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益民食品一厂里，江同志经常组织青年人在一起打篮球、托排球、组织舞会。舞场就在代乳粉车间，虽然引进一套代乳粉生产线，但此时尚未安装。舞会开始之前，他总是背着滑石粉洒在地上，让大家脚下滑起舞步来更顺溜欢畅。

在搞活动中，他总是启发工人要爱护工厂，好好干活，只有好好干才能不失业，不失业才能保住饭碗子，才能好好地活下去。工人都把他当作知己，相信他说的是知心话，相信他的话。

当年的女工蔡桂英回忆说：“我和他都是一九四七年进厂的，我是个穷丫头，他是地下党，很重视帮助我们这样苦大仇深的人，他还经常问我：‘今天做了几吨（鸭子）？’那时我们做鸭子罐头，毛很多，要把鸭毛拔干净，工作量大，只有上班时间，没有下班时间，很辛苦。那时厂里每日送给军官饼干、牛肉干等，常分给我和一些穷工人吃。”

在蔡桂英的记忆里，他喜欢组织大家运动，打篮球、打排球，有时候也打打网球。六十年后，她还清楚地记得晨间那热情的招呼声：“我住在工厂宿舍里，常做夜班，清晨下班后正要睡觉的时候，他总是喊‘小鬼，我们去打网球’。”

六十年前，那个虽然长期做夜班，每天清晨正是睡觉的时候，江同志还是要把她叫起来打网球的女孩蔡桂英，如今也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她是当年用煤油炉给江同志等几位单身汉烧饭的陈丙青的儿媳妇。她现在像一个收藏家一样，常常向客人显示一下她的“镇宅之宝”：

她指着那张小方桌说：“这是江同志当年用的方桌，本来是高的，我把四条腿锯了，让四个孩子围着吃饭，做功课。江同志临走的时候送给我公公的。”

她指着那张床说：“这是江同志睡过的四块铺板，其中两块我用来打了橱，剩下的两块搭成了床，我们一直在用。”

她还指着仿红木的三角衣架，说：“这是江同志的三角衣架子，我儿子结婚后，我送给儿子了，现在我又要了回来。”

她从碗橱里拿出江同志当年用过的碗和瓷盘，那两只青花洋瓷盘呈椭圆形，特别精美，是烧鱼用的，底部印有“MADE IN ENGLAND”的字样，是英国生产的。

令蔡桂英最为珍惜和兴奋的就是她的结婚证书了，在证婚人栏下有江同志的亲笔签名。蔡桂英很骄傲地说：“我肯定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当证婚人！”改革开放以后，上海益民食品一厂曾把这张有证婚人江同志签名的结婚证书挂在本厂食品营销店的门市部，作为广告招徕顾客。挂了一段时间，又取下来了。

说到结婚时的情景，蔡桂英的脸上会飞起红晕，她说：“我们结婚前，江同志主动对我丈夫说：‘我当你们的证婚人吧。’我们是益民食品一厂第一对结婚的员工，婚礼是江同志一手张罗的，就在厂里举行。摆开十五桌。烧菜就在厂矮平房那儿，厂里用柏油桶敲打成一个大炉子，煤饼也是厂里的。有江同志证婚的婚礼就特别热闹，他那天穿着藏青色中山装，洪亮的嗓门冲着我们新娘新郎叫：‘快来！快来！我这个证婚人你们还没敬酒呢。’来参加婚礼的有公公的同事，我的同事，丈夫的同事，共150多人……他还周到地给我们新婚夫妇借了一辆奥斯汀小轿车，让我们兜风去拍婚纱照。”蔡桂英说完她结婚时的盛况，工人的那种当家作主的感觉仍荡漾在心头，接着又会说：“全靠江同志像亲人一样与我们工人心贴心。那时还是小青年的江同志就有着当兄长的气概，谁有难，他都尽心尽力给你实实在在的帮助！”