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23年，在36岁的达盖尔提议下，他们两个合伙人在当时欧洲另外一个大都市伦敦闹市摄政公园（Regent's Park）里，又开了一家透视景观画分店，生意兴隆。今天回首，应该说达盖尔他们两人开创的，很可能是人类最早的娱乐院线。

就在达盖尔与布东创业的那些年里，通过报纸他得知，一个年近的法国发明家尼埃普斯（Nicéphore Niépce），于1822年里利用新的光学技术发明了日像仪，几年后他又拍出了世界上第一张永久性照片，但是这种照片需要曝光的时间长达8个小时以上，而且技术很难掌握。最遗憾的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照片会变暗、模糊，不能用于长期保存。

一直想在光影技术方面有所作为的达盖尔，随后通过关系找到了尼埃普斯。由于对照相技术有着共同的愿景，见面不久之后，达盖尔即开始了与尼埃普斯的长期合作。

很遗憾，两人合作数年后，尼埃普斯因病辞世，46岁的达盖尔不畏艰难，随即将他们开创的事业继续了下去。

1837年，50岁的达盖尔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终于发明了一套新的照相工艺，即通过一块表面上有碘化银的铜板曝光，蒸以水银蒸气，并用普通食盐溶液定影，最终形成了永久性的影像。

整个研究过程中，达盖尔基本上让自己的工作处于一种保密状态，当中除了1835年《巴黎人报》一则简短的报道外，只有极少数与发明者达盖尔亲近的人和科学院成员曾看到过达盖尔一直在改进中拍摄的那些相片。这当中有个重要的因素是，通过经营透视画生意赚了大钱的达盖尔一直在利用自己私人的资金从事着科研工作。

从文明进化史上看，1839年1月7日这一天，既是人类科学史上重要一刻，也是人类美术史上的重要一刻。

这一天，法国著名科学家及国会议员阿拉贡（Louis Arago）在巴黎科学院的一次会议上宣布，早在达芬奇时代人类就在苦苦探索的，通过机械及化学方式即可在暗箱中形成影像再现景象的新方法，已终成功。尽管这项发明只是使巴黎的景象和静物影像被简单地复制下来，尚未有颜色，但是它已经代表着人类能够对细节进行精细的分辨。在此之前，还没有任何一名制图员能做到这一点。

随后对法国科技办有着重要影响的阿拉贡，一边列举这项发明在科学领域和艺术领域的各种应用，一边敦促法国政府尽快接受发明者雅克·达盖尔的这项发明，并为这项发明起名为达盖尔式摄影法（Daguerreotype）。

就在阿拉贡先生宣布人类自此走向一个科学与艺术的新拐点同时，站在一旁52岁的达盖尔一脸谦逊地表态道：这项技术将无偿地献给国家，所有对照相技术有需求的人无须为我的工作支付专利费用。

有点遗憾的是，这个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里程碑的伟大时刻，却未能以摄影术方式拍照下来。原因是用刚刚成型的达盖尔法银版拍照，底片曝光时间需要20分钟。

达盖尔法银版拍照正式问世的第二天，巴黎的《法兰西报》做了报道：达盖尔先生已经发现了一个固定影像的方法，这个影像是被呈现在暗箱的后背;因此这些影像不是物體的短暂的反映，而是固定的且经久的印记，它们就像一张画或一幅版画那样，可以从那些物体前取走。自此，人类有了记忆之镜。

事实上，多少个世纪以来，全球的画家们都希望通过某种方式，将眼前的影像永久地固定下来。最终，多少代的画家们所梦寐以求的期盼，终于圆梦于法国画家达盖尔之手。多少个世纪以来，法国画家为人类的艺术做出过无数的贡献，无疑法国画家达盖尔在将绘画升华发明为摄影术方面的贡献，意义最为重大。

达盖尔的照相术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以往的艺术表现方式，修改了人类艺术探索的道路。

对于多数画家来讲，目光再敏锐，观察再细致，表现手法再高超，对面大自然，面对人类，画笔是很难与镜头对抗真实表现力的。

照相机问世之后，无数艺术家面对山水，面对人像，对形似的追求开始变少了，而对神似的追求开始变得愈加丰富了起来。越来越多自然的线条开始受到忽视，而越来越浓变形的色块逐渐地成为了无数沙龙与画廊的主角。

