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章 制 药

一

医学生态中，除了医生、患者与医院之外，另外一个要素大概就是药物了。

聊到药物，不管是片剂针剂汤剂，还是丸散膏丹加胶囊，从西医到中药，总得有人将药品从原材料到成药地加工炮制出来。古今中外，承接此任的基本上就是那些离商业比较近，离人性比较远的制药企业了。

从东边的《黄帝内经》及《神农本草经》到西边的《希波克文集》及《药学材料》（De Materia Medica），除了医理医德外，几部经典中多少也涉及到了一些药材选择与药品生产的事情。

对国人来讲，背景极深，故事极多，名气极大的中外制药企业中，国内名气最有名的可能还是老字号上市公司同仁堂（上证600085），至于海外药企中业绩最突出的，可能还是美国上市企业辉瑞制药（Pfizer，NYSE：PFE）了。

先聊点同仁堂这边的事情。

说到同仁堂大概就得讲点乐家的历史了。

外人提及老乐家的事，多会从浙江宁波慈水镇说起，可他们乐家自己人提及家室渊源及乐氏宗谱来，多爱从唐朝末年唐昭宗光化年间，他们乐家老祖乐仁规提起。

注意啊，这事儿可和同仁堂里的那个仁字有关。

浙江宁波慈水镇当地的县志关于乐氏起源，有这样的介绍：仁规大司寇仁原昆弟，在光化年间，以立朝正直取忌，避朱温乱，弃官归隐于鄞县大隐。乐仁规居宁波，为其宗族不失序，以乐汝祯为其一世祖，纂修乐氏宗谱。宁波乐氏自唐至清初共历三十一世，其中第二十六世的乐良才于明永乐帝朱棣迁都之际由宁波迁往北京。

从家谱上看，宁波这支乐氏，历史上出的最大的官儿就是唐朝那时候的大司寇了。以现在的官场体系类比，当年他们老乐家也曾出现过当今的中央政法委书记之类的大干部。受孔老夫子影响，中国人自古就把当官这事儿看得极重。族谱作者最爱从当年在官场上混得最得意的那一支往下续。

如此他们宁波这只乐氏一族，到了乐良才这辈上，算是第二十六世了。

国运即医运。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大医治国，小医治病。

不管是朝中的权臣大夫还是乡下郎中大夫，都和政治沾点边。明朝两百多年中，政局大变过若干次，但早期最大的事件要算是北京的燕王朱棣领兵以清君侧之名，一路杀到当时的国都南京，以开国皇帝朱元璋四子的名义篡了侄子建文皇帝朱允炆的大位。执政久了，由于不适应气候，等着北京这边的天安门紫禁城建好之后，一纸令下，明成祖领着百官北上，将京师定在了北京。随着权力中心的转移，自然南方的很多商人、文人及给人看病的郎中大夫们也纷纷北迁。这当中，就包括他们宁波老乐家的乐良才。

乐良才刚来北京时，以走街串巷卖药行医为业，人称铃医。前几章里提到中国四大名医的李时珍，他的爷爷在湖北县城里也是以铃医身份混迹江湖的。

所谓铃医，其实就和街头巷尾间的那些磨刀师傅与剃头匠人差不多，一半是技术，一半是耍嘴皮子。要知道，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里，百分之一的郎中因名气在外，有患者出钱将其请入家里给人看病，绝大多数的行医者，只能打着所谓祖传秘方之类的幌子，招摇于市。可能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多数国人始终不能给予中医大夫良好口碑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医当中确实有极少数拥有坐堂资质的高医，可一大半打着老中医及老军医旗号的人，常被路人怀疑为江湖骗子。

自古以来，那些常年于街头讨生活的铃医们，实属不易。

在艰难的生活中，宁波来的乐良才慢慢地在国都北京定居了下来。根据北京乐氏这支家谱记载，铃医乐良才娶妻杨氏，生子乐廷松，多年之后，二世乐廷松娶妻生子乐怀育；再是多年之后，三世乐怀育娶妻生子乐廷松；终于，大明末代皇帝崇祯上位不久，三世铃医乐怀育娶妻生子乐显扬。

