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 药 春 秋
兄弟聊中外医药史
三分之二先生 著
Stories of Medicine History
Copyright @ 2020 Autumn Moon Culture Studio
First published in USA in 2020 by Yun Teng
The moral right of the author has been asserted.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by the author, nor be otherwise circulated in any form blinding, or cover other than that in which it is published and without a similar condition including this condition being imposed on the subsequent purchaser.
ISBN: 978-1-7331035-5-8
Designed by Manlian Creative & Technology Co,. Ltd. Printed and bound in USA by Autumn Moon Culture, papers that are nature, renewable and recyclable products and sustainable forests.
秋月工作室
（971）719-0422
13910312663@163.com
Salem Oregon, USA 97306
目 录
序 章 屠呦呦.......................................................................4
扁鹊.......................................................................88
希波克拉底...........................................................109
经典.....................................................................126
华佗.....................................................................152
盖伦.....................................................................180
李时珍.................................................................188
詹纳.....................................................................208
青史.....................................................................231
医院.....................................................................239
制药.....................................................................257
学院.................................................................285
寿险.................................................................312
疾病.................................................................332
养生.................................................................353
感悟.................................................................377
不为良相 便为良医
序章 屠呦呦
一
从CA912航班头等舱的窗口向飞机下方久久地望着，85岁的老人眼睛长久地盯着机身之下那一片片时高时低的漂浮着的白云，沉思中屠呦呦的思绪回到了半个多世纪前的那些往事之中。
屠呦呦非常清楚，如果没有1967年4月11日北京人大会堂福建厅的那场谈话，此刻的自己绝对不可能享受着众星捧月的待遇，几个小时飞机降落首都机场之后，绝不可能有无数的镜头与话筒拥挤着冲向自己。
屠呦呦深知这一点。
参加了半个多世纪之前人民大会堂那场谈话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坐在一排沙发上的中方人员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毅与叶剑英等。
坐在另一边沙发上的是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及数位来自河内政府的官员。
人民领袖平时是很少以这么高规格在如此庄重的场合里与兄弟党国家的总理或部长会议主席之类的官员见面的。一般情况下，都是让总理去和他们谈那些具体事务。真要见面的话，人民领袖也多是约这些人前往非正式场合，一包烟两杯茶地神聊哲学与历史之类。今天，他却将几位红色司令部的要员全都约齐了，和一个小兄弟的越南党总理会谈。
何以如此？
这当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人民领袖觉得必须处理好，那就是陶铸的问题。
此刻坐在主席旁边的几位都清楚，在与国际大人物交往中，甚至包括像苏联老大哥总书记赫鲁晓夫，话不投机，人民领袖也照样可以使性子。至于说到小了快20岁朝鲜的小金，在人民领袖眼里，这位时不时说出一口东北大碴子话的胖子，基本上就是一个特殊大省的书记而已。
在所有的兄弟党中，唯独面对越南的胡志明时，人民领袖始终保持着一种极为尊重的态度。
这当中有个重要的历史原因，当年人民领袖还是挥斥方遒的一介书生时，见到顶头上司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自然是要满脸堆笑的；陈独秀见到广州政府总理孙中山自然是要满脸堆笑的；孙中山见到来自共产国际的鲍罗廷同志自然也是需要满脸堆笑的。毕竟广州政府运作的大多数资金，甚至黄埔军校的开办经费，都是通过万里之外莫斯科的一个特殊账号定期发放的。
而来自苏联的广州革命政府的鲍罗廷，其俄语翻译不是别人，正是当时名为李瑞，后来更名为胡志明的那个老资格革命者。
当时不论是陈独秀、汪精卫，还是蒋介石，甚至连孙总理要想向鲍罗廷请示汇报革命方面的事情，都要事先通过李瑞同志点头方可。
最让中国革命者感到敬佩的是，这位李瑞同志不但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英语、法语及汉语，甚至还能讲一口流利的广东白话。见着陈独秀及蒋介石他用国语沟通，见到汪精卫与孙总理时，马上又是一口纯正的广东话。
相形之下，人民领袖除了家乡湘潭土话之外，终其一生连省城长沙的话讲得也不标准，更别说国语或外语了。
胡志明除了年长人民领袖三岁之外，参加革命时间也早。人民领袖于1921年在上海参加了中共的一大，而人家胡志明早在1920年就在法国巴黎从事共产主义革命活动了，政治资历之深，鲜有比肩者。
胡志明的汉学功底也十分深厚，他曾用汉语创作了133首包括七绝、七律与五绝等古诗。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作为越南国家与党的领袖，胡志明每年都要来到他的第二个故乡度假休养。几乎每次来中国，他都要和人民领袖见面，或回忆当年，或展望未来，可说是一对无话不谈的好友。
很多心里话，人民领袖和党内关系最好的人也不透露，可见到这位大哥般的兄长，他常常是一吐肺腑，包括党内一些极为机密的事情。
人民领袖知道为什么胡志明每年都要在广东待一段时间，因为他的红颜知己林依兰人在广州，而介绍他们相识的不是别人，正是一年之前还在是华南王，目前被自己提拔为党内第四号人物的陶铸。
当年在一片白色恐怖当中，经华南中共地下党负责人陶铸介绍，因丧偶曾经发誓越南革命不成功不再娶妻的胡志明在小陶的介绍下，与女革命者林依兰假扮夫妻，以便于地下革命。不想胡林两人感情越陷越深。中国革命胜利之后，越南卷进了抗美救国战争之中，晚年之际的胡志明向人民领袖提出希望让林依兰来河内，举办婚礼。
一生主张婚姻自由的人民领袖自是赞成，不想老胡个人的私事却受到了越南劳动党党内一些同志的异议，这些胡志明的战友很难接受敬爱的胡伯伯娶一个中国女子来河内做第一夫人。
对此，人民领袖也无可奈何，他对胡伯伯表态，中越两党亲如兄弟，不论什么事情，只要我们中国能帮到的，你尽管开口，我们中国是你们越南的可靠大后方，只要我们能够办到的，一定会不惜代价地去争取。但自己确实不宜干预兄弟党内部的家事。
可眼下，令人民领袖没有想到的是，越南党派总理一开口就提出了一个让自己极为棘手的问题，即河内方面同希望北京高抬贵手，请放陶铸同志一马，不论他犯了多大的错误，看在胡伯伯的面子上，就饶了他这一次吧。
对于陶铸，人民领袖内心是极为复杂的。一年之前把他从广州调到北京来付以重任，原打算由他领头达到炮打刘邓司令部的目的，不曾想这个在党内和刘少奇闹了几十年别扭的陶铸，来到北京之后非但没有炮打刘少奇，反而先后和文革小组的上上下下把关系全部搞僵了，以至于从战友林彪到夫人江青都在抱怨这个广州来的人，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所以当胡志明最亲信的小兄弟范文同提出让北京对陶铸的问题网开一面时，鉴于情势复杂，人民领袖竟打起岔来，答非所问地评价起时任广西负责人，也是胡志明的好朋友韦国清来。
河内的坚定亲华派范文同是个极为聪明的人，反正他把胡伯伯的意思带到了北京，这是人家中国的内政，至于到底人家会怎么做，兄弟党之间，也不好多说什么。
随后，这位河内政府的总理向几位在座的中国党领导们提出了一个比较具体的要求：这次来之前，我们领袖胡志明同志还特别提出，希望中国方面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医治疟疾的问题。
用范文同的话讲，为了更有力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河内方面近年来通过胡志明小道，将大量有着极强战斗力的北越游击战士，秘密地从老挝与越南交界的深山老林之中，送往南越战场，有力地打击了美军及其走狗。但从目前的工作成效上看，我们更多的革命战士不是死于敌人的枪弹炮弹之下，而是死在了蚊虫的叮咬当中。越南南方丛林与溪流当中的热带蚊虫太可怕了。我们北方的年轻战士们好不容易秘密地进入到了南方，结果多数人竟因为当地凶悍的蚊虫而身患疟疾倒下了，由此造成了大量的战斗减员。
听到这里，人民领袖深以为然。莫说此刻六十年代的越南南方了，想当年自己在江西中央苏区也险些因打摆子将命送掉。那是他一生革命当中的几个低潮之一，那些日子里，一方面自己痛失爱子毛岸军，夫人贺子珍终日悲伤欲绝；一方面遭到从苏联读了点洋书的教条主义者恶意排挤，看着红军越打越少，自己却毫无发言权；一方面每天发烧40度，被疟疾折磨得死去活来，若非随军医生傅连暲出手相救，自己早已被病毒给带走了。
现在，听到越南党的朋友提出，中国大哥能否出手以最快的速度研制出有效的抗疟药，以支援目前的抗击美帝国主义的革命，人民领袖随即以坚定的口气说道：当年我们在江西苏区的时候，除了蒋介石的军队之外，我们还有两大地方疾病，一是血吸虫病，一是疟疾病。蒋介石已经被我们赶到小岛上去了，血吸虫病也基本上被我们控制住了，我相信，只要我们以人定胜天的精神，与疟疾之类的疫病做斗争，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听到这里，在场的人无不为人民领袖的这种情怀所感染，特别是统筹中国政务的周总理。