摄影术诞生之前的美术，是画得像不像的文艺复兴、巴洛克、洛克克、古典主义、学院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与写实主义艺术作品，照相机广泛地进入人类艺术生活后，就是一片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野兽派、立体主义、未来主义、抽象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在美学与哲学境界之中的精神产物了。

照相艺术对绘画艺术，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丰富。

从某种意义上讲，近世纪以来，深刻改变绘画的关键因素，不是来自于艺术，而是来自技术。

1839年之后，人类又多了一种新的艺术品种：摄影艺术。

自此，尤金.阿杰特凭着《巴黎的妓女与士兵》，郎静山凭着《临流独坐》，安德烈.柯特兹凭着《购买长岛》，多萝西娅.兰格凭着《移民母亲》，阿尔弗雷德.艾森斯塔特凭着《胜利之吻》，尤素福.卡什凭着《丘吉尔》，阿诺德.纽曼凭着《巴勃罗.毕加索》,马丁.芒卡西凭着《逐浪的男孩》，罗贝尔.杜瓦诺凭着《市府前一吻》，尤金.史密斯凭着《迈向天堂乐园》，黛安.阿勃丝凭着《树荫下手持玩具手雷的男孩》，约瑟夫.寇德卡凭着《华沙条约组织的军队入侵布拉格》，安德烈亚斯.费宁格凭着《摄影师丹尼.斯托克》，保罗.斯特兰德凭着《教堂》，大卫.贝利凭着《列侬和洋子》，贝伦妮斯.阿博特凭着《纽约》，菲利普.哈尔斯曼凭着《希区柯克》，布鲁斯.戴维森凭着《工作间隙抽烟的小丑》，布列松凭着《男孩》，斯蒂芬.麦凯瑞凭着《阿富汗少女》皆可堂而皇之地踏入人类艺术殿堂了。

自此，进入21世纪之后，无数公园里的中国老男人均可心安理得地抱着怀中大小镜头，名正言顺地举着手上的长枪短炮，争先恐后、前仆后继地开始了他们退休前后的艺术创作了。

自此，在无数的拍卖会上，很多黑白的照片可以像无数彩色的油画一样，被手持木槌的专家们高声喊价，在一次次的举牌当中，成为富有阶级们追逐的猎物了。

自此，艺术家里出现了两种极致的追求，画得比照得还真实，拍得比画得还要写意，还要虚幻，还要更加接近绘画效果。

总之，达盖尔对人类书画艺术方面的重要贡献，可用四字归纳之，善莫大焉。

大致地分，这个世界主要有两类美术创作。

自公元前两百多年起，东方的战神秦始皇手下大将蒙恬受到兔子毛尾启示，发明了毛笔之后，一直到21世纪，多数东方的美术大师，主要是利用毛笔来完成他们的书法与绘画创造的；西方不然，那里艺术家从湿壁画、水彩画、蛋彩画一直到北欧画家范艾克发明的油画，此间艺术家手中的创作工具，不是柔软可控的毛笔，而是宽窄不一呈刷状的画笔。

东方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宦官蔡伦发明了造纸术后，自此两千年来，几乎所有此间的美术工作者，都是在纸张上完成了他们的艺术创作的；西方人绘画，最早是利用墙壁与木板，人类第一画作《蒙娜丽莎》不达芬奇在一块木板上完成，但从文艺复兴后期开始，多数欧洲的艺术名作多是在帆布上完成的。

自曹不兴及顾恺之开始，东方美术作品首先是山水、其次是花鸟，再次是人物，艺术创作中人物画得不像是因为，我们祖先在解剖与透视等科学方面有所缺欠；相反，以希波克拉底为首的古希腊文明即开始了人体解剖方面的探索，看过卢浮宫两件镇馆之宝的维纳斯与胜利女神，人们就能意识到解剖与透视等科学给西方美术创造带来了怎样的优势，西方绘画中肖像地位远远高于山水风景地位。

