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些年里，频繁地往来于法国巴黎与西班牙马德里的艺术青年毕加索，通过巴黎美术圈的朋友得到信息，要想在巴黎艺术圈成名，很多艺术沙龙是必须混的，特别是来自美国的犹太商人斯坦家里经常组织的沙龙，那当中的商业资源与人脉关系极为丰富。

在创作方面，毕加索对塞尚等艺术大师充满了崇拜，但在商业运作方面，毕加索又对塞尚等更专注于艺术的画家们有所不屑。在巴黎体验过苦日子的毕加索比一般的画家都清楚，画家来巴黎混圈子，就两件事，一是画，二是卖。塞尚出身金融世家，他父亲身后给他留下了大量用不尽花不完的遗产，我的父亲只是西班牙一个普通的大学教授。要想在巴黎混出名堂，对我这种穷艺术家来讲，更重要的不是画，而是卖。怎么卖，卖给谁，二十出头的毕加索比周围的人都想得多，想得远。一方面，毕加索一直在塞尚的感召之下，在现代艺术方面不断探索着，另一方面，他以更大的努力找到着那些接受他那充满了创新风格的收藏家。最终通过一群聚集在巴黎美术圈里的犹太人，幸运的他，走进了格特鲁德.斯坦举办的沙龙里。

二十世纪初，很多混在巴黎的美术青年都知道，要想圈里红，犹太画商捧。和后来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不同，更早的犹太教义对高利贷行为没有明文禁止。因此，自罗马军队将犹太人轰出耶路撒冷后，流落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为了生存，他们一直通过运作金融的本金与利息活在世上，即使莎士比亚等大文豪通过戏剧对犹太人做出极端的诅咒与讥讽也无从改变。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像犹太人那样熟练地通过运作资本，从金融、贸易、保险、媒体、钻石一路操纵到油画等各领域。在很多欧洲民族眼里，犹太人就是吸血鬼，哪有机会就钻到哪里去吸取利润。十七世纪威尼斯有商机就往威尼斯钻，十八世纪阿姆斯特丹有商机就往阿姆斯特丹钻，十九世纪伦敦有机会就往伦敦钻，二十世纪纽约有机会就往纽约钻，二十一世纪上海有机会就往上海钻。作为人类美术之都的巴黎，近几个世纪以来，由于全球最著名的卢浮宫建在塞纳河边，于是全球顶尖的犹太画商们纷纷聚集于此，研究着如何通过油画致富。

二十出头的西班牙年轻画家毕加索已经明了，与其他民族的画商相比，犹太画商对未来画风的商业判断最为准确。犹太民族没有自己的祖国，但来自不同国家的犹太人在巴黎有自己的圈子。比如汉威尔（Daniel Kahnweiler）、伍德（William Wood）、希楚金（Sergei Shchukin）、莫罗佐夫（Ivan Morozov）、科恩姐妹（Claribel Cone and Etta Cone)、斯坦兄妹（Michael Stein, Leo Stiein and Gertrude Stein）等富商，有的人持有德国护照，有的人持有法国护照，有的人持有俄国护照，更多的人持有美国护照。正是这些犹太收藏家们最早开始收藏起了马蒂斯的野兽派作品，后来又开始收藏毕加索创作的立体派作品。像钻石一样，危机到来之际，油画好带且好藏，乱世过后也好卖。犹太画商的眼光深远，常能准确地把握画作未来的市场潜力。

毕加索记得很清楚，24岁那年，自己在巴黎美术圈里还没有红起来，同样马蒂斯也还没有红起来的时候，正是在斯坦兄妹家里举办的沙龙上，他和马蒂斯相遇了。那些日子里，年长毕加索12岁的马蒂斯常以见多识广的口气大谈着东方艺术如何奇妙，非洲雕塑如何精彩。那段日子里，马蒂斯画展中的作品《开窗》及《戴帽子的女人》受到了巴黎美术评论权威沃克塞尔（Luis Vauxcelles）的尖锐批评，有点无所适从，然而市场眼光极为独到的李奥.斯坦当即出手，以极低的价格将马蒂斯的《戴帽子的女人》买下，见斯坦家族出手，巴黎收藏圈里的其他人，随后纷纷开始询价，一时间马蒂斯的作品开始大卖。

那段时间里，很多巴黎美术圈里的人都记得，在斯坦家里举办的沙龙活动中，为了取悦周围的犹太画商，见主人李奥跳完了当时美国最著名的女舞蹈家邓肯的现代舞蹈后，身材矮小的毕加索竟然用他的拙略的舞步随着音乐跳起了西班牙南部的舞蹈。众人大笑之后，李奥特意将毕加索拉到自己妹妹格特鲁德面前说：在慧眼判断未来明星方面，她的目光远比我深远，她的艺术判断力不光在美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她的鉴赏力更强。多年后大名鼎鼎的作家海明威横空出世，得益于格特鲁德的赏识与支持，此乃后话。