结束了与胡志明小兄弟范文同在人大会堂的会谈之后，三位中国的最高领导回到了中南海，又开了个小会，很快他们形成了共识，首先是政治上要将目前排名中共第四号人物陶的错误和刘邓严格地区分开。推动文革运动深入不力是陶的错误，长期镇守中国南关的他才来中央，很多情况不适应，情有可原。另外，通过总理的情报系统，北京深知，胡志明原本以为党内的年轻同志，对于自己和林依兰的感情问题上，会给予谅解，甚至是支持的，可令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他手下的亲华派如范文同与黄文欢等人坚定地支持自己，可亲苏的黎笋与长征却坚定地反对自己的决定。为了不因个人问题而造成党内派系分裂，胡志明只好忍痛放弃了和自己相爱了几十年那个中国女人的婚姻。受此事的影响，越南人民敬爱的胡伯伯开始变得情绪极低，心生倦意，随后健康每况愈下。事实上，早在一年多前人民领袖与胡志明在杭州汪庄谈到即将发动的文革时，胡志明明确表示了不能理解中共党内为什么要开展如此严厉的斗争。结果文革发动还不到一年，介绍他认识林依兰的大贵人陶铸竟然被卷入了这场残酷的政治斗争之中。为了个人感情问题，这次胡志明派自己最亲近的范文同前来，就是希望人民领袖能够高抬贵手，放陶铸一马。范文同一再强调，为了中国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终日念着林依兰与陶铸的名字，胡伯伯的健康开始每况愈下。
中国的三巨头，非常理解此刻胡志明的心境，也十分关心他的身体健康，当场他们决定由当时中国第一名医吴阶平带队，组成一个中国最好的医疗小组，为胡伯伯的身体提供兄弟党北京方面最大的支持与关怀。
议及越南方面希望中国提供抗疟疾药，人民领袖和林彪回忆到，当年他们离开井冈山开始在赣东闽西打游击时，瑞金、兴国与长汀苏区周围的红军也常常面临着很多的恶性疾病的困扰，如麻风、伤寒、天花、血吸虫与疟疾等。
林彪印象很深，当他带领着红四军打到福建时，天花疾病开始在红军内蔓延，为了减少因病导致的大规模部队减员，在当时还是教会医院院长傅连璋的帮助下，全军战士都拉起了衣袖，接种了牛痘疫苗。
周恩来也回忆到，1934年红军转移之前，若不是傅连璋亲自去为主席及时治好疟疾病的话，今天的中国历史可能就是另外一个版本了。傅连璋对革命是有大功的，但他现在已经七十多岁了，让他领导抗疟药的研制，肯定不太合适。由老红军钱信忠，目前的卫生部长参加此事，似也不妥，毕竟这次越南的范文同来求我们，是党与党之间的事情，而非政府与政府间的事情。这种事情事关两党关系，需要高度保密，我个人觉得，还是让当年国际友人白求恩大夫的助手白冰秋来负责领导抗疟药的研发工作。作为一名八路军战士，小白当年长期战斗在太行山上，解放战争期间，作为晋察冀军区的医务人员，他在西柏坡周围也是做了大量的医护工作的。目前在邱会作领导的总后勤部里担任卫生防疫处处长，今年刚刚50岁，正值年富力强之际，我个人觉得由他来负责援越抗疟药的研制工作，比较合适。
党内都知道，作为中国第一管家，周恩来的记忆力无与伦比。
随后不久，这位名叫白冰秋的人被周恩来叫到了中南海的西花厅里。
对于领导交办的任务，白冰秋没有二话，他只提了一个要求，我们总后防疫处能够调配的研究资源主要都在各部队下属医院里，力量有限，建议可否动用部队以外的医疗资源共同攻关。
周总理原则上同意白冰秋的建议，只是反复地叮嘱道：由于这是毛主席亲自答应越南兄弟党的要求，所以这件事情意义光荣而重大，但也需要做好相应的保密工作。
保证完成任务，白冰秋向总理敬了一个庄重的军礼。作为共和国的军人，12年前他曾经被授予上校军衔。
就这样，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之后，1967年5月23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的一个会议室里，从驻京的部队医院系统开始，301、302、304、305、306、307、309、海军、空军、北京军区总医院及军事科学院的人都派人到会了，地方系统的几家拥有传染病专科的医疗机构，如协和医院、佑安医院、地坛医院、友谊医院、海淀医院、儿童医院及北医三院的党员专家学者也都派人到会。除了北京的医疗机构的代表之外，在总后的协调下，出席这个会议的还有来自国家科委、化工部、卫生部、中国科学院及国防工科委的相关代表。
事实上，很多医疗机构前来参会的人，内心都有点奇怪，首先他们接到会议通知时，说的会议名称为：全国疟疾防治研究协作会议。可他们又觉得奇怪，这种会议应该是钱部长他们卫生部牵头召开的，为什么会议地点要安排在西长安街玉泉路的总后会议室呢。另外，会议通知并不是发到各院的综合处里，而是直接发到各院的党办。根据会议通知，由于事关国家机密，前来与会者必须是政治可靠的党员干部。
以前召开这种天花、伤寒、鼠疫、霍乱、白喉、麻风、梅毒、结核、麻疹、猩红热、腮腺炎、脑膜炎、登革热、血吸虫、脊髓灰质炎及甲乙丙型肝炎之类的传染性疾病防治会议，卫生部通常都要求派业务好，技术强的骨干与会，这次可好，参会者要求还必须是党员，这不就把一大批的业务尖子给挡在门外了吗？
结果，5月23日这天参会的人，到了总后才知道，这是一个意义极为特殊的会议。
会上，总后的白处长反复强调，这项光荣的任务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过问的，由周总理亲自指挥的。在举国抗美援越的今天，我们早一点将抗疟新药研制出来，早一点将抗疟新药送到打击侵略者的越南游击战士手里，就早一天取得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胜利。
为什么叫抗疟新药呢，那是因为以往的奎宁及氯喹之类的抗疟药已经对付不了南方热带雨林当中的那些蚊虫了，经过无数代进化后，目前多数热带传播疟疾的蚊虫已经拥有了极强的抗药性。
白处长还特别强调了一点，由于热带疟疾的猖獗，目前我们共同的敌人，美帝国主义的各大医疗机构也在加紧研制抗疟药。从我们特殊的情报得知，美帝国主义已经投入了大量的经费，联合了包括英国、法国与澳大利亚等国在内的几十家科研机构的制药专家前往越南战场，进行环境考察与药物实验，前后筛选了20多万种化合物，不过到目前为止，敌人依然未能找到理想的抗疟新药。问题是，一旦我们的敌人要是先研制出相关药物来，那么未来他们在战场上将取得毋庸置疑的优势，反之我们先研发出来抗疟新药来，那么我们就能更加有力地打击侵略者，我们中越两国也就能够更快地实现我们伟大的胜利。因此我们一定要秘密地抢在敌人的前边完成任务。在座的都是我党我军培养的革命医务人员，希望你们不要辜负党和人民对你们的期望，努力工作，加快攻关，保证按时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由于此事涉及中越两党两军关系，绝不能为帝国主义及修正主义们所了解，因此参照两弹一星工程，我们也要为研发抗疟新药任务制定一个代号。今天我们开会的日期为5月23日，因此从今天开始，以后我们这个疟疾防治研究领导小组就称为523小组，我们从事的秘密研制抗疟新药项目就称为523项目。
听到这里，下边的与会者无不肃然。
二
有意思的是，48年之后凭借研发抗疟新药成为中国第一个荣获诺贝尔科学奖的女主角，并没有出现在由解放军总后勤部于1967年5月23日召集的第一次工作会议之上。
其中原因有三：
那时屠呦呦还不是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即使她的业务再好，在政治上她尚未得到组织上的信任，要知道文革期间，一张党票的意义有多大；
二）那时屠呦呦的大女儿刚刚两岁，对两个收入不高的父母来讲，家务之沉重，家庭负担之大，可想而知；
三）对经历过文革时代的人来讲，作为一般的臭老九知识分子最怕的就是不断填表，而填表中屠呦呦最怕的就是填写海外关系一栏，对组织是绝对不敢有丝毫隐瞒的，于是每次填写到这里时，她都会战战兢兢一笔一画地如实交代，自己的一个舅舅在香港，一个姑姑在台湾。一般人有海外关系的通常只有父系或母系一边有，屠呦呦可好，父母两系都有海外关系。
组织怎么可能信任这样一个非党人士，且父母双方家庭都有海外关系的知识分子呢？
就这样，在疟疾防治研究领导小组白组长的领导之下，1968年里，全党动用了几乎是举国之力进行抗疟新药的攻关，但效果不佳。
与此同时，美国方面在这一年里，将他们的军队派往越南前线的数量达到了创纪录的53万多。对此，美国从上到下激起了一阵强一阵的反战浪潮。后来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及今天的总统特朗普当时都以反战为由拒服兵役，且都以能够不前往越南战场为荣。
当时的总统林登.约翰逊目睹着前任总统肯尼迪死在刺客枪口之下，为了早点回到家乡过安逸的生活，在增兵越南问题上，他完全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
1968年，是越南战争在不断升级中打得最为残酷的一年。
如同52年之后的2020年，中美两国的医疗科研人员都在拼命地加快研制新药的步伐，双方医药科研人员拼比的是谁能更快地研发出抗击新冠肺炎病毒的疫苗。
1968年，中美两国医药科研人员拼比的是谁能更快地研发出抗击疟疾的新药。
很遗憾，由于早已被多数越南丛林中蚊子适应了的传统治疟药奎宁氯喹之类，从越南游击队到美国大兵，都被热带雨林当中的疟疾给折腾得不行。从美国国防部到河内作战部的统计官员都发现，双方减员的主要原因不是中枪中弹，而是遭到蚊子的叮咬致死致伤。美国媒体后来将国防部的一份内部统计捅了出来：美军因被越南蚊子咬伤而形成的非战斗减员竟然是战斗减员的5倍。看到这样的数字，美国的母亲们集体急了：不能让我们的儿子在越南被蚊子生生得咬死啊！
中美双方都没有研发出更有效的抗疟新药来，双方战士背包里放的都还是些氯喹、氨笨砜、阿的平、乙胺嘧啶及氯呱之类二战期间使用的抗疟传统西药。
这里插一句，不可思议的是，2020年的特朗普，面对新冠病毒手足无措之际，向美国老百姓推荐他的灵丹妙药竟然是氯喹！
倡导个人主义的美国民众急了。
反战的浪潮从校园开始蔓延到了白宫，愤怒中，选票开始大量地飞向主张及早结束越战的候选人尼克松的票箱。
年底，尼克松当选了美国第37任总统。
倡导集体主义的中国官方也急了。
怎么回事？523项目组攻关了一年多了，怎么还出不了成果？越南的胡伯伯已经病倒了，眼看着就不行了，而他们的范文同总理一见到中国同志就打听抗疟新药的研制情况。
年底，总后的白组长，感到压力山大。
西医也许没戏了，看来一切还真得像人民领袖教导的那样，中国的医疗事业要走一条中西医相结合的新路。
于是白组长带着他的核心助手张剑方于1969年春节之前的元月21日，来到了当时中国中药学研究最权威机构，位于北京西北郊颐和园附近的中医研究院。
即使是这次523项目第一大员亲访中医研究院，我们故事的女主角依然还没有出场。原因是，那时还只是个助理研究员的屠呦呦，在单位里太不起眼了。
受到上边来的白组长召见的是屠呦呦的两位领导，中医研究院副院长高合年、她的顶头上司中药研究所副所长章国镇，另外在座的还有外单位的广安门医院的徐仁和副院长等人。
见众人坐定后，衣着一身军装的老八路白组长说：从协和到301，从北京到全国其他七个省市，几十个医疗机构，几百个顶级医药专家，组里将已经可以拜到的各路神仙，在全国范围内几乎都拜遍了，看样子走西药这条路真是山穷水尽了。毛主席与周总理都在关注的这项政治任务交代下来已有一年半了，可抗疟新药的研制工作依然进展不大。这次来你们中医研究院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中医与西医相联合的方法，看看能否闯出一条新路来。中央领导十分重视抗疟防治的研究工作，尽管我们523项目组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伟大领袖毛主席多次指出，中国医疗一定要走出一条中西医结合的新路来，这次我们来你们中医研究院，就是希望在中医药理方面能够配合我们的工作，以加快我们的抗疟新药的研制工作。
听到这里，高院长当即表态说：请领导放心，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党指到哪里，我们就冲到哪里，在抗疟新药研制方面，我们将以责无旁贷的精神，全力配合白组长的工作。
听到这里，白冰秋想了一下说：有些责任也在我，由于523项目事关国家机密，我对保密的范围一开始设定得比较严格，要求所有参加相关研制工作的人必须是党员干部，这样一来就把很多常年来坚持在医疗一线非党员的专家学者排除在外了。反思起来，有些做法可能也要调整一下，我们小组核心成员经研究对未来的研制抗疟新药政策做了一些变通，建议只要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表现还算好的非党员专家，在确保保密的情况下，还是可以控制使用的，你们说呢？