作为百经之首的《易经》在过去的几千里，对东方文明的内在影响至深至远，中国的美术工作者也受到了这种充满玄学意味的意识形态影响，万事皆可变通，不必较真，以神为主，以形为辅，表现但求意会，创作尽在写意，绘画想像得多，笔下求真的少；西方人受古往今来第一读物《圣经》影响极大，从圣父到圣子，神灵为主，信徒为辅，由此多数西方艺术家在绘画创作时，观察为主，想像为辅，客观再现为主，主观感受为辅，体现在艺术表现上，就是不求神似，但求形似。

扁鹊时代中国形成了的天人合一望闻问切的中医体系，两千多年来，未有大的变化，与之类似的是，自蒙恬发明了毛笔以来，坚守传统的中国画风，以文房四宝为核心，从顾恺之的《洛神赋》到张大千的《庐山图》，本质上讲中国美术风格变异不大；客观地讲，尽管人们对法国近代画家达盖尔在艺术贡献方面的影响力宣扬的不多，但在兄弟看来，达盖尔的摄影术改变的不仅仅是人类的美术界，甚至在人类的哲学界，思想界。从印象派开始，科学把人类的印象给改变了。自此，美学开始走向了哲学，画作的真实性与审美性都被无情地颠覆了。受摄影机镜头影响，西方的美术少流派一直在发展着，后印象主义、野兽派、立体主义、未来主义、抽象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西方艺术开始一路成长，一路变化。

总之，东西方艺术差异可归纳如下：

东方名作多用墨，西方名作多用油。

东方名作多画在纸上，西方名作多画在布上。

东方名作山水排在首位，西方名作肖像排在前边。

东方名作但求写意神似，西方名作追求客观形似。

东方名作风格千古乏变，西方名作流派一路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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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马俑 维纳斯

几十年来，从北京、西安、东京、台北、首尔、巴黎、伦敦、纽约、柏林、罗马、开罗、平壤、迪拜、悉尼、华盛顿、莫斯科、维也纳、布拉格、新德里、圣彼得堡、巴塞罗那、克拉科夫、佛罗伦萨，阿姆斯特丹、里约热内卢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世上那些著名的大博物馆都曾留下过兄弟的足迹。

从古典到现代，由于各大博物馆里的藏品太多，参观过的作品太多，以至于如今已难一一追忆。事实上，即使是各大博物馆内的所谓镇馆之宝，也都忘得差不多了。

归纳起来，欧美最著名的巴黎卢浮宫、伦敦大英、纽约大教会，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看了一大圈，印象最深的还是卢浮宫的三大镇馆之宝蒙娜丽莎、维纳斯与胜利女神。亚洲方面，北京故宫、台北故宫及东京国立，转了无数场馆后，印象最深的还是台北阳明山的毛公鼎、玉白菜与肉形石，当然，还有咱们西安的兵马俑。

有意思的是，西方加东方的六大镇馆之宝及西安兵马俑，一般人除了知道蒙娜丽莎的作者为欧洲文艺复兴神人达芬奇之外，剩下的那六大作品其创作者是谁，基本上无人知晓。

先说维纳斯女神像。这座据艺术史专家考证为公元前130年即汉武帝元光五年的断臂女神，法语名称为Venus de Milo，即米洛的维纳斯。谁创作了她，没人说得清，但谁发现了她，最后她又怎么最后来到了卢浮宫，却清清楚楚地有案可查。

尽管自古以来，全世界都知道南欧爱琴海那边有个叫希腊的地方，但1820年时那片地方却没有一个叫希腊的国家，只有一个叫奥斯曼帝国的政权统治着那里。

1820年即清朝嘉庆二十五年，四月八日，一个名叫伊奥尔科斯（Yorgos Kentrotas）的希腊农夫，在爱琴海中米洛斯岛一个叫特皮提（Trypiti）的小村庄劳作时，意外在离地面不深的地方，发现了两块由大理石组成的女神雕像。刨出地面时，只见上半部女神右臂下垂，手扶衣衿，左上臂伸过头，握着一只苹果。欣喜之余，伊奥尔科斯将这两块女神石像拉回家中，随即开始寻找买家，准备出售。