为了讨好斯坦家族的人，毕加索先是为沙龙女主人格特鲁德绘制了肖像，他知道她是女同性恋，不可能有后代，于是毕加索花了很大的精力又为她的侄儿，即迈克尔的长子艾伦（Allan Stein）也绘制了肖像。

谈到对自己的艺术成长影响力方面，毕加索多次提到，正是得益于格特鲁德对自己创作风格的大力支持，自己的名气不但在巴黎、伦敦、柏林与纽约等国际大都市里越来越响，更关键的是甚至连莫斯科及圣彼得堡的犹太富豪也纷纷投资购买了自己的画作。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有着苏联红军之父之称的犹太人托洛斯基也十分喜欢毕加索的作品。后来毕加索得知，苏联革命后，红色政权对西方文化普遍抵制，而从列宁到托洛斯基，这个最初由犹太人组成的政府对自己遭到没收的五十多件作品给予了善待，此事令毕加索十分感动。多年后，当看到祖国西班牙的独裁者佛朗哥竟开始全面反共时，一怒之下，平时并不十分关注政治的毕加索毅然加入了亲苏的法国共产党，此乃后话。

正是得益于格特鲁德的赏识、收藏以及大力的推介，三十多岁的毕加索自此名利双收，在周围无数年轻艺术家仍在为明天的面包而犯愁的时候，这位来自西班牙的年轻才俊，其画作已开始分成不同时期的藏品，如蓝色时期、粉红时期及黑人时期等，被全球的藏家们分门别类地加以收购。很多毕加索早期创作的画作，如《艺术家的母亲》、《最早的自画像》、《科学与慈悲》、《带猫的女人》、《蓝色房间》、《人生》、《一个盲人早餐》、《熨烫衣服女人》、《拿烟斗的男孩》、《亚维农少女》以及《画家与模特》等，竟纷纷走进了国际各大著名的博物馆内。

三十多岁的荷兰画家梵高因贫困交加，最终选择了自杀；三十多岁西班牙画家毕加索一路鸿运高照，早早地享受起了成功之后带来的生活红利。

这理到哪去讲？

在毕加索的艺术生命成长中，第四位对他影响比较大的人，是位比他小了三岁的德国犹太人亨利.康维勒(Henry Kahnweiler)。

1884年夏天，康维勒出生在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曼海姆市(Mannheim)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里，父亲是当地一家证券经纪公司的负责人。尽管在家衣食不愁，但从小他走在上学的路上，常常被当地的孩子追在身后时候，以一种侮辱的口气叫着：犹太人，犹太人!

上中学后的一个夏天，15岁的康维勒来到了世界艺术之都巴黎，在前后参观了包括卢浮宫在内的各种博物馆、艺术中心及画廊，他深深地迷恋上了这里的一切。

21岁那年，按照父亲的要求，康维勒开始从事与金融业务相关的工作。但从心底深处，他对经营股票与债券兴趣不大，内心最大的愿望还是前往巴黎经营艺术品。在向父亲提出自己的想法后，不出他所料，遭到了父亲的训斥。心有不甘的他，随后给两个在英国伦敦从事金融交易的舅舅写信，表示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得知外甥的想法后，两位开明的舅舅回信：年轻人有梦想总是好的，这样吧，我们给你一千英镑作为创业费，这个钱在巴黎可以换两万五法郎，希望你能用这笔钱在巴黎开一家小画廊，一年之后，如果你经营不下去的话，建议你还是来我们伦敦继续从事证券交易。

就这样，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筹备工作，1907年23岁的康维勒在巴黎维格家街28号（28 rue Vignon）一个只有四平米大的小屋里创建了自己人生中第一个画廊。

和许多财大气粗的艺术品经销商不同，这个精明的犹太青年一方面寻找艺术品资源，另一方面他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对艺术史的研究方面，他坚信只有深入地学习历史，才能准确地把握未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调查与理论研究之后，康维勒很清楚，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历史上那些名家名作的市场价格实在太高了，进入二十世纪后，巴黎周围一定会出现一些目前还不太出名，但未来有着极大艺术升值潜力的年轻艺术家们横空出世，比如毕加索等立体派的艺术家。

1907年，当毕加索刚刚画出他的《亚维家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看惯了卢浮宫或奥赛宫周围大作的人，初看毕加索的艺术创新，多是连连摇头。可有着敏锐市场目光的康维勒，当即给予了毕加索以极大的赞许与鼓励，同时调动各种资源，组织购买毕加索的新作。对此，毕加索在他的一封信中写到：如果康维勒没有商业感觉的话，我们这些人的命运会如何？（What would have become of us if Kahnweiler hadn't had a business sense? ）

确实，作为来自德国的经纪人，这个年轻的犹太人内心拥有一种强烈的国际情怀，看到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画家，如果没有其他经纪人出手帮助的话，康维勒总会向他们伸出热情之手，请他们到自己的小画廊里喝咖啡，聊艺术，不时地还聊点政治。

