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监狱之外，为了营救伽利略，美第奇家族驻罗马的代表想尽了一切办法，希望那些拥有生杀大权的红衣主教们，心怀仁慈，宽恕一只迷途的羔羊。

主审官们心里很清楚，是否给伽利略定罪，如何定罪全在教皇乌尔班八世意念中。

1633年6月16日，从教皇乌尔班八世那里得到指示之后，宗教法庭就伽利略案，做出宣判：被告在宗教法庭上必须就自身的异端嫌疑做出正式声明，自此放弃不端的信仰；为了惩处被告以往的欺骗行为，宗教法庭会议决定判被告终身监禁，未来不得再以任何方式，无论是口头形式还是书面形式，对地球运动而太阳静止的学说表示支持或反对，否则将再度遭到惩罚。目前，法庭愿意免除被告的这些罪行，但首先被告要按照法庭规定的形式和方法，怀着诚意与真挚的信仰，在法庭面前宣布放弃、诅咒并憎恶上述错误和异端学说，以及一切与天主教及教会相悖的错误和异端。此外在今后的监禁中，被告须每周背诵七篇忏悔诗，这一处罚为期三年。

听到宣判后，年近七十的伽利略老人颤巍巍地跪在了地上，接过裁判官递到他手里的一张声明书当众念道：

我，伽利略，佛罗伦萨已故的温森佐·伽利略之子，七十岁，亲自受审，跪在各位最杰出的、最受尊敬的红衣主教、宗教法庭庭长面前，反对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异端的邪恶学说。我以眼前和手中的《圣经》发誓，我过去一直相信，现在依旧相信，在上帝的帮助下，我在未来将继续相信教会所持有、宣讲和教导的一切。我希望阁下和每一个忠实的基督徒能够解开针对我的强烈怀疑，我诚心诚意地声明放弃、诅咒并憎恶上述的错误和异端，以及其他与教会相悖的错误、异端和派别。我发誓，我未来永远不会以口头形式或书面形式，再去讨论或肯定任何会导致我有类似嫌疑的内容。相反，如果我知道任何有异端思想或异端嫌疑之人，我会向宗教法庭、我所在当地的裁判官或其他人告发他。

念到最后，老人已泣不成声。

后来很多史学家都认为，1633年6月16日发生在罗马教廷宗教裁判所的这一幕，大概是人类有史以来，科学被宗教当众强奸活动中最为悲惨的一次之一，也是人类有史以来，邪恶压迫正义形成的最大冤案之一。

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无数拥有正义感的人类，一直在为伽利略案鸣冤叫屈。

遗憾的是，直到三百多年后，梵蒂冈才在世人巨大的舆论压力下，承认了当年的错误，为伽利略一案做出了正式平反。

五百年来，教皇一职始终为意大利人所拥有，上世纪末一位来自波兰的大主教在一片众望所归中，当选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John Paul Ⅱ) ，去世时他成为了近千年来首位名下拥有伟大教皇（The Great Pope）之称的梵蒂冈领袖，这其中有很多原因，而在各种反对的声音中，坚定地站出来为伽利略案平反，成为了他任职其间的重要政绩之一。

约翰保罗二世于1920年出生在波兰，原名为沃伊蒂瓦（Karol Wojtyła），童年时母亲去世，少年时兄长去世，年轻时父亲去世。孤独成长中，渐渐地投入了主的怀抱。年轻时他当过足球队的守门员，从事过戏剧创作，大学专业为语言学。来到纽约的联合国，不论遇到的是美国人、英国人、俄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还是意大利人，除了中国的汉语外，他可以用多达11种语言与人进行顺畅的交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在丘吉尔与斯大林的版图划分游戏中，波兰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梵蒂冈的代表，沃伊蒂瓦长期生活在压力巨大的意识形态环境中。

1963年，第264任教皇保罗六世(Paul Ⅵ）上台执政，为了培养自己的实力，43岁的沃伊蒂瓦被梵蒂冈任命为波兰教区大主教，4年后深得保罗六世喜爱的沃伊蒂瓦被提拔为枢机主教，由此接近了梵蒂冈的权力中心。

1978年夏天，执政了25年的保罗六世因病去世，作为枢机主教，58岁的沃伊蒂瓦随后参加了推选新教宗的秘密会议，结果出身威尼斯的枢机主教当选为新一届教皇，史称约翰保罗一世。