不久，法国驻米洛领事布莱斯特（Louis Brest）得知此事，随即赶往伊奥尔科斯住处，表示要以高价收买此塑像。这位外交官清楚地知道，目前统治于巴黎的是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八，如果将此艺术杰作献给君主，自是一份于前程大好的厚礼。遗憾的是，由于布勒斯特一时没有足够的现金，只好派人连夜前往伊斯坦布尔报告法国大使。

熟悉地理的人都知道，米洛岛位于爱琴海的南端，乘船前往伊斯坦布尔，将经过帕罗斯岛、蒂诺斯岛、卡洛尼岛、恰那卡莱海峡，穿越马尔马拉海才能抵达当时奥斯曼帝国首都，当中路途遥远漫长。结果是，当时法国驻奥斯曼的大使听取了相关汇报，决定让来人带了一笔巨款前往米洛洽购女神像时，由于耽搁时间太长，急于变现的农夫伊奥尔科斯已将这座神像卖给了一位出价合适的希腊商人。

这件事情，后来又被号称日不落帝国当时海上第一霸主的英国人得知，英国军人声称，你们法国人急于将这座石像买回去送给你们的路易十八，我们大英帝国还急于将石像买回献给我们新的君主乔治四世呢。

就这样，最终英法两国海军为这座来自洛斯岛的女神石像在海上大打出手。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很不幸，石雕女神的双臂失落于海中，最终这座被法国军人夺回的石雕成了一个断臂女神。

谁能知道，在卢浮宫镇馆之宝维纳斯女神的背后竟有着如此辛酸而残酷的故事。

相比缺少了双臂的维纳斯，卢浮宫内的另外一件镇馆之宝萨莫色雷斯胜利女神的境况更惨，她来到卢浮宫之前，不但缺失了双臂，甚至连头颅也不存在了，与蒙娜丽莎与维纳斯相比，胜利女神的品相最差。

卢浮宫的三个镇馆之宝，蒙娜丽莎少了眉毛与睫毛，维纳斯少了双臂，胜利女神不但少了双臂，更少了头颅，就更不要说少了眉毛之类的缺憾了。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一切并不妨碍前来卢浮宫的游客的兴致，从某种意义上讲，也许正是这些缺憾反而激发了游客们更多的想像力。

三个女神中，蒙娜丽莎算是第一个来到卢浮宫的女主角，维纳斯于十九世纪上半叶入馆，而萨莫色雷斯胜利女神（Winged Victory of Samothrace）是她们三人中最后一个来到巴黎的。原因是，她于1863年4月前后，才由法国外交家考古学家尚帕佐（Charles Champoiseau）发现并运送到巴黎的。从资助达芬奇的路易十二开始，法国历代君主都热爱艺术，此刻在巴黎执政的为路易.菲利浦即拿破仑三世也是个狂热的艺术品珍爱者。

萨莫色雷斯胜利女神被运至巴黎后，拿破仑三世当即将这个残缺不堪却珍贵无比的艺术品送入了凡尔赛宫。

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欧洲的贵族皆在不余遗力地讴歌与崇拜着所有与古希腊文明相关的思想与文物。经法国史学家们的考证，这座8英尺高（2.44米)高的神像当年一直耸立在萨姆德拉斯边沿的悬崖之上。在古希腊神话中，仅次于诸神之王宙斯，女神尼克始终受到渴望辉煌的古希腊人的崇拜，她代表着战斗与胜利。公元前306年，统治爱琴海周围的德米特里乌斯在一场关键的海战中，借助胜利女神法力一举击败埃及统治者托勒密，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为了纪念这一神迹，古希腊希腊雕塑家雕出了女神尼克的优雅身姿，令其垂下的衣裙在强劲海风中迎风飘扬，仿佛女神从天而降，立于战舰的船头，确保古希腊海军逢敌必胜。

有感于此，法国贵族，有着现代奥运会之父之称的顾拜旦（Pierre Coubertin）爵士，决定自1928年第九届阿姆斯特丹夏季奥运会始，在举世瞩目的夏季及冬季奥运会奖章之上都要印上胜利女神，以便每个获奖的运动员庆祝胜利之际，抚摸与亲吻的那一刻里，首先感谢的是胜利女神的加持与相助。顾拜旦爵士大概是所有欧洲贵族中，对古希腊文明充满着最大敬意的人士之一。

