识了32岁的苏轼。走到哪都自称王安石门生的李定坚定地支持变法，而对变法有着成见的苏轼却一心想离开到处有是非的京城。

熙宁四年的夏天，34岁的苏轼被神宗派往杭州出任通判，来到美丽的杭州后，很快地充满了诗情画意的苏轼却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美好的诗篇，其中包括<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之类的传世名句。

忙完政务后，苏轼总是约好友张方平、黄庭坚及出家人佛印和尚等知己喝酒写诗作画，每天开心得不行。

一日，在西湖边散步，聊到忠孝仁义等儒家文化来，佛印和尚向苏轼透露了一个秘密：你知道吗？我和你认识的李定是同母异父的兄弟，我是哥哥，他是弟弟。

哪个李定？苏轼不解。

京城知谏院的李定。

苏轼说：真的吗？他可是王安石变法派的死党啊。

政治上的事情不好说，佛印叹道：可我不知道王安石这种大孝子怎么会如此重用我的这个弟弟。

苏轼问：李定在京城里和所有人都讲，他是王安石的门生，得到恩师重用自不奇怪。

可是我的这个弟弟属于极端不孝的人，按理讲王安石不能推荐他在知谏院里做官。

他怎么不孝了？苏轼问。

佛印说：我们母亲去世时，当年为了仕途，李定竟瞒而不服，没有回家为母亲守丧。

啊？苏轼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宋朝的官场之上，丁忧守孝是极大的事。不管多大的官，父母去世后都得离开官场回家尽孝。前些年母亲程氏与父亲苏洵去世后，苏轼分别回家为父母守了多年的孝。

见苏轼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佛印解释道：我母亲仇氏先嫁给了我的父亲，我父亲去世后她又嫁给了李定的父亲李问，再后来她又一次改嫁，进了一个姓郜的家门。由于李定自小与母亲的感情淡漠，所以成长中他对所有的人都称，只知有父，不知生母。前些年我们的母亲仇氏去世，我回家参加了她的葬礼。不过，作为她的次子，李定却并没有按照朝廷的规定报请丁忧。

听到这里，苏轼连连摇头，对李定的人品深感不齿。

回到家后，苏轼与兄弟苏辙谈及此事，性格一向机警温和的苏辙劝着哥哥：这是李定个人的私事儿，你可千万不要就此事随便发表意见，你知道在这个社会上，最不能得罪的就是他们知谏院的那些官员了。

一向嫉恶如仇的苏轼，一次在自己创作诗文中，以一种非常隐晦的方式对谏官李定的不孝行为进行了讽刺与挖苦。

写者无心，读者有意。

苏轼讽刺李定的诗不知怎么一抄二传地进了京师，结果一位同在知谏院工作与李定有着深深矛盾的陈姓御史读到了苏轼的诗文后，当晚就写下措辞严厉的奏折，第二天呈报给了神宗皇帝，声称李定犯有匿丧不报的重罪。

自古忠孝一体，不孝之人，如何尽忠？

听说自己的学生出了事，王安石第一时间进宫，当着神宗的面为自己的学生李定做了辩护。

有关官员被诬陷的事情，神宗经历得太多了。老臣欧阳修就被曾被人投诉与自己的儿媳乱伦，结果经过一圈调查之后，发现确属诬告，于是一向抱着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态度的神宗严肃地处理了几个诬告者。

当听说李定犯了不孝的重罪之后，神宗一方面派淮南及江东转运使到李定的家乡调查案情，另一方面命李定到御前做自我辩护。调查结果表明，佛印和李定共同的母亲仇氏并不只做过两次新娘，而是做过三次。

即便如此，不孝罪名还是被安在了李定的头上。

鉴于事态严重，无奈之下，李定只得被迫辞去了官职，离开官场去民间做了私塾先生。

待不孝风波过去数年之后，出于信任，在王安石的安排下，李定重新回到京城。多年前李定曾一度做过太子的老师，由此曾与神宗皇帝关系熟络，在得到圣上的谅解后，作为坚定的变法支持者，得到神宗充分信任的李定出任要职--御史中丞。