章所长起身回答：白组长的指示极为重要，我们一定争取在做好相关保密工作方面的前提下，挑选一些业务尖子，让他们加入到研发抗疟新药的工作中来。
大概是这种表态白组长听得太多了，只见他目光恍惚地看着对面的人，先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接着像是喃喃自语道：我真担心，美国那边的药学专家抢在我们前边，让每个美国侵略者的背包里都装上他们研制出来的抗疟新药。
三
38岁的屠呦呦于1968年的夏末秋初之际，第二次做了母亲。她印象很深，老二出生之前，海淀区这边整个社会乱成了一锅粥。离中医研究院东边不远处的两所中国最著名的高校，清华与北大，从白天到黑夜，高音喇叭混合着枪声与炸弹声，日夜不休。整个一个夏天，清华的老团与老四，北大的井冈山与新北大，从文攻到武斗，形势愈演愈烈。
屠呦呦的爱人老李，后来总爱开玩笑说，长大之后性格之中总带着一股子怒气的小女儿，可能就是因为出生之前的那段武斗时间里惊了胎气。
后来工宣队与军宣队分别进驻了清华北大，海淀区这边的喊杀声才算逐渐消停了下来。
随之而来的却是最高指示不过夜的敲锣打鼓，白天黑夜地游行，庆祝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与老中青三结合中的革命大团结，依旧是喊声震天。
过了1969年的元旦，原以为总算可以消停下来了，可谁想翻过年来，在祖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好形势之下，全国上下又要准备庆祝党的九大胜利召开了。
从报纸上看，1968年中国政府与美帝国主义在南边的越南，因战争升级，双方闹得不可开交。翻过年来，1969年年初，中国政府又在北方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因为黑龙江一个小小的珍宝岛闹了起来，且武装冲突愈演愈烈。
就在屠呦呦和老公李廷钊为了几个月大的老二，晚上忙得手忙脚乱，白天还要挤公共汽车赶到单位坚持革命工作之际，春节前的一天，屠呦呦的直接领导章国镇所长把屠呦呦等几个同事叫到办公室里来，一脸严肃地先讲了一通目前革命的大好形势，随即用一种庄重的口气说：伟大领袖毛主席与敬爱的周总理，为了越南革命战争的胜利，给我院我所下达了一个无比光荣的任务，那就是要求我们在中西医结合的新路上创造出新的科研成果来。具体说，就是要求我们利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加快研制出抗疟新药来。你们也知道，一些在我们北方可能有效用的抗疟药到了热带雨林地区，就无法对付当地的那些蚊虫了。目前深陷越南战场泥坑里的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也在加强研制抗疟新药，为了狠狠打击帝国主义者，我们必须抢在他们之前将抗疟新药开发出来，以尽快地将新药送到越南游击队员的手里。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快地取得抗美援越的伟大胜利。
章所长将研制抗疟新药的伟大意义向几个下属做了动员之后挥了挥手，意思是他们可以离开了。
可就在他们出门之前，章所长听住了屠呦呦，尽管她还不是党员，但作为所里的业务领导，只有他清楚，刚才和屠呦呦一起进屋的其他人，在这一阶段里暂时帮不上什么忙，因为他们的专业背景没有一个可以和屠呦呦相比，包括自己的夫人樊菊芳。
从某种意义上讲，屠呦呦之所以来到中医研究院来工作和章国镇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屠呦呦大两岁的章所长现年41岁，他于1928年生于福建莆田一个老中医的家庭，自小就对传统医学有着深厚的兴趣。他于1950年考上了北京医学院药学系，在学校里，作为师兄他比屠呦呦高一年级，大学毕业后于1954年即来到了位于北京西北郊颐和园旁边的中医研究院，并负责筹备中医研究所。一年后，同为药学系的屠呦呦也分配到了中医研究院。
作为当时卫生部里中药理论研究的第一块招牌，为了更好地在传染病方面做出成果，章国镇将北医分来的大学生安排在了这样几个研究方向：即与脑膜炎、水痘、流感、腮腺炎、结核、麻疹及百日咳相关的飞沫性传染病；与霍乱、A型肝炎、小儿麻痹、轮状病毒及弓形虫感染症相关的粪口性传染病；与梅毒、淋病、疽疣与脓包症相关的接触性传染病；与母子体内传染、螺旋体梅毒及B型肝炎相关的垂直性传染病；与蛔虫病，细菌性痢疾及甲型肝炎相关的消化道传染病；以及与血吸虫、丝虫病、乙型肝炎、乙型脑炎及疟疾相关的血液传染病研究上。
那时，中医研究所最重要与最光荣的任务是战胜血吸虫病。为了能够根治血吸虫病对江西革命老区人民的摧残，人民领袖先后和当时的卫生部长李德权与副部长钱信忠做过不少的指示。后来，因为这方面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欣然间，人民领袖还专门创作了两首七律诗歌《送瘟神》，发表在《人民日报》之上，兴奋中还特别加了说明：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那时，已经是党员的章国镇作为组织上信任的同志，在接受了研制抗击血吸虫药物的任务后，经考察研究后，将相关的课题交给了师妹屠呦呦。不负领导期望，在根治血吸虫病的研究方面，刚刚毕业分配来中医研究院的屠呦呦很快就获得了令人欣慰的成果。
参考着北京医学院从英国留学回来的楼之岑教授的《中国药典》，同时参考着从美国留学回来林启寿教授的《色层分离法及其在药学上的应用》，那时还是单身一人的屠呦呦全身心地扑在了研究中药药理工作上。这期间，她先后将对银柴胡及半边莲生药学性质做了深入的研究，有关这两种药性机制的科研成果，后来相继被收入了业内的权威杂志《中药志》之中。
时光一晃，十年过去了，这次当章所长从总后白组长那里接到了以中西医结合方法开发抗疟新药的任务后，他第一个想到的依然是自己的师妹屠呦呦。引发疟疾的首恶是疟原虫，而当年屠呦呦分到所里，首先研究的课题是血吸虫，两病同属血液传染病。目前整个所里，也就是小屠拥有这方面的研究优势。虽说由于家庭复杂的海外关系，目前屠呦呦还在党外，填表时政治面目一栏里，只能填写群众两字。
文革已经闹成了这个样子，很多人脑子里除了阶级斗争之外，已经把业务全都丢掉了，但章所长对自己师妹的业务能力从来没有怀疑过。现在唯独让他担心的是她的精神与身体状况。目前她的大女儿李敏才三岁多，小女儿李军才几个月大，尚在哺乳期内。可所里谁又能担起这份连伟大领袖毛主席与敬爱的周总理都在关注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呢？在研究所里，有四年西医基础知识，又有着大量中医研究实践经验的，除了屠呦呦外，还有谁呢？说实在的，周围还真没有一个人能像章所长这么了解她的人了。章国镇深知，屠呦呦在学习与研究方面极有天赋，但在生活管理方面能力却相当弱，从奶瓶到尿布，从户口本到工作证，一团乱。若是没有她的老李，在家里她什么东西都找不到。不过，在所里做起研究工作来，她却是一个极为踏实、认真且有着惊人意志力的钻研者，一切以工作为重，业务能力超强。
好在总后的白组长说了，由党员担纲的前期研制抗疟新药工作尚无成果，只要不是有什么特殊政治问题的话，今后研发新药的工作也可以将非党员的业务骨干吸收进来。思前想后，章所长最终作出决定，白组长523项目的研究工作还是交给屠呦呦吧，只是不知道她家里目前的情况是否可以承担这项工作。
当听到章所长提出让自己担任所里523项目研制课题负责人时，平时总是一声不响的屠呦呦面色平静地说：我家里的事情有老李呢。不过，老大已过三岁，可以全托了。至于老二呢，我和老李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放到她姥姥那里去。
孩子的姥姥还在你们宁波老家吧？章所长有点犹豫地说：她现在才几个月大，恐怕连脖子都直不起来，要不等她再大点，你再加入到课题组里来？
屠呦呦咬着嘴唇口气坚定地说：感谢组织的关心和信任，就像你刚才在动员工作时说的那样，如果我们中国人能够将抗疟新药赶在美国人之前研制出来，我们个人的家庭困难一定要服从大的国家利益，你说呢？
听到这里，章所长感动地把头低了下来。过了许久，他将头抬了起来说：这个可恶的疟疾啊，纠缠着人类实在是太久太久了。
四
在几千年一路成长的文明进化史中，一个如影随形的恶魔始终固执地侵扰着此间的文明，那就是疟疾。
公元前五世纪中国早期文献《尚书－盘庚》一文中就提到了殷降大疟，由此判断早在三千多年之前的殷商时代里，疟疾一病已侵害了我们的祖先。
早在中世纪烈性传染病黑死病横扫欧洲之前，当地的很多人早已是谈疟疾色变了。
古希腊时期，横扫欧亚的亚历山大大帝，打遍天下无敌手。最辉煌的时候，他开创的大帝国地跨东南欧、西亚、北非、中亚、南亚，国土面积竟达520万平方公里，人口超2020万。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英明果敢的一代天骄却在33岁生日到来前，暴病而死。
公元前323年即中国的战国时代周显王四十六年，亚历山大大帝于巴比伦尼布甲尼撒二世皇宫咽气于当年6月10日晚上。有史学家做过假设，如果他能够像自己的老师希腊三哲之一亚里士多德那样活到60多岁的话，别说小亚细亚、非洲与欧洲了，很可能连当时正忙着合纵连横互相博弈的远东，都可能被他的军队给占领了。
亚历山大死得太突然了，据希腊远征军随行祭司记录，凶手不是别人，正是出没于亚洲热带地区身携疟疾病毒的一只小蚊子。
蚊子有时候也能改变历史。
首次完成了中国大一统的秦始皇牛吧，横扫六合，江山一定，打遍天下鲜有对手。然而，偏有闽越一地的人类，总是不服。秦始皇大怒，再派兵镇压，偏是人过去的很多，活着回来的人很少，怎么也灭不了这个闽越国。后有人回报，我们北方去的军人不怕当地的人，偏怕当地的蚊子，一旦被咬，瘴毒随即泛滥，无医可治。秦始皇闻之，长叹一口，既然如此，那边就不设郡县了，让闽越自治吧，不过给我个面子，那里的统治者不能称闽越王，只能叫君上。
蚊子有时也能改变历史。
秦始皇之后的多位汉帝不再多说，偏偏也号称打赢天下鲜有对手的汉武帝不服，随即调大军征伐闽越，虽可征伐，但难征服。
何以如此？
有随军禀报战况者称：瘴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十二三。
武帝闻之，随后罢兵。
东汉建武年间，光武帝刘秀手下的悍将马援，领大军东征西讨，北击乌桓，西破陇羌，一路所向披靡，惟有南征交趾，诸多不顺。返长安后回报：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不是我马援打仗不卖命，实在是过了镇南关再往南行，兵士们连敌人影子尚未见到，人已倒下一半，此仗怎打？
汉时的那个交趾，正是今天的越南。
当年的中原汉军征讨交趾何其困难，今天的美国大兵前来征服越南，依然困难重重。全是因为，那些躲在热带丛林深处的蚊虫着实可怕。它们不管是攻是守，它们不管正义还是非正义，它们当中的母蚊子们只有一个原则，见血就吸，捎带手地传播疟疾。
蚊子有时也能改变历史。
熟悉《三国演义》的读者，都知道其中有诸葛亮领蜀军七擒孟获的故事。一次，当丞相再次释放了孟获之后，这位少数民族的首领逃往泸水以南地区，继续负隅顽抗。诸葛亮随后再次领兵征讨，不想在过了泸水南岸发现那里瘴毒大盛，蚊虫肆虐，士兵纷纷病倒，多有去无回。后有当地土著授诸葛丞相秘方，让每位士兵嘴中含着当地一种特殊植物叶子，即可安然无恙。得此秘方后，避免了因瘴疟侵扰的蜀兵随后反败为胜，再次生擒了孟获。二十世纪后当地医学专家经研究，发现这种植物名为黄花蒿。
起身于多瑙河畔的西哥特王亚拉里克一世（Alaricus），领大军攻陷了号称永恒之城的罗马，古罗马帝国由此摇摇欲坠。就在他准备将整个意大利、地中海，甚至地中海南岸的非洲通通征服之际，晚上有蚊子飞进了大帅行营大帐之中。彼时，疟病在南意大利、萨丁尼亚岛、彭甸沼地、伊特鲁里亚沿岸及罗马城的台伯河周围很是猖獗，当地人称其为罗马热。原准备在古罗马称帝的这位蛮族军头，因为得了这种地方病，随即撒手人间。疟疾不但消灭了很多侵略罗马的人，此病同时也导致罗马当地人婴儿的成活率急剧下降。难以治疗的疟疾令罗马的成年人身体也日渐衰弱，极大地缩短了帝国公民的平均寿命，由此导致了国力的衰退，进而也导致了罗马晚期精神不振现象越来越严重。史学家普遍认为，古罗马帝国的崩溃原因很多，但晚期肆虐于帝国南部的疟疾病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蚊子有时也能改变历史。
自殷商以降，经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疟疾一症长久徘徊于华夏文明之中，影响着此间的人事与国运。
