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作为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特邀代表，米勒院士出席了WHO的一个工作会议。在事关热带传染病方面，作为业内权威，米勒院士在会议上特别提到自己30岁时，为了研制新型抗疟疾药，曾经专门前往泰国曼谷从事抗击疟原虫的研究，当中一方面研究抗疟新药，一方面研究抗疟疫苗。自从有了人类，疟疾病一直纠缠着我们，然而时至今日，最大的遗憾是人类依然没有研制成功抗疟疫苗，另外还有两个小的遗憾，一是作为当时美军的核心药物研究人员，自己在抗疟新药方面始终没有获得非常出色的成果，另一个小的遗憾是，当今在抗疟新药方面，只有中国人研制的青蒿素1号与2号的效果比较突出，特别是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那些国家里，青蒿素的疗效明显，且价格公道，只是在我们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青蒿素确定为全球抗疟药的今天，我们仍然不知道到底是哪位中国研究人员在青蒿素的问世当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带着这样一种困惑，已经退休了的米勒院士于2007年来到中国上海参加一个疟疾与传染媒介会议。

由于米勒院士不懂中文，因此此行之中，他特意带着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一个中国同事苏新专博士，前往中国期望找到那位为发明青蒿素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同行。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考上大学的学生，苏新专在国内厦门大学拿到本科与硕士学位之后，到美国乔治亚大学读博，取得PHD后又在这里完成了博士后工作，之后来到了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热带疾病实验室里做研究工作。

72岁的米勒在回美国的旅途中，心有不甘地对苏博士说：当年，为了在越南战争中减少士兵受疟疾病的伤害，整个美国可谓是以举国之力，花了无数的钱，动用了无数人力，包括我本人，专门跑到泰国的曼谷做了几年的研究，就是为了战胜那些越南丛林之中无所不在的蚊虫，可谁想到，我们美国人不但在越战中最后败给了你们中国，在研制抗疟新药方面也败给了你们中国人。这次我来上海开会才知道，为了帮助当时的北越，你们中国人几十个研究机构的几百位专家都投入到了这项工作中，但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特别顾问，我就是特别想知道，这么多年来在与亿计的疟疾患者战斗中，每年都能够挽救数以五十万以上人口的青蒿素到底是谁发明的，总得有一个主要贡献者吧？苏博士，回到美国之后，我希望你能够帮助我找到这个人。

就这样，苏博士回到美国后，即着手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通过现代的文献检索系统，第一个出现在苏博士眼前的是一个现年71岁名叫李国桥的人。原因很简单，一般在医学界比较有名气或是做出过重要医学贡献的专家学者，他们的文章都曾出现在那些全球顶级医学期刊之上，例如1823年创刊于英国的《柳叶刀》（Lancet），1878年创刊于英国的《大脑》（Brain），1883年创刊于美国的《美国医学会月刊》(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创刊于1976年美国的《细胞》（Cell）等等，至于青蒿素抗疟药研究的这类文章，最有可能会出现在1904年创刊于美国的《传染病学期刊》（The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杂志上。

让苏博士有点惊讶的是，这位叫李国桥的人早在1982年8月就和其他作者共同完成了一篇重要的论文《甲氟喹与青蒿素的抗疟作用》，文章发表在了全球最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上。从医的人都知道，如果谁能在这个世上最悠久的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其意义和科学工作者将文章发表在1869年创刊的《自然》（Nature）上一样，副教授马上就提升为教授了，博导很可能就会提名院士了。果然，借助于《柳叶刀》发表论文的荣耀，这位作者不但成为了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大学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还是中国青蒿研究中心主任兼热带医学研究所所长。

得到李教授的信息之后，米勒非常兴奋，于是他马上和李国桥进行了联系。令米勒没有想到的是，李国桥介绍说，事实上在发明青蒿素这件事情上，尽管1967年523项目组成立以来，前后有几十个大专院校及科研单位，几百个科学家及医务工作者参与其中，但当中作出重大贡献的主要有三个人，一是北京中医研究院的屠呦呦，二是云南药物研究所的罗泽渊，算下来第三个才是广州中医大的我。实事求是地讲，屠呦呦的青蒿素是建立在中国古代炼丹家葛洪的古方基础之上的，罗泽渊的菊科黄花蒿抗疟单体是建立在屠呦呦的青蒿素基础之上的，而我的工作是建立在罗泽渊的黄蒿素基础之上才完成的临床验证的。只是因为我是国内第一个在《柳叶刀》上发表文章的人，所以世界上的同行读者才以为我是青蒿素的发明者。毛主席不但教导我们，共产党员见先进就学，见落后就帮，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同时他老人家自建国以来，反复地倡导中医学西医，西医学中医，中国要走中西医相结合的道路。