出生于崇祯三年即公元1630年的京城乐家四世乐显扬，继承了先辈的衣钵，仍旧行走于京城的街头行医问药，摇铃诊病。作为政局大变的直接目击者，少年的乐显扬是看着李自成的农民军是如何杀入北京城的。不久之后，他又是眼睁睁地看着愤怒的吴三桂是怎么带着清兵一路冲进北京，赶走大顺军的。那之后，作为汉人，他们听说了满清的政策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看着周围那些有骨气因不剪发而一个个死于非命的汉人，作为国可以破家不能亡的儒家思想践行者，乐显扬是前几批向着满清侵略者跪下去的北京市民。后来，满清新政府不但善待了这些北京的小市民，30岁出头留着满清辫子的乐显扬，甚至还被大清太医院聘请为吏目。近水楼台先得月，由于在太医院里工作，有机会在为皇家提供服务时得到特殊的赏赐，39岁那年乐显扬得到了年仅15岁的少年天子康熙皇帝的特殊恩准，在皇宫南边的前门大栅栏一带，竖起了乐家人自办的同仁堂大牌子。

从史料上看，乐显扬之所以给自己的药店起名为同仁堂，同字有大道之行天下大同之意；仁字既有仁者爱人济世养生之意，又有纪念唐朝乐氏先祖大司寇乐仁规之意；堂字是当时北京药业通称，从门帘小店发展成行业大户皆自称为堂。

带着三个字，乐显扬询问于白云观道士，大师曰：同而仁，公而雅，大吉。

自此，从清朝初年起，北京城内多了一家商号：同仁堂。

其实，在中国药业历史上，有一家老字号广誉远早在明朝中叶嘉靖年间的公元1541年就在太原成立了。近年来，企业更名为山西广誉远国药有限公司，主打产品龟苓膏、龟灵酒与定坤丹等，只是相比于数百年来活跃于京师太医院周围的同仁堂来讲，已有450年历史的广誉远，名气还是小了点。

在阅读同仁堂的历史时，感慨之余，兄弟尚有困惑两处：

困惑一

从宁波来京城的乐良才号称是他们北京乐氏的一世，三代而下，到了乐显扬这里，算是他们北京乐氏的四世。按家谱说法，乐显扬的爸爸为三世乐怀育，他的爷爷是二世乐廷松，而北京这支乐氏世祖乐良应是他的曾祖父。这当中让人极为困惑的是，乐良才是大明永乐年间来北京定居且娶妻生子的，从明朝永乐时代到清朝康熙年间，中间差着两百六、七十多年，从明朝的永乐、洪熙、宜德、正统、天顺、景泰、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到清朝的顺治、康熙，北京城周围皇帝换了十六、七个，可在古代那个倡导四世同堂及早婚早育的文化里，他们北京老乐家这支，是不是也太能晚婚晚育了。

困惑二

很多野史上都说，乐显扬之所以能够将同仁堂块牌子挂出来，是因为少年天子得了皮肤病，御医治不了。郁闷之下，康熙微服私访，偶然间来到了前门一家小药铺里，向店主乐显扬求诊，结果乐显扬开出的方子竟是用药材大黄洗浴数次即可。故事的发展自然是乐显扬的怪方治好了圣上的难病。龙颜大悦，圣上随之以皇家的名义资助了乐家竖起了同仁堂牌子，并允许他当上了皇家太医院的吏目官。吏目一职是什么个情况呢，兄弟查了一下清代的史料发现，清朝太医院官分数档，院使为五品，院判为六品、御医为八品，八品吏目十五人，九品吏目十五人，不清楚乐显扬到底官居八品还是九品。总之，在京官多如牛毛的京城里，怎么可能有天子为一个小萝卜头的医官赐名同仁堂这种事情？

