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听到这里，秦孝公再三向景监确认了卫鞅确实有才后，答应与这个来自魏国的年轻人见面。

历史上，有很多值得记忆的会面。不过值得让太史公司马迁花很多笔墨详细记录两个人相见、相识与相知的文字不多，以下就是发生在周显王八年即公元前361年，21岁的秦国新君与来自魏国29岁的卫鞅前后互动的场面。

公叔既死，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厀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将上述司马的文笔翻译成现代汉语即为：公叔座死后不久，公孙鞅听说秦孝公下令在全国寻访有才能的人，要重整秦穆公时代的霸业，向东收复失地，他就西去秦国，依靠孝公的宠臣景监求见孝公。孝公召见卫鞅，让他说了很长时间的国家大事，孝公一边听一边打瞌睡，一点也听不进去。事后孝公迁怒景监说：你的客人是大言欺人的家伙，这种人怎么能任用呢！景监又用孝公的话责备卫鞅。卫鞅说：我用尧、舜治国的方法劝说大王，他的心志不能领会。过了几天，景监又请求孝公召见卫鞅。卫鞅再见孝公时，把治国之道说的淋漓尽致，可是还合不上孝公的心意。事后孝公又责备景监，景监也责备卫鞅。卫鞅说：我用禹、汤、文、武的治国方法劝说大王而他听不进去。请求他再召见我一次。卫鞅又一次见到孝公，孝公对他很友好，可是没任用他。会见退出后，孝公对景监说：你的客人不错，我可以和他谈谈了。景监告诉卫鞅，卫鞅说：我用春秋五霸的治国方法去说服大王，看他的心思是准备采纳了。果真再召见我一次，我就知道该说些什么啦。于是卫鞅又见到了孝公，孝公跟他谈的非常投机，不知不觉地在垫席上向前移动膝盖，谈了好几天都不觉得厌倦。景监说：您凭什么能合上大王的心意呢？我们国君高兴极了。卫鞅回答说：我劝大王采用帝王治国的办法，建立夏、商、周那样的盛世，可是大王说：时间太长了，我不能等，何况贤明的国君谁不希望自己在位的时候名扬天下，怎么能叫我闷闷不乐地等上几十年、几百年才成就帝王大业呢？所以，我用富国强兵的办法劝说他，他才特别高兴。然而，这样也就不能与殷、周的德行相媲美了。

从司马迁的文笔中可以明显地感到，21岁的秦国新君，急于建功立业。讲那些正义凛然的儒家学说，鲜有关注现实的决策者听得进去，当年孔子周游列国游说各国君主无一不败，即为明证。出于理想主义，21岁的秦孝公很清楚，他想行王道以名垂青史，但出于现实，他更清楚人生苦短，还是争取在自己的任内，先让秦国强大起来再说吧。

历史上常有年轻君主渴望成就伟业，借用这种冲动，就有了卫鞅推动年轻的秦孝公变法，王安石推动年轻的宋神宗变法，张居正推动年轻的明神宗变法，康有为推动年轻的清德宗变法，等等。

从孝公到卫鞅君臣两人皆知，王道是大道理，只是时间成本过高。同样，他们也都知道，从想法到说法，再从说到到做法，谋划不难，贯彻不易，首先能否在秦国内部与先王秦献公的旧臣们取得共识，已是一件极其艰巨的任务。

经过机密的筹划后，21岁的秦孝公、29岁的卫鞅及一群老臣们，于某日出现在了秦国的庙堂之上。

具体是哪一天举行的这场事关影响中华民族命运的工作会议，中国第一史官司马迁并未在其文字上告知，但《史记》中，司马迁以极其精炼而生动的文笔，记录了秦卫变法前后两个下午发生的很多细节：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於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见於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彊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学者溺於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请注意，司马迁创作《史记》时，古汉语文章中是没有标点符号的，这意味着实际上太史公仅用不到500字，即将秦卫变法的推行过程做了一个大概的历史交待，用现代汉语解译上文如下：