以对近代中国影响至深至远的康熙大帝为例，圣祖爱新觉罗.玄烨之所以能在8岁之际继承大统，全因为当时供职于满清朝廷的来自于欧洲耶稣会教士汤若望（Johann Bell）向先帝进言，说小王子得过致命的传染病天花，因此获得了终身免疫力。执政之后，康熙对来自欧洲的这些传教士，倍加信任。在完成了制服鳌拜、削平三藩、统一台湾、驱逐沙俄、北征塞外、垦荒防灾、固定丁银、修治漕运及倡导西学等功业当中，时年38岁正在宫中忙碌的康熙皇帝，突然间害了一场大病。症状为，忽而全身寒冷如同进了冰窖，忽而全身燥热如同进入火炉，这种病在民间被称之为打摆子。
看着圣上得了病，北京太医院的御医集体进宫，开方的开方，熬药的熬药。可一段时间过后，康熙的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重，终日高烧不退。就在一帮子中国御医急得手足无措之际，有宫内的传教士进言，说几十年前西班牙派驻南美洲秘鲁的一个总督夫人也得了这种忽冷忽热的病，后来她的一个随身印第安女佣用当地一种树木上的树皮治好了总督夫人的病。这种树木在印第安语中叫Quinine，后来欧洲人给这种植物药一个名字叫奎宁，建议圣上不妨试试。
有着科学头脑且十分欣赏西方数学的康熙听后，随即抱着一种死马当成活马医的心态下谕，赶紧将这种叫奎宁的药物呈与朕来。结果发现，整个京城根本没有这种洋人所用药物，打探得知，国内只有和洋人打交道较多的广州那边有。
对身边御医早已丧失信心的康熙随即传旨，让广州方面连夷药带洋人，八百里加急火速入京。结果，在最短的时间里，两个西洋传教士带着奎宁药紧急入宫。
康熙身边的那些御医仍在担心着，这种夷药会不会有问题，因为一旦圣上服药之后出现问题，在场的人都有掉脑袋的可能。每天被高烧折腾得万分难受的康熙，此时头脑依然清醒，他建议即刻用此药给北京城内仍在打摆子病的患者试服一下。结果手下迅速地将找到病人试了一下，一天之后回报说，患者的病状大为改观。闻之，康熙随即让下边将奎宁呈上。
就在服药之前，康熙身边的那些御医，一个个脸上仍在担心，生怕圣上吃了奎宁后，发生不测。
聪明而谨慎的康熙，先是服用了正常成人药量的一半，以观察效果如何。
不想，药品入胃之后，身上的症状随即开始减轻，高烧开始降了下来。接下来，康熙开始加大药量，结果令他极为兴奋，很长时间里早已经消失了的食欲开始重新出现了。
看着圣上一天天地康复，紫禁城中一片欢腾。
身体完全健康之后的康熙传旨奖赏那些救自己于火热的传教士们。
不想那些洋人皆一脸虔诚地说：一切皆归功于上帝，此乃天主降福于华夏。
闻言，康熙除了赏赐了呈药的洋教士们在紫禁城一处房产外，同时下令自此他们允许在京传教。
就这样，跟随着抗疟药奎宁，《圣经》也首次得到了中国官方的恩准，不再是非法出版物了。
有时候蚊子也能改变历史。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出身贵族世家，祖父曹寅生前极得康熙皇帝宠信，后任命曹寅为当时中国利润最丰的企业金陵织造负责人。54岁的曹寅正值盛年，忽一日被江南的蚊虫叮咬，之后开始打起了摆子。曹寅听说主子康熙皇帝前些年用奎宁粉也叫金鸡纳霜的药物将疟疾病治愈，于是他通过皇帝身边近臣李煦上奏，求要金鸡纳霜。李大人随即向主子禀报：寅向臣言，医生用药，不能见效，必得主子圣药救我。
康熙应允：若非疟疾，此药用不得，须要认真，万嘱万嘱。随后命人赐驿马星夜赶去金陵。
遗憾的是，快马送奎宁药粉送至玄武湖畔时，已传来曹寅病故的消息。
随着曹寅的去世，树倒猢狲散，家族命运陡变。
曹寅之孙曹雪芹在饱尝了人间疾苦之后，奋笔写就了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
有时候蚊子也能改变历史。
五
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
自从人类有了文字以来，就开始记录起那个名叫疟疾的病魔，这家伙始终不懈地纠缠于人类的进化之中，可几千年来，人类对此病的认识，始终停止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境界里，直到有个叫拉弗朗（Charles Laveran）的法国军医出现，才改变了这种状况。
1845年拉弗朗出生于法国一个军医的家庭。年轻时在斯特拉斯堡大学（Université de Strasbourg）学习医科，毕业后，22岁的他前往法国军队从事医疗服务，之后参加了普法战争。33岁时，拉弗朗脱下军装前往当时的法属非洲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多年的军旅生活，令他对军队的战斗力十分关切。他很清楚当年拿破仑带领大军征服俄国，之所以于1812年大败而归，其主要原因还是军中一直传播着的疟疾病导致了一大半的法军根本无法作战。到了阿尔及利亚后，他发现影响当地法国军队的主要因素依然还是泛滥于周围的疟疾病。经过对大量死于疟疾病人的尸体解剖后，1880年，35岁的拉弗朗发表了一项研究结果，他声称造成人类发生疟疾病的原因很多，但关键的原因是一种叫名叫疟原虫的单细胞生物，一旦这种生物进入到了人的红血球中，该人就会患上疟疾病。
这个发现极为重要，为此1893年，48的拉弗朗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1907年，诺贝尔基金会因为他的这项发现，授予他诺贝尔医学奖，那一年他62岁。
有意思的是，拉弗朗医生发现了导致人类患疟疾病的罪魁祸首是疟原虫，可他并没有找到疟原虫进入人类身体当中的传播途径。准确找到了这一途径的是比他小了一圈的英国医生罗斯（Ronald Ross）。
和拉弗朗经历相像的是，1857年罗斯出生于一个军医之家，不同的是他的出生地在亚洲印度。长大后他的家里把他从印度送回英国接受正规教育，青年时罗斯最喜欢的是文学与数学，课余之际他写作并发表了大量的诗歌、小说与歌词，同时还经常参加学校里组织的数学竞赛。18岁那年罗斯考入了圣巴兹罗迈医学院（Medical college of St. Bartholomew），经过四年学习之后，22岁的他通过了伦敦皇家学院认定的行医资格考试。1881年，24岁的罗斯作为一名军医，重新回到了他的出生地印度，供职于当地军队医院。就在罗斯回到印度工作不久，他在一份医学杂志上读到了有关拉弗朗医生的文章。从小到大，他就知道，疟疾病在常年天气潮湿而闷热的印度，是致当地人于死地的一个重要杀手，无数周围的人死于疟疾。既然疟原虫是导致疟疾患者的一个死因，那么疟原虫是怎么进入患者身体内的呢？印度人一向不讲卫生，吃饭一般都是直接用手抓着吃。
罗斯发现无数用手进食的人并没有得疟疾病，由此也就排除了疟原虫通过食物进入人体的可能性。
通过大量的观察，罗斯医生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即蚊虫多的地方，疟疾患者比较集中。带着疑惑，在和一个位名叫蒙森（Patrick Manson）的热带疫病专家讨论这一现象之后，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将疟原虫传递给人类的一定是活跃于草丛溪水当中的那些蚊子。1898年，41岁的罗斯派驻印度东边最大的城市加尔各答，终于拥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小实验室，在这里他先后通过了一系列从鸟到人的实验，终于发现在无数的蚊子当中，只有一种名为斑翼蚊的雌性蚊子可以将一个患者身上的疟疾病毒传播到另外一个人身上。雄性蚊子由于嘴型结构无法刺入人体皮肤，所以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不如嘴下无情的女蚊，男蚊们的责任只在求欢交配一事之上。
罗斯医生将自己的实验结果发表出来之后，立即轰动了全球医学界，他的这项成果刚好赶上了两年之后刚刚开始运作的诺贝尔基金会颁奖活动。
1901年第一届诺贝尔医学奖颁给了德国的细菌学家和血清学家贝林教授（Emil Behring），急不可待的评奖委员会于第二年将医学大奖颁给了罗斯，以表彰他在抗疟机理上的重大发现。这一年，罗斯年仅44岁。由于他给英国皇家带来的巨大荣誉，随后皇室就给这位科学家赏了个爵位。再以后不论罗斯走到哪里，名字前边都会加上一个SIR。
成为了爵士的罗斯非常清楚，他的成就是踩在了人家法国军医拉弗朗发现了疟原虫的肩头上完成的，于是运用自己对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Karolinska Institute）评奖委员会的影响，最终年长自己12岁的拉弗朗，在罗斯爵士获奖的5年后，于1907年也拿到了诺贝尔医学奖。
由于获奖者的意见有对后期的评奖有着重要的影响力，所以纵观1900年到2000年一百年的诺贝尔医学奖，人们发现所有的医学奖中，因在传染病上的贡献，前后有1902年的Ross， 1905年的Koch，1907年的Laveran，1928年的Nicolle ，1948年的Müller，1951年的Theiler，1954年的Enders, Weller 及 Robbins，1976年的Blumberg 及 Gajdusek，1997年的Prusiner，前后共有12位研究传染病的医生获得医学奖，其中1902年英国的Ross，1907年法国的Laveran，1928年奥地利的Nicolle以及1948年瑞士的Müller，前4位研究传染病的医学奖获得者都是因为研究疟疾病与蚊虫而拿到了诺贝尔奖，由此名垂青史。
要知道，在整个20世纪里，因在药品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仅有8位，这当中还包括了那位上世纪最伟大的盘尼西林发明者弗莱明（Fleming）先生；因癌症研究而获奖者8位；因基因研究获奖者3位；因在临床外科研究获得者3位；因改进诊断方法而获奖者仅为2位。诺贝尔奖一向重前期基础理论，轻后期实务操作，离临床越近收入越高，但获诺贝尔奖青睐的机会也越小。由此我们可以理解，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评奖委员会何以于2015年将因在研究疟病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而将当年的诺贝尔奖授予了中国的屠呦呦。
在医学方面，传染病的研究实在太重要了。
2020年，伟大的钟南山先生84岁，比屠呦呦获奖的年龄还小一岁。
1969年出生于上海的小张就更是不必着急了，先当几年网红再说，说不定未来某个黄昏，一个奇怪的电话打来，随后即可直登人生顶峰。
六
众所周知，在每年10月的诺贝尔奖颁发活动中，没有特殊的情况下，通知获奖者的时间大致如下：
10月5日生物或医学奖，10月6日物理学奖，10月7日化学奖，10月8日文学奖，10月9日和平奖以及10月12日经济奖，诺贝尔基金会规定通知获奖者的时间一般不应晚于10月15日。
2015年10月5日瑞典中午时间，也就是北京的晚饭前后，一个叫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的男人一个电话打到了人在北京的屠呦呦家里。
接电话的是她的小女儿。
当那个远在瑞典的男子用一口标准的英语先是问道，请问你是屠呦呦女士吗？
自报家门后，史密斯先生向获得了2015年的诺贝尔生物与医学奖的屠呦呦表示祝贺，随后这个男人又简单地问到获奖者此刻的心情如何，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话。
即不会说，又听不懂英语的屠老太太，只好让自己的小女儿做翻译，将她获奖的感受于匆忙之间做了一个大概的表达。
由于2015年的诺贝尔奖奖金由三位获得者共享，因此史密斯先生在结束了打到北京的电话后，一个小时后他又将电话打到了与北京有一个小时时差的日本东京。
在电话另一端的那个日本学者接到电话之后，咿里哇啦地说了半天，谁也听不明白他说的是英语，还是日语。
当史密斯用缓慢的英语再重复了一遍，你是Mr. Satoshi Omura(大村智)吗？
Yes, Yes, Yes。
史密斯接着用缓慢的英语通知说，祝贺你获得了今年诺贝尔生物医学奖，此刻可否讲讲你得知获奖之后的心情。
咿里哇啦，咿里哇啦，咿里哇啦。
真不知道，这位东京理科大学教授及美国卫斯理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访问学者，在国际上是怎么用他的咿里哇啦和同行们，包括和美国默克制药公司同仁交流的。
也怪不得他，你让一个从小生活学习在东京已经八十岁的日本老头，怎么在无比激动中用英语表达他的获奖感言呢？