令所有选举人没有料到的是，新教宗尚未将办公室椅子坐热，执政仅33天就因病去世了。为了避免这种情形再次发生，这年秋天一帮子身穿红袍的大主教们投票将年仅58岁身强力壮的沃伊蒂瓦推上了第266任教皇宝座，名号约翰保罗二世。

有着强大抱负的约翰保罗二世上台不久，即开始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有两个事实在梵蒂冈内部是有着共识的，一是当年判处伽利略有罪的是一帮子意大利人，他们的子孙很难为他们祖辈们定了罪的人去平反的；二是谁都知道伽利略之所以被判有罪，重要的原因是他力挺波兰科学家哥白尼的日心学说，而约翰保罗二世也是波兰人。从十七世纪的牛顿到二十世纪的爱因斯坦，从宇宙飞船到人类登月，从大规模计算机到高倍数电子天文望远镜，随着工业革命与科技创新，二十世纪末叶几乎所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的人都知道，当年罗马教会因伽利略倡导日心学说而给他定罪一事过于荒唐，问题是梵蒂冈能不能以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承认当年的错误，这当中需要的不仅仅是客观事实，还需要一定的主观勇气。

其实，罗马教会从教宗、主教、神父到无数修道院里的基层人员，只要读过一些基础的科普读物后，他们的内心都会清楚，在判处伽利略宣扬日心学说这个问题上，乌尔班八世操纵的那次审判，错的是教廷而非伽利略。伽利略去世70多年后的1718年，教廷宣布允许恢复出版除《对话》外伽利略的其他学术著作，1835年教廷宣布取消对伽利略《对话》一书再版的禁令。为了维护梵蒂冈在广大信众当中的威信，教廷已变相地认了错。

从公元67年的天主教第一任教主圣彼得(St.Peter)开始，这个人类有史以来生命力最长久的组织，一路传承，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上先后出现过260多位教皇。这当中，教廷有过许多荣耀与贡献，也有过无数的不当与罪孽，举例来讲，光是一个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自1483年至1820年，三百多年间因异端罪先后有过近四十万个受害者，其中用火刑处死的竟有十几万人。加上其他国家宗教裁判所处罚的异端罪，受害者不计其数。几百年后，如果仅为一个伽利略做出平反，其他历史上犯有异端罪的人怎么说？

近几个世纪以来，罗马天主教廷为许多圣徒树了碑立了传。二十世纪中，梵蒂冈宗座科学院曾收到匿名捐款，请求为生前与数位教皇关系良好的天文学家伽利略竖立一尊塑像，对此教廷非但没有否决，还给予了一定的支持。

总之，教廷之所以迟迟没有在判伽利略有罪这个问题上正式承认错误，当中存在着一个说起来易做起来难的面子问题。

一来二去，伽利略案就这样一路拖了下来。

如果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不是一位来自罗马以外的一位波兰籍教皇上台，伽利略案子真不知因为面子，还要拖到哪年哪月。

客观地讲，由于梵蒂冈内部存在着巨大的阻力，约翰保罗二世上台之初，在为伽利略平反一事，也是相当小心的。在教皇宝座上坐稳一年后，1979年冬天，教皇召开了一次内部吹风会，就为伽利略平反一事征询了其他红衣主教的意见。他的看法是，三百多年前的那些审判，让老科学家伽利略吃了很多苦，这些苦难是教会内个别的人和部门造成的。

在取得一定共识后，约翰保罗二世上台的第三年即1981年里他提议由梵蒂冈牵头，设立一个伽利略案件调查委员会，重新审理350年前发生的那个案件，在表达了宗教不应干预科学的观点后，教皇强调案件调查人员尽可能做到客观公正。

平反过程并非像常人想像的那样简单，关键是教廷内部意见极不统一。

2005年约翰保罗二世去世后，接掌梵蒂冈大权的为第267任教皇本笃十六世(BenedictⅩⅥ)，作为重新审题伽利略案委员会的一员，当时他还是拉青格红衣主教（Cardinal Joseph Ratzinger），1990年即重审伽利略案进行到第9年时，这位大教主在罗马大学当众发达演时，提及发生在1633年的伽利略案，他的观点明确，此案原告有问题，被告也有问题。乌尔班教皇那时最大的历史任务是推动各方积极谈判，尽早结束三十年宗教战争，以减少流血冲突。作为伽利略的校友也是好友，乌尔班教皇仅仅是想对伽利略通过著作对自己的侮辱给予一点教训。若由宗教裁判所独立裁决的话，仅就伽利略出尔反尔及明知故犯的欺诈罪，就足以用他火刑处死他了。事实上，仅仅软禁了几个月后，教皇乌尔班就特批伽利略回到了他的女儿身旁，再之后来特许伽利略住到由美第奇大公特意安排的领地里，得知伽利略开始创作新的科学著作时，还特别为他配备了称职的助手。