随后，苏博士与米勒院士开始把他们的研究目光锁定在那个叫屠呦呦的女子身上。

结果，越深入研究，两位美国同行学者对这位默默无闻的中国女人越是心生敬意，她太低调了。因为青蒿素的问世，每年五十万以上的人类得以挽回生命，尽管多年来她对人类作出了如此重要的贡献，可到目前为止，除了极小的一个圈子里的人，几乎没有人知道她的伟大。

别人不说，以那位在《柳叶刀》上发表论文的李国桥为例，这位曾任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兼热带医学研究所所长的博士生导师，不但获得了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他还曾是全国人大第八届代表。其他的名头就更多了，如中华传染病杂志编委、中华医学会热带病与寄生虫学学会常委、广东省热带医学会副会长、国家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疟疾专题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第三届学术委员会特邀委员、卫生部一、二届药品审评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热带病和寄生虫学分会常委以及世界卫生组织（WHO）西太平洋区域疟疾临时顾问，1979年获得国家发明二等奖，1985年荣获优秀党员称号，1986年被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证书及全国五一劳动勋章，1987年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9年获国家发明三等奖，1996年获得求是科技基金杰出科技成就奖，1998年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及国家教委颁发的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1999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2000年由人事部、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授予白求恩奖章，2004年获中华中医学会科技二等奖，2005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当中李教授前后发表论文数十篇，多篇论文被SCI收录引用，另外他还主编了《疟疾的临床研究》、《中国疟疾防治与研究》等著作。除了学术之外，在商业方面，1999年，李国桥和他的同事们研制出的CV8，被很多国家列为国家一线抗疟用药，在此基础之上，2006年李国桥和团队研制出世界首个疗程短、成本低的青蒿素类复方抗疟新药——Artequick。多年来，李国桥和他的团队先后研制了5个青蒿素类复方，其中4个复方获得了发明专利。

怎么说呢，一个青蒿素的出现，让李国桥得到了一个中国学者在精神与物质等方面几乎可以得到的一切。

于是米勒院士和苏博士开始全推荐青蒿素之母的工作。

首先，中国的523秘密项目始于1967年，一开始当局没有让非党员的屠呦呦参与其中，1969年春节之后，由于解放军总后勤部及军事科学院工作没有进展，才不得不将中医研究院的非党员拉入项目之中，尽管一开始屠呦呦和她的研究小组在胡椒酮的研究中走了一年多的弯路，但最终受到了晋代葛洪的古方启示，她将研究方向调整到了青蒿素方向。

其次，由于在提取物的温度处理上研究长期停顿，正是屠呦呦用沸点78摄氏度的乙醇提取改为用沸点35摄氏度的乙醚提取，最终解决了提取药物的问题，这项工作的意义非凡。

在经过小白鼠、实验狗与猴子的试验之后，进入人体临床试验阶段，作为一个孩子还小的母亲，屠呦呦第一个举手和另外两名男同事做了青蒿素在人体上的第一次试验。

在屠呦呦的推动下，中医研究院首先开展了对青蒿素化学结构的研究工作。

屠呦呦不仅率领着团队研究了青蒿素的开发工作，同时在之后的10年里，她又和团队完成了双氢青蒿素的开发工作。由于水溶性的提高，双氢青蒿素吸收性能大大加强，效用提高了近10倍。

尽管由于涉密的原因，有关青蒿素的论文一直不能公开发表，但最终改革开放之后，以北京中医研究院的屠呦呦、刘静明、倪慕云、樊菊芬、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所的吴照华、吴毓林、周维善等七人联合署名的方式，将论文《青蒿素的结构和反映》发表在了《化学学报》1979年第37卷第2期上。文章发表一年多后世界卫生组织到北京组织了一个专业会议，会上就中国青蒿素开展现状，以项目带头人身份屠呦呦做了相关的课题报告。

确实，在战争年代里，由于抗疟新药项目为国家最高层所主导，参与代号523项目组的前后有几十个单位的五百多位专家，但正如广州中医大的李国桥所言，在这几百个人当中，屠呦呦对青蒿素的问世贡献无疑是最大的。

随后，从2010年开始，有着诺贝尔医学奖及仅次于诺贝尔医学奖拉斯克奖（Lasker Medical Research Awards）提名候选人权利的米勒博士，开始不懈地推荐着那个住在北京一个普通小区里年已八十岁的屠呦呦来。

