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贵族方面的妥协与让步，王室方面也就一年多前与贵族签订的《大宪章》做出了新的调整与承诺。

英王约翰去世后，年长他15岁的大哥朗顿大主教为了推进英国境内的和平，开始出面继续协调着王室与贵族之间的矛盾，其工作的主要方向为帮助新王亨利三世，一次次地修改约翰生前与贵族们签订的《大宪章》。作为梵蒂冈教会驻伦敦的第一使节，天主教司铎级枢机及坎特伯里教区总主教，朗顿去世于1228年，享年78岁。那一年，亨利三世已经是个21岁的成年君主了。过去的十几年里，在大主教的帮助下，《大宪章》当中的很多条款修改了多次，由此渐渐地形成了治理英国社会的核心法律体系及日后英国政治秩序的基石。自亨利三世之后，中世纪时期的历任英王曾数十次地修改与发布过新的《大宪章》，君主议会内阁制度由此一路演化，最终英国社会形成了君主立宪制度下的国王拥有象征性权力，贵族控制上议院，平民掌握下议院的互相制衡宪政体系。

客观地看待过去800多年的英国政治体系的演化，当中的变化也是相当曲折的。

在英国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君强臣弱与臣强君弱互相交替的时代。从《大宪章》时代开始，整个金雀花王朝（House of Plantagenet）时期，贵族相对比较强势。十四世纪开始的红玫瑰时期的兰开斯特王朝（House of Lancaster）及白玫瑰时期的约克王朝（House of York），英国君主相当强势，期间由于领地和王位继承权纷争，英国和法国之间开始了一段长达116年的百年战争。进入了都铎王朝（Tudor dynasty）后，统治英国的王室极为专制，皇家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君主与贵族之间的平等关系已不存在，所谓贵族就是一群被君主提拔重用协助国王管理国家的官僚，都铎王朝的皇权渗透全国，国王权威无贵族敢于挑战，什么《大宪章》之类的法律社会之上无人提及。

都铎王朝最为兴盛的伊丽莎白女王时期，出现了一位古往今来最为著名的大戏剧家莎士比亚，他曾创作过一部史剧《约翰王》，让人意外的是，从法王腓力二世、教皇英诺森三世，一直到大主教朗顿，很多历史人物与历史故事都写到了，就是没有提及那个后来影响了人类司法历史的《大宪章》。

1603年都铎王朝的最后一任君主伊丽莎白一世去世后，英国进入了斯图亚特王朝（The House of Stuart）。这个王朝的一个显著特点为君弱臣强，王室与议会之间一直不停地闹着矛盾。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近四百年前《大宪章》一事儿被贵族们重新提出并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一切皆为证明一点，国王不仁，贵族当揭竿而起。1642年，英王查理一世与议会武装之间爆发了内战，三年后国会的武装力量战胜了国王的军队，国王遭到处决。后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战争与革命后，作为对当年《大宪章》法律宗旨的补充，光荣革命后的1689年由英国议会主导，一部强调英国公民拥有不可被剥夺的民事与政治权利的《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出笼了，主要条款包括：1）国王不得干涉法律；2）和平时期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维持常备军；3）非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税; 4）人民有向国王请愿的权利；5）人民有配带武器以用以自卫的权利；6）人民有选举议会议员的权利；7）国王不得干涉议会的言论自由；8）人民有不遭受残酷与非常惩罚的自由；9）人民有在未审判的情况下不被课罚金的自由； 10）国王必须定期召开议会；等等。

从那以后，几百年来英国境内的强议会弱国君的政治格局基本形成。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在英国国内这个格局基本没有太大变化，但在英国的殖民地当中，英王的权威仍是无所不在的。

这一点北美13个殖民地的感受极深。

1776年，北美殖民地的反抗者们手指伦敦，冲着宗主国君主乔治三世骂道：你不能向我们殖民地民众不断征税，却不给予我们殖民地民众相应的权利。这不公平！这不符合我们祖先于五年多年前制定的《大宪章》原则！不符合80多年之前我们的民主先驱们制定的《权利法案》精神！