总之，为了梵蒂冈的尊严，教廷内部有很多资深人士一直为当年教皇判定伽利略有罪一事，做着各种各样的辩解。

经过11年漫长的案件重新调查后，在伽利略案上持相对谨慎态度的约翰保罗二世于1992年31日当着在场的教廷圣职部人员及二十多位红衣主教说道：当年处置伽利略是一个善意的错误，未来我们永远不要再发生另一起伽利略事件了。

过去人们常说，正义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不过今天反思起来，人们会不会说，有关伽利略案的正义最终还是来了，只是时隔三百多年才来，是不是也太晚了点？历史舆论在司法当中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司马迁案

公元前91年 长安

此案涉及到如下几位当事人：太史公司马迁、汉朝第七任皇帝刘彻、投诚到匈奴方的汉朝将军李陵、汉武帝大舅哥李广利、匈奴单于且鞮侯。

围绕着案情，接下来兄弟想与各位聊聊这几位当事人。

司马迁

司马家族世代为官，作为陕西望族，从司马迁这一代往上数，从八世祖司马错到六世祖司马靳，皆在有着虎狼之师之称的大秦国内带兵打仗；秦始皇横扫六国打下江山后，太祖司马昌当上了由政府专营的铁业官僚；汉高祖一统华夏后，曾祖父司马毋怿当上了地方行政官员；祖父司马喜则混上了五大夫爵位，自此家族人丁兴旺；历经文景之治时期，自小爱好学问的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执政其间当上了太史令。

和一般人想像不同，太史令的日常业务并非负责记录历史事件，而是负责观测与报告各类天象。古人迷信，他们一直认为众生头顶之上的那片天穹中，不是端坐着玉皇大帝就是走动着王母娘娘，高高的上苍与辽阔的大地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身为天子的汉武大帝刘彻对此坚信不疑，天人合一与天人感应之类的理论一刻也没有离开过这位大领导的脑海。在汉武帝期望中，司马家族的工作重点应放在每日通对天象的观察与记载，不但及时报知气象，更要传达种种不为常人所知的天意。然而汉武帝并不清楚的是，太史公司马谈平生最大的爱好及终生最大的志愿，并不是给后人留下一本有关天文星相的著作，而是创作一本自远古三皇五帝到如今刘家汉朝所有过往的史书。

有鉴于此，生前司马谈收集整理了大量的史料，同时有意安排儿子司马迁年轻时，饱览祖国大好河山，以便未来完成自己未竟的大业。

不负父亲期望，成人后的司马迁开始利用所有业余时间，勤奋创作起了一本名为《太史公书》的著作。

几年前，为了创作《医药春秋》，兄弟曾经在朋友的陪同下访问了曾出过十几位诺贝尔医学奖与化学得主的全球第一医院麻省总医院（MGH）。从波士顿唐人街坐红线地铁几分钟就到了查尔斯（Charles）站。

当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传教士约翰.哈佛（John Harvard）来到了当时仍属于北美殖民地的新英格兰区传教，由于波士顿冬天过于寒冷，结果年轻的哈佛很快地就因为受寒转成肺病后去世了。为了纪念这位年轻教士对当地文化所做的贡献，1636年当地民众在查尔斯河畔成立了一家教育机构，剑桥大学北美分校。经近四百年的发展，这所教育机构今天已成多项学科全球排名第一的哈佛大学。哈佛医学院在历史上长期执美国医界牛耳，麻省总医院一直是哈佛医学院教学基地，行政上隶属于哈佛，建院以来这家医院最喜欢对每个访问它的来客吹嘘的是，1846年10月16日发生在这里的一台手术，让三个相关人士名留青史：一是发明了吸入式乙醚的麻醉术的牙医莫顿（William Morton），二是亲自操刀为患者实施手术的首席外科医生沃伦（John Warren），三是一位颈部患有肿瘤成为了人类医学史上著名小白鼠的波士顿画家艾波特(Edward Abbott)。这台著名手术过去了170多年了，麻省总医院当中的无数建筑物都已重修或改建了，唯有这个被称为以太穹顶（The Ether Dome）的建筑仍保留着当年的实景供世人瞻仰。