自李定坐进了知谏院最大一间办公室的第一刻里，他就要求手下将那个叫苏轼的人，从杭州、密州、徐州，一直到湖州，几年来所有呈报给京城的文件全部收集好，拿到我的办公室里来！

就这样，元丰二年的一个夏日里，苏轼前不久呈报的《湖州谢上表》被摆在了李定的案头之上。

在对苏轼所写的上表中反复阅读了多遍之后，李中丞在苏轼所写的文字，将<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重重地划了几条线，又将新进与生事四字做了特别的记号。然后在一张空白纸上写下一行字：湖州知府用隐晦的笔法再次讽刺了陛下多年来推动的变法，除了不想与推动变法者合作外，再次借用司马光表述，将陛下关注的变法挖苦为生事。结论为四字：托事以讽。

李定知道最近神宗对什么事情最是敏感。

果不其然，李定的奏折呈报上去两天后，一心想把变法运动深入下去的神宗读过苏轼谢恩表后大怒：熙宁变法多年，上下阻力重重，当中最可恨即为那些非但不为朕大业操心，反而站在一旁冷嘲热讽者。数年前沈括曾将那些讥讽变法诗文送朕时就提到过苏轼之不良文风，若非朕喜爱苏轼的诗文，当年就把他办了。这次他胆敢借用公开出版物，再次讥讽决策朕全力推动的变动，是可忍孰不可忍。御史台即刻将苏轼从湖州带到京师来，让他向朕亲口解释一下，何谓新进？何谓生事？！

七月二十七日李定获知上谕，第二天即安排手下官员皇甫僎带办案人员赶往湖州，逮捕反官苏轼，速去速回，不得有误。

三天后，皇甫僎带着御史台办案人员赶到湖州时，发现前来接旨的不是太守苏轼，而是通判祖无颇。问案犯何不亲自出面，通判道：太守因身体不适，已于前日告假。

闻言，御史台办案人员不由分说，硬闯府衙，作为钦犯，一根绳子就把苏轼给捆了起来，随即押往京城。

针对这次执法，苏轼后在一篇文章中做过生动描述：僎径入州廨，具靴袍，秉笏立庭下，二台卒夹侍，白衣青巾，顾盼狰狞，人心汹汹不可测。轼恐，不敢出，乃谋之无颇。

撰促轼行，二狱卒就直之。即时出城登舟，郡人送者雨泣。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在押解回京的路上，因为提前得知这次御史台派人前来逮捕自己是因为自己手欠，在谢上表的文字中得罪了神宗，苏轼预估这次犯事儿，活着出狱的可能性渺茫。与其最终被御史台的狱卒活活折磨致死，不如自己在押解途中跳船自尽，一了百了。除了落水身亡外，苏轼还暗藏金丹，随即准备自尽。

可能是估计到案犯苏轼想自杀，因而整个押解当中，御史台办案人员分外注意苏轼的一举一动，始终没有给苏轼的自杀提供机会。

苏轼尚未被押解至京，李定已得知案情蹊跷，从圣上的手谕到自己安排皇甫僎带手下前往湖州抓人，没有让其他人得知，可苏轼是怎么预先就得知御史台将前来抓他，竟然预先告假躲人，一定是办案的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走漏了风声。

