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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梁思成先生的父亲是中国著名的大学者大革命家梁启超，他的太太林徽因都是保护北京古建筑的坚定捍卫者。按照他们的意见，未来的北京应该分为古城与新城两部分。不要说故宫周围的建筑不要拆除改建，甚至从东直门到西直门，从德胜门到广安门，老城区内的一砖一瓦最好都不要动。

党中央、国务院，北京市政府一律迁出复兴门外，顺着礼士一路修到五棵松那边去。在那片广大的地区建筑新的城区。他们的意见得到了周恩来的全力支持。

遗憾的是，建国之后，从北京市的领导到中央的领导，大家都在看着人民领袖的脸色办事。

尽管人民领袖建国后就住进了故宫西边的中南海里，但不知什么原因，终其一生他老人家也没有迈进故宫内一步。

深知历史的人民领袖心里很清楚，自明朝永乐十八年故宫建成之后，五百多年来前后共有清明24个皇帝在这里生活工作过。对于故宫未来的定位，除了听取国内的专家意见外，那些来自于苏联老大哥专家们的意见也影响着他的决策。苏联专家们说，从伟大的列宁到英明的斯大林，他们都只是在地域不大的克里姆林宫里办公。国家的强大，工业化是排在第一位的。如果古代建筑影响到工业化，那就必须以迅速实现工业化为第一位。除了苏联专家外，国内也也有很多思想僵化的干部提出，每次从故宫旁边经过时，都会让他们想到过去五百年来，封建主义帝王们对广大的中国劳动人民的剥削与压迫。

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对于北京的古建筑，人民领袖在很多场合里都提到：北京的很多老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很多人只要看到拆牌楼，开城门，他们就要哭鼻子，置新北京的交通于不顾，对此我也不很理解。

很多热衷揣摩圣意的北京市领导干部，在很多场合里提出尽早拆除故宫。后来，一份关于拆除故宫的建议书摆在了周总理的办公室上。

对于这种学习苏联老大哥加快工业化的想法，周总理表示了赞赏，同时他也提出了更好的建议，故宫等古代建筑暂时不拆，可以把这些古代建筑统一组织起来，加大绿化面积，搞成供广大市民休闲时休息娱乐的活动区。在故宫的前方建设东西长安街，在长安街附近建设机关办公楼。中心城区的建設要注意布局的合理和集中，不应过于分散。

北京市有关单位按照周恩來的意見，于建国十年大庆前搞了一个《北京市总体规则说明》。天安门广场、故宫、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景山公园、北海公园、什剎海、积水潭、前三门护城河等景观，统一纳入规划 。

看到周总理提出的规划，很多主张拆除故宫的人，纷纷闭上了嘴。

进入六十年代后，由于国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北京市人口增长过快，导致了市区内的交通状况开始紧张。这时，又有思想激进的人提出，在故宫当中修建一条马路，同时将故宫中的文华殿及武英殿开辟为供市场休闲娱乐的场所。

不久，有人跳过国务院，直接把这种想法作为市民的呼声反应到了人民领袖耳里。

听取汇报中，针对一些官员提及清华大学建筑系梁思成教授等人坚决反对破坏故宫整体结构，老人家表态道：他们当亡国奴没有哭，拆几座牌楼古坊，就要哭鼻子，这是不对的。

幸好周总理及时听说了这件事儿，于是他连夜找到人民领袖汇报了自己的想法：从国家长远的文化发展角度看，子孙后代会为我们今天保护以故宫为主的文化古建筑而心怀感谢的。与此同时，周总理还准备了另外一个方案：从现在开始，我们积极筹备修建中国的第一条地下铁路，我相信随着地铁的开通，北京市内的交通拥堵情形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善。

听到这里，人民领袖甚是欣慰。

1966年，一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平地而起。

在一片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狂飙中，红卫兵造反派的小将们提出：故宫是封建主义的象征，要彻底打倒砸烂。

周总理得知这些情况后，当即给北京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打电话，要求他们加强对故宫的保护，绝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组织以任何名义占领故宫，更不允许对故宫实行打砸抢烧。

但造反派在寻找前北京市长彭真及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所谓罪证时，找到了过去关于改建故宫方案的文件。造反派认为 个沒有实行的改建计划，是北京市委要给刘少奇盖宫殿的罪证。