诺贝尔基金会史密斯先生的第三个通知获奖电话于10月5日纽约时间中午打到了人在新泽西州的坎贝尔（William Campbell）先生的手机上。
史密斯用平缓的声音通知这位美国和屠呦呦同龄85岁的美国科学院院士：贺喜你获得了2015年度诺贝尔医学奖时，可否谈谈你获奖之后的感受。
在电话那头的老先生回应的第一句话是： 你在开玩笑吗？(Are you kidding me? )
谁都知道，这个世界上的院士名师多如狗，博导教授满街走，对于亿万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来讲，荣获诺贝尔科学奖基本上是一个近乎于天方夜谭的情节，这当中的可能性，一小半取决于你的研究成果，一多半取决于你的人生运气。
2015年这三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均已年过八旬，屠呦呦和这位坎贝尔先生竟已都是八十五岁的老人了。谁能想到，在这把岁数上，半空中落下一块大馅饼竟然分别砸在了他们的头上。从某种意义上讲，获诺贝尔奖的概率比街头随便在哪家小店里买张几元钱的彩票，就能中个头等大奖几率差不多。
所以这位出生成长在爱尔兰，分别在英国与美国完成了高等教育，大半生服务于美国默克制药公司的老研究员晚年之际，在电话里听到有人告诉他获得诺贝尔奖了，第一反应自然是对方在开玩笑；第二个反应是这下好了，爱尔兰人一定要说感谢你为祖国争得了这个无上的荣誉，而美国人一定会说，这个奖项怎么能算是爱尔兰人的呢，分明是我们美国科学院的成就么。
按照诺贝尔基金会的规定，通知诺贝尔奖的时间在每年的10月上旬，而领奖的仪式永远在每年的12月10日，这一切全因为瑞典伟大的发明家、科学家与企业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先生出生于1833年10月21日，去世于1896年12月10日。由此，百年以来深刻影响人类精神生活的诺贝尔基金会，每年都会在10月到12月间举办与诺贝尔先生的生日与纪念日相关的颁奖活动。
自从1901年开始颁发首届诺贝尔奖活动以来，中国人已经前后有8个华人获得过科学方面的奖项，他们分别为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崔琦、朱棣文、钱永健和高锟。很遗憾，所有这些华人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的时候，他们手里拿的都不是中国护照。
所以说，北京中医研究院的屠呦呦成为以中国大陆公民身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且是所有华人获奖者中唯一的女子。
诺贝尔先生本人出生在瑞典，去世于意大利，资产遍布欧美。尽管他的遗嘱上没有规定奖金获奖者必须是欧洲人，但诺贝尔基金会的执行委员会，从文字到口头，虽然从来没有对人种与社会制度有过特别的限制，但从一百多年的操作实践中看，更多的获奖者还是白种人以及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士。
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女科学家于2015年10月5日被宣布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医学奖时，全世界都在问：
Who is You You Too?
除了医学专业领域里以及她出生的老家宁波的少部分人外，整个中国大陆的13.8亿人，加上全球的70多亿人，没有几个人知道谁是屠呦呦。
这位中国女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四年前，曾经获得过拉斯克医学研究奖(Lasker Medical Research Awards)，不过对非医学专业的人来讲，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奖项的意义。
在医学界有着小诺贝尔奖之称的拉斯克医学研究奖，为美国商人及慈善家阿尔伯特.拉斯克(Albert Lasker)于1946年在美国创立，旨在表彰医学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医生和公共服务人员。全球医学界的人多知道，获得了拉斯克医学研究奖后，随即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就增加了很多。
从2011年起，屠呦呦已经在中国的医学界与她的家乡宁波出名了。但在体力与智力方面，由于每天涌来涌去的各类信息太多，导致了关注度的极度分散，关于国际奖项，一般人通常只关注两件事儿，一个是四年一度的奥运会，一个是每年一度的诺贝尔奖。以中国第一面奥运会金牌获得者许海峰的中国射击队为例，事实上中国射击队每年在国际上各种射击赛事上获得冠军的多了去了，可对中国老百姓来讲，他们只会注意到奥运会上获得的那些金牌。同理，每年各个领域的科技奖项实在太多了，但对绝大多数的国人来讲，一个医学方面的国际大奖，根本不是他们关心的。可2015年10月15日下午，从报纸、广播、电视、特别是手机的微信端，得知有个叫屠呦呦的女科学家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奖，那一刻里，几乎是所有的国人都在问着一个问题：屠呦呦是谁？她都干什么的？怎么她就成了中国第一个拿到科学奖的人了？
首先，她的名字就很怪。
在中国人的印象中，那些著名的女科学家们，都是什么名字啊？
何泽惠、谢希德、林巧稚及吴健雄等等。
而这个呦呦的名字，首先让人感到的是娜娜、娟娟、琳琳或冰冰之类的艺名，她老爹老娘怎么给她起了这么个名字？
兄弟记得特别清楚，得知屠呦呦获得的当天晚上，很多国人除了纠结于她的名字外，更多的人却在纠结着她的身份。
整个中国，那些日子里，微信中关于呦呦的讨论中，出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三无教授。
何谓三无教授？
在国人眼里，凡是能够在科技或教育界里称雄者，不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就是科学院的院士，再不就是海外哪所著名藤校里回来的海归，最最不济也得是国内某大学毕业的博士之类。
这位呦呦可好，听说只是北京医学院的普通本科毕业生，别说博士了，就是硕士也没有念过。而且从来没有出国留学经历，自然也算不得海归了。当然，更奇怪的是，从中国工程院到中国科学院竟没有一个机构因为她的杰出工作而承认过她。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人不承认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女科学家，却偏偏被人类最牛的那帮子诺贝尔奖评判人给承认了呢？
看来，要想搞明白这些问题，还得从她的八十五年的人生聊起。
七
民国十九年即1930年全年结束的倒数第二天里，一个女婴出生于浙江宁波开明街508号的一个屠姓人家。
在这个女婴出生之前，屠家人已经有了三个男孩子了。
时年27岁的父亲屠濂规终于盼来了一个女孩。
在宁波提及甬上屠氏，可谓无人不晓。
屠家人宗族观念很强，从《鄞邑家谱总目提要》上看，屠濂规是他们屠氏这一支的第二十代世宗。屠家的男孩子都是按族谱顺序起名的，起得不好，族长是要干预的。至于女孩子的名字么，反正最终要作为屠氏嫁出去，因此其命名权族里通常会交给其生父。
屠呦呦的父亲屠濂规出生于光绪二十九年即1903年， 他既读过传统的私塾，又进过现代的洋学堂，可谓学贯中西。在宁波有一种说法，给男孩子起名需参见《楚辞》，给女孩子起名需参考《诗经》。 为了给自己的爱女起个好名，屠濂规好是翻阅了一阵《诗经》。读到《诗经.小雅.鹿鸣》一节，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这位父亲脑中开始浮想联翩了起来，小雅鹿鸣，呦呦鹿鸣，小雅不错，呦呦也好。
冥冥之中，似有天启，最终屠父还是决定给爱女一个呦呦之名：君不见，呦呦鹿鸣，食野之蒿。
那一刻里，屠濂规绝对想不到，八十五年之后他的爱女呦呦，竟真大成于蒿业－－青蒿素。
与建立在上帝与佛祖的信仰不同，国人之信仰建立在先祖血脉传承之中。
屠家先祖血脉颇为辉煌。
先祖屠邦彦起身于南宋理宗年间翰林学士，至今绵延达700余栽，族中权贵辈出，家族明清时期高官大儒辈出，如明吏部尚书屠滽、左都御史屠侨、应天巡抚屠大山、万历大名士屠隆，清兵部汉尚书屠粹忠等。十八世屠鹤亭曾授花翎二品衔，到了屠呦呦这里算是第二十一代了。
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身处战争一线宁波的屠氏家道开始败落。
1941年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东亚难民汹涌如潮。
不得已，屠呦呦只好跟着父母躲到了外公姚庆三的光明街家中，宁波人称之为莲桥第姚宅。
相比屠门，姚氏一族于史中更为显赫。早在明朝永乐明成祖朱棣称雄于东亚之际，姚家人就是这位大帝的核心谋臣。
屠呦呦的外祖父姚咏白和鲁迅一样，考取了留日官费生。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际，担任了国家财政部赋税司司长，出掌国库，后任全国财政讨论委员会秘书长。
屠呦呦的舅舅姚庆三，号称中国凯恩斯学派第一人，早年毕业于宁波最好的学校实效中学。
屠呦呦自己后来也毕业于这所宁波名校，她的父亲也是这所学校里读的中学，更有意思的是，屠呦呦的老公李廷钊竟然也是她的实效中学校友。实效中学之牛，当年上海最好的两所大学复旦与圣约翰均声称，只要拿到宁波实效中学的毕业证书，不必参加入学考试，直接录取。
姚庆三从实效中学毕业后进了上海复旦大学，研究生阶段去了法国，后在巴黎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拿的博士。学成归来后，先后担任复旦和交大的教授，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姚教授赢得了中国凯恩斯第一人的尊号。
长期生活于如此门第与背景之中，家风家学之优良，可想而知了。
就在屠呦呦一心扑在学习上，准备跟随着舅舅的脚步杀入上海名校之际，一种叫肺结核的传染病悄悄地来到了她的身边。1946年，抗战结束的第二年里，屠呦呦因肺结核病倒了。生病期间，她问母亲姚仲千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可是绝症啊，妈妈，我会死吗？
幸好在这段时间里，在人类最伟大的医药研究者佛莱明帮助之下，上海的大药店里开始出现了一种由美国辉瑞公司生产的特效抗菌素盘尼西林，中国人叫青霉素。由于这种药物的出现，很多的传染病不再是绝症。也正是由于佛莱明对人类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他于1945年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要知道，若不是1929年由佛莱明发现的盘尼西林在二战当中最终变成了特效药，屠呦呦的享年可能就要定格于16岁的1946年了，70年之后，她也就不可能步大师的后尘，为中国科学界摘取民族的第一个诺贝尔科学大奖了。
屠呦呦患病期间，翻阅了大量的医书，当中感悟良多。
也就是在这段卧床期间，少女屠呦呦作出了她人生当中的一个重要决定，长大之后，也要成为像弗莱明那样的科学家，研究药学，救死扶伤。
一般人都是18岁左右上大学，由于两年生病在家，21岁那年屠呦呦才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她心目中最好的专业：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生药学专业。然而就在她前往北京西城区西什库的北大医学院报名之前，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开始了。
为了去除亲美教会学校的影响，原海淀区由美国人司徒雷登打造的燕京大学被政府当场给灭了，原在城里沙滩红楼的北大强行迁至原来的燕大，经一番大规模名为1952年院系调整的行政手术之后，屠呦呦所在的北大医学院随之也从城里迁出，来到了海淀区学院路38号，西靠北航，北邻钢院，新校名为北京医学院，后来凡有31路公共汽车经过校门口时，常有售票员或司机高喊：三院到了，去北医的也请在这里下车！