经过秘密调查，李定发现原来提前通知苏轼要出事的不是别人，正是成天混在皇帝身边的驸马爷王诜。神宗母亲高太后前后生了两男一女，老大宋神宗，老二蜀国长公主，老三岐王赵颢，三人同在后宫长大，童年生活快乐无比。19岁的神宗于父亲英宗身后接过皇位，满怀抱负的他决意全力改革，一扫前朝陈腐，变法不成，奋斗不止。自小和神宗感情最是亲近的妹妹19岁的蜀国大长公主，经自由恋爱于熙宁二年下嫁给京城著名大才子王诜。其时，作为哥哥的宋神宗对这段感情，并不看好，一是王大公子出生于天圣九年，大了妹妹整整19岁，从年龄上看两相差一代，实非般配；二是神宗登基之前就有所耳闻，才华横溢且风流倜傥的王大公子多年来被京城传为著名公子哥，他的先辈为当年助先祖赵匡胤同打天下的王全斌，世代受封，神宗最是担心自己疼爱的妹妹嫁给这种公子哥后吃亏受苦。果然如神宗所料，熙宁年间自己和王安石努力变法，终日忙得不亦乐乎之际，他的这个驸马妹夫却成天里与比他小了几岁的苏轼、苏辙、黄庭坚及米芾等书画圈里的名人混在一起，赏花狎妓，喝酒斗诗，泼墨作画，正事不干。最让神宗生气的是，妹妹自己并没有直接向自己诉苦，可他通过侧面得知，他这个驸马妹夫，不但在家中极是不尊重公主，更是公然地在妹妹之外，迎娶小妾数名，近妾远妻，令妹妹在家中倍感痛苦。数次当神宗听旁人说起妹妹在家受气时，愤怒的神宗拍案而起，当即下令将王诜拘禁起来，但每次都为善良的妹妹所止。

作为太子少傅，李定对神宗家事所知甚细。这次为报苏轼伤害自己的大仇，他特意于添油加醋中，将圣上如何决定拉苏轼来京城对质，自己如何当即安排下属前往湖州抓人，而作为皇上身边消息极为灵通的王诜发如何在第一时间里秘密让手下赶往南京，向时任幕官的苏辙密报案情，苏辙随后不顾一切派人赶往湖州，通知兄长，来自京师御史台的快捕将来抓人，最后一刻里，提前得知内情的苏轼随即告假避祸。

听到李定的奏报，31岁的神宗怒不可遏，苏轼不但多次讥讽自己，多年来驸马竟一再欺凌妹妹，新仇旧眼涌上心头，勃然大怒中下旨，御史台设立专案组，彻查驸马与苏轼间长期勾结内情，苏轼投入御史台大狱严加审讯，驸马禁于府中，专人看守，结案之前，半步不得离开！

就这样，元丰两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于湖州被捕，二十天后押往京城著名的御史台监狱，也称乌台监狱。据《汉书·薛宣朱博传》记载，御史台中有柏树，野乌鸦数千栖居其上，故称御史台为乌台。

入狱的第二天，苏轼即被提审，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坐在主审席之位的不是别人，正是当年弟弟苏辙一再提醒万不可得罪的中丞御史大人李定。

李定最关注的还是圣上关心的苏轼与驸马勾结案。

跪在下边的苏轼抬头望了望态度威严的李定，嘴唇哆嗦了半天，不知所云。

李宁则坐在那里一声不吭地盯着苏轼足有半响，突然间敲响惊堂木，低声断喝：从你与驸马王诜勾结，诽谤圣上的事实开始，再将你与其他人如何串通不断讥讽变法等恶行，一一从实招来，免得受苦，苏轼，你听明白了吗？

看着周边的刑具，吓得哆哆嗦嗦的苏轼连忙磕头。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每天生活在极度恐惧之中的苏轼前后交待了供状四十篇。头一篇就是他与驸马王诜交往中的非法事实。接下来，苏轼一路交待了他与其他相关人的交往事实，在给王诜的诗里，<坐使鞭棰环呻呼><岁荒无术归亡逋>是为政贪婪的象征；在给李常的诗里，苏轼交待说在密州<洒涕循城拾弃孩>，见男尸、女尸、婴尸饿死在路边，当时确是<为郡鲜欢>；在给孙觉的诗里，苏轼交待说<二人相约不谈政治>，为一次宴席上约定，谁谈政治就罚酒一杯；给曾巩的诗里，苏轼交待说自己厌恶那些<聒耳如蜩蝉>的小政客；在给张方平的诗里，苏轼把朝廷比作<荒林蜩蚻乱><废沼蛙帼淫>，又说自己<遂欲掩两耳>；在给范镇的诗里，苏轼直言<小人>；在给周邠的诗里，苏轼把当权者暗比作<夜枭>；好友刘恕罢官出京时，苏轼写了两首诗，<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向方知冀北空，独鹤不须惊夜旦，群鸟未可辨雌雄。>及<仁义大捷径，诗书一旅亭。相夸绶若若，犹诵麦青青。腐鼠何老吓，高鸿本自冥。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前一首最后一句取自诗经<俱曰予圣，谁识乌之雌雄>，旨在讽刺朝廷上只有一群乌鸦，好坏难辨，后一首表达自己对小人的争权争位不屑一顾。