孝公任用卫鞅后不久，打算变更法度，担心内部无法取得共识，于是召开御前会议。

会上，卫鞅说：行动犹豫不决，就不会搞出名堂，办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成功。况且超出常人的行为，本来就常被世俗非议；有独道见解的人，一定会被一般人嘲笑。愚蠢的人事成之后都弄不明白，聪明的人事先就能预见将要发生的事情。不能和百姓谋划新事物的创始而可以和他们共享成功的欢乐。探讨最高道德的人不与世俗合流，成就大业的人不与一般人共谋。因此，圣人只要能够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沿用旧的成法；只要能够利于百姓，就不必遵循旧的礼制。

孝公说：讲的好。

甘龙说：不是这样。圣人不改变民俗而施以教化，聪明的人不改变成法而治理国家。顺应民风民俗而施教化，不费力就能成功；沿袭成法而治理国家，官吏习惯而百姓安定。

卫鞅说：甘龙所说的，是世俗的说法啊。一般人安于旧有的习俗，而读书人拘泥于书本上的见闻。这两种人奉公守法还可以，但不能和他们谈论成法以外的改革。三代礼制不同而都能统一天下，五伯法制不一而都能各霸一方。聪明的人制定法度，愚蠢的人被法度制约；贤能的人变更礼制，寻常的人被礼制约束。

杜挚说：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能改变成法；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能更换旧器。仿效成法没有过失，遵循旧礼不会出偏差。

卫鞅说：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办法，有利于国家就不仿效旧法度。所以汤武不沿袭旧法度而能王天下，夏殷不更换旧礼制而灭亡。反对旧法的人不能非难，而沿袭旧礼的人不值得赞扬。

孝公说：讲的好。

会后，孝公任命卫鞅为左庶长，推行变更成法的命令。下令把十家编成一什，五家编成一伍，互相监视检举，一家犯法，十家连带治罪。不告发奸恶的处以拦腰斩断的刑罚，告发奸恶的与斩敌首级的同样受赏，隐藏奸恶的人与投降敌人同样的惩罚。一家有两个以上的壮丁不分居的，赋税加倍。有军功的人，各按标准升爵受赏；为私事斗殴的，按情节轻重分别处以大小不同的刑罚。致力于农业生产，让粮食丰收、布帛增产的免除自身的劳役或赋税。因从事工商业及懒惰而贫穷的，把他们的妻子全都没收为官奴。王族里没有军功的，不能列入家族的名册。明确尊卑爵位等级，各按等级差别占有土地、房产，家臣奴婢的衣裳、服饰，按各家爵位等级决定。有军功的显赫荣耀，没有军功的即使很富有也不能显荣。

新法准备就绪后一开始没有公布，担心百姓不相信，就在国都后边市场的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长的木头，招募百姓中能把木头搬到北门的人赏给十金。

百姓觉得这件事很奇怪，没人敢动。

又宣布能把木头搬到北门的人赏五十金。

有一个人把它搬走了，当下就给了他五十金。

得知高层对变法的言必信行心果的态度后，秦国民众对政府颁发的法令有了强烈信心。在民间建立了极大的信用后，随即秦国高层颁布新法。

太史公行文录史一向言简意赅，不过他在这场变法中有三个历史细节不是很清楚。

首先，后人总结发生在周显王八年的这次事件，多将其归纳为商鞅变法。事实上，这次变法的最大主导者，是君秦孝公，而非臣卫鞅。理由是，没有29岁的卫鞅，还会有31岁的张鞅或33岁的李鞅，而没有21岁决意推动变法的秦孝公，就没有之后的一切，包括一百年多后继承了他的血脉与遗志秦始皇的出现，正是建立在秦卫变法的基础上，影响后世两千多年的大一统文明得以建立。