不管怎么说，经过三百多年的一路发展，21世纪之中，建立了5个生产基地、41条生产线、生产26个剂型、拥有1000余种产品，药品行销于海外40多个国家，年销售额130多亿，海内外均拥有上市公司资质的中成药第一股同仁堂，就是在先辈乐显扬的手中开始了它的一路传奇的。

很多的历史，表面上皆是传奇的故事，可在那些传奇的背后，却常常是难言的辛酸。

早年同仁堂出道的时候，面对市场与客户，乐氏的宣言极为动人：养生济世者，惟医药为最。遵肘后、辨地产，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坚守诚信，以仁为本，同仁堂的商誉博得了清廷的高度赞赏，后被皇帝钦定为御药房的供奉，成了御用药品采购单位，一直到清朝被辛亥革命推翻，历经八朝188年。

事实上，两百多年来，同仁堂乐氏一族的真实故事，颇是曲折。

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在同仁堂这部家族史中，又有着怎样的情节呢？

乐显扬生有四个儿子，和当年李时珍家里的期望一样，那时每个中国男人的心里多怀一片科举之梦。为此，乐显扬先后将四个儿子送进私塾苦读圣贤之书。老大、老二与老四，最终都获取了功名。老三乐凤鸣志不在儒，幼承父学，精通医药，最终同仁堂在他的手里进一步地发扬光大了。

乐风鸣不但善于经商，且好编书籍，生前著书《乐氏世代祖传丸散膏丹下料配方》及《同仁堂药目》等籍，当中收录宫廷秘方、家传秘方及历代秘方多达362种。长久以来，同仁堂生产的丸散膏丹质量商誉，中国药业无人可出其右。

清朝雍正年间，同仁堂成为了皇帝钦定的御药房供奉，平日里，乐家人可以身挂腰牌，出入宫禁，令无数同业羡慕嫉妒。不过，只有乐家人自己知道，无比荣耀的背后却是无比的艰辛。首先是安全，给宫廷进药须异常小心，但凡出一点差错，都是满门抄斩的重罪；其次是财务，一般客户和同仁堂打交道，多是一手交钱一手拿货，可跟宫里的御药房打交道，资金周转实在太慢，又催不得，要不成，结账周期极长。很多时候，同仁堂被宫里占款压得极为难受，只好到民间去拆借高息资金。后来乐家人通过宫里的公公疏通，总算将付款方式从过去的先采购后报销改为先预支后结账，可即使如此，同仁堂的财务依旧举步维艰。另一个问题是，宫里总是把同仁堂送进太医院的药价压得极低，致使同仁堂常常无利可图。为了改善这种窘境，乐家的六世祖乐礼托关系找到深受雍正信任的和硕亲王弘昼诉苦，希望宫里能提高官药收购价格。尽管收了乐家好处的亲王在宫里做了很多工作，但收效甚微。最终走到了破产边缘的乐家人于乾隆七年即公元1742年上表朝廷，请求停办官差，告退官药。

此时正是乾隆年轻力壮之际，宫里除了太后的健康外，他对太医院那边的事情基本上不在意，于是想当然地大笔一挥，免了同仁堂的御药房供奉之责，宫中进药之事由官府招商接办。不过，御药房这边很快将进药当中的困难反映了上来，说是鉴于连同仁堂都不敢接宫里的活，这意味着谁接宫里的活，谁赔钱。乾隆是个孝子，担心母亲的健康，他和周围的人商量了一下，作出了两项决定：一）派官员坐镇同仁堂，不许债主逼债；二）把从同仁堂那里进贡的药品价格提价三分之一，且预领支银子三千两。