在几个月的受审中，为了保命，苏轼不得不一次次违心地指控自己的众多好友，将他们拉进案情之中。那些日子，每当夜晚来临，平时一向拥有正义感的苏轼常常为自己的出卖行为而羞愧不已。

为了对付苏轼，在李定的指使下，那些审讯官们搜集了大量苏轼与他人之间的诗作，然后逼迫苏轼承认着各种他们预想中的罪行。

面对着日以继夜的审讯大战，疲惫不堪的苏轼承认，自己游杭州附近村庄所作的《山村五绝》里<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讽刺青苗法的，<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讽刺盐法的；诗作《八月十五日看潮》里<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两句用意，是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王安石罢相次年，苏轼寄赠司马光一首《独乐园》，意在讽刺朝廷新法；苏轼任密州太守期间作的《后杞菊赋》的序言里曾提到吃杞菊的苦种籽，苏轼供认此诗意在讽刺全境百姓的贫穷，尤其指朝廷对官吏薪俸的微薄。<生而盲者不识日>意在讽刺科举考生的浅陋无知，讽刺考生不通儒学，只知道王安石在《三经新义》里对经书的注释；等等。

在李定的不断督促下，参与本安要的审官前后搜集了一百多首他们称之为的苏轼讽刺反诗，高压之下，苏轼不得不交待了他与众名士之间用诗词互和方式，明里暗里对改革与变法进行了大量的讽刺挖苦，罪责难逃。此案受牵连者，从司马光开始，曾巩、苏辙、范镇、黄庭坚、张方平、刘恕、李清臣、周邠、孙觉，一直到李常等39人。

拿着这些由苏轼亲笔交待的供状，御史中丞李定前来神宗处汇报。

翻看着苏轼的交待材料，神宗情形严峻地问道：苏轼是怎么认的罪？你们对他用刑了吗？

深知朕意的李定急忙回答：苏轼名高当时，辞能惑众为避人言，不敢用刑。

神宗点头道：接下来你们御史台会同大理寺及审刑院再对案情进一步审查，并分别提出审查意见来。

接下来，御史台又找到了苏轼痛斥新进的《和韵答黄庭坚二首》，抨击"生事"的《汤村开运河，雨中督役》诗。前者是与黄庭坚唱和的，后者寄赠好友王诜。对于《和韵》，苏轼解释说，前四句以讥今之小人轻君子，如莨莠之夺嘉谷也，后面意言君子小人各自有时，如夏月蚊虻纵横，至秋自息，言黄庭坚如蟠桃，进用必迟，自比苦李，以无用全生。又取《诗》云 <忧心悄悄，愠于群小。>，皆以讥讽当今进用之人为小人也。对于《汤村》一诗，苏轼也供认自己确有对盐官在汤村一带开运盐河的不满，<农田未了，有妨农事>，<又其河中间有涌沙数里>不宜开河，<非农事而役农民>，<役人在泥中，辛苦无异鸭和猪>等。

副相王珪检举苏轼《王复秀才所居双桧》，王珪说: <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此诗有明显讽刺神宗之意。

监察御史里行舒亶根据《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上奏弹劾说：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国子博士李宜之指控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