其次，司马迁没有交待的第二个重要历史细节是，新法颁发之前，不是卫鞅决定赏赐冒着巨大风险将一根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那个人50金的，做出赏赐50金的人，只能是那个拥有巨大政治权力与经济实力的君主秦孝公，而非一个刚刚来到秦国的政府官员。

从历史事件发生的次序上看，作为非嫡出的公子，卫鞅出生于卫国，长大后一向投机的他离开的弱小的祖国，投身于相对强大的魏国建言献策；得知秦孝公的求贤令后，带着法家的书籍，再次投机于新环境秦国。秦卫变法二十年后，魏国主帅庞涓因卑鄙地迫害自己兄弟孙膑，最终遭到对方反杀后，魏国内部大乱。见状，卫鞅及时向主公献策，乘人之危，赶紧收复失河西之地，以雪前耻。魏军大败后，魏惠王被迫割让河西部分土地向秦国求和。为感谢卫鞅此中贡献，主人秦孝公赏赐卫鞅十五邑，封地在商，这意味着卫鞅直到他49岁那年，官方名号才从卫鞅变为商鞅。三年之后，这个中国历史上早年成功的法家卫鞅，最终成了被五马分尸及杀光全家悲剧命运中的法家人物商鞅。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名臣宰相，不过最终下场像商鞅这样的人，可谓凤毛麟角。原因在于作为法家中思想行为比较极端的一位，商鞅做事不择手段，待人极为决绝，生前一心推行变法与执法，极少顾及他人感受，其结果就是，既然你把事做绝，则休怪他人处置你时，处罚做绝。

与道家的无为与逍遥及儒家的仁义与中庸相比，法家做事一向重刑法轻道德，重原则轻人情，重当下轻未来，其结果是很多著名法家皆以悲剧收场，告别人生。远的不说，就说战国时期的几位法家人物，官场上地位混得最是得意的李斯，因同事陷害惨死于刑场。文字方面上为法家提供极为强大思想基础的韩非，最终惨死于同学的迫害，死于冤狱。当然，他们当中死得最惨的还是商鞅了。