在麻省总医院转了一大圈后，经朋友介绍，一位在波士顿执业的麻醉师与我们在医院里的一间咖啡室里交谈了一阵。

兄弟谈到了1846年秋天的那台手术，并对莫顿先生的麻醉术表示了相当的敬意，那位留着一脸大胡子的麻醉师先是向四周看了看，然后倾身压低嗓音说道：是的，几乎来自全球所有国家的游客在参观完以太穹顶后都会认为，是美国人发明的麻醉术自此解除了无数患者的痛苦，可他们都不清楚一个事实，早在1600多年前中国的一个叫华佗的医生不但发明了一种神奇的汤剂麻沸散（Cannabis boil powder），更让后人敬佩的是，他还发明了一种至今人类也搞不清楚的药膏，术后抹于伤口处，患者可迅速得以康复。遗憾的是，这位中国古代神医于医学方面的发明创造未能得以继承。如果说我们麻省总医院的莫顿医生在麻醉术方面是位近代大师的话，那么你们中国古代的那位华佗就是人类医学领域里的一代宗师，近乎大神。

当晚，兄弟回到饭店后，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将很多收藏在硬盘上的历史资料，系统地分析着，默默地研究着。

其实，早在小学四年级认识了大约三千汉字后，兄弟就开始连蒙带猜地读了一遍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随后了解了一些华佗的故事。华佗先是用自己高超的外科医术救助过东吴大将周泰的枪伤，后来小霸王孙策被身边的人谋害受了严重的伤害，华佗为孙策疗伤时反复叮咛，注意休养，枪伤很快会好的，但有个条件，休养期间注意一定一定不要发怒，否则枪伤会再次爆发，届时任谁也无法救治。不料，性格急躁的孙策先是被曹操的谋士郭嘉刺激了一次，后又被道士于吉耍弄了多次，大怒当中枪伤爆发，随后撒手世间。至此，年轻的弟弟孙权不得不接管东吴大权，学习执政。华佗第三次出现在《三国演义》中，是关羽在水淹七军大获全胜之际，领兵北进，却被曹仁的士兵用毒箭射中，闻讯有方巾阔服臂挽青囊的一位道骨仙风从江东乘小舟而来，然后就是那段英雄饮酒弈棋，神医刮骨疗毒的千古神话，再然后是英雄以金百两酬之，神医坚辞不受。华佗第四次出现在《三国演义》中是，曹操厚葬了孙权从东吴送来的关羽头颅后不久，头痛病越来越严重，在手下的推荐下，华佗来到了首都许昌，第一次见到了曹操。听了曹操的病情后，华佗建议道：大王头脑疼痛，因患风而起。病根在脑袋中，风涎不能出，枉服汤药，不可治疗。某有一法：先饮麻肺汤，然后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涎，方可除根。操大怒曰：汝要杀孤耶！佗曰：大王曾闻关公中毒箭，伤其右臂，某刮骨疗毒，关公略无惧色；今大王小可之疾，何多疑焉？操曰："臂痛可刮，脑袋安可砍开？汝必与关公情熟，乘此机会，欲报仇耳！呼左右拿下狱中，拷问其情。贾诩谏曰：似此良医，世罕其匹，未可废也。操叱曰：此人欲乘机害我，正与吉平无异！急令追拷。

小时候看《三国演义》，最爱看英雄们于马上大战多少回合。英雄排列多以战力而定，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曹操大奸，坏人也，刘备大仁，好人也，孙权大雅，时好时坏。

带着这种历史观，一路研究生毕业参加了工作，有了更多自由时间后，兄弟又将《三国演义》读了两遍，自此迷上了东汉末年至西晋初年那段历史。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活跃于那个时候的人物，兄弟前后又在书店里购买了陈寿创作的《三国志》及范晔创作的《后汉书》。

很有意思，同样的人物，同样的事件，比较着阅读了三位历史作者创作的文字，兄弟发现那些出没于三国时期的众多人物，不再是简单的好人与坏人了，从现实的角度考量，世上更多的是利益人，是现实人。

阅世不深时，满眼都是好坏对错，历经沧桑后，品悟感受更多的还是得失利弊。

华佗死于曹操的加害，这是一个表面的事实。

但在表面事实的背后，历史深处又隐藏着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