李定举了四项理由说明为什么应当处苏轼极刑，一）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二）苏轼急于获得高位，在心中不满之下，乃讥讪权要；三）皇帝对他宽容已久，冀其改过自新，但是苏轼拒不从命；四）虽然苏轼所写诗之荒谬浅薄，但对全国影响甚大，臣叨预执法，职在纠察，罪有不容，岂敢苟止？伏望陛下断自天衷，特行典宪，非特沮乖慝之气，抑亦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风俗自革。

总之，作为御史台负责此案的李定指责苏轼共犯有悛终不悔其恶已著、傲悖之语日闻中外、言伪而辩行伪而坚，怨己不用反对变法，特别是胆敢一再讥讽圣上等罪，实乃罪该万死。

按照北宋时期的司法程序，凡大案要案，一般由御史台负责推勘，即调查审讯，勘明事实，其结果呈现为供状，随后由大理寺负责检法，即针对苏轼的罪状，找到相应的法律条文，进行判决，其结果为判词。结案前，再由审刑院对案件审核中的案情进行复核。

在等待大理寺及审刑院的裁决之际，案情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夏天，苏轼在湖州被御史台逮捕后，全家人慌作一团。苏轼原配王弗只活了27岁，就因病去世了，生前她为苏轼生下一子苏迈。元丰二年父亲出事时，苏迈已是个20岁的成年男子了。根据当时御史台的规定，如果家属不能提供饮食的话，所有在押犯人都只能食用狱中劣质饭菜。怕父亲受苦，经和御史台监狱商定，苏迈每日为父亲苏轼提供牢饭一次。由于管理严格，犯人家属与犯人之间不得见面串通。事实上，早在苏轼从湖州一路押解至京的路上，父子就曾商定，每天送来什么食品，暗示案情进展情形，普通饭菜意味正常，罪不至死，但如哪天饭菜里有鱼被送进来了，将意味着离死不远了。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远亲代劳，却忘记告诉远亲暗中约定之事。偏巧那个远亲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自知将不久人世，苏轼随即为弟弟苏辙留诀别诗两首：<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及<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有狱卒将苏轼的两首绝命诗从狱中传出，不久传到了皇帝神宗手上，当看到<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时，宋神宗发了半天的呆，然后深深地叹了口气。

外人不知，自从苏轼被投入御史台大牢之后，前后已有朝中众多要人亲自为其求情：

当朝宰相吴充直言道：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 意思是圣上一向圣明仁慈，试想连你一向反感的曹操当年连祢衡都容忍了，难道今天你连一个苏轼都容不下吗？

已经辞职回家的前宰相王安石劝神宗道：圣朝不宜诛名士。太祖赵匡胤生前曾立规，大宋一朝，不杀著名文臣。

特别令神宗极为触动的是，从小带自己长大的祖母太皇太后曹氏得知苏轼身陷牢狱并面临极刑时，挺身而出为苏轼求情：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 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 翻译成现代汉语的意思是，当年你爷爷仁宗在监考苏轼与苏辙双双登科进士之后曾感叹道：我今天又得到未来的两个相才，甚喜。如今你竟要杀掉他们不成？由于一时间心情大坏，极度焦虑中，当月太皇太后曹氏竟然一命归天了。得知皇宫传来的噩耗后，神宗当即顿足大哭，自称不孝。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神宗决意不杀苏轼，但要给他一个必要的教训。

太皇太后去世的第二个月，在神宗的暗示下，大理寺很快地做出裁定，根据检法程序，苏轼所犯的罪应该得到徒二年的惩罚，但因目前朝廷发出的赦令，他的罪应被赦免，不必惩罚。

当李定得知大理寺竟然只给了苏轼一个两年的缓刑，大为不满，当即抗诉，坚决反对大理寺奏状，要求神宗对苏轼特行废绝，强调犯罪动机险恶，所怀如此，顾可置而不诛乎？

李定决心极大，必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