正是得到了乾隆皇帝的亲自干预，同仁堂才没有死在大清的康乾盛世当中。

多年的官商生意，早让同仁堂财务出现了深层次的问题。乾隆十八年时，乐家人的药库失火，至此早已资不抵债的同仁堂进入了破产的险境。

闻知乐家人的惨境，乾隆下谕发还火场地基，并给乐家的孤儿寡母发放生活补助，同时由官方出面招商接办乐家老铺招牌，乐家人以原始股东身份坐收两分红利。

在乾隆皇帝的关照之下，同仁堂一路艰难地活到了嘉庆年间，只是每况愈下。

到了嘉庆二十三年即公元1818年时，乐家人内部商量后，决定与二十一位股东签署典契，实行股份制，全部资产作价47股，筹集白银4.4万两。乐家手头太紧，只好出资白银五百两，在同仁堂47股当中，只拥有半股的分配权。至此，除了一百多年之前乐显扬创下了名满天下的商标外，乐家人对同仁堂已完全失去了控制。

道光十一年即1831年，长大成人的少爷乐平泉代表乐家出任了同仁堂的铺东。平时除了代表乐家人从同仁堂领取五吊的字号银外，乐平泉在其他铺东面前，基本上是个说了不算的小角色。不过年仅21岁的乐平泉基因里流动着乃祖的权谋，他先是筹资自己搞了一个规模不大的药室，为了不与同仁堂发生商业冲突，他给这家小药室起名为广仁堂。接着，他悄悄地雇佣了一批忠于乐家人的老药师，利用祖上传下来的配方生产了大量痧子药、平安丸、再造丸与七厘散之类的药品，利用着一百多年来乐家人积累的人脉，很快地广仁堂的业务蒸蒸日上。

相比之下，原来同仁堂里的主要铺东们却因为各种原因，业务规模，创新能力江河日下。

道光二十三年即1843年，一个同仁堂董姓大铺东主动找到乐平泉，声称只要赎回政策合适，他代表其他铺东，决定将同仁堂药铺归还给乐家自行掌管。

闻之，乐平泉自然很高兴，随即承诺对同仁堂原来的所有铺东进行合理补偿。就这样，在对同仁堂几乎失去了百年的控制之后，代表乐家人，乐平泉重新执掌了同仁堂药铺的管理大权。随后年复一年，在乐平泉事必躬亲的努力之下，同仁堂再次焕发了它的青春，重执全国药业牛耳。

和同仁堂开创者乐显扬一样，乐平泉也生有四个儿子，但与先祖乐显扬不同的是，当年乐显扬的四个儿子，三个志在科举功名，只有一个儿子继承的父业，而乐平泉的这四个儿子老大乐孟繁、老二乐仲繁、老三乐叔繁与老四乐季繁，虽然对药业不是很精通，但对钱财与权力却是极为想往。

清光绪六年即1880年，年仅49岁的乐平泉去世了，走前他把同仁堂的决策大权交给了夫人许氏。

许氏极为精明能干，不论是企业内部，还是各界客户，对她的管理与交易能力无不称赞。

老公去世多年后，清光绪三十三年即1907年，苦苦支撑了乐家事业二十七年的许老太太也撒手人间了。

去世之前，老太太为乐家人做了安排。为了减少矛盾，她嘱咐几个孩子未来精诚团结，同仁堂北京总号以后由你们四个孩子共管，既然当下老佛爷太后和外国人一样，都主张要民主了，那咱们乐家人以后，也应该从由一个人说了算的集权机制，变革为有事大家民主协商的机制。不过，我知道你们几个孩子野心都不小，北京的乐家老铺你们几人共管，不过如果你们希望像你们父亲那样，通过广仁堂另起炉灶，也不是不可以，只是你们几个孩子一定要精诚团结，要互相合作。一定要团结啊。

说完话，许老太太就走了。

令人在九泉之下的许老太太未曾料想到的是，大儿子乐孟繁不久就在全国各地开了5家乐仁堂及4家宏仁堂；二儿子乐仲繁开了3家永仁堂、3家沛仁堂及1家怀仁堂；三儿子乐叔繁开办了3家宏济堂、2家继仁堂及1家乐舜记；小儿子乐季繁只办了一家药店达仁堂。令全国媒体有些吃惊的是，这是怎么了，乐家人怎么一下子在全国各地瞬间搞出了那么多的分号，许老太太刚刚咽气，你们就这么疯狂的扩张，能行么？