热爱艺术的人，只要你来到巴黎，即可以在人类第一艺术博物馆的显要位置，不但看到眉毛残缺及双臂残缺，甚至连头颅都残缺的萨莫色雷斯胜利女神雕像。

热爱体育的话，不论你坐在世界哪个角落的电视机前，镜头从每个奥运会获奖者的奖章之上扫过时，你都可以一睹胜利女神尼克之英姿。只是有点遗憾的是，与另外一件卢浮宫镇馆之宝维纳斯一样，至今我们仍然无法确切得知，到底是哪位伟大的古希腊雕刻家，为数千年后的世界留下了如此卓越的精神遗产。

有趣的是，从蒙娜丽莎、维纳斯到胜利女神，担纲卢浮宫的几件著名镇馆之宝的主角，竟皆为女性。相比之下，大陆西安的兵马俑里担纲艺术主角皆为男性，而台北故宫博物馆里的几个主角却都是没有性别之分的文物。

足迹遍布全球著名博物馆与美术馆后，兄弟以为古今中外最令自己震撼的艺术品非西安临潼的兵马俑所属。

过去，兄弟一直觉得中国艺术与欧洲艺术的一个明显区别在于，不论是绘画还是雕刻，中国艺术神似有余，形似不足。只需看一眼卢浮宫里的维纳斯与胜利女神，即可发现早在公元前数百年之前，欧洲艺术家在创作时，已充分地掌握了人体解剖学方面的知识。相反，从绘画到雕塑，早期的东方艺术家在人物造型上，形态多是失真的，比例多是夸张的。

这种认识，终于结束于十几年前走进了西安临潼兵马俑展坑。

很多参观过西安兵马俑的人都称，这个数量众多，规模庞大的艺术群体为世界八大奇迹。和卢浮宫里的维纳斯与胜利女神一样，至今没有人能够具体地说清这一艺术奇迹的创作者是谁。不过，与最早发现了维纳斯及胜利女神雕像的希腊农夫伊奥尔科斯及法国外交官尚帕佐相似，西安兵马俑被发现的时间，地点与具体人物，是有案可查的。

1974年3月29日，星期五。

这是一个在中国政治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天。

当天下午三点，已经六年没有见到人民领袖的邓小平，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出现在了中南海游泳池。

见面时，第一代核心握着后来第二代核心的手，用他那口浓郁的湖南湘潭话问道：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小平回答：等待。

听到这里，人民领袖微微地笑了笑。

当晚九时，根据主席的意见，总理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尚未获得正式平反文件认可的邓小平六年来第一次参加了政治局会议。

总理向大家介绍这位新来的老人：主席决定，自今天起小平同志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

他特别强调道，这是今天下午主席与小平同志交谈了数个小时后的决定。

在坐者先是鼓掌欢迎，接着称颂领袖英明。

1974年3月29日，星期五。

这是一个在中国文化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天。

修建于2200多年之前的秦皇陵周边有个名叫西杨村的小村落。文革当中，此村为晏寨公社下属的生产小队，村里从生产队长到普通社员基本上都姓杨。

这年春天陕北大旱，春节过后，周边既没飘雪也没下雨，眼看即将发生旱灾，西杨村的老乡们愁坏了，他们知道如无水入田的话，今天的夏粮肯定收不上来了。发扬学业学大寨精神，在队长的命令下，全村老乡组建了一个打井队，向地下要水源。

打井队中，有个叫杨志发的社员。领取任务后，杨志发与其他的社员一样，手持锨镐开始了战天斗地的劳作。

随着土层越挖越深，杨志发的镐头碰到了一个黑色的硬东西，他拿起来一看，像是一片陶器一样的东西。

按照生产队长的要求，杨志发一路不断地挖了下去。结果一会儿的功夫，他镐下的瓷片越来越多，很快地他发现自己镐下的各种陶片，不但有人的四肢，甚至还发现了相对完整的俑头。