在整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20多年里，从中关村的北大、蓝旗营的清华、五道口的地质及语言，学院路口的矿业、石油、钢院、北航、最后到北医，31路公共汽车上最多的旅客还是这些高校的教职员工加学生。
在31路的前后左右生活了四年之后，屠呦呦毕业了。随后被分配到了32路沿线的北京中医研究里。
32路也很有意思，一南一北，从动物园到颐和园，当中的民族、北舞、军艺、京工、北外、人大及北大也是一大串的高校珍珠，中医研究院为北大西门的后一站，终点颐和园的前一站，挤在屠呦呦身边的32路乘客中亦有不少北宫门中央党校的学生。
对当年的北京大学生来讲，海淀区的31路与32路上边的青春故事大概是最多的。
北京海淀区的大学生们都知道，医科考试要背的书最厚，考试的场次最多，毕业时间也最晚。其他专业的学子们早早就上班，甚至结婚了，可学医的那帮苦叉们还在那实习考试呢。
屠呦呦的大学岁月还好，在一般人眼中无聊得要死的课程，如本草学、植物化学与植物分类学之类，她却孜孜不倦中学得津津有味。
前三年上基础课的时候，药学班上70多个同学济济一堂，到了大四的时候，只有屠呦呦和其他10个同学选择了生药学专业，其他的同学一股脑地全去了药物化学专业。
所谓生药学，是指为了研发新药，以生药为对象，对其名称、来源、用途、成分、鉴定、生产、采集、加工、炮制、培养、开发与利用的综合学问。而所谓药物化学是利用化学的概念和方法发现确证和开发药物，从分子水平上研究药物在体内的作用方式和作用机理的一门学科。
生药（Crude Drug）两字为生货原药的缩写，从业者意味着成天要和那些未经加工的植物、动物和矿物打交道，听起来都带着一股土腥味儿。
也是，对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有志于从医的年轻人来讲，现代化学听起来怎么也要比传统生药之类更入耳一点。
其实，当时很多北医的学生对药学之类的前后，还不是很懂。生药学听起来很土，而当中的很多知识可一点也不土。当年在北医大院里开这门课的楼之岑教授正经的伦敦大学医学院高材生，他开创的生物测定法在国际医药界被称之为楼氏法。对这个来自东方的医学人才，西方世界从高校到企业抢成一片，可为了爱国，和钱学森一样，楼之岑毅然的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回到国内，在北医创建了生药学教研室，因出色的科研成果，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屠呦呦在楼教授的指导下狂学了一年。
25岁那年，领取了北医的毕业证书之后，屠呦呦被分配到了从31路坐5站在中关村倒32路再坐3站下车的中医研究院。
抗美援朝战争基本结束之后，举国将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方面，人民领袖在医学界里打的第一场战争就是，全力以赴，以大兵团作战方式，力争短期内克服长期存在于江西革命老区的血吸虫传染病。
经历过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都知道，北京政府执政有个特点，那就是不论干什么，都带着一股政治运动的味道。
在这个大背景下，从北京医学院到中医研究院，从英美发达国家毕业回国执教的著名教授到在江湖上有着极高声望的老中医，响应中央的号召，那段时间里，全系统上下，拧成一股绳，专攻血吸虫。
年轻的屠呦呦也不能例外。那时北京的31路与32路公共汽车上总是能见到她奔波的身影，忽而北京医学院校园里向楼教授请教，忽而中医研究院办公室中和章国镇师兄探讨。很快地屠呦呦在对银柴胡及半边莲的研究中，获得了突破，其成果被收入了中医界权威期刊《中药志》当中。3年后，28岁的屠呦呦被卫生部评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随着中西医结合共战血吸虫病有了极大成效之后，人民领袖为西医学中医学习班题词：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请你们积极办理。
有了最高领导的支持，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国大地之上掀起了一阵中医西医互相学习的浪潮。
屠呦呦参加了两年多的第三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课程，在拿到了盖着冯玉祥夫人李部长大印的毕业证书之后，这个北京医学院的高材生终于成为了中医研究院里的业务骨干。
幸运的是，在事业基本上走上了正轨的同时，屠呦呦的个人问题也在这段时间里有了眉目。
平时除了学习与工作之外，屠呦呦的圈子不大，多数时间都是宅在家里或图书馆里看书学习。即使到了星期天及节假日，也就是和家乡宁波在北京的同学之间有些走动与交往。
一次，到一宁波在京的女友家里吃饭时，这位女友的弟弟李廷钊刚好从南方来北京看望姐姐。
见面后才发现，屠呦呦和李廷钊不但互相认识，且还是宁波实效中学的同学。李廷钊小屠呦呦一岁，在学校里成绩拔尖。当年实效中学的人都知道，学校里的学霸们都是首选前往苏联留学，没有机会去苏联留学的人，才像屠呦呦他们那样，考到北京或上海的大学里学习。
李廷钊从苏联学习归国后，先是被分配到位于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北满钢厂工作。南方人受不了东北寒冷的冬季，于是李廷钊通过朋友调到了离南京不远的马鞍山钢铁厂。这次来北京看望姐姐时，不想与当年高中同学屠呦呦相遇了。通过姐姐才知道，今年已经32岁的屠呦呦至今仍是单身一人，而此刻31岁的李廷钊也处于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状态。
很自然的，两个中学同学以姐弟恋的方式，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
婚后不久，为了解决两地分居的问题，李廷钊从安徽的一个地方钢铁企业进到了中国冶金行业第一高校的北京钢铁学院工作。
屠呦呦记得很清楚，当年北医校区西边是北航，北边的钢院，两所中国著名的工科院校里几乎全是男生，而北医教室周围走动着的学生近一半是女生。所以，一到周末，周围这两所高校流着哈喇子的男生，没少出没于北医的校园之中。这一点很像水木清华的理工男们，每到课余总喜欢溜到北大的未名湖畔探花寻梦一般。
屠呦呦万没料到，十年来自己成天行走于北医校园，终未找到自己的另一半，可婚后自己的夫君竟然去了钢院工作。
31路公交车北医钢院两站间还是很有情缘的。
缘分这事，永远也说不清。
两个宁波人的大女儿出生不久，一场伟大的、轰轰烈烈的、摧枯拉朽与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从天而降。
原本在单位里就活得十分谨慎的屠呦呦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那是个工农兵大老粗扬眉吐气的时代，是个所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的时代。什么业务啊，事业啊，对于像屠呦呦这种有着复杂海外关系的人，乱世中要想避免尝到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滋味，只有一个策略，紧闭嘴巴，夹住尾巴，低头溜边地过日子。
在一片近乎于令人绝望的气氛当中，忽有一天，一个名为523的保密项目，出现在了这位资产阶级大小姐屠呦呦的面前。
关键是在得到章师兄的力荐，最终得到中医研究院革委会的许可之后，39岁的屠呦呦又一次获得组织的信任，光荣地成为了中医研究院523项目课题组项目的负责人。
八
研发药品的人都知道，有些良药可以在短期内对所有的受药体产生作用，长期内可以对部分的受药体产生作用，但很少有那种所谓的特效药，在长期内对所有的受药体产生作用。这当中除了排斥的因素之外，还有适应的机理存在其中，皆因为这当中存在着一种所谓受药体的耐药性。
很多药物一定要慎重，特别是那些抗生素类的药物，全世界的医生都不建议大量长期使用。可世界上偏有咱们这个把效率看得至高无上的民族，一有病就大瓶大罐的抗生素可劲儿地用。
为什么？
关键是受药体随着抗生素进入体内越来越多，越来越猛之后，再往后就效用越来越小，最终就是你的系统对抗生素完全失效。
关于这事，医学界里有个术语，叫耐药性，也叫抗药性。
凡事都得讲个度，再好的药物，用多了，最终也都没效了。不论是致病的那些微生物、寄生虫，还是细胞，都存在着适应性问题，到一定程度后，病原体的膜就不让药性进来了，靶结构不让你打了，代谢过程阻滞了。
一句话，任何事都讲究个度，再好的饭也不能老吃，再好的人也不能老腻，再好的药您也不能老服。
当年，每日处于打摆架子痛苦中的一国之君康熙皇帝，仅仅吃了几颗抗疟药奎宁，立即不但烧退了，食欲也有了。
两百年后，即使抓一把奎宁塞进患者的嘴里，效用也小得让人怀疑，这玩意是他们所说的产于南美大树之上的治疟神药吗？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越南战争如火如荼之际，不光是美国及其一切走狗们控制的制药公司高级研究员，知晓疟疾病与抗疟药之间的那些事情，恐怕玩了大半辈子政治外交的中越两国总理范同志与周恩来同志大概也明白这当中的机理。
这才有，明明各国药房与药库里摆满了奎宁之类的抗疟药，但还是得逼着药学研究者们，马上，立刻找到抗疟新药来。否则，一多半在热带丛林里作战的士兵，最终不是死于枪口射出的弹头，而是死于无所不在母蚊子们的尖嘴。
屠呦呦明白这里边的事情，她更明白在这件事情上，组织对自己的信任意味着什么。
在那个年代里，多数的知识分子身上带着两条命，一是爹娘给的命，一条是组织给自己的命，前者是自然生命，后者为政治生命。坦率地讲，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组织上对多数的知识分子是缺少信任的，因而政治上普遍是少了半条命的。这次如此崇高而机密的523项目能够让自己来担纲，屠呦呦内心是充满了感激的。为了尽快地完成组织上交给自己的光荣任务，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国家与小家之间关系的问题了。
老大现在三岁多了，如果上了托儿所全托班的话，就不用每天来回的接送了。关键还是章所长说的老二怎么办，如果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谁来管她呢，她还在哺乳期内。
和老公李廷钊合计了许久后，最终屠呦呦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狠狠心，还是将孩子送到宁波她姥姥那里去吧，否则这边组织上交给自己的工作怎么办？
把家里的后顾之忧基本上解决之后，屠呦呦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研究抗疟新药当中去了。
1969年春节之前接受了523项目任务，春节过后屠呦呦即手里拿着一个大笔记本，从32路倒31路，再从31路倒回32路，从各高校的图书馆、各研究所的资料室，各大医院的门诊部，一直到无数著名的老中医，不断地奔波着，探寻着，查阅着，那时搞科研既没有汽车，电脑，录音机，也没有照相机，只有一辆自行车，几个笔记本和一颗无比崇高的事业心。
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工作，在搜集了2千多个包括植物、动物与矿物内服与外用方子基础之上，经过提炼与筛选，屠呦呦将其中的640多个方药整理出一本《抗疟单验方集》来。4月里的一天，屠呦呦将自己的工作成果放在了章所长的办公桌上。
有了初步的成果之后，在章所长的安排之下，所里随后给屠呦呦配了两个助手，郎林福与余亚纲，在他们三人的基础之上，一个523项目攻关小组正式成立了，与军科院的研究人员合作，他们开始利用中药水提物与乙醇提取物展开了药物筛选工作。在几十种植物提取物中，工作小组发现胡椒提取物对鼠疟模型疟原虫的抑制率高达84%。
在这个成果基础上，屠呦呦和她的工作小组于1969年的夏天来到了环境气候更接近于越南的广东省海南岛，那时海南尚未从广东行政管辖中独立。
很遗憾，尽管屠呦呦和几个助手带着他们的胡椒酮提取物在海南潮湿的热带雨林与草丛中反复实验了很久，可最终在北京实验室里取得的84%的疟原虫抑制率，到了热带地区其效力不升反降。