这一切，还要从卫鞅在主公秦孝公的授意与保护下，不惜得罪政敌，两次强行变法聊起。

第一次是变法为强制实施具有强烈愚民政策倾向的《垦草令》。

法令主张裁减编制，政令畅通，限制消费，推行连坐，奖赏告密、严控迁徙，提倡军功，鼓励农业，遏制商业，具体要求为：

商人不得卖粮提高酒肉价格；

提高商品销售税；

三）禁止百姓经营旅店客舍；

四）禁止歌姬服务军队；

五）商人必须为军队提供兵器铠甲；

六）禁止军队内部的市场私自运送粮食，严格规范运送粮食的车辆；

七）提高交通要道市集的税赋；

八）商人的奴仆必须服役等措施；

九）取消影响农业生产的娱乐活动；

十）改变秦国国内重视学问鄙视农业生产的风气；

十一）加重贵族的赋税，限制其豢养食客；

十二）贵族子弟除嫡长子外必须服徭役，提高其免除徭役的条件；

十三）禁止士大夫通过辩论、游学来提高国内百姓的见闻；

十四）禁止贵族、官吏雇请佣人，迫使贵族子弟亲自劳动；

十五）农民收入粮食的数量统一征收田租；

十六）全国范围内登记户口；

十七）禁止百姓擅自迁居；

十八）山川湖泽等自然资源收归国有，禁止农民进入谋生；

十九）在户籍相伍制度下，增加什伍连坐法，一家犯法，十家连坐；

二十）匿奸者本人处斩，全家财产被充公；

二十一）出行较远者及旅店的旅客必须持有官府印发的凭证，旅店不能收留没有凭证的旅客住宿，否则店主与奸人同罪；

二十二）明令军法，奖励军功，战场上一人临阵脱逃，加刑于其余四人；四人中如有斩敌首级者，则免罪。每五名士兵中设有屯长，每百人中设有百将，战争期间没有斩获敌人首级的，该部队的屯长和百将将被处斩；士兵斩敌人首级满三十三颗，屯长和百将赏赐爵位一级；攻城战斩敌首级满八千颗或野战斩敌首级满两千颗，官吏自操士和校徒以上全部获得赏赐；攻城战时城的每个方向设有十八名冲锋陷阵的士兵，一队士兵如能斩敌人首级五颗，则队中每个士兵都将获得爵位一级；如有人贪生怕死，则在军前处以黥刑或劓刑示众；将官及各级官员配有短兵，将官战死于战事，加刑于短兵；短兵如能斩敌首级，则免罪；战后士兵将斩获的敌兵首级示众三天后交由将军核实，核实无误三天后可按军功获得爵位；士兵斩敌甲士首级一颗可得爵位一级，良田一顷，住宅土地九亩，役使无爵位的庶子一人，并且拥有担任官吏的资格；斩敌甲士首级五颗可以役使本乡的五户人家；欲为官者斩敌甲士首级一颗可担任五十石俸禄之官，斩敌甲士首级两颗可担任百石俸禄之官；

二十三）宗室、贵戚没有军功的，不得列入宗室的属籍，不能享受贵族的特权。有军功可以彰显荣耀，没有军功即使富有也不能彰显荣耀；

二十四）建立军功爵制二十级，分别为公士、上造、簪袅、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庶长、大庶长、关内侯及彻侯；

二十五)土地、房产的分配以及家臣、奴婢的服饰，按爵位等级决定;

二十六）二级以上的爵位可以用来抵罪；

二十七）为严惩贵族间为争夺土地、财产，聚集封地内邑兵进行的邑斗，凡聚众私斗者，视情节轻重处以不同的刑罚；

二十八）生产粮食布帛多者可免除徭役；

二十九）凡从事工商业或是因不生产导致贫困破产的人，连同妻子、儿女罚入官府为奴；

三十）不按规定，在公共场所倾倒垃圾者处黥刑；

三十一）一户有两子者，成年后必须分家独立谋生，否则加倍缴纳赋税；

三十二）焚烧儒家经典，禁止游宦之民，等等。

在颁发及推行各项法令当中，卫鞅在自己的崇拜者法家核心人物李悝的《法经》基础上，改法为律，制定了《秦律》六篇，分别为：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及具律。

第一次变法过程中，从君主秦孝公到宠臣卫鞅，他们实施法令落地过程中，最大的阻力还是来自于其利益受到伤害的秦国贵族集团。

法家强调，政治目标要坚定，政治手段要灵活。

这一观念深深地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一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格局的人物，生前这位思想深处蕴藏着法家观念的政治家，一直在坚定不移地向他所领导的政党强调着：为了主义的早日实现，有两点必须把握：一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二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在全面实施变法的政治方向上，从秦孝公到卫鞅，两人都是铁了心地要推行到底的，由此自然得罪了王族当中的很多既得利益者。

法家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执法不避权贵，反对传统的刑不上大夫原则。

事实上，早在29岁的卫鞅第三次与秦孝公见面时，他就提到潜在的风险，如果开始推行变法，最大的阻力一定公来自你们嬴氏家族的各方利益，而当时年仅21岁的秦孝公当即承诺：为了富国强兵，寡人为你做坚强后盾。

在得到主公的再三保证后，推行变法不久，有一个案子来到了卫鞅的面前。这次违反法令的不是别人，而是太子嬴驷。

在如何处置秦国未来君主及如何进一步推动变法问题上，卫鞅犯了难。自古各朝各代均有刑不上大夫的传统，更不要说刑不上君主了。

于是卫鞅在一个午后来到了秦王的后宫，趁着主公心情不错之际，他向秦孝公汇报了太子犯法之事。

闻言，主公也犯了难，反问爱卿在人情与法律冲突时，有何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