对此，周恩來语气严正地对造反派们说：过去的故宫建设规划是经过党中央研究讨论过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红色司令部，对此毛主席也是表态同意的。

听说毛主席也在故宫改建方案上画过圈后，造反派又开始在别的问题上纠缠起来。为了表达他们的革命义愤，他们随即借口在故宫搞收租院展览，将奉先殿工字型大殿改为长方形，把人民领袖的画像挂在了殿中。随后，在大殿的周围搞起了忆苦思甜运动。运动高潮之际，造反派把故宫城隍庙内的十几座泥塑神像全部毀掉，用白纸将故宫博物院大理石门匾盖住，并在纸上写上血泪宫三个大字。还不解恨，造反派们又在故宫最北边的神武门上贴出了火烧紫禁城，砸烂故宫等标语。

为了配合外边的红卫兵小将，故宫内部的造反派们把顺贞门、天一门、文华殿、乾隆花园內的门额摘下来扔进仓库，把中和殿的宝座拆下來，随地乱扔。

一些红卫兵借参观收租院及搞忆苦思甜之机，在故宫里不停地捣乱破坏，昨天这个殿里开讲用会，今天在那个殿里开忆苦会，明天又到另一個殿里开批斗会。

随着越来越多造反派破坏故宫文物的行径反映到了国务院，1967年5月26日，借着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权威，周总理下达命令：北京卫戍区派一个营的部队进驻故宫及北海，实行军事管制。周总理对入场的解放军战士们反复强调，故宫内的一切都是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几百年来的劳动成果，你们保护故宫内的文物，就是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们在军管的工作当中，首要的是防火防盗，避免发生火灾重于一切。从明天起，你们贴出告示，故宫内部整顿，暂停对外开放。

除了故宫之外，周恩來还对军宣队发出指示：除了故宫，北海公園中也有许多古代建筑，特别是那两座金丝楠大殿，是十分珍贵的历史遗产，绝不能损坏。北海与中南海紧密相联，你们保卫好故宫与北海，就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保卫我们的红色司令部，保卫我们的党中央。周总理接着关照道：你们进驻故宫及北海后，原则上吃住都在临时性的房子里，平时严格巡逻，再强调一遍，一定注意防火！

就这样，在那个无政府主义思潮盛行的疯狂岁月里，由于周总理的细心呵护，故宫内的无数文物与书画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这笔留给后人的巨大遗产，人民的好总理功德无量。

周总理为何如此关怀国家文物，这当中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中共于1945年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产生了77位中央委员及中央后补委员。与会者皆承认，党内古诗古词写得最好的当属润之，古董字画爱得最深的当属恩来。

周恩来何以对古玩书画有着如此深厚的根底，全因他有个既阔绰又儒雅的六叔周嵩尧，那可是个中国书画界里著名的收藏大家，由于周嵩尧曾担任过袁世凯秘书，故有很多人向他进贡送礼，如此这般，很多周、秦、汉代玉器和钱币等国宝级的文物成为了他的私人珍藏。自小，从江苏到沈阳，从天津到北京，六叔周嵩尧没少和侄子周恩来畅聊过古董字画方向的知识。受六叔影响，成人后的周恩来对文物书画亦产生了浓厚兴趣。

1927年，南昌起义及广州起义前后失败后，周恩来前往上海主持党中央地下工作。在一片随时都有可能掉脑袋的白色恐怖中，周恩来以古董商身份在上海开办了一家名为松柏斋古玩号的商店，专事买卖古玩字画。在这家古玩商店前后，周恩来前后与瞿秋白、向忠发、王明、邓小平、陈云、聂荣臻及秦邦宪等众多同志，度过了多年刀光剑影危机四伏的岁月。

抗战时期，代表中共，周恩来驻守重庆曾家岩，在这里他与众多书画界的朋友交往，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好友中包括著名画家张大千。当时国内书画界有一种南张北齐的说法。张指张大千，齐指齐白石。

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中急速变化，人民解放军一路杀入四川。周恩来曾分别对邓小平、刘伯承及贺龙做过交待，进军大西南中，尽可能将所有当地的贤达名流保护好，当中他还特别提到了张大千。