很顺利，2011年这位一直名不见经传的宁波成长北京生活的老奶奶，突然之间赢得了拉斯克奖。

医学圈之外的人，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由于这个世界各个领域里的奖项实在是太多了，对于绝大多数国人来讲，奥运会、奥斯卡、世界杯与诺贝尔奖的获奖者都没工夫搭理，一项医学奖花落谁家，自然没有多少人关注。

不过，翻看当时的媒体才知道，当屠呦呦获得了拉斯克奖后，她的家乡浙江宁波可是狠狠地热闹了一通，屠呦呦的故居经一番装修后，开始对游人开放参观了。屠呦呦和她父亲、老公都就读过的实效中学，更不用说了，很快地她的雕像在校园中竖立了起来。

令人有点不安的是，当中国医学界里的人得知北京中医研究院的屠呦呦竟然获得了仅次于诺贝尔医学奖的这个奖项之后，无数的红眼病患者一下子将她包围了。无数的同行们开始嫉妒她，诽谤她。对于无数的中国医学工作者来讲，他们太想获奖了。因为他们知道，在这个体制之下，一旦拿到了国际上的大奖之后，随后从社会地位到个人待遇将会发现天翻地覆的变化，当中的好处与利益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中国学界，极过功利！

对此，已年过八十，向来正直淳朴不善交际的屠呦呦沉默着，一派淡然。

在这位老人沉默的几年当中，有几个人一直在有形或无形中帮助着她。

对屠呦呦帮助最明显最直接的还是那位有着强烈正义感的米勒院士，每年只要诺贝尔基金会将提名候选人的信件寄到他家的信箱里后，这位将科学精神看得极重米勒院士每次都会认认真真的在推荐信上写上几个字：Youyou Tu.

那些对屠呦呦有着间接帮助的人主要有三个，一个是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一个是美国的多年首富比尔.盖茨，第三个是美国时任国务卿及前总统的克林顿夫妇。

先说奥巴马对屠呦呦的间接帮助。

奥巴马，六零后，美国第44任总统，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黑人总统，祖上非洲肯尼亚，哈佛毕业，2008年上台，一天到晚把政治正确挂在嘴上，锐意改革，反对战争，关注全球气候变化，关注全球南北差异，关注弱势群体，关注疾病导致的贫穷问题，特别是黑非洲。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于是位于美国纽约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任内自然高喊政治正确，高喊反对战争，高喊气候变化，高喊关注黑非洲的贫困问题。

联合国下属的世界卫生组织尽管总部不在美国，作为联合国组织的下属，时任总干事的陈冯富珍（Margaret Fu-chun）自然也是一派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作风，开始高度关注黑非洲的公共卫生与经济贫穷问题。她发现非洲的传染病问题，当下的是埃博拉病毒，长久的还是疟疾病久治不愈的问题，于是上台后加大了对黑非洲贫穷国家的公共卫生治理。

诺贝尔医学奖的提名人与评奖人也多是奥巴马一类看重政治正确的知识分子。他们心里很清楚，从全球生命、健康与疾病的角度看，死亡率排第一的无疑是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这大概占了人类总死亡率的近40%；其次是恶性肿瘤，死亡患者中每5个人中至少有一个死于癌症；人类健康的第三大杀手为呼吸系统疾病，这占了14%左右。前三大疾病就占了人类死亡率的近75%。说到疟疾之类的热带传染病，死亡率只占人类疾病的1%都不到。别的病，都是以千万当量计数的，而每年死于蚊虫叮咬等传染病的，通常是以几十万人口为单位统计的。其中诺贝尔医学奖评委们知道，每年死于疟疾病的患者有90%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黑非洲国家的老百姓，特别是那些吃不起药的贫穷民众。

正是由于奥巴马祖上来自黑非洲，正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高度关注公共卫生与传染病方面的问题，也正是因为人类投入了大量的经费用于治疗心脑血管与肿瘤癌症，进而导致这方面的药价极高，所以诺贝尔医学奖评委，在奥巴马总统即将告别白宫之际，开始将目光转向了小病种热带传染病方面。

