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在刘邓大军与贺龙大军，铁壁合围的最后一刻里，蒋介石父子在一片慌不择路的情形下，逃离了成都。

由于逃难的时间太过紧迫，什么画作，什么家当，什么细软，一切莫谈，由于飞机仓位极为有限，已经严重超载，所有人脑海里都只有一个概念，，一张机票一条生命，张大千在逃离成都的最后一刻里确实有点懵。不算亲友，光是自己和四个太太亲生的骨肉就有十多个孩子。想尽一切办法才搞到的三张机票除了自己的那张之外，剩下的两张分配给谁呢？

几十年的共同生活，头一位太太曾夫人除了责任外，早就没有感情了；第二位太太黄夫人因两年前的一张离婚官司，自然不予考虑；三夫人杨婉君尽管爱情不再，却恩情依旧。这次走得太过匆忙，待未来时局稳定后，再想办法接她出去；四太太徐雯波如今年芳十八，却已经为自己一边承受骂名，一边为自己无怨无悔地连生两个孩子。这次从台北疯狂地飞回成都，一多半原因也是为了她和她的孩子，所以第二张机票铁定是留给她的。

那么，第三张不记名的机票填上谁的名字呢？

处于迫在眉睫之际的张大千万般难以决断。

肯定将带一个自己亲自的骨肉离去，可面对着十几个望眼欲穿的孩子，填上谁的名字呢？

从感情上看，多年来张大千最喜爱的还是那个一向善解人意的长女张心瑞。可心瑞是当年雯波的同学呵，本来为再婚的事情，已经在家庭内部造成了许多事端了，这次让她跟着走，肯定不合适。思来想去，他还是决定带上自己和雯波的骨肉刚刚一岁的儿子张心建离去。

就在一大家子人站在客厅里犹豫不决的时候，张家的司机不断地低头看表，并催促着赶快上路，不然要误飞机了。

张大千抱着爱子张心建，一会儿摸摸这个孩子的头，一会儿亲亲那个孩子的脸，一片难舍难分之情。

然而，就在这个骨肉即将分离之际，一个任谁也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十八岁的张心瑞怀里抱着三岁的小妹妹张心沛泪眼汪汪地和自小的最好朋友，现在的后妈徐雯波拥抱着告别之际，突然徐雯波走到丈夫张大千的面前，从他怀里把自己的爱子张心建接了过来，然后走到好友张心瑞面前，把三岁的张心沛换了过来，扭头冲张大千说：我已经很对不起你们一家人了，如果这次只有三张机票的话，我们还是把心建先留下来，带上心沛吧。我想用不了多久，下次我们回成都时再来接心建他们。

看到这种情形，在场的人全部都惊呆了。

于是在分别的最后一刻里，张大千把几个金条于匆忙间塞给了一个长期来为自己裱画一个远亲手里，嘱咐道，我和心建的妈妈先去台湾，然后转道去香港，你先替我和雯波照顾一下心建，相信用不了多久，我就会回来接你们的。

说完，张大千与徐雯波抱起了张心沛，匆匆离去，加入了兵荒马乱的逃难人群之中。

1949年12月6日，张大千夫妇带着他的小女儿张心沛离开成都机场不久，贺龙指挥的部队冲进了古城成都。

张大千离开成都后，这个大家庭很快地解散了。大夫人曾正蓉带着自己生的女儿张心庆单独过；二夫人黄凝素嫁给一个小职员，依靠着前两年打离婚案得到的财产与张心瑞等几个孩子过日子；三夫人杨婉君没有孩子，于是凭着当年演唱京韵大鼓的曲艺底子考上了西南铁路文工团，后在团里当上了一名京剧演员；仅有一岁大的张心建，跟着张大千的远房亲戚裱画工开始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平时，也就是那个心地善良的张心瑞常来这个裱画工的家里看望这个同父异母，也是自己小学同学徐雯波的儿子张心建。解放之初，不要说远在内地四川邮政情形了，就是大城市北京与上海也很少有与国外联系的邮政服务。那时节，海外关系，在普通人眼里是一种罪行。