很遗憾，最终张大千还是带着姨太太和小女儿乘飞机离开大陆，去了台湾。

慌乱中张大千除了极少的细软外，全部家当几乎都留在了大陆。

1950年的台湾经济上也是贫困之极。

思来想去，张大千还是决定前往当时经济上相对繁荣的香港。作为艺术家，张大千生性散漫，花钱无度。到了香港不久，就欠了周围无数银两。为了生活，不得已，张大千决定将自己珍藏的几幅著名古画，如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董源的《潇湘图》及巨然的《万壑松风图》等加以变卖。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的文物纷纷流向了二战最大赢家美国。在很长时间里，中国的文物字画多为美国富豪及著名机构收购。

然而令张大千没有想到的是，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的美国军队，因于1950年年底在韩战当中被中共志愿军打得丢盔卸甲，恼羞成怒当中，美国国务院竟发出坚决与中共脱钩的指示，此后不得与中共有任何商业与文化方面的往来。原本一所美国著名大学的代表已经和张大千进行了接洽，谁承想由于美国军队在朝鲜被中国人揍得太惨，结果遵照美国国务院的指令，已经准备好钱的美国代表也无法与张大千进行交易了。

就在这时，一个周恩来在香港的手套人物出现了，他就是古玩书画鉴宝大家徐伯郊。

当年末代皇帝溥仪曾从故宫里通过弟弟溥杰盗出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去满洲国当傀儡皇帝时，很多字画真迹也跟着溥仪去了东北。二战结束之际，溥仪被苏联人逮捕，由此很多故宫里的作品流落民间。那时，张大千、徐悲鸿、张伯驹、马衡、启功及徐伯郊等人曾分别前往沈阳与长春收购那些故宫的宝贝。这当中，张大千曾花了1500两黄金从东北民间收购了三幅精品古画，《潇湘图》、《江堤晚景》和《韩熙载夜宴图》。

这次听说，张大千想要出售手中古画，香港金融大亨徐伯郊悄悄地出现在了张大千的面前。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张大千决定以两万美元将手中的《潇湘图》、《韩熙载夜宴图》及十几件不太著名的画作卖给徐伯郊。

其实，张大千知道，躲在徐伯郊背后的真正买家，是周恩来组织的香港秘密收购小组。这个小组的任务是将流落在香港的文物书画经购买后，送回北京故宫博物馆。小组的经费由周恩来特批，小组成员包括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文化部部长茅盾、全国政协秘书长徐冰、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廖承志及中共华南局统战部部长彰枫等人。小组的购买原则，周总理有过专门批示：必须是购买真正有历史价值的文物，不得买古玩。

这次派徐伯郊前来与张大千接洽的正是人民领袖经常提起：文物工作可以去问这个人的郑振铎。

张大千深知建国之初百业待兴，目前仍处在抗美援朝战争当中，国家财政极度困难，但他向徐伯郊提出，由于自己欠债很多，眼下生活十分困难，急需钱用，不然绝不会割爱。此外他深知，周公是个爱惜历史文物的人，现如今以半卖半送的价格将名画卖给你们，从北京故宫的角度看，也算是完璧归赵了。

就这样，在周总理的支持下，北京故宫博物院买下了张大千这两件国宝和十几件古书画。不久，在郑振铎的安排下，故宫博物馆举行了一次特展，听说这两幅历史名画先是被末代皇帝从故宫盗走，前后流落天津、长春、重庆、台北、香港，最终被爱护历史文物的新政府花巨资从张大千手里购回送来北京，当中故事太多，由此引各界人士纷纷前往故宫参观，一睹为快。

毕竟，北京故宫又多了两幅宝物。

事实上，很多文玩界的人都知道，除了溥仪兄弟从故宫带走的字画外，1933年从北京故宫装箱带到南京故宫，1937年从南京带到四川，1945年从四川送回南京，1949年从南京送往台北的那2972箱的文物，当中多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宝物。

1915年为创作《清华春秋》，兄弟曾前往新竹国立清华大学参观访问并搜集资料。回到台北后正值阳明山国立台北故宫博物馆举办建馆八十周年活动。在台北朋友陪同下，兄弟参观了这家著名的博物馆。在排队参观了玉白菜、红烧肉和毛公鼎等镇馆之宝以及无数盖着乾隆老儿宝印的作品后，台北的朋友意味深长地说道：论起中国古代艺术品来，北京故宫数量多，台北故宫质量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