果然，很快的为了各自那点私利，主张民主治理的同仁堂大家族出事了。四个儿子加上身后的四个媳妇，谁也看不上谁，谁也不服谁，结果是各方面的矛盾迅速激化。表面上，乐家财产实行所谓共管，实际暗中的争权夺利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整个家族，一派乌烟瘴气。

先是二儿子以同仁堂名义买进吉林参，卖的钱归入私房，由此引起了其他几个兄弟的极度不满；接着是三儿子从同仁堂公帐中提出9万元存入本房私帐，结果事情被揭露了出来，其他几个兄弟为此大打出手；大儿子用同仁堂的资金和药材，在南京开办了一个同仁堂，因违反族规，代表大房行使管理权的相关负责人，被其他几个兄弟先举手后赶出了管理层。

为了减少这种情形的不断发生，几个兄弟坐下来开会，会后的结论竟是，四弟乐季繁家中次子乐达义目前在北京市警察局里担任负责人，干脆让他派手下兄弟来我们同仁堂的库房与财务进行监管，任何大额资金或珍贵库存，必须由4个兄弟共同点头，才能动用或提货。犀角、牛黄之类的高档药材，藏于特别的库房里，库门上共挂锁5只，4兄弟一人一把，帐房大管家一把，动用重要资产与资金时，必须5个人都点头，贵重药材才能出库。所有银钱帐目出入，不盖齐4兄弟的4个图章，不予承认。

再有就是，民主管理制度之下的乐家事业，最后发展成为了，彼此成天勾心斗角，尔虑我诈，互相拆台。最明显的是，老四在天津估衣街开设了达仁堂，老大不是换个街区去另起炉灶，而是直接将自己控制的乐仁堂直接开在老四店铺的对面； 老四在上海南京路开设达仁堂，老大就非要在马路对面开设宏仁堂。

许老太太如果地下有灵的话，估计每天里都得被她的那几个儿子气得死去活来好几回。

世上很多无知的学者总是倡导民主自由等等，看看乐家几个兄弟为了各自的私利，把一个好好的同仁堂，搞得如此乌烟瘴气的，直令仇者快，亲者痛。

由于老四乐季繁的二儿子乐达义身为北京警察局的负责人，平时负责派手下人看管乐家人重要的资产，由此乐家的人权与财权渐渐地落到了老四这一支家脉上。

在乐达义的暗中操控中，他力主让自己的大哥乐达仁将同仁堂各方面的业务统管起来。他的观点是，要想让咱们乐家人更好地发展下去，还得有个主心骨，集中掌权的人，西方那些民主之类的说话，听着好听，但在中国这里不符合中国文化的国情，更不符合中国历史规律的史情。还是让我哥乐达仁主事吧。

就这样，不负众望，在乐达仁的努力之下，一度四分五裂的同仁堂业务，渐渐地又走上了正轨。

接受了前边的教训之后，1947年71岁的乐达仁去世之前，将同仁堂的管理大权直接交给了自己的儿子乐松生。

有意思的是，不管内部有着怎样的抵触，外部有着怎样的议论，作为乐显扬正宗的十三代子孙，乐松生的父亲是改革有方的乐达仁，他的爷爷是许老太太活着时候最疼爱的孩子，而自己的又是同仁堂事业中兴者乐平泉的第四代嫡孙，按照血缘交接传递权利，相对比较稳定。

果不其然，当39岁的乐松生从父亲手中接过同仁堂的权柄时，那个枝丫满天，庞大无比的乐氏家族，谁也没有多说什么，大家迅速地接受了一个事实，再以后，咱们同仁堂的大政方针就由松生来评估与决策吧。

1955年，新中国成立6年后，北京市市长彭真特意来到同仁堂与掌门人乐松生相见。他的表态非常直接，如果在这次政府推动的公私合营运动中，你代表同仁堂能够支持我们，我代表北京市委市政府将向你表示巨大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