张大千与徐雯波当年匆匆一别之后，与家乡再无音讯。

由于张大千临走后给裱画人的金条很快就用光，不得已裱画工决定还是将张心建交给了张大千的大太太曾正蓉。在与裱画人分别时，已经开始有点懂事的小心建始终拉着裱画人的衣襟不肯松手，因为他本能地意识到，自己将被亲人遗弃了，由此生命将再无安全感。

自此，曾正蓉以伟大的母爱开始照顾起了这个与自己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

张心建长到5岁那年，已经非常懂事了。每次他在街上被其他孩子人骂为没有爸爸的野种时，他都会回到家里问妈妈，我的爸爸呢？

终于有一次，曾正蓉认真地和儿子说了真话，你的爸爸去了一个远远的地方工作去了，他说生活稳定之后，他一定会来接你的。

从那天起，五岁的张心建开始和周围的孩子们说：我爸爸去一个远远地方工作去了，以后他一定就会来接我走的。

张心建六岁那年，一直关心着他的姐姐张心瑞来看他，除了带着他上街给他买了好多零售与点心之外，还带着他去了一趟当年照顾了他两年的裱画叔叔那里。

进屋后，闻到熟悉的味道，张心建童年的记忆被唤醒了，他隐约地记起，当年正是这位曾被自己叫过爸爸的叔叔把自己给遗弃了，一时间心酸得要死。

回到家后，张心建开始有了一个习惯，当别的孩子在街上玩的时候，他总会搬上一张小凳子坐在街上，当别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总是态度认真地说：这样，我就能第一个看到从远远地方回来接我的爸爸。

七岁那年，忽有一天张心建失踪了。曾正蓉急得要死，一夜不见孩子的身影，第二天一早她赶到派出所报了案，结果令她想像不到的是，当天下午那个裱画工领着儿子回来了。原来年仅七岁的张心建竟一个人坐着公交车一路找到了裱画工叔叔的家里。他对叔叔说：我来这里，就是想向你嘱咐一句，如果哪天我爸爸来接我的话，或是来信要接我的话，请你一定告诉他们，我搬到新家去了。那天晚上，这个七岁的孩子竟一个人睡在了街边的凳子上。

听到这里，曾正蓉和张心庆都伤心地哭了起来。

就这样，一年接一年，张心建长大了。由于缺少父爱，他的性格十分孤僻。上中学后，一天一个同学拿着一张不知从哪弄来的外国报纸，指着上边一个留着长须的老人说：张心建，我从一个特殊的渠道知道，你的父亲就是这个大胡子。

当天，带着一脸不敢相信的表情，张心建坐在了母亲曾正蓉的面前。当看到那张报纸后，曾正蓉又一次地落泪了，随后她将1949年12月6日即民国三十八年冬天发生的那些往事向孩子讲述了一遍：我不是你的亲妈，你的亲妈是站在你爸爸身旁的那个漂亮女人。

难道我母亲竟在我还在吃奶的时候就把我遗弃了吗？从相片上看，他们现在过得很好，可你们不是总是说，一旦他们生活稳定下来，就会来接我的吗，难道他们忘掉了世界上还有我这么个儿子吗？

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的张心建从此之后变得愈发消沉了起来。他开始常常一边流泪，一边给自己的父母写信，可由于不知他们的通讯地址，他写的很无数信件永远也投递不出去。

中学毕业后，张心建进入了当地铁路系统，当上了一名普通的工人。

二十一岁那年，张心建交了女友。可在那个一切都讲究出身的岁月里，当女友得知他竟是资产阶级大画家张大千的儿子后，最终还是找理由与他分了手。

情感上再一次遭到被人遗弃打击的张心建，绝望中竟选择了以自杀的方式告别人世。弥留之际，他留言给同父异母的姐姐张心庆：我为什么总是被人遗弃，这一生我过得太痛苦了，如有来世，我只希望降生在一个普通人家，我不需要闻名世界的画家爸爸，只要一个能陪伴我长大的寻常父亲。