从这个角度来看，屠呦呦之所以获得2015年的诺贝尔医学奖，是和奥巴马此刻仍执政于白宫，有着某种间接关系的。

第二个要提及影响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因素是美国的两大基金组织，一个是由比尔.盖茨夫妇设立的慈善基金会，另一个是由克林顿夫妇设立的慈善基金会。比尔.盖茨在成立基金会第一天起，就明确地把治理蚊虫，抑制世界性的传染病传播放在了工作的重要位置。到目前为止，比尔.盖茨基金会已经投入了大量的金钱与人力在研制疫苗与开发新药方面。同样，克林顿夫妇基金会也将他们募捐到的大量资金用于治理传染病方面。由于美国这些基金会的经费大量地投入到相关医学研究机构之中，所以这方面的人才方能得以大量培养，课题大量开展，随之相关的获奖者大量诞生。

总之，2015年诺贝尔基金会的亚当.史密斯打电话到北京朝阳区一个小区屠呦呦家中时，全中国乃至于全世界的人都觉得极为意外，不过当你再以更宏观的视野观察一下世界背景时，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了起来。

十一

由于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本人出生于10月，去世于12月，所以一般情形下，诺贝尔基金会的工作程序为10月上旬开始，按照生物医学、物理、化学、文学、和平与经济的次序，10月中旬之前通知到各奖项获得者，然后给这些获奖者一个准备时间，让他们订机票及准备礼服，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由于获奖者本人及获奖国家政府等方面的原因，不能前来瑞典领奖的情形。

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之后，屠呦呦和她的老公李廷钊乘坐中国民航CA911航班于瑞典时间12月4日下午抵达了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阿兰达机场。要知道斯德哥尔摩位于近北纬60度，比中国最北边的城市漠河还要北几度，每年冬天12月的这个时候，每天只有几个小时的太阳。所以尽管屠呦呦手腕上的手表时间为当地下午四点半多，但天已经完全黑了。

由于接下来的几天活动，基本上全部是在室内，所以对于来自远方的中国客人来讲，倒也无所谓。

屠呦呦到达瑞典首都的第三天，应诺贝尔奖委员会邀请，屠呦呦出席了12月7日下午在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主题演讲《青蒿素的发现：传统中医献给世界的礼物》。有意思的是，在讲演中国她的PPT除了有关的化学分子式及一首王之涣的唐诗之外，她还特别将一个人的手迹展示了出来：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该努力加以挖掘，加以提高－－毛泽东。

屠呦呦到达斯德哥尔的第六天，是此行的重头戏。阿尔佛雷德.诺贝尔纪念日的当天，12月10日下午，在全世界镜头的关注之下，第一次荣获诺贝尔科学奖的女科学家屠呦呦从瑞典王国古斯塔夫十六世的手中接过了诺贝尔奖的证书与奖章。那一刻里，整个音乐大厅里随着掌声响成一片，闪光灯的灯光也闪成了一片。那一刻里，一个多世纪以来，第一个中国女科学家终于站在了人类科学的顶峰之巅。

正在美国波特兰家中的兄弟，当看到这一情景时，不禁感慨万千，一是为中国人骄傲，二是为瑞典国家的体制骄傲。

试想，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被我们从五四运动之后骂了百年之久的封建王国，其国王能够不间断地激励着那些为人类作出巨大精神贡献的国度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除了1916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40年、1941年以及1942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仅有4次中断了这一伟大的激励活动。

尽管历史已经进入到了21世纪了，但我们发现整个世界之上，多数的共和国一塌糊涂，而北欧的那些君主立宪封建王国，却超级稳定，公平公正且繁荣昌盛。

当然，在电视机前的兄弟当看到那位普通话都说得不太好，永远带着一股浓浓宁波味儿的屠呦呦，从国王手中接过诺贝尔奖章时，兄弟的内心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自豪。

好了，这是中国科学家第一次在世界科技界获得了最高的荣誉，有了今天的开始，未来的中华民族的科学家们必然将给人类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在这个人类科技界最高的领奖台上，必然将出现越来越多来自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之上科学家们的身影。

毋庸置疑。

按照规定，从国王手中接过诺贝尔医学奖的第三天，即12月12日下午，屠呦呦应邀来到了诺贝尔基金会办公室，取回临时在那里展示的诺贝尔奖证书和奖牌，并就所获得的4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的领取事宜进行协商。

至此，整个官方的活动基本结束。

12月13日，屠呦呦和身边的几个随行人员乘坐中国民航CA912航班，飞离了诺贝尔的故乡瑞典，一路向东。

一路向东。

路上，这位中国第一次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奖者，一次次地陷入了兴奋中的惶恐，快乐当中的不安与欣慰当中的忧郁。