过去，村里的老乡也曾挖到过类似的东西，大家都把这些瓷片称之为瓦爷。很多老人都认为这些东西不吉利，应避而远之。

杨志发不像村里多数人那样迷信，反而他却认为，这些陶片对我们农民没有多少用，但也许有的文化人喜欢哩。

想到这里，杨志发干脆将挖出的那些碎陶片加上一个俑头装了两个架子车，拉回家中。

几天之后，在生产队的办公室里，杨志发遇到了来自公社负责家田水利的专职干部房树民。杨志发向房树民提及自己家后院里的那些陶片与俑头。

房树民讲，如果你挖到的这些东西属于国家重视的文物的话，国家可能还会给你奖励的。

真的？杨志发大喜。

房树民说：这事儿我说不准。过几天我去县里开会，到时我可以问问县文化馆的人，听听他们的看法。

就这样，几天后来到临潼县的房树民找到了县文化馆的赵馆长。

时年38岁的赵馆长，大名赵康民，作为一个能写善画的高中毕业生，也算县里的文化人了。在县文化馆工作了十几年，对历史文物有着基本敏感性的赵馆长听了房树民的介绍后，当即显示出了巨大的兴趣，当即放下手中的工作，决定前往晏寨公社的西杨村生产队一探究竟。

第二天，在房树民的陪同下，赵馆长先是来到杨志发家的后院里查看了一番，随后几个人来到了打井现场。

只见打井工地上到处可见陶人的头、身、肢和残片，还有许多灰黑色的整砖，偶尔还能找到一些铜箭头。再看井口，明显是一座陪葬坑，南壁保存较好，东壁两行通缝砖尚存，井下铺地砖仍在，井筒北、西两壁残俑半露。

这很可能是秦代的遗物，与秦始皇陵有关。

做出如此判断的赵馆长随即雇来村民，将陶片收拢，连同杨志发前些天挖的那些陶片，装了好几车运回了县文化馆。

随后的几天里，在赵馆长的组织下，文化馆工作人员将一大堆的陶片进行了粘贴，最终两个身高1.78米，身穿战袍，腰间束带，腿扎行藤，足蹬方口齐头履，两臂下垂，左手五指并拢，右手半握，拇指上翘的武士俑被复原了出来。

巧的是，一位名叫蔺安稳的新华社记者，那段时间里正在陕西家乡探亲，听说晏寨公社西杨村生产队挖出两个武士俑之事，大感好奇，当即前来临潼县文化馆参观。当他听到赵馆长坚称些两个武士俑属于秦朝的历史文物时，当即将此事写成了《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俑》的一文。不久，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了。

国家有关部门通过《人民日报》得知此事后，当即表态，此事意义重大，一方面奖励有关人士，一方面加大历史文物开发力度。

杨志发打井中发现了残破陶片的三个多月后，1974年7月15日，陕西省组织秦始皇陵秦俑考古队进入西杨村生产队现场，开始了勘察和清理工作。

作为考古队的核心工作人员，赵馆长决定将30元钱送给首先发现陶片的杨志发，以资奖励。

在那个一个工分没有多少钱的年代里，30元钱可谓巨款了。

拿到30元钱的杨志发一时间有点不知所措。惶恐中，他决定将这笔巨款上缴生产队。鉴于此事为打井中的意外发现，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生产队长作出决定，将30元巨款奖励每位村民4个工分，当年该村每个工分值一毛八，这样杨志发因为自己的发现，得到了七毛二的奖励。一时间里，手拿现金的他，也很满足。

此后用了一年多的时间，陕西考古人员基本搞清了西杨村兵马俑的范围与形制结构。

1976年4月23日，利用现代勘探技术，考古队在西杨村兵马俑东北侧又发现了一个兵马俑群，随即将之命名为二号坑。再接再厉，两周多后的5月11日，考古队又在一号坑西北侧不远处发现了三号坑。

龙年1976大概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多事之秋的一年。周总理，朱老总，毛主席先后去世，四五事件，唐山大地震，吉林陨石加上秋天怀仁堂事件，这一年里多数中国人都将注意力放在了政治方面，至于文物考古在陕北的重大突破，基本上没有为民众所关注。谁也不知道，后来这组围在秦皇陵周围由一号坑，二号坑及三号坑组成的兵马俑，在世上竟被很多人称之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临潼兵马俑一、二、三号坑的面积分别为14260平方米，6000平方米及520平方米。当中共有兵马俑可能有七千余件，战车一百多辆及战马一百多匹。