尽管《大宪章》有着63个条款，但纵观其法律精神，可概括地为十六字：保护私产，限制公权，法律面前，人皆平等。

面对着北美殖民地的反抗，英王乔治三世气坏了，当即派兵镇压。有意思的是，五百多年前的1215年里，英国君主、主教及贵族制定《大宪章》时，为了捣乱海峡对岸的法国人随即出兵干预，而五百多年后的1776年当北美殖民地的革命者发表《独立宣言》声称反抗宗主国大英帝国的压迫时，又是巴黎的决策者及时地派兵前往北美，与世纪仇敌英国人死磕到底。

在法国人的帮助下，最终美国实现了独立。为了体现独立的司法精神，北美的革命者以一种敢为天下先的情怀，制定了人类有文字以来第一部成文的宪法《美国宪法》。那些美国的先贤们在立法时参考了很多重要的历史文献，其中最重要的历史法律文本正是1215年夏天出台的那部《大宪章》。

得益于《大宪章》，英国在之后的几百年间，发展成为了一个日不落的世界第一强国。

得益于《美国宪法》，近一百多年来，美国始终是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强国。

很多学者关注到了《大宪章》及《美国宪法》的历史意义，只是到现在他们中的很多人内心都会有点奇怪，何以在过去数百年里长期领全球经济与文化牛耳的大英帝国，始终没有一部成文的国家宪法。如今连亚洲极为落后而封闭的阿富汗、蒙古及不丹等国，非洲极为落后而封闭的刚果、索马里及苏丹等国都有着成文的宪法，而偏偏最早推行君主立宪制度的英国却不依靠一部成文的宪法治国。

数百年来，从英国王室到英国议会，他们到底是怎么利用着各种零碎的诸如《大宪章》之类的法律文件，推行着他们的宪政的？

乌台诗案

古往今来，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起文字狱案，但在神州大地之上发生时间最早，案情牵扯人数最广的应该是北宋元丰二年即公元1079年的乌台诗案。

此案被告：苏轼。

此案原告：李定、何正臣、舒亶、王圭、李宜之

案件审理机构：御史台、审刑院、大理寺

案件审理时间：当年八月至十二月

案件辩护者：太皇太后、王安石、吴充、章惇、王安礼

案件主要受罚者：苏轼、苏辙、王诜、王巩

案件连带受罚者：司马光、黄庭坚、曾巩、李清臣、范镇、张方平等

案件罪证：讥讽性质诗词文章等四十余篇

案件最终判决者：当朝皇帝宋神宗

接下来，围绕着此案当中的大小人物，兄弟将就案情的前前后后，一一道来。

此案的第一人物，非皇权至上及皇恩浩荡的宋神宗莫属，而引发此案的关键因素与这个年轻的君主发起推动的一场变法运动相关。

提及北宋的一次重要变法运动来，国人习惯称其为王安石变法，不过在兄弟看来，这次的政治运动还是应该叫宋神宗变法更为贴切一点。中国历史有个特点，男人决策失败后，总是习惯找个年轻貌美的女人来背锅，皇帝决策失败后，总是习惯找一个勇于承担的大臣来抵罪。

北宋熙宁初年间的变法，哪里是王安石推动得了的，分明是北宋第六任皇帝宋神宗的变法。

研究中国历史的人都会发现，从开国皇帝赵匡胤创建北宋开始，到南宋末代皇帝宋少帝被蒙古人轰进大海亡国为上，近320年的国祚中，宋人的文化、科技与经济都相当发达，但从国防到外交，赵家人治理下的王朝是中国历史中最软弱、最窝囊的朝代，没有之一。一段靖康之耻，令国人蒙无尽之羞，周边所有阿猫阿狗政权，都敢前来欺负开封，霸凌临安。无奈中，赵家人除了满脸堆笑再就是通过定时进贡来维系可怜而脆弱的国家安全。