具有强烈科学精神的屠呦呦每当遇到研究与实验当中的问题时，反而会激发她的探求意识与攻关热情。尽管在生活方面，屠呦呦表现得相当笨拙木讷，但在工作事业上，她的注意力高度集中，意志力极为顽强，遇到困难，永远是咬紧牙关，绝不轻言放弃。
尽管来自军科院的课题经费与支持力度有所减少，屠呦呦领着自己的工作小组，继续向着研制抗疟新药的高峰攀登着，一路之上，步伐坚定。
九
很明显的胡椒酮抗疟的这条探索之路前景并不明媚，负责统一全国各科研机构协调工作的523项目领导小组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科研的道路上遇到困难是正常的，胜利者属于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那些人。
中医研究院的屠呦呦这些基层的科研人员，依然以十倍的努力在继续着他们抗疟新药的攻关。
不过从宏观形势上看，523项目组领导们的攻关压力却因国际形势的变化，逐渐减少了。
1969年3月，即屠呦呦进入523项目的两个月后，中国军队与苏联军队在双方的边境黑龙江珍宝岛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冲突。
吃了亏的苏联军方声称要对北京、上海以及西北核基地进行核手术式的攻击。中苏两国之间的紧张形势骤然升级，全面战争一触即发。
对此，40岁的屠呦呦深有感触。由于此时中国面临的战争风险主要来自北方，所以屠呦呦和先生李廷钊商议着赶紧将家中的老二送往老家浙江宁波姥姥家中。另一方面也是单位里的科研任务重，实在忙不开了。
再看看周围，那段时间里，不要说颐和园边上的中医研究院了，整个31路与32路公交沿线的各大高校及科研机关，包括清华、北大、人大、北外、京工、地质、钢院、北医与北航等高校的老教授与老专家，从电视到沙发，从古玩到字画，家中值钱的东西纷纷甩卖街头，人人都在做着逃难之前的准备。兵荒马乱之中，无数家庭皆是一片生离死别与天各一方的悲情。
屠呦呦这种普通的科研人员不可能了解高层的想法，但523项目组的那些接近决策层的领导们知道，一贯主张坚定正确与灵活机动有机结合的最高决策者开始策划，下一阶段国家的外交重点将向着联美抗苏的方向发展了。
作为棋手，中国和美国对越南这个棋局的重视程度明显地降低了，相应的研制抗疟新药的迫切程度也随之降低了。
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越南的胡伯伯已经于去年即1969年去世了，以往越南的胡伯伯见到中国的人民领袖时总会提出各种援助的要求，当中自然包括了抗疟新药之类。答应了胡伯伯要求的人民领袖，通过周总理亲自介入了523项目。现在随着胡伯伯的离去，至少在加强研发抗疟新药问题上，越南方面对中国高层的心理压力明显地减少了。
不过，北京高层方面，总的原则仍然没有太大的变化，一方面利用外交渠道积极接触刚刚上台的美国尼克松政府，实现联美抗苏；另一方面在523小组的坚定领导下，不管越南方面的局势如何变化，为了减少中国国内南方热带地区猖獗的疟疾病对当地人民的侵害，研制抗疟新药的工作仍旧继续向前推进。
在这种背景之下，523领导小组讨论决定，代号为236的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派专家继续与中医研究院密切合作。
随后623派出了专家顾国明与中医研究院的余亚纲与屠呦呦分头开展工作。党员余亚纲主要负责政治方面的对接，非党员屠呦呦则负责具体的业务工作。
一向埋头于业务工作的屠呦呦对政治与外交方面的事情不太关心，她关心的是怎么能够不辜负领导对自己的信任，尽早地将眼前的难题克服掉。
20年前刚刚考进北医时，基础课上授课老师就不断地强调一个概念，适应性，抗药性，耐药性。
以疟疾病为例，早在人类开始进入群居生活的早期农业文明之际，恶性疟原虫就开始固执地纠缠起人类来。从东方到西方，通过母蚊子的嘴，疟原虫对人类的骚扰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一些史学家认为，曾经昌盛一时古罗马帝国就是因为疟疾病的肆虐，最终亡国分裂了，自此整个欧洲再也没有统一过。
由于家学的原因，屠呦呦自小就喜欢中国传统文化。三千年前的古文献《尚书.金滕》提及周武王时代，就有了<遘厉虐疾>一说；在公元前五百多年之前的《春秋左氏传》里<疟>已在中国有了一个专属病症名；东汉年间许慎所著《说文解字》中，疟症被解释为<热寒休作，从广从虐>。
总之，古今中外无数的医学工作者，一直在寻找着能够战胜疟疾病的药物。真正能够有效医治疟疾病的药物还是17世纪时在南美秘鲁安第斯山脉发现的金鸡纳树粉，1820年欧洲药学家将金鸡纳树粉提升为药品奎宁。两百多年里，由于人类对奎宁药的滥用，从二十世纪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雌性蚊子开始对这种药物产生了耐药性，面对蚊虫，奎宁的药力开始越来越低。迫不得已，人类医药界只好开发新的抗疟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从太平洋战场到欧洲战场，参战的美军发现，很多战斗减员的主因不是轴心国的炮弹，而是母蚊子的尖嘴。经美军医学系统的快速研制，一种并不能直接杀死疟原虫，却能干扰其繁殖环境的新药氯奎被发明了出来，自此氯喹开始取代奎宁用于治疗疟疾疾病。可令很多医药工作者略感悲哀的是，狡猾的母蚊子们，经过多代的繁殖，进化中这种可恶的蚊虫自身又产生了对氯喹抗疟新药的抗体。总之，那些美国大兵背包里放着无数美国医学系统研制的抗疟药前往越南，却发现疟疾依然和炮弹与子弹一样，成为美军战斗减员的主要凶手。同样，躲在丛林深处、溪水河畔的越共也发现，不管吃了多少来自中国的抗疟药，被当地的母蚊子攻击之后，依然白天黑夜打摆子不止。
屠呦呦深知这当中的根本原因，一语以蔽之，雌蚊身上的抗体使然，再好的药物，用多了，抗药性就来了。
显然，拥有强大医药科学力量的美国人，面对着越南的蚊子有点束手无策。美国的历史全部加起来，两百多年，可两千多年来，我们的祖先却利用自己的知识，一次次地战胜了流行于华夏之中的种种大疫，人口一路增长到现在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
人民领袖说得对，未来的医学还是要建立在中西医结合的基础之上。西医学中医，中医学西医，两条腿走路。既然西医面对母蚊子已然无计可施，何不在中医的宝库里寻找一线新的生机呢？
在这种思想的引领之下，屠呦呦开始认真地研究起中国古代医学的各种文献来，从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开始，《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五禽戏》、《诊籍》、《岐伯按摩卷》、《针灸甲乙经》、《脉经》、《肘后备急方》、《雷公炮炙论》、《明冤实录》、《刘涓子鬼遗方》、《内经太素》、《诸病源候论》、《明堂类成》、《素问补注》、《仙授理伤续断秘方》、《新修本草》、《经效产宝》、《千金要方》，一直读到明代药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除了大量地阅读古籍外，屠呦呦还和同组的人大量查阅和收集了古今医药书刊资料，从中挑选了出现频率较高的抗疟中草药或方剂。
就在屠呦呦深入钻研中国古典方剂的时候，为了改善中西医结合的研制方法，623机关即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将与中医研究院配合的顾国明调回原单位，同时派来了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的业务骨干宁殿玺来到了屠呦呦组里，以西医鼠疟动物实验模型的方法，加强了与中医研究院的新一轮合作。
1971年5月23日，523项目领导小组在广州召集了一个抗疟新药全国工作会议。
从医学攻关的角度来看，四年过去了，至今仍然没有找到抗疟的特效药。这当中，又不知有多少越南游击战士和美国大兵死在了南越那些极为猖獗的蚊虫口下，由此导致了美国国内反战运动不断高涨。
会议开幕前，周总理特地从北京发来电文，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同时要求全国医务工作者齐心合力，争取在不久的将来将国家热带疟疾疾病的防治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作为北京中医研究院的抗疟药课题负责人，屠呦呦也参加了这次的广州会议。会上她介绍了利用胡椒酮抗疟的一些经验。
从广州回到北京之后，在军科院623及中医研究院两边领导的支持下，以屠呦呦为组长，以宁殿玺、郎林福、刘菊福与钟玉蓉为组员，几个人精诚团结，继续埋头研制着新的抗疟药。
广州会议之后的几个月里，41岁的屠呦呦在处理好家庭与事业关系后，又开始了夜以继日的研究工作。在所里的实验室中，工作小组前后加入了100多种中药的水提物及200多个醇提物样品。经过对380多种提取样品的药物筛选，渐渐地他们开始把先前的工作重点从胡椒转移到了青蒿上。
从古典医学的《神农本草经》、《肘后急备方》到《本草纲目》，在治疗疟疾病的文献中，先人们都曾提到过青蒿的效用。特别是东晋年间著名的医药师与炼丹师葛洪在他的《肘后备急方.卷三治寒热诸疟方.第十六》有这样的文字：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那些天里，屠呦呦不论是在单位里还是回到家中，她总在想着葛洪以及他的这个治疟方子。
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人称葛仙翁，于283年出生于长江边上的丹阳，祖上在与曹操、刘备他们打了一辈子仗当中，为吴王孙权卖了一辈子的命。孙权去世30年后，葛洪来到了世间，一生著有《抱朴子》、《梦林玄解》、《神仙传》及《玉函方》等书。年轻时，受儒家影响，葛洪一心向往功名。30岁那年，响应司马家族号召，葛洪参加平息扬州石冰发起的叛乱，因功升为伏波将军，赐关内侯。40岁那年，回到乡里，隐居不仕。受道家影响，葛洪拜南海太守鲍靓为师，开始学习炼丹术。43岁那年听说交趾（今越南）出产丹砂，举家南迁，后隐居罗浮山修行丹术，70岁时回内地杭州继续结庐炼丹，80岁去世。
终其一生，葛洪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阴阳炼丹上，其著作《抱朴子》集炼丹方略，尽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与禳邪却货之事。
炼丹之余，葛洪亦行医于周围，实践之际，葛洪悉心总结治疗心得，同时搜集民间医疗方剂，据此完成宏著《玉函方》。由于卷帙浩繁，难于携带检索，葛洪将其中临床常见疾病、急病及其治疗等摘要简编而成《肘后救卒方》，使医者便于携带，以应临床急救检索之需，此八卷70篇书籍堪称中医史上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
而正是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卷三治寒热诸疟方.第十六》中的<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文字，引起了1600多年之后一位女药学工作者屠呦呦的深思。
何以过去在多次实验中，每次都是按照传统的中药煎煮方式提炼出的药剂，对小白鼠的作用不大呢？看来还是绞取汁尽服之这六个字，我们没有理解透。很明显，葛洪的方剂指的是在常温之下的取汁方法。为什么不尝试着用低温之下取得的青蒿对小白鼠试一下呢。
广州会议4个月后的1971年9月里，屠呦呦和她的团队开始尝试着利用刚刚采集回来的北京青蒿叶片，分别用水和乙醇制成的水煎浸膏和乙醇浸膏在不同的温度中反复在小白鼠身上试验着。渐渐地他们发现，只要实验提取物的温度高过60度时，效用就开始下降。
看来不论是用水还是用乙醇提取青蒿的温度要求都不太理想。为了降低标准大气压的沸点，实验小组又尝试着用乙醚来提纯青蒿液的浓度。乙醚在常压之下的沸点为34.6度。为了获得更多的乙醚提取物，屠呦呦他们课题组因陋就简，干脆到离中医研究院不远处的百货商场里买了七个大缸回来，权作提取容器。因为乙醚有毒，屠呦呦和她的几个同事干脆在没有通风条件的实验室里带上简易的口罩做起了实验。
屠呦呦印象特别深，章所长曾来实验小组通知说，因党和国家领导人十一当天要上天安门，与民同庆建国22周年，所以全院也要组织相关的庆贺活动。不曾想，突然之间院党办又来通知，紧急通知今年的十一活动，党和国家领导人不上天安门了，除此之外各级党组织的庆祝活动照常时行。