神奇的是，7000多个兵俑，从脸型、身材、表情、眉毛到眼睛，每个作品细微之处都是不一样的。

艺术与技术最大的区别在于，艺术推崇的是作品的独一无二性，技术关注的是规模效益中的商品成本性。临潼兵马俑博物馆里七千多件作品，全部都是两千多年之前的艺人们用他们的双手，一件一件制作出来的千人千面之作品。

有谁见过，藏于地下两千多年的八千件艺术品前后左右地排列在一起，集体出土。

有谁相信，当年那些制造这些兵马俑工匠们曾由衷期待，他们手下的这些艺术品排列在几个坑内，为主公的魂灵安宁，厮守护卫千年。

兵俑的类型主要包括身穿长襦，外披铠甲，胫着护腿，头戴中帻，左手持矛、戈、刀、戟等长兵器，右手作按车状的军士俑；身着轻装战袍，束发挽髻，腰系革带，脚登方口翘尖履，装束轻便灵活的立射俑；身穿战袍，外披铠甲，头顶左侧挽一发髻，脚登方口齐头翘尖履，左腿蹲曲，右膝着地，上体微向左侧转，双手在身体右侧一上一下作握弓状，表现出一个持弓的单兵操练动作的跪射俑；身着战袍分布于阵表，灵活机动的武士俑；手握实战兵器，气质昂扬，静中寓动的铠甲武士；头戴圆形小帽，身穿紧袖、交领右衽双襟掩于胸前的上衣，下穿紧口连档长裤，脚登短靴，身披短而小的铠甲，肩上无披膊，手上无护甲的骑兵俑；身穿长襦，外披铠甲，臂甲长及腕部，手上有护手甲，胫着护腿，脖子上围有颈甲，头上带有巾帻及长冠，双臂前举作牵拉辔绳呈驾车姿态的驭手俑等。

除了士兵外，七千多的兵俑中，还有两类军吏俑，低级军吏俑头戴双版长冠或单版长冠，身穿的甲衣。高级军吏俑则头戴鹖冠，身材高大，前胸、后背以及双肩共饰有八朵彩色花结，一派飘逸非凡。

多数兵官俑的鞋子是踩在地面上的，由于需要跪在地面上发射弓箭，因此那些跪射俑的鞋底是露在外边的，而令很多观赏者极为惊讶的是，这些兵俑的鞋底上疏密有致的针脚竟然也被工匠细致地刻画出来。

下边的问题就是，到底谁是这近七千多件兵马俑的创作者。

秦始皇13岁继王位，39岁称帝，在位37年，他活着的时候指派李斯为其监造陵墓。从总的规划上看，无疑秦皇陵周围的总体设计应出自李斯之手。不过拱卫着皇陵的这些兵马俑从设计到制造，到底出自谁手，已难说清。

为了管理官府手工业、保证产品质量、控制和监督工匠生产，李斯活着的时候，秦国建立了所谓的物勒工名制度，即所有的产品均需注明其地理出处与工匠名字，以便追责倒查。

今天的考古学家们通过对一、二及三号坑当中的兵马俑调查，他们发现总计有80多个陶工的名字分别出现在众多陶塑作品之上，比较集中的为以下19个工匠，分别为衣、危、野、赐、午、笥、高、秸、庆、处、行、路、敬、文及木等。

总之，与法国巴黎卢浮宫内的维纳斯及胜利女神的创作情况类似，两千多年过后，到底是哪位艺术家为后人创作了这些伟大的作品，已然很难说清，不过与维纳斯与胜利女神情形类似，临潼兵马俑的发现者还是可以说清的。

接着再来聊聊第一个发现临潼兵马俑的杨志发。

杨志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发现后来竟然变成了他的苦恼。原因是1975年8月国务院决定建立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在一级级的行政命令的要求下，西杨村的全体村民被通知：集体搬迁。

听到这个消息后，无数打死也不想离开这片生养自己的土地的村民们开始将各种不满发泄在杨志发身上：都怪你多事，如果你不把挖出的那些碎陶片交给国家，我们全村男女老少何至于背井离乡！

杨志发无语，为了远离是非，全村动迁后，他只好搬到远离多数村民的地方住下，终日里唉声叹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