那一年，远要西方生活的张大千完全不知国内发生的这一切，此乃后话。

客观地讲，张大千的人生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五十岁之前，主要在中国大陆的生活，五十岁之后带着第四任太太徐雯波在世界各地的到处旅行，到处创作的生活。因为通过何香凝给北京领导送画，台湾方面认为他的行为有投机之嫌。由于不想陷入北京与台湾之间的争端当中，只想挣钱发财，做一个纯粹的艺术家，最终在香港将手中的画作卖了几幅给北京故宫博物馆后，带着新生的婴儿，张大千干脆移民去了南美的阿根廷。

离开大陆之前，张大千的上海大风堂培养了众多的子弟。

世间，子弟关系常常比家人还亲近。对一般人来讲，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而对张大千这种桃李满天的国师级艺术家，他的后半生里，更多信赖的不是家人，而是那些少了许多利益，多了几许情谊的弟子门生。

在弟子的引荐下，五十多岁的张大千带着家人来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那时节，此间的街头到处帖着耶稣基督与贝隆夫人的画像。由于出身卑微，贝隆夫人一向自称为广大贫苦人民的代表，终日宣扬自由民主解放，由此整个阿根廷都拜倒在了她的石榴裙下。那时不论是本国贵族，还是海外游客，无不以能够得到副总统贝隆夫人的接见而自豪。作为来自北半球的著名画家，张大千在政府总统府内受到了贝隆夫人礼遇，只是这个研究了一辈子假画的大师，当时竟没有看出，相貌娇美有着苦难中的钻石绰号的第一夫人，此刻早已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了。

带着满心欢喜的张大千，完全没有料到，年仅三十三岁，对来自远方中国客人满心承诺的贝隆夫人，竟在与自己见面不久后，就因病去世了。

不久之后，阿根廷发生政变。张大千一生精明，这次的阿根廷之旅却成了人生当中的一次滑铁卢。

鉴于阿根廷这个国家太不靠谱，自小异常机智的张大千随即领家人来到了阿根廷的邻国巴西，这里地域更广，经济更强，最重要的是，这里的社会环境更加稳定。

经过一番考察之后，多年来生活极不稳定，浪迹天涯的张大千终于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今后将长期定居巴西圣保罗市一片很像成都平原地方。花巨资在这里购买了一块地皮后，张大千随即在此处建设了一个中国式园林，命名为摩诘山园，又名八德园，将邻县之译音改为蜀山乐，借此怀念万里之遥的祖国四川家乡。

在之后的多年里，通过人在香港与台北的于右任及张群，人在法国的常玉及赵无极，人在日本的江藤涛雄及田喜美子，人在美国的汪亚尘及王季迁等人，张大千开始了不断旅行，创作及卖画的生活，甚是惬意。

而在人类绘画史上，有着点睛之笔的一段往事，发生在了当时西方最著名的画家毕加索与东方最著名的画师张大千之间。

张大千总是强调，一向高抬自己的徐悲鸿常说的一句话是，张大千是五百年一遇的大画家，但他却在很多场合里自称，在中国画界里，自己断然没有这样的地位，但如果说自己是个五百年一遇的鉴赏家，到不为过。

确实，假贩假出身的张大千在鉴别画作方面，如果自称第二的话，大概没有人敢称第一。从青年时代开始，张大千靠此技艺，低买高卖，到底赚了多少钱，世人已难探究。

离开大陆后，游走于世界的张大千为了赚取更多的钱，可谓不择手段。

由于1950年朝鲜战争，中美两国政府彻底闹翻，美国国务院一纸文件规定，一是全力封锁中国，二是不与中国人做生意。在共和党爱森豪威尔政府的严厉管制下，张大千意识到，由于自己是中国人，一向出手大方的美国顾客怕有麻烦，不敢轻易收购自己的画作。于是，他将自己的作品市场瞄准了当时相对比较有经济实力的日本、香港及欧洲的市场。

1955年由日本国立博物馆、东京博物馆、读卖新闻等单位联合赞助，在日本画商江藤涛雄及田喜美子的帮助下，《张大千书画展》先后在日本各大重要城市举办。幸运的是，在东京画展上出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观众，那就是长期位于人类艺术博物馆首席的卢浮宫馆长乔治.萨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