制度设计有问题。

一官三人的冗官现象造成政府持续财政危机，由此加重了百姓的生活困苦。以宋神宗父王英宗的治平二年为例，国家财政收入为116,138,405贯，支出却达131,864,452贯之巨。由于连年财政恶化，军队指挥系统极度混乱，与契丹与西夏交战败多胜少，每次议和皆是丧权辱国。

神宗祖父宋仁宗在位时，曾推动参知政事范仲淹等人搞过一次庆历新政，由于触及太多得益集团，最终改革半途而废。

神宗父亲宋英宗命薄，在位仅四年即驾崩，平治四年（公元1067年）年仅19岁的皇太子赵顼登基，史称宋神宗。

神宗赵顼自小喜爱读书，对富国强兵之术尤感兴趣，满脑子都是商鞅与秦孝公变法，秦始皇与李斯变法的事迹，对为法家提供了强大理论武器的韩非子著作尤为着迷，可谓爱不释手。然而令赵顼有些失望的是，分别于太祖及太宗两朝担任过宰相的赵普提出，半部论语治天下。受其影响，儒家学说成为了北宋早年间的显学，从欧阳修到司马光，张嘴仁义礼智信，闭口温良恭俭让。在赵顼看来，强调中庸思想的儒家根本治理不了眼前国家面对的种种问题。赵顼11岁那年，一次他在父亲的书房里读到一个名叫王安石的江南东路刑狱官写给祖父的奏章《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文章说：现在天下越来越穷困，世风日下，是因为现在的人不了解法规制度，不效法先王时政；而为了让大家效法先王，是要效法其精神；效法其精神之后，他的改革就不会惊扰天下人；依靠天下的人力生产天下的财富，又征收天下的财富来供给天下，自古以来的忧患根本是不懂得理财之道；因此希望陛下明察，改革朝廷。读毕，少年赵顼第一个念头是，他真想亲眼看一看这个名叫王安石的人到底长什么样。

读过王安石文章八年之后，当年的少年读者已成了君临天下的一国之主了。继位不久，神宗既将已是翰林学士的王安石召入宫中问策：

当今治国之道，当以何为先？

王安石答：以择术为始。

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

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

神宗知道，春秋时代第一个法家人物齐相管仲最是看中四纲：礼义廉耻。当年推崇法家21岁的秦孝公坐上王位后，即与28岁的商鞅探讨如何让大秦迅速崛起的霸道之学，如今20岁的自己与47岁的王爱卿联手，不知能否像当年商鞅与孝公那样也创造一个变法史上的奇迹。

尽管20岁的神宗希望第二天他与王爱卿的变法即可成功，但还是在征求了母后高夫人的意见后，在暂时没有更换父王信任的两位宰相韩琦与曾公亮的情形下，他首先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全权负责推进变法事宜。

有神宗作自己的后台，王安石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行起了他向圣上承诺的强国健军的变法活动，春节一过，王安石即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当年春天，成立了一个由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及王广廉八位官员负责的农田、水利及赋役工作组；当年夏天，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当年秋天，全国推行青苗法；当年冬天，颁发了农田水利条约。

王爱卿变法活动展开不久，宋神宗即从各方面听到了诸多非议：首先翰林学士范镇声称，实行青苗法是变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与多取，犹五十步与百步。之后，神宗收到大臣范纯仁上书，指责王安石掊克财利、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秋天里，神宗再收到御史中丞吕诲上书，弹劾王安石巧诈，称其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御史中丞唐介声称王安石好学但拘泥古时，重用此人天下必当困扰冬天；宰相韩琦有奏疏送至神宗的案头，文称制置三司条例司虽大臣主领，然终是定夺之所、不关中书、枢密院，不奉圣旨直可施行者，如此则是中书外又有一中书也；当时刚刚为父亲守孝三年的苏轼回到京城后，担任了判官诰院兼祠部员外郎，鉴于人在科举领域供职，年仅32岁苏轼只是对变法中对科举制度的不良影响提出异议，得知人微言轻的苏轼竟然也对变法不满，王安石颇是忌恨；对王安石变法反对最为激烈的还是朝中著名的儒家老臣司马光，变法不久，他就上书神宗《应诏言朝廷阙失状》，对王安石推行变法当中的种种失误，做出系统性地指责。特别是青苗法与市易法，司马光认为各级官员放钱收息，要比平民放贷收息危害更大，由此对变法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见神宗态度暧昧，司马光随即上了第二份奏疏《修心治国之要札子》，提出保甲法、免役法和将兵法纯属病民伤国，有害无益。