也就是在康维勒的小画廊里，毕加索第一次从这个比他年轻几岁的犹太人嘴中，听说世界上还有个组织叫国际，其宗旨是要在全世界实现英特纳雄耐尔（International）。在西班牙人毕加索看来，持着各国护照的犹太人，他们的内心深处都有一种事关国际的使命感及上帝选民的自豪感，康维勒及格特鲁德之类的犹太画商，通过国际网络运作，他们对国际美术市场的影响力确实强于其他民族。一方面，这些犹太画商在自己和其他野兽派及立体派画家的价格还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大胆出手收购，另一方面通过他们常说的英特纳雄耐尔，自己这些新派艺术家的画作，从纽约、莫斯科到香港，很快地开始出现在很多当地富豪的客厅与卧室里。

在和这位年轻的犹太画商愉快地合作了数年之后，忽有一天，神情紧张的康维勒来到毕加索面前：受塞拉热窝事件的影响，时隔四十多年，我估计法国与德国之间又要开战了。你持有西班牙护照没有问题，可作为德国公民的我，肯定不可能继续呆在巴黎了。我很清楚，一旦我回到德国后，肯定会被征兵派往前线的。我不在巴黎时，也是犹太画商的罗森伯格（Leonce Rosenberg)将负责你的艺术经纪业务，此事我已经和他谈好了，他对你们这些立体派画家一向关照有加。我的画廊暂时要关了，但不管怎样，未来你一定要坚持继续画下去。记住我的话，你将是人类美术界的骄傲！

就这样，德法交战期间，康维勒无法在法国呆下去，但他又不想回到德国。于是善于变通的他，干脆去了中立国瑞士里去了，一躲数年。

历时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

战后《凡尔赛协议》签订后的第二年里，毕加索又一次和他的老友康维勒坐在了巴黎街头的咖啡馆里，聊起了艺术，聊到了婚姻，最终又聊到了政治。

一向不太关心政治的毕加索从康维勒的嘴里，听说了即将影响世界的两大主义，即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同时还听到了一个政党：法国共产党。

法国共产党？毕加索一脸迷惑地问：这个组织设立在哪里？

康维勒道：就在离我们画廊不远的塞纳河旁。

多年后，当毕加索也成了法国共产党的一位著名党员后，他才了解到，法国共产党不但吸收了像他这样的西班牙人，同时成立之初的1921年春天，经来自越南的胡志明介绍，另三位来自远东的中国青年也加入了法国共产党，除了赵世炎与萧三外，另一个法共党员后来扮演了改变历史的角色，他就是人类政治史中大名鼎鼎的周恩来。

自从苏联成为人类第一个共产主义者掌权的国家后，先后成立的其他各国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均听命于莫斯科，这当中自然包括法国共产党。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里，很多政府首脑都面临着政治站队问题，或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

在政治理念上，热爱和平的毕加索本能地厌恶具有暴力色彩的法西斯主义。而令他十分伤心的是，原本为民主共和制度的祖国西班牙，后来竟在一个职业军阀佛朗哥的领导下，谋求建立一个法西斯独裁的军政府，由此发生了史中著名的西班牙内战。在莫斯科的动员下，全球无数共产主义者纷纷志愿前往西班牙支持共和政府，这当中包括后来牺牲在中国太行山上的国际战士白求恩医生。很多人都不知道，前往西班牙及中国与法西斯主义战斗的白求恩医生，参战前他的身份为加拿大联邦政府卫生部顾问及美国胸外科学会理事会员。为反对德国与日本的法西斯，凭着一腔革命热情，白求恩拿着手术刀冲到了前线，救死扶伤，留下了不朽传说。

同样，有一天当憎恨法西斯主义的毕加索听说，西班牙的卖国贼佛朗哥为了与共产国际对抗，竟然借用德国法西斯飞机轰炸了本国小镇格尔尼卡（Guernica），愤怒的他随即以手中的画笔为刀枪，画出了他一生中最为著名的大作《格尔尼卡》。

八十多年来，在所有的反法西斯文艺作品中，人类首推的还是毕加索笔下这幅有着立体主义加超现实主义风格的巨幅油画《格尔尼卡》。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人在巴黎的德国画商康维勒又 一次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纳粹政府知道他的政治倾向，更知道他的犹太人身份，一心想在欧洲彻底消灭犹太人的盖世太保们一直想把他抓进集中营去。这次康维勒将逃往何处，甚至不敢向毕加索通报。作为欧洲的犹太人，在整个二战期间，康维勒一直在东躲西藏中苦苦度日。

1900年，19岁的毕加索第一次前来巴黎时，曾和一位名叫雅各布的年轻记者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两人成了亲密无间的好友。令毕加索极为难过的是，1940年德军占领巴黎后，尽管雅各布躲进了当地一家教堂当了修士，但由于周围人的出卖，最终他还是被德国人抓进了集中营，不久被迫害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