其实，这种状态，得知获奖的两个多月以来，一直在纠缠与拷问着屠呦呦的心灵。

作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中国科学家，我得到的这一切，可能打了谁的脸？

打了所有中国男人的脸。

小时候，我们坐在教室里，当老师问我们长大之后，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时，基本情形都是，有的说想当解放军，有的说想当警察，有的说想当艺术家，当然最多的回答还是：长大之后，我要当一个科学家！特别是那些小男生们。结果呢，那些小男生们一个个长大成人之后，纷纷挣扎在四条路上，做生意，做官、做学问或是做工。再看看当年他们当年的希望与今天的现实，是的，多数的他们先后做了丈夫，做了父亲，做了一个社会公民，至于这些当年的男孩子们与今天他们的现实生活之间，到底有多大的距离，大概多数的回答是一言难尽。那些当年希望长大后做一个光荣的科学家的男孩子们，突然间有一天听说，整个中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竟是一个年已85岁的老太太之后，中国所有的男人们脸上都现出了某种困惑与不安。多年以来，国门打开之后，从体能到智能，中国人开始了在世界之上的各种竞争。遗憾的是，自改革开放之初的1981年起，首先实现了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并获得一流成绩的是中国女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40年来，代表着中国男人的国足，不但在国内的足坛，即使是在世界的体育界里，也变成了一片笑话，一出悲剧中的闹剧。体能争不过外国人，智能呢？2015年秋天，当诺贝尔科学奖项落在了屠呦呦的头上时，中国的男人们集体地在一片略显尴尬中，被一个中国老太太无情地打了脸。

相比巾帼英雄，总的来讲，中国男人差点劲。

打了所有那些热衷满嘴讲英语人的脸。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美国在经济与文化上的影响力，渐渐的英语变成了事实上的世界语。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走到哪里都能让人羡慕。于是从上世纪中叶起，很多中国人开始崇美媚英，无数国人花了大量的时间，大量的钱财，努力让自己或逼孩子学好英语。为了满足这种需要，整个中国社会，那些英语补习，英语提高，英语专修的课程，一时间充斥着神州大地的每个角落，恰如雨后春笋。不曾想，代表着人类最高科学评价的诺贝尔基金会的评委们，全没有将英语的听说能力视为获奖的条件加以考虑，甭管你利用的是什么语言工具，汉语、斯瓦希里语，抑或是某种土著的语言，只要你能把抗疟新药给研发出来，救死扶伤，诺贝尔科学奖永远会对你网开一面。从中学就开始学习哑巴英语的屠呦呦，在全无英语听说能力的情形下，却成为了中华民族第一个抱得诺奖而归的科学家，从某种意义上算是打了那些喜欢卖弄英语的很多学者们的脸。

打了所有中国工程院与科学院院士们的脸

事实上，2011年当屠呦呦摘得了医学界的小诺贝尔奖得拉斯克奖时，咱们普通老百姓肯定不明就里，可对国内的工程院及科学院的院士评奖委员会来讲，当中的压力已经出现了。听说她得到外国人承认之后，很多同行开始无限地嫉妒起她来，特别是周围的那些所谓院士们。先不说工程院，只以中国科学院为例，目前在所有的800多位院士当中，生命科学与医学学部的院士人数为151位，占院士总量的18%。随着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宣布后，所有的中国老百姓突然之间都在问着一个问题，屠呦呦是谁？她是工程院或科学院的院士吗？后来才知道，她是一位从来没有留过洋，别说当选过什么院士了，甚至连个博士及硕士学位都没有读过的普通本科生。快退休之前，中医研究院才以安慰的方式给了她一个研究员的职称。其实，中国人都知道那些当上了所谓院士的人，一多半并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多是凭着关系，彼此吹捧，互相利用，在一派沽名钓誉的驱使之下，骗来一顶顶的院士帽子。作为一个相对纯粹而正直的知识分子，屠呦呦从来不擅长和领导与同行拉人际关系，她不会去努力发表为了凑数量而不惜剽窃篡改而来的那些意义不大的论文。屠呦呦的内心始终拥有的一片高尚的科学精神。可正是由于被周围称之为三无教授的屠呦呦，虽说没有得到国内学术界的承认，却被世界顶尖的诺贝尔科学奖评委们所承认，因而在一瞬之间，让中国学术界无数带着院士头衔的那些专家学者集体地遭到了无情的贬值。说得更形象一点，不屑于与那些学术骗子们为伍的屠呦呦，怀抱诺贝尔科学奖凯旋而归，用自己的成就打了所有中国院士的脸。

打了所有否定那场政治运动人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