光明磊落的司马光不但上书圣上，同时致函王安石，劝其不要刚愎自用，用心太过，自信太厚。收到司马光的来信后，王安石覆书抗议，深不以为然。司马光建议节流，王安石主张开源，最终因变法当中的歧义，二位原本极是要好且互相推重的朋友，自此话不投机，分道扬镳，再不往来。

对于王安石的执意变法，身为翰林学士兼尚书左丞的弟弟王安礼，也从侧面多方劝解哥哥莫要一意孤行，变法初衷在于富国强兵，均济贫弱，然而政策下到基层全部走样，民间苦不堪言。

王安石性格刚硬，满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推动变法，很少听取不同意见，相反喜听恭维及奉承，于是很多政治投机者，如章惇、吕惠卿、沈括及李定之流，纷纷曲意迎合，因缘重用，遂使新法推行变质。

令宋神宗心神不宁的是，王安石变法带来的很多负面影响竟进入了皇宫。

一日母亲高太后不知从哪里听到多方对王安石变法的非议，她的结论竟是：随意更改祖制，变乱天下者，王安石也。

站在一旁的亲弟弟岐王赵颢从旁劝说哥哥：应遵从皇太后懿旨。

极度失望的神宗不好反驳母亲，只是冲着弟弟吼道：都怪我不应推动变法，干脆你来当我这个皇帝，好么？

听到这里，岐王先是一脸的惊慌失措，随即大哭。

疼爱小弟的母后，当即指责宋神宗不该以这种态度对待弟弟。

宋神宗随即愤然离去。

中国历史之上，很多原本想有作为的帝王，最终之所以未能完成大业，除了国事难办以外，家事纠缠也是很多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与国事相比，家事很少讲原则。

以熙宁变法为例，20岁上台的神宗与47岁的王安石原本是怀着一往直前的热情力求改革大业一蹴而就的。

年近半百的王安石算是个阅历丰富的人，他内心很清楚，由于改革将触动无数人的利益，因此改革过程将是极为艰难的。变法能否成功，关键在于神宗对自己的支持力度。只要皇上坚定地支持改革，自己将义无反顾地为变法成功而奋战到底。然而，令王安石极为失望的是，朝堂之上，面对群臣，神宗每每表现出一种凛然大义中的坚定，可每当神宗退朝回到皇宫后花园面对着一大堆家事时，特别是面对着曹太皇太后及高太后对变法当中的问题提出的种种指责与抱怨时，二十出头的神宗常是唯恐多只不及中的唯唯诺诺。

变法数年后，天下大旱，安上门监郑侠画《流民图》，图中流民或身背锁械，或口食草根。有别有用心者将图送入宫中，太皇太后看后，当即将孙子神宗找来，指图抱怨。

神宗无语。

次日早朝，神宗问策于群臣。众臣皆上疏请求罢免王安石，神宗坚定地摇头。

退朝后，神宗传王安石私下解释：慈圣、宣仁两太后多次当着朕面哭诉，某人居心不良，只顾竖个人权威，坏了礼制，乱了天下。

王安石叹道：天下事像煮汤，下一把火，接着又泼一勺水，哪有烧开之时?