年年十一人民领袖和他的那些亲密战友都要上天安门的，怎么偏偏今年就取消了呢？
半年之后，一次屠呦呦他们这些非党员群众坐在中医研究院大会议室里听领导在上边做报告，说是一个叫林彪的坏人已经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了。林彪？哪个林彪？会议主席台上的院领导一口一个林贼的那个人难度就是多年来民众高呼祝其永远健康的那个副统帅吗？ 一时之间，屠呦呦和坐在她身边的所有群众们，谁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至此他们才明白为什么去年十一国庆节天安门活动突然被取消了。
当然，像往年一样，1971年的十一国庆节期间普通老百姓照常还是要休息两天的。
1971年10月4日，也就是十一国庆节节后的第二天里，一个让后来所有中医研究院员工怎么也不敢想象的事情发生了。
这一天，在屠呦呦的组织下，一项实验的成功，竟让这个从名气到规模远远要小于东边不远处的清华、北大与科学院的小小中医研究院里，竟然诞生了中华民族第一块诺贝尔科学奖。
距这一天的44年零1天后，一个来自于遥远瑞典的电话通知说，请问你是屠呦呦女士吗，恭喜你，由于你在医学方面的卓越贡献，你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生物与医学奖。
对屠呦呦的实验小组来讲，对中医研究院的所有员工来讲，对整个中国科技界千千万万的工作者来讲，1971年10月4日，即国庆节上班后的第二个工作日里，中国科学历史上在这一天里，取得了一项极为重要的科技成果。
经过了190次不断调整与改进的实验之后，1971年10月4日，屠呦呦和她的几个同事，决定用第191号青蒿物乙醚中性提取物抗疟试验中，终于得到了他们翘盼已久的成果，提炼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百分之百，当中毒副作用低，抗疟药效极为明显！
谁证明了这一点呢？
三天之前，由屠呦呦的中医研究院的同事郎林福亲手挑选与注射的小白鼠证明了这一点。像以前的试验一样，郎林福先是将针头扎入那些患有疟疾症的小病鼠身上，取出1X107疟原虫单位的血液，然后将这些带着病毒的血液注射进多只体重在20克左右的健康小鼠身上，接下来就是静静地观察了。
与往日不同的是，三天之前那些被注射了病血的小白鼠们全无病态反应，依旧像健康时表现得那样，在笼中欢快地奔跑着。屠呦呦和她的同事将其中的小鼠从笼中取出，并在其尾部抽血检验，结果显示，小白鼠身上的疟原虫全部消失了！
小白鼠身上获得成功之后，在军事科学院及中医研究院的支持下，屠呦呦他们又找来了31只实验狗与实验猴分别进行了三组测试，即肝脏毒性实验、肾脏毒性实验与病理学查检。
结果再次证实了第191号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抗疟物的药效良好且副作用极小。
当小白鼠、狗类及与人类基因相似度97.5％猴子的实验程序都走完一遍之后，接下来就要进行5到10个化合物的三期临床试验了。
简单地说，经过小鼠及猴子等动物实验之后，人就得上了。
谁上？
在会议室里讨论临床试验时，所有在场的人发言都很踊跃，可在一旁静静地听了许多的屠呦呦只是轻轻地问了一句：第一批人体实验，需要三个志愿者，有人报名吗？
刚刚还热烈异常的会议室，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没有人作声。
许久，42岁的屠呦呦站起身来说：这样吧，我头一个报名，还有哪位同志愿意和我一起参加第一批试服人体实验。
全场仍是一片寂静。
最终，一直在小组里作为屠呦呦坚定助手的郎福林站起身来说：算我一个。
又过了一会儿，另一位同志岳凤先起身道：我愿意参加第一批探路试服实验。
看到这里，屠呦呦眼里有些潮湿了。
就这样，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准备，屠呦呦和另外两个志愿接受测试者来到了中医医学附属东直门医院。
人体测试共进行了七天，当中的测试药量不断增加，即第一天0.35克，第二天0.5克，第三天1克，第四天2克，第五天3克，第六天4克，第七天5克。
一周之后，院方给出了测试结论：经7天的用药，未发现青蒿醚中干新药对人体有明显的毒副作用。
那一刻里，所有中医研究院的同事都知道，作为第一批接受人体测试的唯一女同志，屠呦呦早年曾经得过两年的肺结核，她的体质并不是特别的好。此外，作为当时仅有助理研究员职称的她，每月的工资仅仅56元人民币。
什么叫为科学献身？
这位南方来的女子真的太不容易了！
当然，从人类的医药研究史上看，正是屠呦呦这样一个表面上看去，非常安静的女子，从一个中国古人的经典药方开始，通过一系列西方药物实验的方法与程序，引领着人类走上了一条中西医结合的光辉之路。
有点遗憾的是，直到40年后，一位远在美国的华人及一位美国院士的将目光紧紧地锁在了屠呦呦身上之前，长期以来屠呦呦光辉的身姿，并没有为国内甚至业内人给予适当的评价与奖励。
十
先聊聊这位美国院士的那些事儿，他叫路易斯.米勒（Louis Miller）。1935年出生于美国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小屠呦呦5岁。21岁时，在家乡宾州北部的哈弗福德学院（Haverford Colleg）拿到了本科文凭，之后前往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大学医学院学习，25岁那年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之后获得了纽约市西奈山医院（Mount Sinai Hospital）住院医的机会。由于同在纽约市，米勒又到离西奈山医院不远的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传染病中心参与了疟疾病的研究。正是在这段时间里，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新总统约翰逊随之将远离美国的东南亚越南战争升级了。侵越美军开始从几万升级到十几成万，1966年前后，美军在越南不断增兵，总量竟达几十万。这当中，最让五角大楼头疼的除了日夜出没的越共之外，再就是无所不在的蚊虫。那些带着一身疟原虫病毒的母蚊子们把美国人给咬惨了。为了解决这一困境，美军几乎想尽了一切办法，又是DDT喷洒，又是超声波电子驱蚊器，又是蚊帐，又是奎宁，又是氯喹，美国人几乎是想遍了所有方法，依然斗不过那些出没于印度支那草丛当中的雌性蚊子。为了搭救前线士兵的生命，美国这边的很多医学研究机构也都在争分夺秒地加紧研发着各种抗疟新药。与此同时，胡伯伯只要见到中国的人民领袖，北越总理只见与周恩来谈援助，三句话就会回到抗疟新药上来。为了让更多的越共打击美军，中国方面由解放军总后勤部牵头，以代号为523的军事行动为推手，全国一盘棋，从中医到西医，围绕着治理疟疾病，也开始和美国人争分夺秒地研制起新药来。
在这个大的国际背景之下，32岁的米勒博士身负机密使命，从纽约飞到了离越南前线最近的东南亚城市泰国曼谷，在当地的一家美军医学研究基地中，与同事们紧密合作，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力争抢在中国人之前将抗疟新药给研发出来。
业内的人都知道，研发新药多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绝对不可能像半疯的特朗普总统所言，担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自己连任，逼着医学人员在短期内抢先研制出疫苗或新的特效药来。
中国的523小组拼命地推进着抗疟新药的工作，党外的屠呦呦，在523小组成立了一年之后，在党组织的特殊批准之下，也投入到了这项任务当中。
美国的米勒医学博士之类也纷纷飞到越战前线，投入到新药研究的工作中。
然而，令华盛顿大学的博士米勒与北京医学院本科生屠呦呦都没有料到的是，当北越的大军杀进当年美军在越南的大本营西贡，胜利之后的北越人将西贡更名为胡志明市的时候，中美两国的医药工作者都还没有将他们研制的抗疟新药变成战略物资送到双方战士的手上。
事实上，当屠呦呦的研究小组将青蒿素I号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推进到临床试验之际，越南战争已基本结束了。
而米勒他们却连抗疟新药的影子还没有看到。
由于523项目事关机密，所以中方研究人员也多是在秘密的情形下推进相关工作，因而所有相关的数据与论文，出于保密的原因，皆不能在公开的学术期刊上发表。
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美军败退印度支那。
由于523秘密小组依然没有撤销，所以屠呦呦他们搞出的学术成果仍旧不能被发表出来。
直到70年代末期，中国和美国建交之后，改革开放了，国家才允许将有关抗疟新药方面的成果，在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
曾在曼谷研究过抗疟新药的米勒博士，后来回到了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继续从事传染病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36岁那年，米勒受聘于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2020年新冠疫情时这个中心的负责人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可没少给特朗普总统脸色看。
按常理讲，这个研究所的学术水平应该是全球在传染病方面最高级别的研究机构，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不要说2020年的新冠肺炎方面，他们的工作成果远远不及太平洋对岸的中西医综合治理的效果，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展的疟疾病研究方面也不如屠呦呦的中西医团队。
与屠呦呦不同的是，米勒博士除了在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担任要职之外，从屠呦呦第一次正式和一群同事共同署名发表青蒿素论文的1979年起，到1987年的整整8年里，米勒博士同时还供职于著名的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54岁那年米勒博士担任了美国热带疫病与健康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Hygiene）的主席，同时成为了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而这一年已经59岁的屠呦呦仍然是北京中医研究院里的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研究人员。
除了学术之外，米勒和他的同事还积极研发药品，由此他先后于1991年6月获得了美国医药第 5,028,425. 2号专利，1993年3月获得5,198,347. 30号专利，1995年7月获得5,541,292. 30号专利，2005年2月获得了6,855,323. 15 号专利以及2005年11月获得了6,962,987. 8号专利。
由于米勒院士在人类在热带传染病方面从学术到实践方面的各种贡献，他先后获得过国际上的各种著名奖项，名气比较大的包括沃尔特.里德奖（Walter Reed Medal）、总统奖（Presidential Award）、以及保罗.赫尔里奇奖（ Paul Ehrlich Prize），国际传染病学术研究奖（Award for Distinguished Achievement in Infectious Diseases Research,）哈里福德学院人道奖（Haverford College Humanitarian Award）等等。因米勒院士在国际医学界的卓越贡献，诺贝尔基金会给予他一个特权，即每年他都有资格提名推荐一位诺贝尔医学奖候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