神宗心赵里清楚，王爱卿所云在情在理，可太皇太后在后宫中总是强调的一句话也深深地影响着神宗：尔祖父仁宗一生明智，常云治大国如烹小鲜，主张政策稳定，在位40年，外鲜有战争，内风调雨顺。再看看尔等变法数年，竟是一片天怒人怨。

见神宗满脸为难之色，王安石当即表示辞职。

神宗不接受爱卿的辞呈。

儿子因重病去世后，内心受到天谴的王安石，以家事艰难为由，多次向神宗请辞。

神宗犹豫许久后，最终接受王安石辞去相位，但将他的官职改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封舒国公。

十年来的熙宁变法，由于各方反对，看似以王安石的辞官而失败了，但心有不甘的神宗坚信，不管有没有王爱卿的谋划与献力，不管变法过程如何艰难，为了国家的振兴与发达，朕一定要把未竟的变法大业推进到底。

公元1078年，神宗改年号为元丰，决意开创变法新纪元，自此不管是太皇太后还是皇太后，不管是以司马光为首反对变法的旧党还是以王圭为首唯利是图的骑墙派，朕要表明态度，从此之后改变变法之事将由朕亲自统筹，一改到底，直到实现富国强兵。

熙宁变法的那些年里，受到新党排挤，为避开京城内部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与长短是非，苏轼只要有机会就会提出离京到外地任职的请求。因文才过人，21岁那年苏轼考上了进士，名扬天下，自此从文章到诗词，苏轼在社会之上有了无数的崇拜者，一时间社会上盛传，仁宗时的欧阳修，英宗时的苏轼。由于成名极早，因此神宗时期，从太皇太后到皇太后，凡听说苏轼有新品问世，多会让人抄入宫来品评欣赏。受众多皇家女崇拜者的推崇，从仁宗、英宗到神宗，苏轼的作品常出现在历任帝王的案头之上。神宗知道从欧阳修到苏轼，这些著名文人对王安石的变法多持否定态度。当得知王安石想把苏轼外放到条件相对艰苦的颍州出任通判后，作为苏轼作品的喜爱者，比苏轼小11岁的神宗提笔将苏轼外派地点改在条件较好的杭州出任通判。宋代年间，通判为知府下面的副职，为地方二把手。关于苏轼的行政能力，神宗曾对向他极为信任的重臣司马光做过评价：轼非佳士，卿误识之。神宗更认可的还是苏轼的文学才华。

苏轼去了杭州之后，由于长久没有看到他的新作，神宗特意嘱咐苏轼的前同事沈括专门去杭州，见到苏轼后向他索要新作，以便一睹为快。

神宗对苏轼的要求是，不管你在京城任职还是到地方当官，只要把该办的事情做好，别给朕找麻烦就行了。然而，一心想将变法运动推行到底的神宗，却常听到朝里有官员议论，苏轼外放到地方后，常对变法品头论足，讽刺挖苦，评价甚是负面。每当听到这种议论后，神宗都是相当的不快，你一代文豪主要任务是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来，欧阳修、司马光这些人如对变法有意见多会上书直陈，而你苏轼作为国内文坛一代领袖，整日里总是对变法持一种阴阳怪气的讥讽，影响极坏。

从人品不佳的沈括开始，很多神宗周围的人经常来到皇上面前汇报，苏轼昨天写了什么讽刺文章了，苏轼今日又在哪首诗中挖苦变法了，不一而足。跑到皇上面前大说苏轼不好的人，主要是三类人，一是坚定的变法者，二是曾经在历史上被苏轼讽刺伤害过的人，三是那些嫉妒苏轼文才的行政官员。神宗对所有于背后说苏轼坏话的人，基本上采取了听到后责骂几句，但绝不处罚的原则。神宗心里清楚，全社会里喜欢在别人背后说三道四的行政人员太多了，但像苏轼这种文才横溢的人杰太少了。只是在三人成虎的效应中，神宗对苏轼的看法变得越来越负面了。

从元丰元年开始，性格偏执的神宗决定亲自领导变法运动，为了振兴国运，不惜一切深化改革运动，人挡杀人，佛挡杀佛。

常言祸起萧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